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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尽管不是一个风靡一时的话题，但起码也是得到多方关注而众说纷纭的问题。不管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或者是亨廷顿引发论战的“文明冲突论”，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或者多极化的世界。当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后冷战时代，民族文化的差异整合性将取代西化式的现代化的普遍文化理论。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并直观当代跨国语境中的东西方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文学确乎可以对当代相当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某种文化阐释，也可以透过现代化的帷幕看到，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事实上，近年来东方国家之间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已经显露出来，甚至已然落入核军备竞赛的怪圈中。这无疑表明，人类在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之时，在肯定自身文化价值之时，还需学会协调国际关系和将“文明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 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的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本世纪初期的两位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我们的研究只有深入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后殖民文论与二十世纪权力话语的微妙关系，并进而把握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化话语分析意向，才能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中获得清晰的阐释话语，从而对当代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三世界文学的阐释框架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差异和互补问题，作出有深度的回答。 一 “文化领导权”与文化霸权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的民族歧视与文化殖民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广泛兴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葛兰西是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他在二十世纪初叶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他将西方国家机器描绘成一条外围的壕堑，其身后具有一个由堡垒和“阵地”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控制着本国的工人和其他从属的阶级，而且还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这种“专制统治”不仅使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和特权地位成为不证自明的，而且现实社会形态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社会习惯和价值标准，都已然成为专制统治的基础（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Notebooks, New York:International, 1971）。 在世纪之初，葛兰西就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苦难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的方式，剥夺其他阶级、民族和群体生活的可能性，剥夺他们生活的权力和其在历史中的合法性地位，同时，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出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的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存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的霸权局面，甚至形成一种“总体国家”的神话。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一方面体现在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利益服务的习惯性意义体系，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是赤裸裸的暴力，而似乎具有了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如何从他们所设定的普遍事物的合法性背后认清这种专制统治的真面目，并加以抵制与揭露，进而用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理想来取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葛兰西思考的中心问题。 “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统治”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非暴力的形式。 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强化文化方面的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如果它没有发展包括全部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充分的、具有坚实地基的市民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完整的国家。“领导权”始终是在历史联合体中诞生的，它显现出对本阶级的完整的领导话语权方式。如果未能形成这种完整的领导权，那么，其统治将不能持久，而迟早要被一种更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领导权所取代。 统治的直接形式逐渐转换为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的过程，表明了权力已经不断由军事、政治的冲突，转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磨擦，实现着现代权力关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揭示了现代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对于异族或异端思想和其他阶层、阶级控制的新的形式，即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领导权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对于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趋于瓦解。因此，社会的解体始终是因领导权的得失而出现。当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从整体上处于虚弱状态时，其文化领导权的瓦解将指日可待。 领导权除了上述的“知识”、“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以外，还包括“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思想意识领导权主要通过知识和道德的领导，使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在各种权力的束缚中，从思想意识方面使它成为统治者的附庸，被统治者所把握。而政治领导权企图通过对社会集团联合体的文化道德的控制制约，使其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而成为另一统治集团的文化政治附庸，最终达到对其控制和瓦解分化的目的。 在葛兰西看来，在西欧，要想取得革命运动的成功，就必须通过长期的和复杂的“阵地战”，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这种阵地战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领导权机构来取代旧的领导权机构，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取代中发挥着使文化合法化，使每个人都容易接近和理解文化，并使其统治普遍化的独特的政治功能。所以，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结构的动力，他们通过文化，即书籍、杂志、教堂、讲坛和现代传媒反复制作和推出一种思想价值准则和信仰，通过现代的传播渠道，通过控制和操纵普遍接受的词语、符号和情感，在被压迫的一方的意识中，牢固地确立起对生活的批判态度。而真正的劳动者则需要产生并反映这种客观需要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葛兰西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几种不同形态，即暴力性的“统治”的方式和较温和的关于“领导权”的方式，而其“领导权”又可以分为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通过这种权力话语的分析，葛兰西为现代殖民主义的分析及其“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分析，确定了一种分析的模式和基本的思维向度。这一点对当代的后殖民论者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启发作用，并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中不断体现出来。 当然，从事殖民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分析的理论先驱，还有著名的诗人、哲学家法农。其诗歌美学思想与其文化政治思想紧密相关。 二 民族歧视中文化身份的书写 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作为一个诗人、 人道主义者和现代思想家，不仅对近现代殖民主义造成的黑人的心灵创伤及社会破裂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分析，而且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所有遭受西方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而默默无言的受害者而呐喊。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殖民主义是一种掩盖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的掠夺下出现的，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的政治压迫模式（Frantz Fanon, For the Af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这一分析意向模式，无疑是近年出现的“黑人批评”、“少数话语”、“边缘批评”等后殖民视域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先声。 在其重要著作《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中，法农认为， 黑人具有自觉和半自觉的面对现代社会种族歧视的心理痛苦，因此，黑人男女切身地感受和体验到了种族歧视及其罪恶。殖民主义无疑助长了这种种族歧视，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殖民地由白人移民和一些贸易公司进行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开发，它不断地从政治和精神方面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的控制，并不断毁坏他们本土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使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可排解的自卑情结和一种劣等民族的痛苦，从而使得被扭曲的黑人心灵之上再叠加上更大的灾难，即使其大量生育而保证奴隶资源永不枯竭，使黑人成为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主的民族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 这种殖民权力合理化，掩盖了黑人存在的合法性，使其在一种温情脉脉的资本渗透的面纱中，加深着种族歧视的鸿沟，加强了殖民制度的法规和结构。通过严格的社会分化制度，将黑人和白人分成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并将“宗主国”理想化。不仅奴役、买卖和控制黑人，还使黑人接受其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心灵的置换术，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他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形，在心灵上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的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作了“文化殖民”的铺垫。 在这种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方式下，黑人无疑变成了劣等民族，变成了自我羞辱和灵魂痛苦挣扎的一群，他们为获得白人的另眼相看，挣脱自己劣等民族的枷锁而挤入上等社会，抹去自己与生俱来的黑色身份的耻辱，就在无意中对自己的肤色面貌产生厌恶憎恨，从而在灵与肉上都处于一种自卑和自毁的可悲处境。 由于身患白血病，法农36岁时即英年早逝。在去世前不久，他写出了重要的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在此书中， 他对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剥削非洲民族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成为寄生的阶级加以了尖锐的批判，并对殖民主义和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这些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组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政治派别，其开始是爱国的进步力量，但很快就蜕变为黑人贵族行使领导权的工具。所以，民族主义政党是坚持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懦弱的，因而，必须把他们从资产阶级中争取过来。也就是说，他强调了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黑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觉醒，才可能发现自己不幸的命运，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才可能使自己真正获得自己命运转折的契机，只有通过自己的文学之笔和自己的金属般的声音，才能将自己的最为内在的痛苦、最为深切的压抑、最为炽热的希望呼号倾泻出来。 这一点值得相当的注意，即法农认为的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西方无产阶级，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民族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殖民主义时期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和一定的特权，因而他们都依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法农强调，在“第三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贫苦农民”，他们才是“地球上承受苦难的人”。所以，革命应从这里寻求突破口，依靠农民的主体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斗争。那些无家可归的赤贫的农民， 那些流氓无产者一旦觉醒，其革命行动迅速地深入到城市中去。他们将这种爱国主义的行动净化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国家，并以带有乡村气息的文学艺术作品揭示这个冷酷社会的不合理性。 第三世界的革命，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暴力，只有那些由人民所运用，并且由一些人民的领导者组织和宣传的暴力，才会使得群众理解社会真理，并给他们以理解真理的钥匙”（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118）。因为，只有考虑到暴力成为一种净化、解放和革命的必要手段，才可能使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心理和物质上的脆弱性彻底解除，才可以通过暴力的对抗的斗争使集体的精神净化。只有“使用暴力”，才可能使革命者团结成真正的行动者的共同体，才可能使非洲的黑人摆脱其自卑情结，摆脱其失望和无能的散沙状态，从而使非洲黑人文化传统获得某种民族自豪感，并在强硬的殖民制度中去治疗自我的精神创伤。 当然，每一个新的国家，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来建立，而不是在感情上陷入“文化的神话”，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具有坚定不移的思想的明确性、组织的严密性和斗争的持续性，这样才有可能使穷苦人拯救他们自身。 欧洲文明究竟是谁创造的？法农强调，“欧洲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The Wretched of Earth, p.81）。 殖民者所写的历史并非其所掠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宗主国对臣属国的掠夺、侵犯和使他国人民受冻挨饿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剥夺当地人作人的权力，同时又使西方文化显得日益合法化。“因此，欧洲人不断地大谈人类，他们宣称其最关心人类的福利，事实上，我们知道为他们的所谓胜利，人类遭受了数不清的苦难。”（The Wretched of Earth,p.251 ）这种批判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可以认为，法农的研究，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使其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主义的文学具有相当的警惕性。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争取民族解放，但他的诗人气质的激情浪漫，使其仍然没有说清在这种民族解放之后，“文化”将怎样获得自己的自主地位和独立精神，以及在这种反抗西方传统的斗争中，如何获得自己真正的力量。所以，法农的研究一方面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为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创了新视域。但是，面对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的“第三世界”，如何找到自己新的文化个性，如何创造自己的一代新人，如何在反抗西方的同时，又学习西方，并超越西方，显然，这是法农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也许，法农的意义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这些现代问题。 在文化话语维度上，葛兰西“文化理论”建设已经提出对殖民主义抱有警惕性及其“文化领导权”的几个层面，即军事控制、经济控制、思想政治控制和文化理论控制，从而为反抗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思想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点。而法农则从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进行现实的和文学的反抗斗争的可行性，在对殖民主义的压迫结构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中，提出反抗这种殖民统治的主体是贫苦的“农民”，是处于边缘的“黑人”，只有斗争和塑造新的文化，才可能使第三世界文化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而获得自己的新生。 这一点，对其后的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当代后殖民主义者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或理论的至高点。可以说，没有“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民族身份”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和文学在世纪末获得这样长足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三 面对“西方”权力话语的“东方”文学 后殖民主义理论尽管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兴起，并经过葛兰西、法农的理论梳理和现实总结。但就其理论走向自觉和总体成熟而言，当以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 ）出版为标志。正是介入政治、参与社会、强调历史的意向性，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在《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鲜明的体现。 甚至可以说， 这两部“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代表作，标明赛义德从纯文学方向扩展出去，而走向广阔的“文学与社会”研究，并进入到对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当代理论审视中。 在赛义德之后，最重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赛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这样文学就不再是关于文本的意义分析的文学，而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和文明冲突走向的路标，成为当代人对文化歧视、民族歧视、身份歧视、语言歧视的格外敏感的文化表征。 同样，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 ）等人的著作《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也加强了后殖民研究的阵营。他们强调所谓“混成”（hybridization）， 即本土传统通过这一形式与帝国残存相结合，以一种语言创设出一种新的后殖民表述方式。于是，在西方的权力话语中，“东方”以其文化的变异性使其文化一统性和普遍性的企图落空。 新马克思主义者九十年代除了关注后现代问题以外，也汇入后殖民批评思潮中。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中融进了对后殖民性的反省，使其政治批评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具有了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美国的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近来不断撰文谈论后殖民主义问题。他前些年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在遭到诸多批评的同时，也为后殖民批评注入了活力。他坚持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他从“后冷战”世界形势出发，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并展望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因此，应该说，如何在这种文化强权的阴影中，获得自身文化的再认识和面对挑战的新视域和新策略，变得殊为重要。 总之，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不妨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跨世纪的眼光对民族精神和人类文化远景加以深度思考，积极参加这场深入广泛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探讨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检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的失语尴尬处境，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核心问题，为自我的文化和文学身份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加以定位。使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家逐层审理之中，变得日益清晰起来。 后殖民主义文艺理论是当代的重要话语，是其社会文化理论的文本解读的新方式。我们通过这种新方式的分析，将会超越单纯的文本解读和作者分析，而深入到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去，使文论研究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话语。进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时期，阶级、国家、民族、性别、文化资本、跨国资本、知识话语、权力运作等概念和批评方法必然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我们呼唤真正的理论批判，正是这一批判精神，使文化整体意识在现时代的片面发展消解之中重申整体意识的重要性成为可能。秉有这种批判精神，意味着我们将直面后殖民主义文论，并对其根本片面性加以学理上的审视和价值层面的批判。 在我看来，尽管后殖民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代的文化研究有重大的新理论新思维的突破作用，但是，它也存在其自身的理论盲点：首先，它在其具有诱惑力的话语的效应中，却又不期然地具有了历史性上的狭隘对立斗争模式的文化保守性，即它在强调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使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很难得到消逝冲突之后的问题解决。其次，它将冲突、斗争、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世纪末的一种新的文化代码，有可能使冷战思维得以进一步扩充。它忽略了最重要的国际社会的某些共同特性，往往以非常私人的、个体的具有差异性的东西，去完全地全盘地否定具有某些统一的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有可能使世界在诸多话语领域逐渐丧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使“冲突”“斗争”成为后殖民景观中炙手可热的新话语。再次，它强调从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因此，第三世界的文学往往就成了抗议文学、抵制文学和斗争文学，这样，势必在强调其内容的对立性和精神的冲突性以外，在艺术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上受到了内在的伤害。 因此，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而达到矛盾的化解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这些关键性问题，绝不是可以轻轻滑过的。 当然，平心而论，后殖民主义文学确实在创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力和全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共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它使得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文学，再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活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第三世界了，同时也使得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一切语言游戏的“虚假乐观主义者”（或文学享乐主义者），以及对世界未来充满危机意识的“新悲观主义者”，有了一个重新看世界看世纪看文化的新的基点，并使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命运加以正当的而非游戏的书写成为可能。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发展建设的理论，其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一种正当的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使我们正确地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曾经被改写的民族文学身份，为被践踏的二十世纪文学尊严恢复名誉。 我想说的是，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势下，在精英文化和大众传媒中，如何使“第三世界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如何使东方文化不成为“博物馆文化”，如何使中国九十年代文学不成为跟着西方在“现代性陷阱”中徘徊的游戏文学，确实需要作家和批评家深加反思。尽管，据说“反思”如今已是一个过时的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