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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伦苓:我的父亲周汝昌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周伦苓 参加讨论

    八十松龄正少年,
    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
    证相期读后贤。
    这是美国著名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去年在父亲80寿辰时为父亲写的贺寿诗。
    为庆祝父亲的寿辰,我们吃了几个蛋糕,迎了几个花篮、几把鲜花,多少贺寿诗文,已说不清了。这一年,既是他
    的80大寿,又是他从事红学研究50周年。
    作为女儿,我耳闻目睹了父亲求学、治学的艰苦历程,心有所感,遂积成文。
    一
    父亲的学程坎坷而漫长。他曾两次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这在燕大校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他本应1937年投考大学,由于抗战爆发,南开中学遭轰炸,他参加了"南下请愿团",连夜步行到南京去请求政府积极抗日,失去报考的时机。至1939年方得考取燕京大学。那年天津发大水,无法进京入学,1940年才跨进燕园大门。没想到1941年冬天珍珠港事变骤起,同一时期日军围封了燕大,驱散了学生。抗战胜利后,父亲执著的求学志向不移,向燕大申请返校,校方回信说已过了复学的期限,如果想入学,还须重新考试。1947年的秋天,父亲历尽沦陷之痛后,重新考试,终于实现了再返燕园的心愿。那种慕学、思学、盼学的心情可想而知。
    父亲考入燕大西语系,当时的心愿是学外文,欲求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著向世界传播。待1947年重返西语系后,就早早定下了"陆机《文赋》之英译与研究"这一治学方向。后来又以《离骚》体译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颂》,英译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二十四诗品》等。1951年,父亲毕业前,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英译《文赋》,在系答辩时,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在座,听取父亲所作英文报告、解答后,全体师辈报以极热情之长时间掌声。一位英籍教授对父亲说:"这样的论文远远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的。"自走上研治红学之路,父亲的本行---英语一放就是几十年,但他1980年到美国去,还能用英语为美国学生讲中国书法;为纽约市立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几位有关的系主任、教授讲《红楼梦》的价值与意义;给各国驻华使馆组织的"国际协学"讲解《红楼梦》。可见父亲当年英语基础打得多么扎实。
    父亲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升入中文系研究院深造。
    二
    在燕大学习期间,父亲如盆鱼纵壑,得其所哉。他一头扎入浩瀚的书海里遨游,燕大的图书馆成了他的“家”。除了上课到教室听讲以及吃饭、睡觉以外,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图书馆里度过。若逢闭馆休息日,他有如"无家"的游子,惶惶然不可终日。
    在图书馆,父亲既看洋书,也看古籍,常与我的四伯父讨论。父亲与四伯父自幼形影不离,手足情深,非同一般,是四伯父将父亲引上了学术之途。一次四伯父嘱他留意一本叫《懋斋诗钞》的书。这本书,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胡适先生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着《懋》集,而久抱遗憾。父亲到图书馆去寻找,不料一索而得,当然十分高兴。在这本集子里,他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直接有关的诗,重要无比,就此写了一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在老师顾随先生的推荐下,年底发表在《民国日报》上。胡适先生见了此文,很是高兴,写信给父亲。胡先生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于癸未除夕,我很同意……"由于胡先生对父亲的考证结论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父亲那时"少年气盛",就又发表了一文,与之争辩,并且也与他通信讨论起来。从1947年冬,到转年之春、夏、秋,一共有七次信札往来。而后父亲又冒昧地向胡先生提出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的请求。没想到胡先生二话没说便应允了。
    胡适先生当时是一位威望极高的知名教授,他与当年"大褂阶级"穷学生的父亲多次书信往来并将自己珍藏的古籍借给他,父亲对此是十分感激的,但他却从未因胡先生的身份、名望而放弃自己的观点。自此,父亲正式开始了研究红学的坎坷征程。《红楼梦新证》就是此时他一边读书,一边研讨,利用一个学期的课余和两个暑假的时间写成的。
    那时,父亲每晚必在燕大图书馆楼下东北角的研究生专用桌定位工作,桌上两方小砚,朱墨并陈,他核校《红楼》版本,查寻清史资料,坚定地做完一节方罢。如此整整干满了八十个夜晚。
    1948年的暑假,父亲回到了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
    1953年,《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销三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也看过这部著作,并在其中一段文字旁加了密圈。那是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其中谈到康熙帝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种植此米,并将此米赏与曹寅、李煦一事。可巧,那时毛主席正住在丰泽园,读了这段故事,引起了对胭脂米的浓厚兴趣,即命农业部、河北省寻找此米。后来河北省委果然寻到了此米,并将胭脂米送给主席。因此米珍稀味美,前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尝到此米,竟向毛主席索求此米,据说,后来主席果然将此米送了一些给田中先生。
    《红楼梦新证》这部40万言的巨著,仅征引书目便多达700余种,挖掘出一批可贵的史料。父亲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但《新证》自出版后便命运多蹇。1954年,在全国《红楼梦》"大讨论"中,胡适被批倒批臭。父亲的《新证》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父亲因所谓"繁琐考证"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而被戴上了"比胡适还反动"的帽子;在台湾,则因为他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而被斥为"背叛恩师"的"反胡适派"。更令人费解的是,美国有一位叫米乐山的红学家,竟在自己的著作中称父亲为"红色红学家"。彼此政治观点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竟然都把父亲当成了对立面,这令人啼笑皆非。
    改革开放后,《新证》交上了好运,海内外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著名红学家周策纵教授认为,《新证》"无可否认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它使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
    自《新证》始,50年来,父亲陆续写出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作达十五部之多,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一生辛苦不寻常。为此,著名作家刘心武撰文称之为"半个世纪一座楼"。
    1998年,在"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及周汝昌先生红学精品集首发式、周汝昌先生80华诞、研红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发言,高度评价父亲"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红学事业","为红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这也是代表党和政府为父亲恢复了名誉。
    三
    父亲一生情系红学。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也因红学这根纽带联系得更加紧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父女亲情。
    "文革"中,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没有逃脱厄运,被送进了"牛棚",随后又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那个时期,我也去了延安插队。
    1970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父亲从干校特调回京。
    1980年,党中央又一次给予父亲极大的关怀,将我从外地调回北京,正式担任他的研究助手。
    1976年,父亲将《新证》由初版时的40万字修订至 80 万字。书还未印出来,父亲便因劳累过度,致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那年的3月到9月,一直为医治病目而费尽周折,后来父亲住进了医院。但他为了难以割舍的事业,竟逃离了医院。第二次被送进医院手术时,右目幸免于盲,视力维持在0?01,而左目则完全失去了光明。
    想起这些往事,我便十分伤感,父亲付出的太多太多,而我们却无法分担他肩负的重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
    和父亲一起工作,既要给他当“眼”,又要给他做“耳”。他的耳背是"闻名"的,张中行先生曾调侃地说他是"打雷听不见";张老的门生则说得更诙谐"耳边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这些话虽不免夸张,但也足见父亲失聪的程度了。
    1986年,我陪他去美国讲学访问时,我俩就"取长补短",以我之"耳",用他之"口",作为交流的手段,但这毕竟不是"一体化"组合,难免出错。一次在纽约参加完一个会议,返回麦地逊城住所时,由于在机场大厅,听差了广播,我们竟乘错了飞机,险些飞入"歧途"。
    为了给父亲当好助手,哪里有他的踪迹,哪里就有我的身影,我陪他一同去寻访曹雪芹故居,一同去恭王府考查。父亲是长达四届的政协委员,每次开大会,我都要"陪同前往"……
    有时,我常想,我与父亲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大概是命中注定了的吧?否则,怎么我和他的生日也刚巧是在同一天呢?
    四
    在人们的眼里,父亲是"红学家",似乎他一生都像个书呆子似地"死啃"红学,其实,父亲兴趣非常广泛。
    父亲从小便喜欢诗词,从14岁起,便能作七言绝句。沦陷期间于故里,常作诗词以言志。他才思敏捷,一首律诗可在数分钟内完成。60年代,他编的《范成大诗选》和《杨万里选集》为学林推重。
    1970年,父亲由干校调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连一首也未能流传至今,无限惋惜感叹。忽然想到雪芹为他的好友敦诚题的《琵琶行传奇》只剩末二句,就" 异想天开",斗胆续补。他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的一首传了出去,竟使一位红学家认定这是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
    在父亲的诗作中,"咏红"诗数量最多,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父亲作的诗,涉及方方面面,已不知有多少。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为我作了一首小诗。至今我还保存着。
    周总理逝世,父亲作《何处》一诗,寄托深深的哀思:何处祠堂见柏森,鹂黄草碧最难吟;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忿极心。独有灵灰铺赤县,那无骏骨铸黄金;年来艰下男儿泪,一诵遗恩痛满襟。
    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父亲十分兴奋,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一诗:百年风雨洗神州,万里烟霞一望收;南海明珠怀潋滟,中原紫气抱沉浮。庆云承景归佳谶,丽序移春人爽秋;且喜书生尚能武,含毫独上最高楼。
    父亲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他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倾注了大半生心血。他曾和朋友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功夫,比红学要多得多。"有人当面夸父亲的字是"瘦金体",而他却说:"误也。’瘦金体’乃宋徽宗体之称,法出薛稷;我习右军,与之无涉。""平生临习,皆右军帖,而至能背临《兰亭序》。"
    记得唐山大地震时,父亲坐在临时搭的"避震"床上,信手取了一个旧白报纸本,随意写画。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居然写成了《书法艺术答问》这本小册子。他还发表过许多关于书法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兰亭综考》、《说遒媚》、《书法笔法考佚》等。
    父亲酷爱京剧、曲艺、民族乐器,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还粉墨登过场,在《春秋配》、《虹霓关》、《三堂会审》中扮演过小生。
    父亲也喜爱民间工艺,无论是泥垛的,纸糊的。他最喜爱石头,尤爱玉石,这大概与其喜爱《石头记》不无关系吧!记得有一次,我为他买了一个玉马,他本来就喜欢玉石,而马,又应了他的属相,他高兴极了,一连几天摆弄这匹马,并赋诗一首:玉马牵来谁敢骑,志存千里一长嘶;盐车峻坂不知苦,尚有驽材日见欺。
    父亲80岁了,满头银发,步履矫健,仍在辛勤地耕耘。看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正是遵循这一精神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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