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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可取用的史料也越来越多。翦伯赞说： “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1](p.21) 在文艺作品中，诗词歌赋、小说戏剧，都含有丰富的史料。本文专谈小说的史料价值，首先引述中外各家的论点，然后分5方面举例说明①。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有一段名言： “他(按指巴尔扎克——笔者)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pp.683～684) 我国学者也认为虚构的小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小说的史料价值，他说： “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等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3](pp.60～61) 陈寅恪也肯定小说可以证史。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到康駢《剧谈录》所记元稹见李贺之事不实时说： “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4](p.84) 据他的学生石泉、李涵追忆，陈寅恪认为：“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5](p.33)又据石泉追忆，陈寅恪还讲到： “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6](p.157) 杨绛说：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劈头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这段话把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说得最醒豁。‘凭空捏造，以实其事’，就是说，虚构的故事能体现普通的真实。”杨绛还引西方文论家的话：“一件虚构的事能表达普遍的真理(aparticularfictioncanleadtowardsageneraltruth)。”[7](p.152；p.159) 以上诸家从原则上讲清了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故可以作为史料使用。下面从5个方面举例，具体说明小说是如何反映历史情况的。 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某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 >>>例：从《莺莺传》看唐代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习。 唐代元稹写了一篇有名的小说《莺莺传》，又称《会真记》，传中的张生实即他自己的写照。 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一文中，首先释义“会真”一词。他说，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意。唐代，仙(女性的仙)之一名，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此传写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最后还有一段张生自我辩解的“忍情”说： 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 元稹为什么敢这样公开地文过饰非呢？陈寅恪认为，从“会真”一词，可推断崔莺莺所出必非高门。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唯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但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13](pp.112～116) 陈寅恪通过以上诠释，说明《莺莺传》反映了唐代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尚，评价“此传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是也”。 类似陈文，取材笔记小说以说明一代某种风气者，还有严耕望著《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等文，可参阅[14](pp.232～271)。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例：吴敬梓著《儒林外史》，刻画了范进这样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向上爬的典型人物。 中国明清两朝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制义，把读书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因此读书人醉心举业，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书中写范进从考中秀才到考中举人这一过程最为精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心的腐蚀和世态炎凉。 范进以童生资格去考秀才，从20岁起应考了二十多次，到54岁还在应考，终于考中。以后又考中举人，得知中举后因狂喜而一度中风。范进中秀才前无人理睬，连他岳父胡屠夫也鄙视他，中秀才后胡屠夫对他稍稍改变了一点态度，但仍是看不起他。可范进一旦中举，胡屠夫便说他女婿是“天上的星宿”，尊称他“贤婿老爷”。范进中举前，穷得抱着鸡到集市上去卖，乡试中试后立即暴发。 “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通过科考，能猎取富贵，故“举业”被读书人视为神圣。《儒林外史》通过选家马纯上之口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15](p.47；pp.167～168) 鲁迅说：“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16](p.175)《儒林外史》典型地再现了明清封建社会士子追求功名富贵的生活真实，鲁迅给以高度的评价：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6](p.177) 折射出真实的历史事件 >>>例：从《续玄怪录》看唐宪宗被弑一事。 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指出永贞内禅和宪宗被弑是晚唐的两大事变，是阉党之深讳大忌，故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对此不敢不有所避讳。幸赖有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才能窥知宪宗被弑一事的真相。陈文在引征了《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后，写道： “复言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诚可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者矣(此语见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外廷之士大夫，则是宫禁之中阉宦党派斗争时及决胜后可怜之附属物与牺牲品耳！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中，此点关系至钜，特宫禁事秘，外间本不易知，而阉人复深忌甚讳，不欲外廷有所得闻。宪宗为中兴之英主，其声望更不同于他君，故元和一代，其君主与阉人始终之关系，后来之宦官尤欲隐秘之，以免其族类为士大夫众矢之的也。” “然则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之二大事变，即元和一代，其君主与宦官始终之关系，实为穆宗以后阉党之深讳大忌，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夷改易，绝其迹象。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17](p.75；pp.80～81) 卞孝萱在《控诉唐顺宗被弑的〈辛公平上仙〉》一文中，也承认“小说《辛公平上仙》影射一位皇帝被弑，这是没有疑问的”[18](pp.247～258)。但卞孝萱认为被弑的是唐顺宗，而非唐宪宗。 >>>例：从《桃花源记》看十六国时的坞壁。 《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寓言的性质十分明显。但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 其寓意之文，古今所知；故专就纪实一点立说，别拟新解，成《桃花源记旁证》一文[19](pp.168～179)。陈寅恪在文中说： 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中原避难之人民或远离本土迁至他乡，“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当时有许多堡坞，虽亦有在平地者，但多在“山势险峻之区人迹难通之地”，因“非此不足以阻胡马之陵轶，盗贼之寇抄也。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其具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 陈寅恪还认为： “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符秦，而非赢秦。” 总之，陈氏“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说明《桃花源记》这篇小说反映的是“十六国”时期北方人民屯聚坞堡，据险自守的历史情况。唐长孺认为： “陈先生所论，在说明当时常见的避难入山之事，与《桃花源记》所述事实有关的一方面，观察非常敏锐。”[20](pp.622～635) 但唐长孺以为，《桃花源记》所述故事，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陶渊明所说的“乱”是指繁重的赋税压迫。唐长孺对《桃花源记》所反映的具体历史情况的解释，与陈寅恪有所不同，但也认为《桃花源记》有纪实的成分。此外，可参看严耕望所撰《中古时代之仇池山》，亦论及坞堡城守之事[14](pp.122～131)。 觇人情而征人心 钱钟书说： “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22](p.271) >>>例：《聊斋志异》对秀才入闱心态的生动描写。 《聊斋志异》“王子安”条，写一个困于场屋的东昌名士王子安。他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醉后，狐扮报人和长班来戏弄他，而他以为真的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一条的“七似”，堪称刻画秀才入闱心态变化的经典之作。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23](p.530) 蒲松龄久困场屋，一生没有考中举人，到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没有多次应考失败的惨痛经历，是写不出这“七似”的。 提供具体细节 小说能提供许多“正史”中没有的细节，对于深入了解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是十分有用的。 >>>例：《金瓶梅》描写世情，详尽逼真。 《金瓶梅》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成书，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的社会状况。这部小说不仅提供了当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细节，还刻画了西门庆这样一个兼有富商、恶霸和官僚三重身份的封建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人物。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西门庆如何通过偷税漏税、放高利贷、做官受贿种种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第49回写西门庆得到盐引后，通过交结巡盐御史，比别的商人早早支出食盐，获得暴利的情节，绘声绘色描画出官商勾结的黑幕交易。鲁迅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16](p.142) 《金瓶梅》一百回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金瓶梅词话》系统，一是《原本金瓶梅》系统。《词话》提供的细节更多，《原本》把它们删掉了许多。施蛰存在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金瓶梅词话》所写的跋中说： “然则《金瓶梅词话》好在何处？曰：好在文笔细腻，凡说话行事，一切微小关节，《词话》比旧本均为详尽逼真。旧本(按指《原本》这个系统——笔者)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抵不过《词话》之雕镂入骨也。所有人情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朝末年浇漓衰落的社会来……故以人情小说看《金瓶梅》，宜看此词话本。”[25](p.162) 总之，历史学家经过精心分析，可以从小说中发掘有用的史料。但使用从小说中发现的史料时，应参照其他方面提供的史料，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注释： ①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小说”原指非关大道的琐屑之言(参见《庄子•外物》、《汉书•艺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小说作品，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有虚构故事情节的小说。本文所谈的小说，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主要指以散文体形式表现的叙事性虚构文类。 本文有所删减，转载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期。 陶东风：警惕对“文革”的过度理想化解释框架 “文革”时期各种运动的参与者（特别是红卫兵）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盲目跟风，对“上面”（特别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声音，以及主流媒体说的一切，盲目听从和追随。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多数人，不管是亲历者还是非亲历者，常常归之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教育（“洗脑”）的结果。也就是说，红卫兵之所以没有独立反思的能力，是因为除了革命文化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这种不能独立思考的原因是知识性的缺憾（只接受过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知识灌输），而不是人格的或者道德的缺憾（比如因为利己心、因为恐惧而选择放弃独立思考）。换言之，这种盲从从主观或情感角度看源于真诚的信（虽然这信现在看来经不起理性考量），真诚地相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在它危及自己的时候）。 但阅读近期出版的《我们忏悔》一书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种盲从，这种盲从谈的人相对较少，这就是由于道德或人格缺憾造成的盲从。更准确说，他们即使具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因为利益考量（从最基本的生物性生命存在，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其他利益），由于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特别缺乏说出真理的胆量和勇气，他们仍然有意识地（理性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违心地说话与做事（说谎、跟风、批斗自己知道的好人等等）。后一种盲从实际上是犬儒、投机，而不是愚忠、狂热。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有大量的盲从者是属于后者。他们盲从和跟风的原因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主要原因是无知，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思想储备，属于不能而非不为），而是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或至少是怀疑的能力，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心存疑虑，但是由于恐惧、由于利害得失的考量，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不敢说出真理。但是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回忆录却很少谈这种利益和畏惧驱动的盲从，好像反右、“文革”中的盲从者真的都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似的。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后者的一些例证。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忏悔》（第41-50页）是书中唯一一篇回忆自己的反右经历而非“文革”经历的文字。据其记叙，1957年反右期间，北大中文系学生赵遐秋是班里的团支书，正在准备入党。6月9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第二天，班级党小组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由赵主持。赵觉得邵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不管是否过激，动机是好的，因此发言不积极。做总结时也是轻描淡写，并未上纲上线，结果受到党小组长义正词严的“警告”，说她的总结“语气平平”，“没有战斗性”（第43页）。第二天，赵又受到牛某（估计是一个更大的官）更严厉的警告，并把问题提高到“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的吓人高度。这给了赵“当头一棒”，使她“后怕了起来”。“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的确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两意。”（第44页）很明显，赵遐秋与其说是被说服了，不如说是被吓倒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怀疑和独立思考：“我必须给自己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第44页）经过这样的思维转换，批判邵家基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第44页） 如果说赵遐秋对权力的巨大恐惧是她放弃独立思考的直接原因，那么，利益和私心（包括求生的欲望）就是间接的或根本的原因。赵对“组织”的畏惧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她要求“积极上进”。果然，转变立场和思考方式之后，她的表现终于得到肯定，并于1958年如愿入党。抚今追昔，赵遐秋感叹：“反右派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严严地关上了那智慧的大门。”（第45页）值得注意的恰恰是：这个“智慧大门”是被作者自己有意识地关闭的，她不是不能想或无能力想，而是“不敢想”。 赵遐秋记叙的第二件事是关于彭德怀案的。组织上传达了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后，赵遐秋本来是很怀疑其正确性的，心中的疑问“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第46页）说到底，还是“不敢”。 更有意思的是，庐山会议后赵遐秋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农村极度贫困的现实使得赵遐秋认识到：自己参与“反右倾”运动，批判同学高永波和邢志恒是错误的：“胡庄农民的极度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她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第49页）但就在这个时刻，恐惧再次袭来，“我又害怕了起来，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么？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于是再次说了拥护反右倾的“套话、假话”。（第49页）这个例子说明，即使不掌握不同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另一套思想和知识，一个具有基本认识能力、尊重经验事实的人，仍然能够基于经验而发现极“左”意识形态的荒谬。但是由于缺乏坚持的勇气，最后她仍然选择放弃了怀疑和独立思考。 赵遐秋是诚实的，她坦率地承认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政治前途”不能仅仅理解为仕途的升迁，而且关系到能不能保住生命。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极权社会，政治立场不仅决定仕途，而且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但不可能得到升迁，而且还会失去自由，失去生命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直至失去性命。因此，我指出赵遐秋（也包括其他很多跟风和说假话的人）不敢坚持独立思考是因为缺乏勇气或由于现实考量，绝没有责备和苛求的意思。毕竟不说真话毋宁死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过高的道德要求。我只是想借此表明：虽然“文革”时期很多人的盲从不乏真诚，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缺乏另一种思想和知识，但这种真诚的盲从者肯定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很多人，特别是曾经盲从、跟风的知识分子，夸大自己盲从的真诚无知的一面，而避讳其利益考量的一面，犬儒和投机的一面，大概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君子耻于言利”的心理在作祟。好像无心之失总比有意犯错要光明正大一些。但这样做的消极后果， 是不能从根源上反思极权主义，在夸大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洗脑力量的同时，低估了其对物质、经济、政治资源特别是暴力的垄断的决定性意义，看不到这种垄断才是极权主义统治得以维持的根本保证，也是它的意识形态得以推行的根本保证。“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谬性对很多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在大饥荒爆发后更是暴露无遗。但由于极“左”权力垄断了生命得以维持的物质资源，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荒谬性，更不要说纠正它了。 强调这点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获取批判和反思“文革”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已经变得比以前远为容易，因为无知而放弃独立思考的盲目跟风者已经越来越少了，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和犬儒之辈。但是如果权力依然牢牢控制着人们的生存资源，而且意识形态与人们基本生存之间的联系依然不能被打破，如果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依然是高昂的生存代价乃至生命代价，那么，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说假话。 回放、检视和盘点中国古代的官场生态，贿赂现象恰如一个光学玩具的万花筒，一转一现象，再转又是另一现象，种种丑恶表现尽收眼底，不绝于书，不绝于世，不绝于史。官场贿赂在其发展过程中，还经常发生着各种变异转化，于是乎诸如以字画形式出现的“雅贿赂”，如以女色为形式的“性贿赂”，然而还有一种虽然不见半分形、却有十分效果的现象千万不可小视，这就是蔓延于官场以溜须拍马形式出现的“精神贿赂”。“精神贿赂”就是一些谄谀之臣、心术不正、动机不良的厚颜无耻之徒，为了一己之利或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往往以花言巧语、极尽阿谀奉承的方式来迎合上至帝王下及上司，其结果往往祸国殃民，贻害他人。在中国古代官场，“精神贿赂”就像一剂政治腐蚀剂，它的精确表现形式虽然还难以言表，但它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的基因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旧时官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它所产生的腐蚀作用却又深深刻入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肌体中，是古代中国官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古代官场上腐败的发酵剂、润滑剂和粘合剂，并在不同的场合时时产生多元的神奇效用。 借助史书，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精神贿赂”的始作俑者是谀臣。谄谀之臣无非就是溜须拍马者也。溜须典故出自于宋真宗时参政知事（即副宰相）丁谓逢迎当时宰相寇准之事。寇准为宰相时，丁谓对之毕恭毕敬，唯寇准马首是瞻，唯寇准之言是听。某日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议事后用餐，一不小心菜汤弄脏了寇准的长须，丁谓不顾颜面即起而为之揩拂，即溜其须，为此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视为仇人，一心伺机报复以洗耻辱。后丁谓果然串通内侍诬告寇准阴谋拥立太子，把寇准贬出京城，出知相州，后又再贬其为雷州司户参军。 拍马屁”一说源自于元代蒙人习惯，两人牵马相遇，要在对方马屁股上拍一下，表示尊敬。然而趋炎附势者看到权贵策马而来，不管其马优劣如何，便争抢拍着马屁股恭维一番：“大人的好马，大人的马是好马！”于是“拍马屁”成了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同义词。“拍马”与“溜须”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人合为“溜须拍马”一词广为流传。 溜须拍马，虽然自宋元之后正式成为典故成语，但阿谀之臣，却是古来有之。要说从何时而起，是谁人为始，已无法考证，也无需考证。只是司马迁的《史记?龟策列传》中就有记载道：“桀有谀臣，名曰赵梁 。”《管子?八观》中也提到：“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宋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指出：“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由此看来，阿谀谄媚之臣，源远流长，此话不虚。说到阿谀之臣的处世态度，就是圆滑；说到其手中常用之器具，就是行贿，行的是“精神贿赂”。在中国古代的官场政治中，“精神贿赂”远比物质贿赂表现得更为突出。物质贿赂者，还得行走于政治边缘，玩弄于黑暗之中，还得悄悄地干活。然而“精神贿赂”却一反贿赂之常态，竟敢出手于庙堂行殿之上，玩弄于光天化日之下。相较于物质贿赂赤裸裸的物质相送、利益相诱而言，“精神贿赂”更具行动上的灵活性、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它只需一副歪样心眼、一张嬉皮笑脸、两片巧嘴唇皮就行。皇帝老儿，整个儿天下都是他的，当然还要什么物质贿赂呢？只有由他来进行行赏呢！当官的，为官一任，权倾一方，自然他们变着法儿可以搞钱发财，但他们却都同样喜欢精神享受，更喜欢“精神贿赂”。虽然“精神贿赂”不见半分形，但如一阵香风容易吹开官人心扉，使人在精神和思想上放松戒备和警惕，变得昏昏然、飘飘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掉入“温柔的陷阱”，最终被行贿者牵着鼻子走，任其利用和驱使。 有一则妇孺皆知的笑话足见“精神贿赂”的威力：说从前有个爱拍马屁的人，皇帝、百官都被他拍得团团转，以致误国殃民。阎王闻后大怒，便派小鬼将他捉拿到阎王殿以明刑正典，准备判他个下油锅。在阎王面前，此人两眼骨碌一转，“扑通”一声跪下，哀声说道：“阎王老爷，不是小人愿意低三下四，而是那些人喜欢让我吹捧奉承。如果他们都能像您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我怎敢拍马，即使拍马又有什么用啊！”阎王一听觉得这话在理，句句入耳，于是就判他个无罪，打发小鬼把他回送了人间。清人方飞鸿所著的《广谈助》中也有趣事记载：一书生平时善谀，死后见阎王。阎王突然放了一个屁，读书人上前鞠躬进辞：“伏惟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阎王闻后大喜，命牛头鬼带到别殿赐给御宴。走到半路，读书人对牛头鬼道：“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目炯炯,浑如海底之星。”牛头鬼大喜，扯着书生衣袖道:“大王御宴尚早，先到家下吃个酒头来。”如此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好：“千多万多、马屁不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可见“精神贿赂”果然了得，作为一种特殊的“通行护照”，其功效威力神奇，其作用无孔不入，连在阴曹地府都是畅通无阻，阎罗地王、牛头马面也都喜欢，概莫例外。已无法考证，不知溜须拍马者是否都从地狱走过一遭的人，所以连鬼都喜欢“精神贿赂”早就心知肚明，对于他们来说坚信况乎人呢，所以他们更是肆无忌惮，搞的特别起劲。 史书如山，随手拈来。据史料记载，汉文帝时的嬖臣邓通，专拍马逢迎、阿谀取巧之能事取媚汉文帝，时常能把文帝捧得云里雾里。文帝对邓通也是倍加宠爱，甚至时时去邓通家玩耍游戏。在一次看相术士戏言邓通“当贫饿死”。 文帝闻言而道：“能富通者在我也，谁人使之贫乎？”于是赐蜀中铜山与邓通，让其自得铸钱，以致“邓氏之钱”布满天下。而邓通则更加独自谨其身而以媚上，当文帝痔疮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其痛难熬之时，邓通不嫌其脏竟为之吮吸脓血，让文帝不觉哀叹：还是邓通亲，太子都不如。可惜好景不长，及至文帝崩，景帝立，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最后竟与乞丐为伍，身死街头。 东晋后期桓玄拥兵自重，最后篡位自立，建立桓楚，改元“永始”。桓玄登位之初，一日刚坐于御座之上，座椅之下突然塌陷。正当群臣大惊失色之时，侍中殷仲文开口说道：“这是陛下圣德深厚，大地负载不起，以致御座陷落。”一句话便将天谴说成了天运，不由得令桓玄“龙颜大悦”。而殷仲文自此便成了桓玄的心腹侍从、得意门生。后来桓玄兵败，问身边诸臣:“我何以一败至此?”吏部侍郎曹靖之说：“天怒民怨，焉能不败!”桓玄问道：“卿何不谏?”曹靖之回答：“当时朝中一片歌颂之声，都说当今乃尧舜之世，你也欣然相受，我还敢说什么呢?”桓玄听后无话可说。先前对桓玄大拍马屁的殷仲文，先是叛晋依桓，后来见桓玄大势已去，在主子危难之际又逃之夭夭，降附刘裕，最后还是因谋反而被刘裕所杀。 唐玄宗当政早期勤勉自励，故而在他当政时期达到了盛唐的巅峰时代，此时玄宗一心想纵欲享受，于是奸人频出，高力士作为宦官、杨国忠作为妻党不足一谈，而作为有名的奸相，李林甫有着众多超人的手段，其中最为了得的就是凭着“媚事左右（指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从而使唐玄宗长期处于精神昏迷状态，祸乱将至而不自知。盛唐时代的终结者、“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也一个是天下“优等”马屁精。安禄山最经典的拍马屁案例，当属他初见唐玄宗和杨玉环时的出色表演。安禄山初见玄宗时仅仅是驻守边疆的一个节度使，觐见皇帝自当行跪拜礼。但安禄山深知玄宗宠爱贵妃，于是绕过玄宗直接向贵妃弯腰行礼。对此众人不解，玄宗更是直接发问：“大胆安禄山，何故不先拜朕，却先去参拜娘娘？”安禄山振振有辞地说：“万岁息怒，塞外胡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故而胡人礼节，以女为先。”只一句话哄得贵妃喜上心头，认安为子。贵妃为母，玄宗自然就是父亲了。见安禄山如此会说话，玄宗和贵妃一时高兴，当即赏赐了安禄山无数钱财，还委任他担任更为重要的军事职务——范阳节度使。对于玄宗的奖赏，安禄山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我本草民杂种，皇上对我恩重如山，让我如何承受得起，不如削减奖赏，稍安我心。”唐玄宗见他如此乖巧更加喜欢了，又随便问道：“安爱卿腹垂过膝，内装何物呀？”安禄山诙谐地回答说：“别无它物，唯赤胆忠心耳！”这话直击玄宗的心坎，逗得唐玄宗哈哈大笑。对于皇帝来说，正需要臣下的忠心！如此动听之语，哪能不喜欢呢？安禄山尽管身体肥胖，但为博得玄宗、贵妃开心，在他俩面前跳起胡舞，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谁知就是这个安禄山，一朝得宠军权在手便密谋反叛。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天宝之乱”终结了盛唐故事。 《宋史?宗室传四》有这样一则趣闻记载：南宋庆元年间韩侂胄专权，工部侍郎赵师择对之百般巴结。一次韩伲胄赴宴，经过一处山庄，看到人工竹篱茅舍，对赵师择说：“这里真是一派田园景象，就是缺点儿鸡鸣狗吠之声罢了。”过了一会儿，韩侂胄忽听草木丛中传来汪汪狗吠声，仔细一看，原来是赵师择蹲在那里学狗叫呢！逗得韩伲胄开怀大笑，十分开心。不久，赵师择便被提拔为工部尚书。 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微服外出，路遇彭友信，此时正好雨过天晴，万里长空划出一道彩虹。朱元璋兴之所至，信口吟了两句：“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和雨系天腰？”彭友信灵机一动，马上应声接句：“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听得出，彭友信将朱元璋比作玉皇大帝，哄得朱元璋龙颜大悦，第二天早晨就封彭为布政使。 清朝乾隆皇帝宠爱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据说和珅身材忻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又会理财、专长敛财。然而真正的秘诀更在于他对乾隆的耿耿忠心和善于揣摩乾隆的思想意图，他“以帝心为心”，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乾隆爱好黄金，他就建议乾隆建造万佛楼，让王公大臣和文武官员竞相献上金佛；乾隆喜欢谈文论史，自誉无所不知，他就在编纂二十四史时故意在显处抄错文字，让乾隆一一勾出，以显天子英明博学；和珅深知乾隆虚荣，于是在他面前不失时机表现忠心，即使已成一等侯爵，仍然自称“奴才”。当然和珅的这些心思并未白费，博取了乾隆的信任，也换来了仕途的光辉前程，当然也造就了一个权倾朝野、“携天子以令诸侯”的“窃国大盗”。 也许从法律层面的看，“精神贿赂”还谈不上什么犯罪。贿赂两字自古以来，字从贝，意为财。贿赂者，彼此以计赃论罪。但是人们千万不要小视“精神贿赂”的精神作用。从本质方面而言，“精神贿赂”却是为官者们的思想大敌，行为祸根。正是“精神贿赂”，让他们陷入“拍马屁”、“戴高帽”的“温柔陷阱”中，不知不觉地失守思想防线，一步步走向衰败或者堕落，乃至亡国丧邦。而“精神贿赂”者往往中饱私囊，官运亨通，暗中窃笑。作为一种文化的异化现象，“精神贿赂”，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都有各种极致的表现。然而，史书如山高，教训似海深。历史的天空更会常常飘过亡国丧邦者的痛悔之声：物质贿赂者罪，“精神贿赂”者防。后世当切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