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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回复历史场景，感同身受地理解研究对象。但是这种理解不应该是遵循教条注经式的阐释；也不应该把闻一多思想遗产当作是博物馆的展品，只是局限于时间上的历史层面进行静止的观照。一旦作为研究者面对闻一多，就形成了一个生者与逝者对话的互动空间，逝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他殉难民主所追求的要义何在。无疑，闻一多无法预想未来他如何被评价，因而，作为生者我们要告诉闻一多的是，他的思想在殉难之后、建国之后经历了怎样的被阐释的经典化过程[1]，以及政治与学术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如其所是、是其所是。如果闻一多还活着，他会冷静地反思，他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可是，斯人已逝，留下的是思想遗产本身。因此，对闻一多思想遗产进行理性反思的责任就落在今天的纪念者肩上。从闻一多倒下的那一刻开始，闻一多为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政论的绝好材料，为民主教化提供了崇高的道德榜样，闻一多甚至已经通过量身打造凝固成为一个民主英雄的符号、一个被不断本质化的人格神。也许任何一份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遗产都无法逃脱“被经典化”的命运，这也是他思想延传的方式之一。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闻一多不仅仅属于过去，尤其是不仅仅属于为政治正义殉难的惊天动地那一刻。无疑，闻一多的思想属于今天，至少他为多少学者提供了诸如职称、项目之类的生存机会；如果他的意义不仅仅是体制的需要，而且还将走向未来的话，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闻一多进行思想史角度的反思。首先,闻一多经典化的历史语境是什么。其次，闻一多在何种意义上崇尚民主。最后，如果闻一多还活着，结果如何？我想追问的是，将闻一多经典化的思路何在。 一、从国共政治博弈的视角重思：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形象 在闻一多的众多面相中，最经典的形象定位是作为怒发冲冠的民主斗士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统治。我想，有必要反问一句，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之下，闻一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契合呢？ 首先，二者都有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内战的民主诉求。20世纪四十年代的毛泽东，作为偏处一隅、并与国民党鼎足而立的党派领袖之一，他代表党派利益向执政党国民党政府要求给予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民主权利。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对于抗日时局发表感言，其发言重点表达了民主诉求。“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有变化的。”也就是说民主是争取抗战胜利、建设良治国家的基础。“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2]他结合国内外历史经验试图证明一点，民主是历史的选择，是发展的必然走向，其实质就是争取政权的各方面利益从而壮大自身，同时他也提出了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范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提出，要实现孙中山的遗嘱“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则应该实现民主。“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他认为，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3]并且认为实行宪政有助于取得抗战胜利，只有实现民主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1941—1946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大量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知识分子吁求民主自由的大量文章。[4]兹不一一赘述。 其次，中国共产党出于政治利益考虑需要争取民主党派等中间人士的支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国统区昆明的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的有机组成。闻一多的殉难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又客观上帮助中国共产党扩大了民主统一战线，为提高党在全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国际社会中的声誉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5]，为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增加了砝码。[6]相反，国民党政府向青年学生、向民主人士开枪的野蛮行径也大大损害了当局的形象，并且最终失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对闻一多殉难作出了相当及时、有力反应，声援民主人士为正义不幸罹难。新华社延安1946年17日电报道了闻一多殉难的消息，并且披露蒋介石特务机关拟定了一个广泛黑名单。[7]毛泽东、朱德17日电唁闻一多家属，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8]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大会反对内战反对特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于树中等烈士。朱德总司令号召国人清洗法西斯好战分子。[9]边区各界人士为闻一多惨遭毒手，群情愤极，纷纷致电闻氏家属及闻立和先生，表示最大唁慰之忱。[10]与之相关的众多声援与纪念活动既是对闻一多的悼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意愿的广泛宣传。 二、从闻一多研究的政治实用主义省思：把闻一多还给闻一多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地将闻一多形象塑造为民主斗士。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为闻一多先生死难三周年致哀。[11]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于民盟殉难烈士纪念日在北京举行该盟殉难烈士纪念会和祭灵仪式。会后，由闻一多烈士安葬委员会为闻一多烈士举殡，并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举行安葬仪式。[1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举行民盟先烈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十周年纪念会。[13]中国民主同盟举行集会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牺牲十五周年。[14]民盟云南省委举行纪念会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三十五周年。[15]闻一多、李公朴和“一二·一”烈士陵园修复如初。[16]纪念闻一多的图片展览在湖北浠水县展出。[17]莫斯科集会纪念闻一多诞辰八十五周年。[18]北大清华纪念闻一多逝世四十周年。[19]纪念民盟成立四十五周年暨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殉难四十周年。[20]闻一多基金会在武汉正式成立。[21]闻一多纪念馆开馆暨铜像揭幕仪式在他的故乡湖北省浠水县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闻一多纪念馆题写馆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为纪念馆题词。[22]各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250人举行闻一多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94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23]这还只是限于《人民日报》上面刊载的闻一多纪念活动的要闻，至于地方性的纪念活动以及学术界的研讨会名目众多，从未间断。 六十多年来的闻一多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民主思想。综合三者，学界通常认为可以用爱国主义来概括，这也就是臧克家所说的闻一多精神。他说，“闻一多精神，包括几个大的方面，首先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多先生作为中国的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最突出、最感人、最足以表现他的伟大品格终于以身殉之的，就是这种精神”。[24]北京纪念闻一多殉难50周年时也称之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25]民盟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举行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首先称呼闻一多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次的称呼依次是：“杰出的现代诗人、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26]的确，我们可以找到太多的例证说明闻一多的爱国热情，不需笔者过多列举。 我想追问的是：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是什么？爱国主义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按照英语的说法，国家主要有三个含义：country指的是政治上独立的国土；nation指生存于大的共同体之内，隶属于同一个政府，拥有共同的历史与语言等方面内容的国民。state指有政府有组织控制的政治共同体或领土，也指政府。那么，闻一多具体热爱的是什么呢？是包括领土、文化、历史等在内的广义的country？是指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还是指具体的某一当权的政府呢？就早期闻一多所写的爱国诗歌来看，正如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评论所说，闻一多“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个国家意念是抽象的，作者将它形象化了”。[27]就闻一多作为自由学者所理解的中国来看，主要是文化、思想、历史、语言、美学意义上的中国。那么，闻一多作为民主斗士，他所爱之国意味着什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四十年代，闻一多所爱的并非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也正是在这一共识上，闻一多爱国的意义往往被强调在他面对国民党的手枪拍案而起的爱国义愤这一方面。这是否就是闻一多爱国主义精神，或者民主思想的全部呢？如果仅仅是这一点的话，那么闻一多的形象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照此逻辑，任何一个与国民党殊死搏斗的人都可以说是爱国的，何况多少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惜以身捐国。如果仅仅停留在闻一多不畏强暴、疾恶如仇、大义就义的献身精神的话，闻一多与多少倒在国民党枪炮血泊之中的共产党员并无二样。如果上述诘问成立的话，那么今天郑重纪念闻一多的民主精神就显得一般化了。烈士的事迹固然需要时时重温，但是，对烈士遗志最好的继承应该是完整、全面地理解遗志本身的含义。谢泳说得好，“闻一多对于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我们后来评价他时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并不完全一致，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于闻一多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那些评价，现在看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政治性的闻一多，而没有看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因为有一句‘我们要写朱自清、闻一多颂’的话，在对闻一多的理解上，我们就只强调他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不是只反这个专制，而不反那个专制，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是认同的，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才是不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团体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28]可见，在闻一多被经典化的过程中，作为知识分子的闻一多被遮蔽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闻一多凸显了，而反对一切专制统治的闻一多模糊了。从个性心理分析的话，我认为闻一多的民主义愤和他的个性有很大关系。他在本质上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是非分明，有叛逆性格，授课精彩，善作鼓动演说，很受学生拥戴。然而这种个性也容易偏激，轻信，不顾场合逞一时之快意。他对蒋管区的不满开头是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并在课堂上有所流露。这时一些进步学生便有意靠拢他，给他送一些进步书刊，聘请他为联大新诗社导师，请他参加各种座谈会，等等。他的发言演讲，激情于多分析，说明他对“新哲学”的学习还在起步阶段。但他的才能、威信特别是闻一多式的煽情演说，使他一下子处于突出地位，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至于他后来的被经典化，恐怕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不愿意的，因为他最终目的还是要做一个诗人和学者。 闻一多的政治主张往往立足于当下现实的急迫需要，早年的国家主义信仰与晚年的“人民至上”思想无不如此。他具有充沛、狂热的政治热情以及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但是，显然闻一多并不像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等教授熟谙政治理论，更不可能洞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背后的要旨所在：国共之间的民主斗争只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的是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闻一多的民主观念体现在反专制独裁，反内战，反贪污腐化，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发动人民，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1945年5月，闻一多在《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中说：“有一个观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是‘人民的世纪’吗？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29]关于闻一多从信奉国家主义转向“人民至上”的过程，吴晗有清晰的记忆：“在受了党的教育之后，他对美国式教育也有了新的认识。1946年4月底，他在联大校友会上公开说：‘我们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教我们和人民脱离，几乎害了我一辈子。做了教授，做了校长，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但是这些有什么了不起？别人又以为我在骂人；可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该骂？’相反，他认识到：力量来自人民。他对从军回校同学讲话里说：‘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想到人民一醒觉，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30]闻一多从政治运动的实践认识到广大民众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倡导教授学者应该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回到争取民主的草根本位，也就是与广大人民结盟，向国家政权争取权利。 闻一多的思想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面相，我认为，知识分子角色是他不变的本色。那么，如何回到知识分子意义上的闻一多呢？ 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知识分子？诸如古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相应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知识分子并非绝对纯粹的社会群体，因而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不是等级、权力、财富、学识高低。我认为判别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明确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在于为追求真理本身而至死不渝，是否具有批判反思社会、包括反思自身的清醒觉悟，是否愿意为社会正义担负应尽的道义。我认为，闻一多虽然经历了由国家主义者，到书斋隐士，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嬗变，但是，纵观闻一多的精神气质、民本情怀以及思想转折的缘由，他骨子里是一个不畏强权、追求真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界定的前提之下，我想追问的是，假如闻一多曾经如愿以偿去过延安，其认识的结果如何？既然是作为假设，也许任何可能的结果都可以推论。 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要求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首先是由于自身作为一个力量不足与国民党匹敌的政权，必须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将各个阶层的利益整合为党派利益。从对未来政治蓝图的许诺来看，的确体现了民心、民意与平等、自由。贪腐横行、民生凋敝的昆明对解放区政权的清廉、民心的凝聚有着美好的想象，然而，包括闻一多在内的许多民主人士对延安政权实际的政治民主状况，往往知之不多，或失之片面。吴晗作为与闻一多的共事者，他回顾说，“必须说明，在当时，我们这些少数人的政治、理论、思想水平是很低的，一，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也啃过一点书，文字懂了，精神实质并不很懂。二，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坚决抗战，在为人民办事，我们知道，很钦佩，其他的就不甚清楚了。三，恨国民党，恨它祸国殃民，无恶不作。以此，当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凡是共产党作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可见当时国共两党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是黑白判然、正邪分明的。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多的拍案而起，有两个教员，一个正面教员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反面教员是国民党反动派。就时间说，反面教员在前，正面教员在后”。闻一多通过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华岗的组织活动接触到了共产党的许多情况。“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些人秘密组织一个座谈会，成员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两个是共产党员。座谈的目的是学习党的政策和分析时事，计划斗争。”“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统一战线政策，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31]闻一多曾经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出于对解放区的景仰，闻一多甚至想去延安看看，为了做好青年工作想去延安取点经，“想学学怎么做好组织工作”。[32]然而，真实的延安是怎样的面貌呢？国统区重庆《新华日报》著名记者赵超构曾经访问延安一个月，他以旁观者客观中立的立场记录了延安见闻，并且对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文艺等等方面进行了理性反思。 他认为，“依我个人了解，新民主主义的国体观念是富有弹性的，……主要的一点是依着客观情势，确定某阶级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而伸缩联盟的范围”。[33]他一针见血指出，“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说到‘新民主’与我们所习见的旧民主的不同，重要之点在乎国体观念。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的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与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以‘旧’民主的眼光来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断其民主程度，我以为：在社会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确有了一些成就，至少农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体劳动是成了风气了，两性平等也确定了，干部不复有摆官架子的机会了，在吸引民众参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从老百姓所最关心切己的生产运动出发，教会了他们开会、讨论和组织。但是，狭义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则尚须保留评判。独家经营的《解放日报》、唯一存在的共产党、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党派没有竞争机会的选举，这从旧民主的标准看来，都还是缺憾。”[34]赵超构看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策略性与阶级性，这一看法为建国后的历史所证实。他既看到了延安政权以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带来的平等，同时，他也一针见血指出这种“狭义的”民主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以及一党专政领导下的媒体，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政府体制，以及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 如果说国统区蒋介石一人独裁，声望卓著，在延安毛泽东也同样具有相当的威望。“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35]延安作家没有创作的自由，只有服从的义务。“在延安，形式上的检查制度是没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说他们没有检查制度，而我们也可以说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36]实际上，丁玲和王实味等人就因为异端言论倍受打击，甚至丧命。[37]当时延安占主导地位的文艺形式是改造之后的新秧歌，从它的功能来看，“至于现在的新秧歌，则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与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因此新秧歌所表现的，当然以生产战斗、‘拥军’等等故事为多。”[38] 赵超构看出了延安文艺作为宣传文艺，它具有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功利性，难得的是他对此并没有从艺术自律论角度简单否定。 如果闻一多了解到延安的这些实情，他将作何感想？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闻一多看到的不一定是消极的一面，或者说他将“消极”也视为“积极”。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明白这是历史事实，从观照整体历史事实出发，我想顺理成章提出下一个假设：假如闻一多还活着。 三、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实践反思：如果闻一多还活着 任何一种关于历史的假设如果没有思想逻辑依据与现实可能的话，它就是一个假命题。我的依据是，第一，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面对它在四十年代对民主制度作出的承诺的。第二，与闻一多同一民主阵营的人，他们追求民主制度的命运如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建立许多种假设：也许闻一多将像沈从文一样放弃文艺、埋首故纸堆，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也许他会如同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人表达民主观念，最终落得妻离子散、牢狱之灾甚至莫名殒身；也许他会如同朱光潜、冯至、老舍、巴金经过“知识分子思想再改造”，成为体制型的学者或作家。也许这些假设都不成立。可靠的做法是，我们把闻一多生命晚期的“人民至上”民主思想放在建国后去检视它的可能命运。 闻一多对“人民”一词的理解非常模糊，他从当时的政治运动的需要将人民作为可以依靠的对象。有一个中学生向他请教“什么叫做人民？”，闻一多说：“和人民在一起——就是说自己是人民一份子，在他们之内而不在他们之上，要爱人民。”[39]他认为：“我们不懂怎样做于人民有利，但原则是懂的；反之，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我们单凭良心就可以知道。”[40]闻一多的民主观念并非来自学院式的理论构建，而是植根于个人体验的感性直觉。 与闻一多不同的是，毛泽东的人民观念是随着政治目标和历史情势不断变化的，目的在于整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衡敌对势力，建立方向一致的统一战线，根据不断革命的历史走向建立排斥或容纳的机制。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一切包含在统一战线内的社会力量，即属于“人民”的范畴。毛泽东在1949年3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 [41]，以便于孤立和打倒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并在胜利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上述两句话中的两处“知识分子”具体所指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作为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就是经过了党的思想洗礼可以充分信任和依靠的知识分子，而后者是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这个阵营的知识分子中，“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了”，“多少有点可能团结”。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人生浩劫。它的背景是整风运动，其具体内容，“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42]这指的是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43]可见这是党内作风问题的整顿，并没有敌我之分。然而，后来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整风则是路线问题的大是大非了。“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44]，具体地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45] 1957的整风运动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与闻一多具有相同知名度与地位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 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但是最终没有被平反。这些昔日的右派们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真诚地说了很多不无真知灼见的直言，例如章伯钧说了“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闻一多夫人高孝真女士发出公开信斥责章、罗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封信在叙述了闻一多烈士和罗隆基、章伯钧之间的一些往事以后说：“把这些不久以前的往事跟你们当前的言论一对照，我不得不怀疑你们在施展两面派手法，怀疑你们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搞资本主义复辟，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你们实在太没良心了，你们的野心太大了。你们这种阴谋，我和我的孩子们绝不能答应，就是在九泉之下的一多也绝不答应你们违背他的遗志的这种行为的。”[46]闻一多是否绝对不能答应呢？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后从整体上走向了衰落。建国初开始的思想改造迫使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罗隆基、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大批知识分子备受打击。 如果闻一多还活着，我想，他也在劫难逃。 结语 今天对闻一多最好的纪念应该是，既要历史化地理解闻一多，又要与时俱进阐释闻一多。闻一多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属于过去，还属于现在和将来。因此，继承闻一多思想遗产的方式不应该是停留在历史层面堆砌廉价的赞美与吹捧，而是应该面对当代社会现实思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闻一多的愿望，践行了闻一多的人格，同时，也应该理性反思闻一多道路、闻一多思想、闻一多精神、闻一多现象经过历史沧桑巨变所形成的当代形态。由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闻一多的被经典化实际上与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有着复杂的联系，延安文艺思想是闻一多经典化走向的思想资源。 如果有读者以为本文试图颠覆闻一多的话，实在大谬不然。作为旁观者，远隔历史距离，我们需要对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在特定社会中所受到的影响和限制予以“理解之同情”。闻一多在当代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可以为社会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与启示，以严肃理性的心态反思闻一多就是对闻一多道路最好的承传。同样，论者并不是出于情感判断对延安文艺思想进行简单的否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到一种基本的“史德”：“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47]辩诘者应该警惕自我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以平等温厚的态度面对历史事实。我希望通过个人叙述敞开一个充满可能的问题域，在将研究对象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中还原历史本身，而不是封闭问题之后再贴上标签。 注释： [1]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笔者近年来进行过一系列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经典化批评的现代性历史元叙事及其悖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毛泽东的鲁迅论》，《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驯化与犹疑：建国后十七年经典化文学批评群体的身份认同》，《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2期。此处的经典化不是指文学作品，而是指思想。从研究思路来说与前面的路径是一致的。思想的经典化是指接受主体通过别有意图的动机对思想遗产进行再度阐释与评价，从而使其获得稳固的权威地位，这种阐释有正解、误读、颠覆、歪曲、美化、丑化等等手段。 [2]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成员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的外国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的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共20余人。该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参观访问一个月左右。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重庆，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毛泽东的此次讲话登载于1944年6月13日的《解放日报》。 [3]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晋察冀日报》，1944年3月12日。 [4] 详见笑蜀 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但是这些要求民主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统区重庆，而不是在解放区延安。 [5]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妇女界领袖孙文淑、文化界联合会、新闻记者联合会纷纷发来唁电。（《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21日。）延安清华大学同学会致电闻一多氏家属吊唁。（《延安清华大学同学会电唁闻一多氏家属》，《晋察冀日报》第二版，1946年7月21日。）邯郸市文化教育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高树勋将军电唁民盟主席及李闻二氏家属。（《晋察冀日报》第二版，1946年7月26日。）清华大学闻一多先生遗集整理委员会由朱自清任主委，潘光旦、吴晗、浦江清等任委员。《闻一多全集》的第一部抄齐后，拟在上海付印。（《闻一多全集整理中》，《晋察冀日报》，1947年2月16日）闻一多教授周年祭（《晋察冀日报》第四版，1947年8月21日。）北大新诗社、风雨社及文艺社等二十五个团体暨闻氏生前友好，于是日下午七时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悲壮纪念晚会，举行周年忌日祭。（新华社晋察冀电，《晋察冀日报》，1947年8月21日。） [6]蒋介石听取了司徒雷登对李、闻暗杀案的处理建议：“一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并公开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及其它活动而惧怕…… 二是取消对大量业已查封的报刊的禁令……三是如果可能，不日内即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作为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及时措施。”（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编 尤存 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页，199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这些举措的出台是李、闻血案换来的民主成果。 [7]《李公朴血迹未干 闻一多又遭蒋特惨杀 蒋介石特务机关拟定一广泛黑名单昆明民主人士愤慨法西斯恐怖罪行》（第1版)，《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20日。 [8]《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唁闻一多家属》（第1版)，《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22日。 [9]《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大会 反对内战反对特务 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于树中等烈士朱总司令号召国人清洗法西斯好战分子》（第1版)，《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30日。 [10]《边区各界悲愤交集 纷纷电唁闻一多家属 志士之血必灌出革命之花》，《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21日。 [11]《文代大会第十一日 通过全国文联章程草案 全体代表为闻一多先生死难三周年致哀》（第3版），《人民日报》，1949年7月15日。 [12]《民盟总部举行纪念会及祭灵仪式 纪念民盟殉难烈士 闻一多安葬于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第1版），《人民日报》，1951年7月18日。 [13]《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十周年 民主同盟中央举行纪念会》（第1版），《人民日报》，1956年7月16日。 [14]《中国民主同盟举行集会 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牺牲十五周年》（第2版)，《人民日报》，1961年7月16日。 [15]《民盟云南省委举行纪念会 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三十五周年》（第4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8日。 [16]张书政，《“一二·一”运动史陈列室建成 闻一多李公朴和“一二·一”烈士陵园修复如初》（第2版），《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6日。 [17]《纪念闻一多图片展览在湖北浠水县展出》（第3版)，《人民日报》，1983年10月9日。 [18]《莫斯科集会纪念闻一多诞辰八十五周年》（第6版），《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3日。 [19]《北大清华纪念闻一多逝世四十周年》（第3版)，《人民日报》，1986年7月4日。 [20]邹大毅、袁建达，《纪念民盟成立四十五周年暨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殉难四十周年 民盟中央在京举行大会 云南省隆重集会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四十周年》（第4版)，《人民日报》，1986年7月15日。 [21]刘凉，《闻一多基金会在武汉成立》（第4版），《人民日报》，1992年7月13日。 [22]方政军、张训蒙，《闻一多纪念馆开馆江泽民题写馆名》（第4版），《人民日报》，1993年5月20日。 [23]朱冬菊，《纪念闻一多诞辰９５周年活动在京举行》（第3版），《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7日。 [24]臧克家，《闻一多精神》（第4版），《人民日报》，1995年2月3日。 [25]毕全忠，《北京纪念闻一多殉难５０周年》（第5版），《人民日报》，1996年7月8日。 [26]尹鸿祝、武卫政，《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座谈会在京举行 李瑞环出席与会人士高度评价伟大爱国主义者闻一多的高风亮节》（第4版），《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3日。 [27]朱自清，《爱国诗》，《朱自清散文集》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 [28]谢泳，《对闻一多之死的再认识》，《文史精华》，2001年第6期。 [29]转引自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9页。 [30]吴晗，《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第8版），《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日。 [31]吴晗，《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第8版），《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日。 [32]闻黎明，《闻一多画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120页。 [33]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754—755页。 [34]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756页。 [35]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647页。 [36]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692页。 [37]赵超构记述了他见到“以‘野百合花’闹出问题来的王实味”的境况：“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698页。）四十年后，赵超构在《说说王实味的事情》中说“王实味就是一个以言取祸的先例”，“比起‘文革’牛棚里的人是老前辈了。”“直到十年内乱中，我还不时想到王实味那副被整跨了的认罪表情。”（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38]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39]王一，《哭一多先生》，《新华日报》，1946年7月25日。 [40]流金，《追念闻一多先生》，《人世间》，第1卷，第5期，1947年7月20日。 [4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7页。 [4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415页。 [43]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42页。 [44]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50页。 [45]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57页。 [46]《闻一多烈士夫人高真发出公开信 斥责章、罗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第1版），《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4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 作者简介：李松，男，1974年生，籍贯湖南。文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7-2010年在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学习，2010-2011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美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 联系方式：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文学院，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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