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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本文中，作者试图表明如下的观点：全球化的起源和动力来自“人类在面对‘能力增长滞后于欲望扩张’时，试图通过能力迅速提升缓解两者之间的永恒落差”。但是这种“通过欲望扩张引导能力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在当代正在遭遇到外部体条件的制约、从而使之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困境，而且由于这一发展模式存在着“异化”的诱因、使得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并未随着整体能力的增长而实现--人类对能力增长的追求导致了“人类自我异化”的结果。 1：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成因与冲击： 1-1：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成因：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从彼此分隔的多中心社会逐步走向一体化社会的变迁过程。全球化的持久动力不仅源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来自于人类欲望的无止境扩张、以及面对能力孱弱所产生的现实危机感。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在本质上是试图建立跨国分工协作生产机制的过程，它的主要推动者是一大批充斥着扩张欲望的跨国集团，民族国家政府对管治的放松为跨国集团的行动消除了政治制度方面的障碍。[附注：这里所指的“跨国集团”不仅包括在经济领域内以营利为目的的“跨国公司”，也包括在发达国家广泛存在的以维持既有垄断权威目标的各类“非营利性组织”。] 对于跨国集团建立跨国分工协作生产机制的动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诸多解释，其中主要有：“市场内部化”理论、“垂直一体化”理论、“技术转移解释”理论、“垄断替代”理论。 英国学者巴克利（P. J. Buckley）、卡森（M. Casson）和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 M. Rugman）提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企业在生产上使用的关键中间产品、人力资本与知识、营销与管理技能难以通过“外部性”的市场获得，为了避免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所造成的过高成本，企业会在内部建立市场的替代机制，这种企业的内部化行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而跨越国界、并形成跨国集团。“市场内部化”假说进一步认为：跨国集团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采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在公司内部调配资源，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技术秘密、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又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公司的生产能力、形成公司一体化的规模经济，从而独占创新技术的特殊利润。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从理论上进一步概括了跨国集团的内部化给跨国集团带来的好处，该理论被称作跨国集团的“技术转移解释”理论。这个理论是从技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性出发，认为：技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性不仅表现在技术本身不象一般的商品那样易于交易，而且表现在单个企业往往是某种技术的垄断者，由此产生了跨国集团在进行国际技术转移时的强烈保密欲望、使其千方百计地要防止自己的技术在投资东道国扩散；技术转移的内部化不仅可以避免和消除与外部进行交易的各种风险，而且还可以采取区别性定价策略、使技术转移的内部价格的确定服从集团总体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技术有时是能够出售或转让的，但是在技术的转让过程中却存在极大的困难：首先，技术中的许多东西是无法被记录下来的，它体现在一组个人的知识中，且无法被包装和出售。其次，对一个潜在买主来说，也很难估价某种技术值多少钱：如果他与卖主知道得一样多，他就不需购买这种技术。最后，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无法界定清晰的范围，如果一家欧洲公司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某项技术，可能会使别的美国公司找到某种方法来合法地模仿这种技术。而如果企业不是向国外出售技术而是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来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技术获利，以上所说的问题都可以消除。”[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国际经济学》第7章第3节，160页] “技术转移解释”理论实际上指明了，跨国集团的直接投资是跨国集团保守技术秘密以避免其在东道国扩散而同时又利用其在东道国获利的最好方法。 由跨国集团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三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被称为跨国集团的“垂直一体化”理论。该理论在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企业形成”学说基础上，强调“内部的垂直一体化”对跨国集团的利益激励。该理论的依据是：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样的市场是极不完善的。如果某一国家的某个“上游”厂商生产的一种产品是另一国家某个“下游”厂商的投入，当这两个厂商在经营上相互独立时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先，如果两个厂商各自分别在“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上具有垄断地位，它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双边垄断式的冲突--上游厂商要尽量抬高其产品价格而下游厂商则努力压低其价格；其次，如果由于外生的原因造成该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确定，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合作就有大量的麻烦；最后，该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会给双方带来过度的风险。如果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合并为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厂商，就有可能避免或至少减少这些问题。 对跨国集团积极从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四种解释、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综合的解释是“垄断替代”理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化和跨国贸易的激增，跨国集团试图通过贸易内部化避开主权国家的各种壁垒（如关税壁垒、技术壁垒、政策壁垒），从而使政府垄断逐渐被跨国集团垄断所取代，被民族国家政府所掌控的垄断利益逐渐向跨国集团转移。由于国家间缺少具有强制力的第三方仲裁机构，为了确保自身利益、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跨国集团存在着“用非政府垄断取代政府垄断”、“将外部的市场化交易内化为内部的企业化管理”的利益激励：跨国集团通过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直接投资方式可以减少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干预和监控、绕开贸易保护的各种壁垒、通过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不同提高公司总体的获利能力。 在上述四种关于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形成的理论解释中，都透露出相同的信息：跨国集团对垄断利润的占有企图是促进当代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种依托“垄断”形成的当代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当代全球化所内生的垄断性对人类追求和谐与公正的理想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1-2：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冲击： 在自然资源日益短缺、全球人口日益增加的当代，以产权私有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市场非调控化为特征的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给各个参与国带来了现实的利益：借助于大规模的产业分工和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物质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了消费品，让越来越多的人免于绝对的贫困，因而提高了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为不发达国家提高物质生产水平提供了机遇；全球范围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使得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为在世界范围内解决关涉人类共同利益的各类困境提供了现实的利益基础。 但是，在“享受”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收益”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隐藏在其背后的高昂“成本”。 第一，全球范围一体化的经济规则使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畅通无阻地流向不发达国家，为金融寡头和与其关联的其他产业巨头以跨国集团为依托，采用“和平”的手段控制世界经济提供了制度性基础。以跨国集团为依托的发达国家富裕阶层凭借在市场、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凭借手中掌握着的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通过国家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成为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和最积极的推动者 [附注：阿杰里.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研究》一书中从技术构成的角度研究了国家间不平等交换机制形成的原因：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造成其低资本有机构成、形成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有的地位，从而形成剩余价值的转移，使交换具有了不平等的性质；不发达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发达国家转移，促进了后者的发展、阻碍了前者的发展；价值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的转移，促进了高工资国家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累进地扩大吸引新的资本流入，新资本的流入又是构成高工资的因素，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构成第二轮价值从穷国向富国的转移；穷国工资继续维系在工人的最低的物质生存水平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富国，从而破坏了其积累和增长的手段；进一步地说，穷国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使得它不利于采用节省人力和提高固定资本投资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结果使得穷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世界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特别是低于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 第二，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垄断使全球产业分工相对固定化，使居于经济产业链低端的不发达国家日益受制于现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丧失对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丧失主动实施产业升级和技术跃迁的能力。通过参与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虽然不发达国家可能获得一定的跨国资本、海外市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但是技术和资本全球化配置所带来的高流动性、不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过剩和不可流动性，使得他们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受制于拥有资本和技术流动优势的跨国集团和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循环链中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者、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消费者。这样的产业分工将进一步拉大南北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差距，使不发达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挑战，存在着逐渐沦为发达国家和跨国集团“新型附庸”的趋势。面对有限“机遇”而引发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剧烈竞争，将进一步使在竞争中“失败”的国家被边缘化。 第三，资本高度流动性与劳动力高度不可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制造着两场对比鲜明的“竞赛”。第一场竞赛是，各个国家的产业工人在就业保障、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展开的“奔向底线”的竞赛。跨国集团利用全球劳动力过剩和资本流动性大大超过劳动力流动性的现实，制造所谓的“威胁效应”（即威胁把工厂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以此达到不断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削减社会福利、放弃社会保障体系的目的。第二场竞赛是，各国政府之间为了获得跨国集团更多的青睐而展开以减税和出让特许权为主要手段的向富人“馈赠”财富的竞赛。竞赛的结果是：穷人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富人对财富的积聚得到纵容；贫富阶层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贫富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制约跨国集团的能力、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被弱化，甚至被放弃。 第四，在不同国家穷人之间展开的“奔向底线”的竞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压力，但是与此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及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利用手中垄断的社会资源，将本国的阶级矛盾掩盖和转嫁为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民族矛盾，加剧发达国家的贫困阶层对不发达国家的“仇视”，“激发”不发达国家的公众抗拒发达国家“入侵”的民族主义激情，从而为日后的民族主义冲突埋下祸根。这样的过程无疑是100年前的欧洲历史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演。穷人与富人的阶级矛盾、穷国与富国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正在酝酿着全球规模的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尽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历史内在的规律向人类昭示着这样一种前景：在扩张性价值观所主导的现代社会里，战争将成为宣泄内在压力和对抗的最可能的排气阀。对比100年前的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自我中心主义的异见正在激化不同族裔、宗教群体之间的对立，在无法彼此宽容和沟通的氛围下，这种对立的情绪最终会酿成引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冲天怒火。尽管这场战争可能以不同以往的形式在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或者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但是战争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它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互作用和激化的结果。 第五，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范围的经济控制权逐渐转移到跨国集团和他们的利益保护者(发达国家政府)手中，本应该作为民族利益守护者的不发达国家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丧失对国家经济的管治能力。不发达国家对跨国资本的惯性依赖，使得其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对以跨国集团为依托的垄断巨头实行优惠政策，因为只有为资本的持有者创造良好条件(减少征税、抑制政府管治、放弃社会福利)的政府才会受到奖励，而违犯这条“丛林法则”的政府就会受到惩罚。通过实行市场非调控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发达国家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们正试图一步步剥夺大多数国家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权， 从而使这些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因丧失经济功能而被虚置和弱化。如果沿着这样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以集权-等级制为基础的不发达国家政府将逐渐放弃民族利益守护者和社会公共福利提供者的职责，最终沦为跨国垄断势力攫取本国社会财富的服务工具，并在对后者效忠的过程中分得一份残羹冷饭；少数不发达国家政府对这一趋势的抵抗，将难以避免施行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政策，最终导致国家能力衰落并遭受到跨国垄断势力的报复和打击。 第六，产业分工和技术进步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垄断和政治集权。发达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助长着这种趋势，由人性的贪婪和对生存的渴望而激发的对能力与效率提高的持久追求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市场非调控化”和“政府放弃干涉经济事务”的主张并不能改变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势力主宰全球经济与政治主导权的现实。在充斥垄断和强权的现实世界里，任何对“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制实施或虚幻追求，都将有利于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势力借助于“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和以“弘扬自由、保卫人权、维护世界秩序”为借口对不发达国家和弱势集团实施控制，并削弱和瓦解不发达国家和弱势集团抵抗控制的决心。 第七，在垄断资本主导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与现行社会机制相对立的、以挑战既有社会秩序为目的的集团“犯罪”活动也呈现出全球化趋势。权力和资本垄断所产生的丰厚利润激发了边缘势力的“犯罪”欲望，不发达国家政府管治能力的被削弱、跨国监管功能的滞后给各种跨国犯罪集团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势力强化其全球经济与政治主导权的同时，以弱势群体和部分不发达国家为主体、以宗教和民族利益为诉求、以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势力为目标的各种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成为对偏袒强势集团的现实世界秩序的“另类”挑战、对以强势国家为核心的全球集权化趋势的“极端”反抗。 第八，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方式赢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但是它不可能消除以扩张和掠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生的种种矛盾和困境。依照扩张性演进模式构建的现代社会，存在着“由于对发展的无节制追求而产生的资本过剩、生产能力过剩”与“由于抑制贫困人口基本需求而产生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使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被扩大到世界范围，并呈现出一体化和同质性的趋势。全球一体化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有的资本主义矛盾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并存在着造成“产品-资本”循环链断裂和诱发全球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 就其实质而言，今天的全球一体化是资本流通的全球范围一体化、垄断寡头攫取财富的全球范围一体化。它是国际社会的富人们通过跨国垄断势力和强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器源源不断地吸吮穷人汗水和自然界“乳汁”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让度自由以换取对不断增长的欲望满足的过程。全球化进程以其不可阻挡的趋势涤荡着既有的不平等机制，但是同时又制造出威力更为巨大的、新的不平等机制。这样一种全球化必然遭到巨大的反对浪潮，然而这样的反对并不是首先来自受到国家等级制和全球等级制双重压迫的不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而是来自这样两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社会中下层--他们害怕由于不发达国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入到全球化循环中而迫使他们加入“奔向底线”的竞赛；无法作为跨国集团代理人而从中获利的不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者--他们惧怕跨国垄断势力的掠夺削弱和瓦解他们的既有特权。可以预计的是：在这之后到来的将是受到国家等级制和全球等级制双重压迫的不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政治觉醒，以及人类社会对人口困境、环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的切肤之痛，并由此引发对现行不平等机制更为强烈的反抗。 然而，在扩张性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前，人类社会将继续沿着既有的方向惯性前行：不间断地专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以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的全球范围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加入全球范围一体化的经济循环，就有被淘汰、灭亡的危险。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为生存而放弃自由和独立成为无奈和必然的选择。 人类的发展历史展示着这样一种轨迹：对欲望的纵容导致面对欲望与能力落差的人类始终处于不断让度自由以换取效率、抱着对自由渴望的心态迈向集权化、等级化社会的过程之中。这种与社会生产效率提高趋势相一致的人类社会集权-等级化趋势，是人类社会在外部约束条件下提高生存能力的必然反应，是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必然产物。面对日益强制的资源约束和日渐逼仄的生存空间，人类社会不得不更多地选择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结构“权力集中化”，并由此导致社会功能日渐强大、个体自由空间日渐萎缩、社会成员等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多样化”、“分散化”现象，部分源于为了构建新的集中化机制而将原有结构打碎和重组的转换过程，以及由于对集中化本能抵抗和对个体自由主观期盼导致的对这种转换过程永久化的期盼和主观幻想。 对现行全球化弊端的揭示必然导致用一种理想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取而代之的努力：理想的全球化模式应该建立在对所有人价值尊重基础上，它应当是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是在尊重所有个体自主选择基础上的自由化、一体化，是建立在人际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社会发展。但是，对人性内在矛盾的剖析使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人类社会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全球化吗？即使实现了这种理想的全球化，人类能够因此而走出扩张性演进模式所造成的困境吗？ 对于“当代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战国时代和自16世纪起的欧洲社会演变历程中寻找到一丝迹象。当代的世界体系与16世纪的欧洲社会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是由多元化的主权单位组成的体系；其次，体系内的各主权国家间以经济交往为主导；第三，价值观的认同成为除经济交往之外维系彼此联结的另一个纽带；第四，两者都缺乏在体系内形成“帝国”式强权的传统。然而，两者之间最显著、也是最根本的差异则是：16世纪的欧洲面临着一个新发现的美洲、有待征服的亚洲和蛮荒的非洲，因而有着巨大的外向型发展空间；而今天的世界体系，其征服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至今尚未发现足以满足人类征服欲望的巨大外部空间，这一点与中国的战国时代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可以推断：当人类必须面对“缺乏被征服空间”的尴尬时，社会发展模式将无可避免地从外向型转向内敛化，即从以能力提升为主导的模式转向以约束欲望“自由”膨胀为主导的模式，并由此导致一系列涉及价值观、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变化。 2：全球等级制度与贫富分化、民族对立： 在交通和通讯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速而来的将是一个“地球村”时代。这是一个打破国家界限的时代，也是将被国家界限所分隔的贫富分化和民族对立混合在一起的时代。各种原先被限制在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将扩展到全球，超越国界的富人联盟以及不同国家穷人间“奔向底线”的竞赛使得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和不同国家利益对立导致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衍生出全球化富人与地域化穷人之间的新型矛盾，并形成一种全球一体化的等级制度。 据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的统计，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与最贫穷国家人口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0年的60比1和1995年的74比1。全世界20%最富裕人口的总收入达到所有其余人口的4.8倍。全世界每天靠1美元过活的人口数量从1987年的12亿上升到2000年的15亿，而且这一数字在未来的几年里还会上升。在1990年前后，美国占人口总数1%的顶层富豪的总收入超过占全国人口总数40%的底层的收入之和（这一数字已经逼近了大萧条发生前的水平）。 如果枯燥的数字还不足以引起的警觉的话，回顾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也许会让世人对现时的贫富分化有更为深切的体会：1995年9月底，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邀请了500名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重要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聚集于旧金山费尔蒙特（Fairmont）饭店，共同探讨21世纪人类社会的前景，这就是著名的费尔蒙特会议。“来自未来行业和广有前途的国家的这些领取高薪、飞黄腾达的经理中没有人相信，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中，在依赖技术实现增长的市场内会充分提供大量新的、正式支薪的劳动岗位--无论什么领域都是一样。在费尔蒙特大饭店的现实主义者们把未来简化为‘20比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在下一个世纪，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这20％的人，也许还应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将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如此。那么其余的人呢？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吗？美国作家、《劳动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说： ‘肯定如此。\'‘在80％的人中间将会出现极大的问题。\'太阳公司经理盖奇再次作了补充，并引证他们公司总裁斯科特•麦克尼利的话说：‘将来的问题是你去吃饭还是变成餐点被别人吞吃。\'如果把令人陶醉的消遣娱乐与充分的食物结合在一起，世界上受到挫败的居民就会保持好心情……按照由公司老板阶层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鉴定委员会的说法：未来世界的模式将遵循‘20比80’的公式……五分之一的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个社会中，只有让被排挤出局的人靠喂奶过日子才能使其安定下来。\"[摘自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 如果说Tittyainment的生活方式还只是地球村时代的管治精英们对未来的“规划”的话，全球范围的贫富急剧分化已经现实地产生了新的隔离机制--一种不再仅仅以肤色和文化认同为界限的种族隔离、而且更基于对财富和权力占有为分界的贫富隔离。豪华住宅区的栅栏将城市里的富人与穷人完全隔离开来；繁华都市的种种壁垒将富裕地区与落后地区隔离开来；签证制度和语言歧视将富国与穷国隔离开来。这些日益增多的隔离措施所昭示的贫富差距增大现象的蔓延，无疑是对人类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莫大嘲弄。[附注：2005年的巴黎骚乱就是这种“社会割裂”最直接的明证。对于巴黎骚乱，美联社的观点认为：“此次骚乱集中于法国大量非洲穆斯林移民居住地区，那里的移民感觉正在被边缘化，被割裂于社会繁荣之外。”德国《南德意志汇报》认为：巴黎骚乱表明“法国的多元文化社会正面临严重危机”，多元文化的良好睦邻观念已被破坏，而“巴勒斯坦式暴动”正在“欧洲大门之外”。西班牙《先锋报》指出：“没有人应感到庆幸，法国的秋季风暴可能是欧洲冬季风暴的前奏。”] 在谈论全球性贫富分化时，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阶层的分化与民族的分化越来越纠结在一起，从而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阶层产生着不同的作用效应。 阶层分化与民族分化纠结的第一个作用效应表现为：发达国家管治阶层的扩大化和管治范围的跨国界化。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国有部门私有化以及股权分散化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持有了股票，雇主与雇员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以跨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管治阶层意识到其管治对象逐渐跨越了国界而延伸至世界各地。为了适应权力范围和管治对象扩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欧洲裔中产阶层成员被广泛吸纳，并与少数非欧洲裔“精英”们一起构成全球性管治体系的管理层和技术层，以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方式成为发达国家借助于跨国集团实施的全球性管治的基础。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所持股票成为他们参与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凭证。 阶层分化与民族分化纠结的第二个作用效应表现为：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异程度有所扩大，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针对本国资本阶层的抗争愿望反而趋于衰竭。除了那些高利润产业所必须的劳动力，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劳动力仍然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领域从事相对简单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效率和技术水平与第三世界的同行并无本质差异。如果开放国界、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自由竞争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会迅速地把这些发达国家简单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曳拉到世界平均值。 这样的结果不仅发达国家劳工阶层无法接受，即使以获取最大盈利为目标的发达国家管治阶层也必须考虑由此而可能引发的革命、暴乱。特别是人手一票的选举权使得团结起来的发达国家劳工阶层有能力迫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劳动力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甚至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抵制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的涌入。这一系列措施，一方面部分缓解和掩盖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但是与此同时，则使得不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面对阶层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的双重压迫。 阶层分化与民族分化纠结的第三个作用效应表现为：促使不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严重买办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下，不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越来越无法保持自身的利益独立，从而逐渐成为以跨国集团面目出现的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以廉价出卖本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方式在全球经济运作体系中获得收益。现行国际经济机制认为：无论个人、团体或者阶层，只要能够有效行使权力对资源进行处置，就承认他们有资格进行贸易，而不考虑这种权力是否建立在正当性基础之上。于是，这种以赢利为最高目标而忽略权力正当性的规则为那些不具有权力正当性来源的僭越者们“窃取国家利益以自肥”提供了国际化的渠道。这种来自国际的、对非正当权力的认可，不仅加剧不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买办化倾向，而且由于它鼓励某些个人或政府以非民主的方式去获得权力、以非民主的方式行使权力，从而引发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各种利益争斗。 阶层分化与民族分化纠结的第四个作用效应表现为：失去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在国内行使政治参与权的不发达国家劳工阶层将成为阶层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双重压迫的受害者。根据博弈论研究的结论：在谈判双方中，有较多选择和退路的一方通常会得到较大的份额；缺少回旋余地的一方仅能获得较小的份额。根据这一结论可以推断：由于人口激增和生产效率提高造成的劳动力资源过剩以及由于政策壁垒和语言、文化、社会心理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对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限制，导致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资本方与劳务方博弈中，没有主动选择权的（不发达国家）劳务方被迫降低劳动所得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谋生的机会，这就是全世界的劳工阶层向生存底线奔跑的集体竞赛。凭借资本全球流动的优势和利用劳工阶层面对生存压力而缺乏主动性选择机会的弱点，资本的拥有者获得了全球化收益的大部分，其结果是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只要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只要劳动力过剩的困境没有根本缓解，这种全球化的制度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资本的拥有者，而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 全球范围的的贫富分化之所以如此尖锐，与作为全球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和最大受益者的美国所倡导的强烈个人主义价值观、以维护现实不平等为前提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以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知识创新能力和技术领先优势为后盾的实力政策密不可分。维护民族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20世纪人类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民族都无法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其它民族之上；以损害其它民族为前提获得的本民族利益是无法长久保存的；对其它民族的损害和蔑视必将招致猛烈的报复，而在报复与反报复之间的相互争斗将导致人类社会共同的灾难。 [附注：美国经济评论家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评论新作《欧洲梦》( The European Dream)中写到：对充满危机和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来说，建立在个人奋斗理念上的美国梦将被“更具促进力”的欧洲模式取代。他在接受巴黎《解放报》记者Pascal Riche时说到：\"欧洲确实正在营造一个新的梦想天地，它与美国梦截然不同，却比美国梦更符合以全球化为特徵的今日世界形势。欧洲梦的基本理念是兼容包涵，文化多样性和追求生活质素，是持久性发展，社会福利权和普世人权。美国梦则更注重与个人奋斗和财富积聚。在扩张时期，人们认为资源开采可以取之不尽，那时美国梦的确发挥了重要价值。可是，现今世界人口如此众多，相互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又如此脆弱，以至任何行为都可能影响到他人的生活。美国梦的核心，即认为个人行为应该自由和自主，已经变成一个虚幻的空想。”]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速，人类“占据生存优势”的欲望与孱弱的生存能力之间的矛盾所衍生出来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将跨越国家的界限，并演变成为沃勒斯坦所描述的将贫富分化与民族对立交织在一起的体系：\"这种等级制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一些不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充当垫脚石，国家发展毫无希望、人民生活改善毫无可能；在政治上，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民主的缺乏，使全球权力分配不均，一些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体系中备受挤压，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伸张和满足；在文化上，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文化输出政策，对所谓‘软权力’的刻意追求，使西方以外的国家随时处于文化边缘化的危险；全球范围或隐或现的种族歧视，也使弱势种族在不断积藏怨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地球村”的另类含义。 如果对贫富差距加大、财富日益向少数富人集中趋势不加节制，其直接的结果将是\"产品与资本\"循环链的断裂。在一个社会化分工日益深入的时代，这种断裂意味着社会的普通成员将陷入到生产的产品无人购买、需要的产品无力购买的窘境。这一现象的延续，轻则导致通货紧缩（供给大于需求的宏观表现），重则导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景象的重演。在一个完全依靠市场与价格机制调节利益分配的社会里，低技术产品生产能力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大于求使得作为低技术产品与廉价劳动力供给方的不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由于无法掌握经济主动权（亦即所谓的“供给刚性”）而不得不承受萧条带来的绝大部分损失。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由于手中的政治权力和所在国家殷实的财富、相对良好的公共福利机制，其境遇不至于过分悲惨。与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相比，处于高度政治集权制和社会等级制管治之下的不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由于自身既缺乏能够限制贫富分化加剧的政治手段、国家又缺乏用于社会保障的足够财富，其境遇将会变得特别悲惨。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越来越经常地看到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xxx政府在边境线上增派了士兵，以加强那里的警戒。但是事与愿违，几天之后就有更多的难民试图闯过边境，其中的部分人闯关成功。”如何面对来自不发达国家渴望富裕的汹涌人流，将成为发达国家政府的两难选择：如果像对待敌人那样对付这些“难民”，那么当人命损失的悲剧曝光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必将遭受人道主义严厉抨击，从而使其标榜的“人道主义”道德面纱被无情的揭落；如果接受他们，则将激起国内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而在国家内部掀起“排外”的浪潮，并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甚至瓦解国家的认同。 在以扩张性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模式没有得到彻底转变之前，无论是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还是“虚拟化”都无法使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挑战，也无法改变人类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体制。人类将在世界范围内重演20世纪欧洲的悲剧--富国与穷国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急剧扩大的贫富差异导致世界范围的冲突，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趋势将带来全球规模的危机，民族对立与阶级对立交织在一起成为仇恨的源动力。如果对这种仇恨不加以合理疏导，世界最终将不得不在一片刀光剑影中寻求利益分配的调整。100年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她的力作《资本的积累》中所做出的预言至今仍然“萦绕”在世界的上空：“一旦资本主义用光了向外扩张的空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最后的危机。” 日益恶化的生存条件引发的生存恐惧将可能迫使不发达国家的穷人做出这样的抉择：在争夺了被富人们所遗留的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之后，展开全球范围利益重新分配的斗争。正如索罗斯(George Soros)所指出的：\"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集团，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 被边缘化的弱势人群对弱肉强食全球化的反抗会激发其恐怖主义的冲动：全球化使某些人富裕但是使更多的人贫穷，那些贫穷的人们在绝望情绪的支配下可能运用恐怖主义手段寻求对不公正世界的报复。只要仍然存在全球性贫富差距，就会有降低这种差距的动机，差距越大、动力越强。如果不能通过公正、合理的方式解决，一些非正常的方式便会应运而生，毒品走私、人口走私、军火走私正是这种非正常的利益重新分配的体现。9-11事件更清楚地表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绝望的狂热主义者更容易发动一场跨越国界的恐怖行动，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大规模流动使弱势民族更能够将复仇的行动加诸于造成全球化贫困的“异族统治者”。[附注：罗伯特.帕普（Robert Pape）和其他分析家发现，即使恐怖主义采用的暴力方式很少得到赞同，但是他们将暴力的目标对准“异族统治者”的策略常常得到同胞们的广泛支持。恐怖行为得到支持的一个原因是，恐怖分子的抱怨和要求被普遍认为具有正当性。] 尽管富人们可以凭借\"自由迁徙\"的特权使穷人与贫民区暂时脱离他们的视野、以“维护秩序”为借口强化他们的既有管治、以“尊重私人权利”的名义暂时逃离面对道德拷问的内疚，但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终将迫使他们面对穷人的反抗。全球化富人与地域化穷人的直接对抗将导致对既有不平等制度的动摇。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采取强行压制的企图不仅将遭到基于人本主义思想的道义抨击，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面对人数如此众多的反抗，这种行为方式是否具有持久的有效性。 在未来的全球化富人与地域化穷人对抗中，发达国家劳工阶层将面临这样的窘境：不发达国家的穷人对生存资源的争夺首先直接冲击着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面对这种冲击而产生的生存恐惧将与他们对自由平等价值观的信仰构成剧烈的冲突。在这场全球性的生存竞争中，留给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以维护所谓的\"民族利益\"为借口，继续充当垄断资本集团的附庸和帮凶，进而成为后者维护全球等级制的\"炮灰\"；或者与不发达国家的穷人们一起，对现行的不平等经济、政治、社会体制进行彻底地变革。现实迫使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在不久的将来又一次面临100年前他们的前辈所面临过的两难抉择。 如果我们将包括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内的地球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来看待，那么现代社会的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和传统社会的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有着在不同层次上的角色对应关系：传统社会中富裕阶层对贫困阶层的剥削与现代社会中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的剥削有着惊人的对应。如果再将这一不同层次上的对应推而广之就会发现：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文明极限恰如传统社会（特别是高度稳态化、内敛化的中国社会）在周期性“王朝覆灭”前所面临的困境。如果“现代社会日趋稳态化、内敛化”的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王朝覆灭”场景将会以相似的方式在覆盖了全体人类的星球上重演。 无论最终怎样评判这场马克思(Karl Marx)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预言的对抗，我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关注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这场人类社会内部的对抗给正在步入生存困境的人类社会带来的是新的生机还是促使其加速坠入深渊？人类社会的集体理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类克服基于个体利益的偏见，从而寻找到一条符合人类持久的共同利益的道路？“以个体为本位的全球化”或许是使世界更平等的希望所在。这种与全球正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哲学框架的核心在于“全世界的人民将生活在同一种制度规则下。”在这种制度规则下，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将不再意味着对众多弱势人群的排斥和使他们贫困化。 3：全球管治的困境与可能前景： 3-1：当今全球管治的困境： 与迅速发展并得到各国政府广泛支持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政府仍然恪守传统的主权理论、仍然拒绝放弃手中的特权而致力于建立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政治全球化。政治制度变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制度变革的状况是造成当今全球管治困境的根源。 当今全球管治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国际领域对跨国集团监管的失控、由发达国家与跨国集团构成的强势利益集团对弱势国家及其民众的利益损害、以及超国家组织的权力非正当性。 与跨国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势力范围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治至今仍然受到严格的地域性限制。政府管治的地域性限制使得跨国集团能够巧妙地利用主权国家政府在国际领域的管治空缺而逃避监管、转嫁成本，从而威胁现代社会运行的制度基础--社会信用机制。在营利性公司被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时代，由于政府及其授权机构能够全方位地监管公司运营，特别是由于监管的成本承担者与收益享有者具有高度同一性--高度集中于民族国家政府，因而以民意为基础、受到民众监督的政府在监管营利性公司方面具有强烈的利益动机，以防止其行为损害公共利益。然而随着营利性公司的经营范围逐渐跨越国家界限，不仅由于受国家主权限制而导致民族国家政府在技术上出现了对跨国集团监管的困难，而且由于跨越国家界限经营的特点更使得民族国家政府不再是集监管成本承担者与监管收益享有者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同一体，因而产生了转嫁成本的利益动机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可能性--以国际贸易的名义转移污染物和污染企业就是这种国家利己主义的明证。 面对民族国家政府及其法定授权机构的监管日渐失控、甚至存在蓄意放纵的可能性，跨国集团更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大胆地突破各种道德禁忌和法律禁忌。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利用各国政府监管技术和法律体系的空缺、借助内部人的信息优势谋取私利，其间接的后果是侵蚀作为现代社会分工合作基础的社会信用机制。对美国安龙（ENRON）、世界通（WorldCom）等公司的一系列丑闻需要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政府监管制度缺失”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深层的根源和未来可能的影响，对美元的过度发行和美国政府采取无节制的双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政策的真实企图也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域化并存的时代，这种转嫁成本、攫取收益的损人利己作法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更为可能的结果是发展成为跨国集团与强势国家的利益共谋。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无人能够断言，但是对20世纪初欧洲社会演变历程的回顾可以使当代的人们对未来可能的危险前景给予必要的警觉。[附注：有关20世纪初“去全球化”的讨论可参见Wilhd Desai主编的《全球化、社会资本与不平等》。] 面对庞大的跨国集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取得世界经济主导地位这一事实，世界各国的政治领导人意识到在全球层次上缺少对这些巨人般的经济力量实施有效制衡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于是在不放弃对主权完全占有前提下，各国领导人试图通过赋予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有限的权力以缓解在国际领域对跨国集团监管失控的状况。尽管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等国际组织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力以便承担部分全球管治职能，但是面对跨国集团权力范围的迅速扩张，仅仅拥有协调权而无强制权的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远远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特别是鉴于它们有限的仲裁权力通常倾向于跨国集团和强势国家而不利于劳工阶层和弱势国家。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一些地位独特、作用日渐显著的机构，其权力的来源既非来自以选举方式实现的各国人民授予、其行使权力所产生的结果亦无需直接向各国人民负责。缺少对经济全球化的有效制衡，使人类社会存在着日益向私人利益、向少数富人利益倾斜而忽视社会公正与和谐、环境与生态保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倾向。 尽管对跨国集团监管、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制止跨国犯罪和全球恐怖主义都成为强化全球化管治的正当理由，然而令世人感觉吊诡的是当今对全球化管治的最强烈呼声来自于对跨国资本保护的需求。资本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必然带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拥有者利益保护的问题，尤其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背景下，这种保护对资本拥有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对资本保护的要求，将导致为跨国集团服务的政治机构和军事机构在全球范围行使权力的结果。不言而喻，以保护跨国资本为根本目标的权力扩张将极大地激化资本输出国集团与资本输入国集团的民族矛盾。从本质讲，这种为保护以跨国资本方式存在的发达国家利益而引发的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扩张，与19世纪欧洲的对外扩张并没有实质区别，只是其形式发生了异变--介入的国家增多、摩擦的范围扩大、手法更为隐蔽。 有学者认为：在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三难选择”，在这种三难选择中，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附注：关于世界政治中的“三难选择”问题的论述详见诺迪克(Dani Rodrik)的研究。]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商品和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各国政府对跨国界的经济交往基本上不加干预和阻碍；所谓民族国家是指一国政府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和贯彻其法律和政策；所谓大众政治并不一定要求直接选举和多党竞争、最重要的是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能够动员起来组成各种利益集团，而政策制定者也必须对利益集团的呼声作出回应、与本国利益有着密切的关联。世界政治的三难选择意味着一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这三个目标，一般来说一国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目标而忍痛放弃第三个目标。 根据“世界政治中的三难选择”理论，如果想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那么要么选择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政策选择空间是相当有限的，要么选择大众政治、但是必须将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际机构和国际规则。然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回顾可能会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回答：有限的理性和绝对的自利使人们可能更愿意保有作为民族主义发展产物的国家主权和作为自由主义发展产物的大众政治，而唯一需要被牺牲的是放弃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结果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化趋势衰落的内在根源。[附注：过度的国家(民族)利己主义被充满政治野心的政客们操纵和利用，导致了各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归根结底也是由于为了满足国家利己主义而导致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特别是对于仍然处于前现代化的国家和正在转型的国家，往往更倾向于通过拒绝世界经济一体化以确保“民族国家”（即政府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和贯彻其法律和政策）和“大众政治”（即政策制定者与本国利益保持密切的关联）。 当今的现实格局是国家主权与世界(超国家)秩序的对立、平等理念(民主)与霸权意识的对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一方面，国家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主权，另一方面彼此间的利益被全球一体化所连接；一方面，各主权国家仍然是民众实现自我利益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的环境与资源困境将地理上被相互分割的社会置于共同的生存困境面前；一方面，对既往历史的记忆和对人本主义的追求使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成为普遍遵守的原则，另一方面不同群体、种族、国家间的事实不平等仍然是导致现实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 尽管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人类的自利和有限理性造成始终伴随这种发展趋势的波动性。[附注：西蒙（Herbert A. Simon）认为：有限理性意味着“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当今越来越频繁的、各个主权国家基于利己的利益纷争已经展现出这样一个事实：面对不公正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的民族化趋势日益明显，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标志的反全球化浪潮和各种国际性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这一波始自20世纪5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开始出现衰竭的迹象。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取决于各个国家的领导者与民众对历史反思的程度和对自我中心主义的突破程度。 3-2：全球管治发展的可能前景： 对于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与传统政治地域化之间脱节所引发的全球管治困境的担忧，促使人们考虑建立新型全球管治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理论上讲，建立全球性经济和政治管治机制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主权国家的联合，形成一种拥有一定管治权的国家协商机制或国家联盟。但是这样的方式存在着潜在的困境：一方面，主权国家的权力并非全部来自本国公民的授予，非民主国家政府在全球化治理过程中维护本国公民利益的决心和能力遭到普遍质疑；另一方面，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自利本能将可能使缺乏强制管治力的国家协商机制或国家联盟如同当今的联合国一样无法取得实际成效和普遍尊重。第二种方式是，以某一超级强国为核心，通过和平或者武力的手段，建立一个单极制的世界性帝国。这种方式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美国的现实实力和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诉求相吻合，但是这样的过程违背了人类社会对人本主义思想的追求，必将遭受到弱势利益集团、民族和国家的强力反抗。世人有理由怀疑：一个充斥着过度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追求欲望扩张思想的国家、一个没有品尝过人类灾难历史的国家，是否有能力和有资格成功领导世界迎接一场改变当今人类社会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的挑战？第三种方式是，在充分尊重个体自决权和充分尊重各利益团体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独特性基础上，通过对现行的国家主权机制的解构，建立起以“所有个体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性管治机构。这种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以尊重个体（而非民族国家）自决权为核心、以契约方式自下而上通过对涉及社会共同利益的个体权力让渡形成层次化的管治机构，是唯一符合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的权力构成方式。然而，这种“理想”的方式需要打破现实利益分配格局，因而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反对。现实的选择只能取决于利益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整合和变化。 今天，在未来全球性管治机构的构建方面，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1995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召集的、由各国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以全球管治为优先目标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是改革安理会并增加\"经济安全理事会\"，从而使联合国具有新的行动能力。与之相对的是，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出，在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日渐紧密、全球范围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要使世界在新世纪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也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得益于全球范围一体化的趋势而更加繁荣、更具信心，也因此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 美国人的这种“勇气”，不仅是美国扩张和维持既得利益的需要，客观上也是世界各国纵容的结果。以美国霸权中极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霸权为例：一方面，美国金融霸权的确立是由美国经济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众多主权国家不是设法建立一种由各个主权国家共同负责的全球应对机制、而是不约而同地将本国金融政策挂靠在美国这条\"巨轮\"上，简单地将本国的货币美元化，这样的结果不仅强化了美国和美元的霸主地位，也减弱了各国对世界金融机制的主动参与和影响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各国政府和不同利益集团所面对的\"囚徒困境\"--一种基于个体理性的集体理性失衡。[附注：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 Situation）是由Luce和Raiffa（1957）设计的一种情境，用以研究在利益冲突情况下人们的交换选择。] 现实的利益博弈昭示着在建立世界经济、政治主导权的过程中存在如下几种可能的趋势。 第一种可能的趋势是美、欧、俄为主体的欧美发达国家结成战略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这种战略同盟的雏形和载体），借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寻求欧洲文明利益的最大化，共同对付其它非欧洲文明国家，从而加剧世界的贫富分化、民族对立。在这一趋势面前能否形成非欧洲文明国家的联合以平衡前者的势力，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有着致为重要的意义。这一过程需要中国的领袖风范、日本的长远眼光、印度的宽广胸怀和广大亚、非、拉国家着眼于未来的合作精神。 第二种可能的趋势是以美国为一方，以欧洲国家联盟为另一方，分别联合各自的盟友，围绕着权利、资源的内部分配和价值观差异展开争斗。由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蹂躏，拥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欧洲对于民族和解、平等共处的必要性有更深刻的体会。 中国等广大非欧美国家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基于维护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的介入，将会对这一趋势的未来发展产生良性的影响。 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少数不发达国家的崛起打破现有世界格局，围绕这些国家将展开激烈的钳制与反钳制斗争，由于中国的人口、经济、军事规模而在这一趋势中首当其冲。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如何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各方的共赢而不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如何使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顺应人类社会长远的共同利益、如何避免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倾到物质垃圾与道德诘垢的\"污水沟\"，是摆在中国社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第四种可能的趋势是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与国家对立导致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和激化，从而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军事冲突，并在冲突的废墟上重建新型的全球性管治机构。尽管这样的结果，对于拥有巨大现实利益的博弈各方而言，是“非理性”行为导致的最差选择，但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它依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第五种可能的趋势是为了应对由于人与自然界对立而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全球各利益集团以非政府组织形式进行有限度的相互合作、相互妥协。然而这种试图在政府之外，通过“维持既有发展成果、尊重个体价值、实现人类平等”的方式，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努力，必然遭到维护现行利益分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制度性的障碍使得这种方式只能成为以政府为主体的传统方式的必要补充，而无法与之相分离。 现时人类社会的最大困境在于：发达国家基于保护其既得利益的考虑，拒绝将与人本主义相关联的“政治权力平等”理念扩展到全球，以防止不发达国家民众“有权力”共享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利益成果。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管治机构的需求与政治保守势力对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抗拒将构成21世纪人类社会最为深刻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现实的妥协方案是建立一个不具有“民意”基础的仲裁机构，并借助于强势国家的霸权维持其运作。但是正如几百年来世界各国民众对各类集权、独裁统治的抗争一样，这种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全球管治将由于世界各国民众的反抗而陷入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最终将由于其高昂的管治成本以及由于对人性束缚而导致的经济衰败而终结。可以预计：尽管这一过程充满着暴力、血腥与痛苦，人性内在的力量将最终引导人类社会步入到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全球化管治时代。 建立超越国家主权、拥有一定强制力（即全球公共权力）的“世界政府”的方式必须是“个体让渡权益”的模式，而其前提是对个体权益广泛、普遍的尊重。然而，当前建立世界政府的困境在于：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传统主权理论拒绝接受在国家主权之上设立一个更高权威机构的设想。虽然存在众多国际组织，然而由于其并非直接源于民众授权、而且普遍缺乏强制力，因而在解决众多棘手、紧迫的国际问题方面无能为力。这样一种国际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原则更接近于霍布斯所描述的“丛林法则”。化解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超越狭隘的主权观念，在新型人本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以保护人类可持续发展权为最高目标的民主化全球性管治机制。 4：文化多样性与同质化之间的冲突： 狭义的“文化”可以定义为“以语言和历史经验为基础、以解释社会行为规则为目标的范式”。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是语言的多样性和历史经验的多样性，然而这两种多样性恰恰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正在遭受到最猛烈的冲击。相同的生产方式和消费习惯、因交流的密切而产生的语言融合，使得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来的（狭义）文化的同质化成为可能。 广义的“文化”可以定义为“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信仰和价值观”。人类的历史展示了“逐渐超越狭隘性和将注视的目光逐渐向异域民族扩展”的过程。随着人类交往频度的增加，加之相同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相似的经历和必须面对的相同危机，使得人类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接受趋同的价值观。当各民族试图以相同的价值观进行新文化构建时，“广义”的文化同质化就成为一种现实的目标。事实上，对多元价值观认同本身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同质化。对多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是对个人自主抉择的尊重，这是人本主义思想发展的根本指向。 [附注：对于“文化”的界定存在着多种方式。另一种较为通行的方式是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面：浅表层面的文化是指文化的表现方式，如戏剧、电影、音乐等；中间层面的文化是指与身份认同相关的元素，如历史、宗教、语言、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深层的文化则等同于价值观（即所谓的“哲学层面的文化”），它是维系社会存在的核心、是界定社会特征的根本标识。] 在论及“文化多样性与同质化之间的冲突”问题时不能不提及柏林（Isaiah Berlin）的“不可通约性” (Incommensurability)理论。“柏林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把维柯(Vico)和赫尔德(Herder)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提升到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高度。柏林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柏林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柏林固然找到了现代欧美社会“他者文化”的弊端，但是他由对“他者文化”弊端的拒斥而衍生出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悲观则是一种“在追求真理时的过分激进”。历史发展的历程表明：相同的生理机制决定了决定人类理性思维方式的同一性；不同区域、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们将随着越来越密切的社会交往而加深相互的理解。尽管存在着各种个体性的和集体性的认知差异，但是至少当今的人类社会在如下的一点上正在接近达成共识：尊重多元化差异的存在现实、而不是试图人为地消灭这种差异，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多元化的发展。如果人类不能够在这一点上达到认同，那么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将失去认同的基础。 在当代，全球文化同质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对它的反抗也必须采取全球化的形式；对全球文化同质化的种种“抵制”和“反抗”正在成为文化同质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日益成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差异可能缩小的整体，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特殊文化（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和社群的）以当代传媒技术为支持，借助不断扩张的资本运作，在全球规模上持续、深入地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发展的趋势，相似性在增加，色彩鲜明的差异在消失，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越来越有超越本土化的趋势。”[单世联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当代的文化同质化，是人类社会各组成部分从“漠然的独立”向“高度的相关”转变过程中所必然经过的“混沌阶段”，是在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社会多元化与宽容思想、基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以及多层次复合民主制度基础上构建新文化的过程。概而言之，全球范围的文化同质化具有如下特点：文化的地域性逐渐削弱、以个体为依托的多样性逐渐增强，地域性的差异不再是决定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文化同质化的理解方面需要克服一种狭隘的观念，即文化同质化并不意味着某种“主流”文化必然取代其它文化而成为唯一的主体，更可能的结果是在各种现行文化之中寻找共同的价值内核、并在此之上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形式。具体地说就是：文化同质化必须建立在平等尊重多元主体和反对文化霸权基础之上。依照历史的经验看来，文化同质化的过程通常是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弱势文化的反抗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它的一种可能结果是强势文化的侵入削弱和根除弱势文化的影响力、从而消灭人类社会多样性所赖以依存的文化多样性。但是在当代，存在着另一种更为可能的选择：在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建构一种融合了各种文化基因的新型文化。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以“人”为表现主体和作用对象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个性化的差异，这种个性化的差异与内在价值观的同质是未来文化的固有特征。个性化的差异表现为个体在经验、认知方面的差异，其根源则在于人类的理性有限性。对个性化差异的认可正是文化同质化的核心内容，它是建立在承认人类有限理性基础之上的高度理性的产物，是承认真理相对化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计：随着全球化交往的深入，文化领域的个性化差异必将发生变化，即其中的地域性影响将由于历史、语言和经济条件的逐渐同质化而逐渐减弱，而阶层性差异的影响将因此而逐渐强化。 [附注：美国学者彼得.伯杰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元化概括为四种形式：一是被称为“达沃斯文化”的国际商业精英群体；二是被称为“学院俱乐部文化”的国际知识精英群众；三是“麦当劳世界文化”；四是“福音派新教”或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通常指宗教性群众活动。参见彼得.伯杰《全球化面面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 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在未来几十年之内可见的政治全球一体化必然导致人们在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交流语言方面的趋同性，而这正是文化同质化的本来涵义。如果说经济全球一体化是20世纪的主题，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预计：政治全球一体化将是21世纪的主题、而文化全球同质化将是紧接其后的22世纪的主题。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殊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否则，经济与政治全球一体化的失败必将导致在超越地域文化认同方面的失败，并且进而回归到古老的地域性民族文化中寻求重建认同的伦理资源。 文化相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具有迟滞性，因此在今天经济全球一体化迅猛开展、政治全球一体化开始广泛讨论的时候，文化的多样性或者地域文化的永恒性仍然是人们头脑中不可动摇的信念。全球化进程在文化领域的迟滞在当代造成了两种对立的困境：首先是由于忽视了文化同质化所必需遵从的普适价值观原则而造成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同质化的对立”；其次是由于混淆文化殖民化与文化同质化的本质区别而造成“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对立”。[附注：在本文的话语体系中，“多样性”与“多元化”有着微妙然而却是本质的差异。“多样性”所指摘的不同是相对独立体之间的差异；“多元化” 所指摘的不同是同一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 全球化进程在文化领域所造成的一个困境是“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同质性的对立”。“文化多样性是指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不容否认：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考虑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角度出发予以承认和肯定。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旗号下掺入了各类狭隘中心主义色彩，即把某些特定的文化（如主流民族文化、统治阶级文化）神化为唯一的被“保护”对象，并且对内采取沙文主义态度压制非主流民族文化和被统治阶级文化、对外借助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狂热拒绝普适的文明价值观。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夸大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团体的重要性，使得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被放大和纵容。[附注：皮亚杰(Jean Piaget)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揭示了“狭隘自我中心主义”与理性低下（心智不成熟）之间的内在关联。] “文化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禀赋，它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以及形成自然的人类共同体并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发生自觉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等历史活动中被创造和不断更新、发展的。某一人类共同体的所谓文化特征不会赋予其成员一种不可移易的本质，也不会是决定这一共同体成员行动的主导性变量；而应该说，这种文化特征只能是在目前的生活状态下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不得不守持的生活，但是一旦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比如与其他共同体交往即发生了比较或被提供了参照，主导性地决定其行动的就会是他们对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性需求的生活的追求，而不是既有的所谓文化特征。这种对新生活的追求就会创造出新的文化。 与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相比，一切外在的、被赋予的价值观、历史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都是次要的和可以改变的。”[刘建平《21世纪：民族主义还是后民族主义？─读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尽管文化同质化有着无庸置疑的内在驱动力、尽管从多样性向同质化演进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形成什么样的共同文化，以及如何在“承认文化同质化”和“保持文化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则是面对全球化冲击的人类所必需关注、思考和讨论的焦点问题。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处于多元化氛围之中的各个主体自觉地而非被迫地相互认同是从多样性向同质化演进的合理途径，任何行为主体都不应该人为地贸然加速这一进程；其次需要树立这样的观点，即承认普世价值观的存在、放弃对“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刻意执守、坦然接受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冲击、在保持本民族文化中与普世价值观相吻合部分的同时积极介入到新文化的塑造过程中；与此同时，需要坚持这样的立场，即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努力克服各种狭隘中心主义思想，在介入塑造新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坚持自主和平的方式，反对借助于各种霸权强迫接受强势文化的企图，放弃“民族”、“地域”作为文化唯一形式的观念，承认“个体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是导致文化性的根源”，通过建立尊重个体选择的“个人本位”观念重新梳理个体文化、地域（民族）文化、阶层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坚持个人本位和克服各种狭隘中心主义的层面上坚持文化多样性。 在全球化进程中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广泛存在“用文化多样性（地域文化）抵抗文化同质化”这一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全球化不充分时代的特征，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基于语言的隔阂、人员交往的不充分和面对全球化冲击所带来的失落感共同形成的抗拒情感与排斥行为，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弱势国家对强势国家主导的“文化殖民化”的排斥、对文化殖民化所内生的强迫性的本能抵抗。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化同质化和文化殖民化都存在着“发达国家主导”的表象，但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殖民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文化同质化是在人本主义这一普适价值观的引导下、在尊重各文化主体特质性基础上、在“自愿接受”前提下的融合，由于发达国家在现代价值观方面的领先优势，使得其文化被更多地吸收和借鉴。文化殖民化是发达国家借助于各种霸权强迫各弱势国家和团体接受其文化的行为，文化殖民化内生的强迫性违反了人本主义所提倡的和谐与宽容。 文化殖民化的直接后果是：弱势国家在文化领域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语，强势国家在传播其主流文化方面的主导优势使得文化殖民化在现实世界中成为文化同质化的同义语。在强势国家主导的文化殖民化的摧压下，文化弱势国家的市场被不能反映其生活特质的异域符号和形象所占领。[附注：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达国家不断向不发达国家灌输“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神话，就是一种试图通过“文化殖民化”把他们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宰制合理化的努力。]面对以扩张性价值观为底蕴的文化殖民化咄咄逼人的态势，居于弱势的群体习惯于在传统文化中寻找闪光点以疗救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信心危机，并希望以地域文化对抗强势文化的冲击。 然而，对文化殖民化的诘诟并不意味着“借助于地域文化抵抗文化同质化”的做法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必然影响人们的思维、情感和经历，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不可能在已经没落的某种地域文化中寻找到问题的全部答案。[附注：这里并非否定对地域文化的必要借鉴。]面对现实的不满和回归历史的不可能，只有通过“在人本主义原则指导下构建一种超越狭隘性的后现代文化”才是摆脱文化殖民化与文化同质化对立困境的根本之路。[附注：有必要提及的是：未来人类共同体需要一种类似于汉语这样的、“具有书写与读音低相关度”的文字体系，以确保分布在广阔地域的人们不会由于“口音差异”的缘故而改变书写方式。]对地域（民族）文化的提倡和保护只有在“为了形成新的文化而借鉴传统文化中所凝结的人类经验和智慧”这一层面上才具有合理性。如果将“保留地域（民族）文化”等同于“对传统文化的刻意执守”，那么这种僵化的做法将导致传统文化更快地消亡而无法在新的文化中得到延续。 2003年6月完成初稿写作 2004年8月完成第一次修改 2005年10月完成第二次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