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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江: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底本辨析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左江 参加讨论

    李植(1584—1647),字汝固,号泽堂,德水人。朝鲜光海君二年(1610)文科及第,历官吏曹佐郎、大司成、大司宪、判书等职,特以文学著称。
    泽堂十六岁“着功于杜诗”[1],以后一直着力于杜诗的研读,他认为“学诗之本”“当以三百篇为宗主”,“学诗之准的”则以杜诗为主[2]。他自己亦多和杜之作[3],乃有“东方杜少陵”之称[4]。《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以下简称《杜诗批解》)为他晚年用力之所在,成于仁祖十八年(1640),英祖十五年(1739)由其曾孙李箕镇付梓刊行,此为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申纬对李植此书可谓推崇备至,有诗云:“天下几人学杜甫,家家尸祝最东方。时从《批解》窥斑得,先数功臣李泽堂。”[5]其诗充分肯定了泽堂的功绩,对朝鲜学杜诗的人来说,《杜诗批解》乃为入门之要籍。
    是书流传至今,却未能得到后人充分重视。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以及李丙畴《杜工部诗注译的始末》(收于其《杜诗研究论丛》)、《韩国文学里的杜诗》(收于郑判龙、李钟殷主编的《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有点滴涉及,亦只是大略的介绍。其中的许多问题值得探索,存在的一些误解也值得澄清。本文拟先就其底本问题予以辨析。
    据《杜诗丛刊》中所收清康熙十八年朝鲜李氏家刊本《杜诗批解》来看,是书二十六卷,前有《新唐书·杜工部本传》以及包括王琪、王安石、黄庭坚、蔡梦弼、严羽、刘辰翁、虞集等人评论的《杜诗总评》,其次为目录与正文,后有晦庵先生《章国华杜诗集注跋》、宋时烈《杜诗点注跋》、泽堂《杜诗批解跋》以及李箕镇跋,正文体例先抄录杜诗,然后于每句下以小字抄引各家注,下附其自注或批解。
    要对《杜诗批解》进行底本辨析,其间将涉及较多杜诗版本,包括中国的与朝鲜的,兹分别考辨如下。
    一、关于《纂注分类杜诗》
    自高丽朝开始,杜甫一直为东人心中学诗之典范[6]。至朝鲜王朝时,则透过王室之力,进行杜诗的翻译、注释工作。据《世宗实录》记载,世宗二十五年(1443):
    命购杜诗诸家注于中外,时令集贤殿参校杜诗注释,会粹为一,故求购之。(《世宗实录》卷一一五)
    
    朴彭年《六先生遗稿》中《三绝诗序》亦有记载:
    正统八年夏四月,上命会粹子美诗注,于时,鹫山辛公(辛硕祖)以下凡六人为属官,匪懈堂实总裁焉。[7]
    由以上记载可知,世宗时召集精熟杜诗的名家会于集贤殿,搜罗中土诸注本而加以补注,此即为《纂注分类杜诗》(以下简称《纂杜》)。是书为东人从事我国古典诗集注释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东人注释的第一本杜诗,此书在东国影响极大,为东国一般研读杜诗者之必备本。李立信先生认为此书所依据的底本是元刘辰翁批点、高楚芳编纂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以下简称高本)[8],此说不确。对二本进行检校,高本体例为编年性质,与《纂杜》的分类体例差别很大。但《纂杜》对高本吸收较多,特别是刘氏批点几乎全部转录,甚至很少字句的更改。对于刘辰翁的批点,历来各家褒贬不一,明单复《读杜愚得自序》云:“余乃知须溪所评,大抵止据一时己见而言,亦未明作者立言之旨意。”守濂亦曾訾刘氏评诗“如醉翁呓语,终不能了了。”[9]此因刘批常以“妙处不可解”等语作为遁辞。而《纂杜》对刘氏批点几乎全部加以吸收,其原因当有几种:一、在流传朝鲜的各杜诗评解本中,诸家大多重解释典故,字句出处以及时事内容等,唯须溪批点独标特行,重在选隽解律,阐释意蕴。刘氏自己亦多诗文创作,他从创作的角度对杜诗进行分析,颇多精到之处,对帮助读者领会杜诗有一定益处。二、刘氏批点简明扼要,多一字评、二字评,如“好”、“不乏”、“无味”、“是是”等语随处可见。虽然有人批评他“简而失之略”[10],但这种简要的批点作为集注中的一家,也不失为较理想的选择。三、高本中刘批已多列于正文的各句之下,而其他各家注多集中在篇末,则刘批特别清晰明了,便于转录。虽然集贤殿学士对刘辰翁的批点情有独钟,但并非以刘氏批点的高本为底本却是事实。
    据现有资料看,在《纂杜》之前,朝鲜刊行的杜诗集有宋鲁訔编、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以下简称《草堂诗笺》)、宋黄希、黄鹤注《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以下简称《杜诗补遗》)、元郑肃编次、范梈批选的《杜诗范德机批选》初刻本[11]。但据《世宗实录》的记载,为了注释杜诗,世宗曾派人于中外购求诸家注释,可以推测,当时购进的注本中,当有其他版本的杜诗,如上文所提及的高本。将《纂杜》与现存杜诗版本对照,是书与宋徐居仁编、黄鹤补注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徐本)相近,二书同为二十五卷,都为分类体,同分纪行、述怀、怀古、古迹、时事、边塞等七十二类(只是在《纂杜》中将星河类附于月,陂池、溪泽二类附于江河),二本编次也完全相同。另外《纂杜》对徐本的目录略有改动,但所改有对有误,如卷五时事下,将《喜闻官军已临贼寇》的“寇”改为“境”,此为改对的一例;又如卷十五燕饮,将《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的“渼”改作“漢”,此为改错的一例。[12]
    徐本为伪书[13],由于当时朝鲜人并无此认识,所以《纂杜》以此为底本,但并非全部转录。以第一首《北征》为例,在徐本中此诗标题下的注解有王洙、鲍彪、苏轼、黄庭坚、黄鹤,而《纂杜》无黄鹤注,又因黄庭坚语出于《诗眼》,所以转而改引《诗眼》故事。至于正文的注解,更是取其所需,对所引用的注解亦多删改。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纂杜》是以徐本为底本,以高本为重要参照本,且同时参阅《草堂诗笺》、《杜诗补遗》等杜诗版本,加上集贤殿诸学士的补注而成的集注本。
      二、《杜诗批解》与《纂杜》
    《纂杜》在朝鲜影响极大,于世宗26年(1444)编成后,曾数次重刊,如成宗16年(1485),中宗朝(时间未详)、光海君七年(1615)、孝宗朝(时间未详)都曾有刊印[14]。泽堂《杜诗批解》成于1640年,受此书影响很明显。“诗集分门类,为编诗之下乘”[15],而《纂杜》正是分类体,且分类繁琐,错综复杂,归类多不当处,因此既不便于寻检,又无益于对诗人的人生经历,情感、个性变化以及艺术进展的准确把握,特别是对杜甫这样一位有“诗圣”之称的诗人而言,此编诗法尤为下乘。《杜诗批解》采用编年体,相对《纂杜》而言,实是一大进步。《杜诗批解》与高本编次完全一致,起于《游龙门奉先寺》,迄于《过洞庭湖》,唯高本20卷,《杜诗批解》26卷,其间差异只是分卷的不同。但《杜诗批解》目录比高本少《吾宗》、《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觅使寄此二首》和《送田四弟将军归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阳城郡王卫公幕》三诗题,而正文中缺前二首诗,有《送田将军》。据《杜诗丛刊》中明朱经扶《集千家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来看,其行款为行18字,半页8行,此三首诗与下首诗题《送田将军》正好在相对的两个半页上。假设泽堂所见高本与此版式相同,则他可能在转录时漏过这两个半页。又如此三首诗和诗题在同一页上,则泽堂所见版本可能脱漏此页。李箕镇在将《杜诗批解》付梓刊行时曾加以检校,只在正文中补上了《送田将军》一诗题,而目录上仍缺漏,所以造成现在见到的情况。因材料不足,只能做此假设,以俟后考。
    《杜诗批解》的编次、体例虽与高本杜诗相同,但正文的内容受《纂杜》影响更大。特别是对集贤殿学士们的补注部分更是几乎全部转录。又如刘辰翁的批点,以《成都府》一诗为例,在“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一句下,高本刘批为:“愤怨悲感,读之默然。”《纂杜》引列批为:“愤怨悲憾,天性纶至,读之默然。”《杜诗批解》为:“愤怨悲憾,天性绝至,读之默然。”显而易见,《杜诗批解》引用的刘辰翁批点更接近《纂杜》。“绝”与“纶”的差别,当有两种可能:一是“绝”与“纶”二字字形相类,由于刻印时字迹模糊,造成泽堂转录时的错误。一是泽堂认为“纶”为错字,故意改动。无论哪种情况,泽堂的《杜诗批解》据《纂杜》而来是肯定的。又如《梦李白二首》之一“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一句下,《杜诗批解》中有刘批:“言蛟龙则又因应历江湖而言,下篇‘舟楫’语同意。”此段批点不见于高本,而独见于《纂杜》。
    《草堂诗笺》、《杜诗补遗》等各家书都以删汰伪苏注为己任,而徐本中伪苏注赫然在目。《纂杜》与徐本一脉相承,其中也保留了许多伪苏注。泽堂对伪苏注有清晰的认识,他在书后特别引晦庵先生《章国华杜诗集注跋》,其中说到:“其所引东坡事实者,非苏公作,闻之长老,乃闽中郑昂尚明伪书之……旧尝考之,知其决非苏公书也。”泽堂在跋文后加按语云:“世人非不知假苏之名,而犹疑虽假而注则是实,故存而不废,是可哂已。”因此泽堂在《杜诗批解》中大力删汰伪苏注,但此工作仍有不彻底处,如《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牵牛织女》、《滟滪堆》等诗的注中仍残留了一些伪苏注。即使如此,泽堂仍可谓功不可没。
    《杜诗批解》虽以《纂杜》为底本,但并非全部照搬,其间除保留了《纂杜》的补注和刘辰翁批点外,对其他各家都有一个选择检汰、由繁返约、去粗取精的过程。以《望岳》(“岱宗夫如何”)为例,《纂杜》涉及注家有王洙、蔡梦弼、郑昂、师尹、赵次公、王彦辅、黄希、刘辰翁以及集贤殿学士的补注。而《杜诗批解》中此诗无郑昂、黄希、王彦辅的注。又从此诗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纂杜》中此句下即有蔡梦弼、师尹、黄希、补注四家,其中梦弼注云:“孟子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扬子升东山而知众山之迤逦也。”《杜诗批解》此句下只有梦弼注与补注,梦弼注也只引用了前半句。由一斑而窥全豹,从中可见泽堂在以《纂杜》为底本的编注过程中,对它的吸收和改进。
      三、《杜诗批解》与《草堂诗笺》
    经以上分析,《杜诗批解》的底本已很明确。此处之所以讨论《杜诗批解》与《草堂诗笺》的关系,只因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草堂诗笺》具编年性质,且《杜诗批解》引用蔡梦弼注独多,所以容易引起误解,如李立信先生就有是书编次大抵本于《草堂诗笺》之语[16],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二书虽同为编年体例,但比较二家目录,差异甚多,兹将二书第一卷前十个诗题列表比较如下:
    
    其不同显而易见。至于泽堂所引蔡梦弼注,并非出于《草堂诗笺》,而是从《纂杜》而来。以《游龙门奉先寺》为例,《草堂诗笺》在“天阙象纬逼”一句下有梦弼很长的一段注释:
    天阙指龙门也。王荆公改天阙作天阅。蔡兴宗《考异》作“天闚”。以余观之皆非是,乃臆说也。按《洛阳记》,阙塞山在河南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晋赵鞍纳王使汝宽守阙塞。杜预注:洛西南阙口也,俗名龙门。今河南府东一百八十里有龙山,即禹所凿。《三秦记》鱼鳖上之即为龙,否则点额而还。两山对峙如门然,故名龙门。龙门者乃天阙门也。天有九阙,二十八宿为经,五星为纬,甫宿子招提最高之处,则身近天阙,势逼于象纬矣。庾肩吾《禹庙》诗“侵云似天阙”。
    在《纂杜》中这段话已被变更、删减、分解,“河南府东有龙门山”至“故名龙门”一段被引作标题注,而“天有九阙”至“势逼于象纬矣”列于“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一句下,
        
    其他内容全部删汰。《杜诗批解》中此两处所引用梦弼注与《纂杜》完全相同,从中亦可见从《草堂诗笺》至《纂杜》再至《杜诗批解》的沿承关系。
    注释:
    [1]《泽堂先生年谱》。
    [2]《学诗准的》,收于《泽堂别集》卷十四。
    [3]据《泽堂年谱》,万历三十九年,先生28岁,冬游砥平有卜居意,次老杜《寄赞上人》韵。四十一年,先生30岁,四月次老杜《述怀诗》。此例甚多,不胜枚举。
    [4]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页八三。
    [5]申纬《东人论诗绝句》第三十四首。
    [6]如李仁老(1152—1220)在《破闲集》卷上论琢句云:“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已。……”
    [7]转引自沈庆昊《〈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以会文化社。
    [8]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页七七。
    [9]明宋濂《文宪集》卷五《杜诗举隅序》。
    [10]曹伟《杜诗谚解》初刊本序。
    [11]据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第三章《韩国历代编注刊印及研究杜诗概况》、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点《高丽、朝鲜朝所刊行之杜诗著作》、沈庆昊《〈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以及李丙畴《韩国汉文学里的杜诗》。
    [12]沈庆昊在《〈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中提到李丙畴先生在《〈杜诗谚解〉经纬及其声价》(雨田章镐烈先生古稀纪念论丛,1983)一文中第一次提出《纂杜》参照了徐本和高本,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未有深入的分析。(沈氏一文为韩文,此大意据郑台业博士口译。)
    [13]周采泉《杜集书录·伪书之属》中称徐本“殆与现存之分门本异流同源,盖坊贾取次分门本及集百家注等,附益黄、蔡二家之注,杂糅而成此编,非出于通人之手也。”
    [14]沈庆昊《〈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与李丙畴《韩国汉文学里的杜诗》都加以列表说明,一目了然。
    [15]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页八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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