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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1年9月14日上午10：00－11：30 地点: 一教207 主讲人简介: 顾彬, Wolfgang Kubin,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 1945年生于德国策勒(Celle)。1966年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1973年改读汉学，兼修德国语言文学、哲学和日本学。1973年在波鸿大学获博士学位。1974－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汉学教授资格。1985年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教授。 现职: 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 汉学代表作: 博士论文：研究杜牧的抒情诗；教授论文是已经译成中文的《中国人的自然观》 目前研究: 主编《袖珍汉学》(Mini-Sinoca)，主持多卷本《鲁迅选集》的翻译工作，正在写作九卷本《中国文学史》。 讲座内容: 首先我要感谢北大给我这样的机会。昨天我在清华大学做了四个小时的报告，今天感到很累，有什么疏漏的地方请大家原谅。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有关死亡的问题，可是在座的都是年轻人，大家都不会想死，都准备活下去，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给大家讲死亡问题呢？ 我很早就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这可能与德国的过去有关，我从小就看到我们父辈所做的坏事，我很吃惊。它还可能和维也纳有关，维也纳好像是死亡的首都。我妈妈是维也纳人，所以我可以算半个奥地利人。我姨妈九十二岁时老说一句话：“我为什么不能死？”维也纳有很多墓地，它的中心墓地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在那里走上一天你也走不出来。我很喜欢到墓地去，那儿有许多名人的墓。有些人取笑我说：“你该死了，你不会生活了。”但我却告诉他们，墓地也是一种文化，还是历史、宗教。我喜欢看犹太人的墓，这些墓并没有受什么破坏。面对德国的过去、德国的罪，我认为德国文化是死亡文化。瓦格纳的歌剧里就充满了这种死亡气息。 基于以上原因，我从小就对死亡问题感兴趣。对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死亡的历史。也许有人会问：“死亡怎么还有历史？”但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是有历史的。 死亡在古代是积极的、正确的。18世纪以后死亡就成了个人的、错误的了。20世纪以后（主要是指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死亡是匿名的、无名的。早期的死亡是美丽的，现在不是了。现代人根本不敢面对死亡问题。 今天我要从西方角度介绍两个思想家，一位是德国哲学家Pieper Josef，另一位是Aries。 先说Pieper Josef。这个哲学家一百岁时才死去，九十二岁还在大学当教授。我希望我九十二岁时还能来北大做讲座。因为他是天主教的，所以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我自己虽然是新教的，但我很喜欢天主教的哲学家。他有一本书叫《死亡和不朽》，，这本书改变了我对死亡的看法，看了他的书我感觉自己对死亡问题思考得太简单了。 古希腊哲学家说搞哲学就是学习怎么死。虽然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得死，但经验却不是这样。我们总是只能看到别人的死，却看不到自己的死。在德国有关死亡有很多说法，比如“死亡是一种睡觉”；“死亡是睡觉的弟弟”；“死亡是永恒的晚上”；“死亡是永久的休息”等等，在德国和中国一样也把死亡看作是“归去”。 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自己寿终，这是美丽的死。但是思想开放的哲学家认为“死亡是睡觉的弟弟”是欺骗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死亡与自己无关。他们的这种观点和中国的孔子颇有些相似，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连怎么过日子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死亡呢？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生活完之后不可能是一个人的结束。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认为人死后灵魂能离开身体。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也有这种看法，比如托马斯•阿圭那，他也说“人死后灵魂会离开他的身体。”灵魂把身体看作是一种工具，所以重要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灵魂在拉丁文里叫anima，它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存在。拉丁文里说“纺车停了，纺织工人没死，他的灵魂走了。” 《圣经》里说“没有什么不朽的东西”，所以无论是《新约》还是中世纪的哲学家都不谈人会有什么不朽的灵魂。一个人不只是灵魂，灵魂在没有离开身体之前才能生活，灵魂离开身体之后人就不再是一个person了，所以是上帝在帮我们做人。当代阐释学说上帝死了，人就是上帝，人在别人面前才能做人。阐释学的解释是灵魂离开身体后就变成了anima separata，所以我们已没有与上帝相似的地方，因此每个人都有上帝性的成分。Pieper认为人死后身体、灵魂都死了，灵魂离开身体后完全不存在。“我们应该高兴，我们会完全灭毁。” 在中世纪死亡是一种惩罚，因为人有原罪所以上帝要惩罚我们。如果我们死亡我们就灭毁，那么所有的罪也跟我们一起灭毁了。所以死亡是一种解放。对托马斯•阿圭那来说死亡是正常的，但也是惩罚，因为我们老想离开上帝走自己的路。上帝在《旧约》中问：“Adam，你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他不用问就应该知道Adam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你知道你自己在哪儿吗？因为你已经离开了我。如果我们承认死亡是一种惩罚，我们会乐意死；如果我们一直离开上帝我们就会永恒地死亡。托马斯说如果我们承认死亡是一种惩罚，那么我们就会复活，身体和灵魂都会回来。 李白说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旅游，我们老在路上。但是死亡会使我们的旅游停止。Pieper认为死亡是有意识的，“无论你早死或者晚死，你的死都是有意识的行动。”他认为死亡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死亡时人才会知道他是谁。欧洲有位神学家叫Thiellicve，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准备死”。这不是说他要自杀，而是知道有一天他会死，他知道死是个人的。 希腊字母的顺序是从Alpha 到Omege，Alpha是生，Omege是死，但是Omege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人死后会开始新的生活。Pieper说死后有一天上帝会召集我们。我们会复活，变成新的人。 我们再说Aries。他有一本书叫《死亡的历史》，里面写了五种死亡的典范，有些我认为很有意思，有些则太可怕了。 第一个典范是：中世纪人的死亡，一般来说，都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共同体希望控制死亡的权利。所以一个家庭成员死亡时应举行告别活动。他不会随便死，他有一种预感，在床上时就开始准备。有一种sign告诉他将死，所以他召集全家人做准备，他也许会把他好的经验告诉大家，也许会提醒家人将来该怎么办。他死之后全体送他去坟墓，这就是所谓“美丽的死”。 现在很多人都是一个人死去的，他不知道自己将死，也没有别人给他送葬。给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突然死了，他埋在一个地方，可他却根本不要我们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我们欧洲人喜欢到墓地去送花，可他却不让我们和他“讲话”，我认为这种死是可怕的。 中世纪的死亡是公开的，他在彼岸休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认为死人是不干净的，但基督教在欧洲流行之后，也就是5－18世纪，死人都是安放在教堂里的。文艺复兴开始、科学发展以后，学者、大夫说这种埋葬方法对活人不合理，会导致传染病。所以18世纪以后城市管理人员不允许在教堂埋葬死人。于是人们就在郊区建起大规模的公墓，这里很健康很干净，这也使得我们对死亡有一个很好的态度。 现在公墓在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新的坟墓克服了原来教堂内外的问题，人们不再闻到尸体腐烂后的怪味，也不用担心什么黑死病。从18世纪开始，公墓有两种：一种跟博物馆一样，艺术水平很高，几乎所有的墓碑上都有哲学性、宗教性的铭文；另一种类似山水自然公园，美国的公墓多是这一类型的。 18世纪开始，健康问题提出来了，公墓变成智慧的学校、文化性的机构、思考觉悟的地方和宗教哲学的学校。8世纪到20世纪去公墓散步是很时髦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得到安慰、回答和对生活的了解。 “死亡都是别人的死亡”是什么意思？18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个人的生活，不再是共同体。所以上帝死了好像并不怎么可怕，我最爱的人死了才真正让人感到可怕。我最爱的人死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希望他回来。所以说18世纪以后死亡是一个我最爱的人的死亡。但死之后我还可以这么爱他，所以死亡是美丽的。这样死亡就被美学化了。从那时开始，欧洲人认为死亡是一种睡觉，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和最爱的人见面，所以去公墓不是可怕的事。我们可以准备和最爱的人再见。 下面再介绍Aries提出的另几个死亡的典范。 我们前面说过最开始死亡是公开的，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到11、12世纪之后产生财产和富人，这些人开始考虑死亡之后的事情。他们希望死后有人纪念他们，说他们的好话。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写遗嘱，或者捐赠钱，或者进行弥撒。这样一个人死后就会被别人纪念了。个人的死也影响到个人的埋葬方法，人死后不能遮盖他的脸（现在德国农村还如此），还要求尸体不能被别人看见，要放入棺材。 在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恶”已经不存在了，地狱没有了，原罪也没有了，我们应该有力量面对死。我原来有四个孩子，1983年我九岁的儿子死了，我那时有很多朋友，但是儿子死后他们都拒绝和我见面。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探讨死亡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