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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在他与汉学家和学汉语的学生见面时，卢基扬诺夫教授畅谈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见解，并向习主席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界撰写的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听了卢基扬诺夫教授发言后赞许地说，卢基扬诺夫先生刚才对四书五经的诠释非常精到。前几年，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了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全面诠释了中国5000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习近平主席说：‘你们对中国文化的弘扬、对中俄文化交流的贡献功不可没，我向你们表示崇高敬意。’” 2007年2月，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主办的汉学会议上认识了卢基扬诺夫，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们团队正在翻译《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我们共同倡议并建立了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俄文化研究中心，这使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之托，最近，笔者就中俄文化交流等问题与卢基扬诺夫进行了一次对话。 安·叶·卢基扬诺夫，俄罗斯著名汉学家，1948年生，197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78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首席研究员、东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俄中友协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卢基扬诺夫系俄罗斯汉学巨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副主编，他本人曾翻译了《道德经》《论语》《诗经》等中国典籍，并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学》（1978）、《道和德：早期道家的哲学》（1991）、《老子和孔子：哲学之道》（2001）、《中国古代哲学讲座》（2012）等多种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曾荣获俄罗斯国家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俄中文化联系的关键节点 刘亚丁：尊敬的安纳托里·叶甫盖尼耶维奇，您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文化联系开始于什么时候，如何划分其阶段？ 卢基扬诺夫：尊敬的刘亚丁先生，我以四个阶段来回答俄中文化联系这一问题：第一阶段，接触中国文化；第二阶段，推动俄中文化相遇；第三阶段，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精神领域；第四阶段，俄中文化互渗互解。 刘亚丁：那么第一个阶段有什么重要人物？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与中国文化最早的接触要归功于俄罗斯早期汉学家的活动。А.列昂节耶夫的书塑造了得到睿智、仁慈治理的中国形象。《三字经》《大学》《中庸》最早的俄译本出自他的手笔。 刘亚丁：2006年11月，我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找到了列昂节耶夫的译作——由帝国科学院1780年出版的《四书经，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书》，其中有《大学》和《中庸》，发黄的纸似乎还散发着墨香。列昂节耶夫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早期成员。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它不仅布道，也进行学术研究。毫无疑问，Н.彼丘林在其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以对中国古代哲学、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奠定了研究中国学术的基础。19世纪形成了俄罗斯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学学派，这首先应归功于В.瓦西里耶夫。他提炼了研究中国文本和注释的新的方法，并在其题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纲》的教学大纲中概括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总方向。其学生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则以自己厚重的著作终结了黑格尔和康德所谓的“中国历史性的僵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杰出的汉学家柏百福以《论语》《孟子》的俄译本，丰富了俄罗斯汉学的宝库。 刘亚丁：那么第二阶段呢？ 卢基扬诺夫：俄中文化接触的下一步是由普希金迈出的。普希金是杰出的汉学家彼丘林的朋友，正是彼丘林向普希金开启了天朝之国的精神世界。众所周知，他在《奥涅金》的手稿中提到了孔夫子，对君子性格作了描述：谨防迷误，不要急于责备，要尊重青年。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普希金极有可能通过彼丘林接触到了《论语》。 普希金体现了俄罗斯文化之“言”，孔子则体现了中国文化之“道”。普希金本来是有机会与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的天才智慧相遇的。他曾上书沙皇，表达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遗憾的是，他遭到了坚决拒绝。俄罗斯文化之“言”同中国文化之“道”的相遇，未能实现。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普希金具有精神上的动力，具有与中国文化相遇并建立联系的愿望。 刘亚丁：那么是谁推动了中俄文化的相遇呢？ 卢基扬诺夫：两大文化的相遇，在我所说的第三阶段终归实现了。19世纪末，俄罗斯的另一位天才列夫·托尔斯泰迈出了新的一步。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精神的体现者。 急剧变化时代的精神危机让托尔斯泰焦虑不安，他为了拯救人类而遍访孔子、老子、墨子和佛陀的学说。普希金在诗歌的语言中将俄罗斯之“言”的本愿形象化；托尔斯泰则以基本的道德范畴来表达自己的学说。他直截了当地说，在每个人心中都预存着爱愿、善心、真理、必行、智慧。这正是作为精神原型的“五常”。托尔斯泰在道家和儒家中体认出了这些，他的爱愿就是仁，他的善心就是德，他的真理就是信，他的必行就是礼，他的智慧就是知。更进一步说，在托尔斯泰的学说中实现了“言”和“道”的融合：让人民回归自然、无为、不争，而且要修身、向学、兼爱。 托尔斯泰将中国“道”文化的5000年历史之流引入俄罗斯精神之域。“道”体现为俄罗斯之“言”。这产生了肉眼不能目睹的效果：“道”的文化与“言”的文化第一次产生了融合。于是，俄罗斯之“言”获得了“道”不可遏制的强力。托尔斯泰还进一步将中俄的“道”和“言”引入全人类的宽阔世界。托尔斯泰完成了俄罗斯智者和思想家的功绩：向人类开启了中国不朽的“道”的全球性的价值，而中国之“道”则为俄罗斯文化之“言”的复兴提供了保障。只是在今天我们才意识到，托尔斯泰发现并向我们指出了什么样的“言”的复兴之路。我想指出，与此相联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和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2015年签署了题为“中俄文化融合：孔子、老子和托尔斯泰”项目的长期合同。 刘亚丁：在《孔子形象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流变》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读（托翁对孔子和老子都非常喜爱）。我发现，这与托翁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列文的“顿悟”，具有词语和精神的相似性。写列文的顿悟他用了这样的句子——“для души живет”，他描写老子学说则用“жить для духа”，说的都是要弃肉体、存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后，托翁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精神觉醒的最重要的“旁证”。那么，中俄文化的互融和互解是如何发生的呢？ 卢基扬诺夫：在俄罗斯和中国的现实中可以更详尽地、更长久地找寻俄中文化的互融和互解。我所指的当然不是“文化交往”，而是文化的互相理解。象征俄中文化联系第四阶段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活动，对我们理解这一点会大有帮助。 201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实现了他担任这个崇高职务后的第一次出访。这次访问在俄罗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表示希望会见俄罗斯汉学家。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发了言，然后习近平主席讲了话。我想用以下的一句话来概括习主席的讲话：“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接下来就更出人意外、更让人惊叹了。习近平展示了他对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深刻见解。他对俄罗斯作家一一道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所有这一切，都是带着对这些作品和对俄罗斯文化的微妙之处的深刻理解说出来的，是带着它们对中国人的意识的影响和触动说出来的。 在与俄罗斯文化的比较中，他谈到了中国哲学典籍和现代文化，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精神世界的一些重要的范畴和象征。习近平概括的范畴中有“仁”这样的范畴，此外还高度评价俄罗斯汉学家撰写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谈话的内容不能一一列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俄中文化的互相接触和互相理解的过程已经展开，未来具有广阔的前景。想想吧，这是谁说的，恰恰是习近平，这位历经生活磨难、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追求人格完善的人说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样，体察到了文化的联系。 也许有人会想，我是在讨好中国领导人。完全不是！我记得孔子谈论精神共振的不朽名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者矣。”在习近平主席访俄和他与普京总统会见三年后，我们看到俄中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何等巨大的规模！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我感受到了以下五种精神：孔子的“仁者仁也”；孔子的“好学近乎知……知所以修身”；曾子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第二，在您所称呼的这个时期，一个伟大的强国——苏联被出卖、被毁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陷入了半封建式贫困。作为“新的历史人群”的“苏维埃人”和个人都毁灭了，“道德法规”被烧毁了。“光明未来”的战略思想，不论在意识形态中，还是在人民的意识中都已经熄灭。用《礼记》中的话说是“今大道既隐”。在这个黑暗的深渊里，西方的蛆虫以淫欲、毒品、美酒、失德和战争为武器横行无忌。怎么办？西边是可怕亦复可憎的蛆虫，东边是伟大的中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由具有崇高精神材料塑造的新人正在复归，富有精神的绿色文明正在建构，奔向大同社会的小康正在实现，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之中。俄罗斯诚实的人们的眼光会投向哪一边？当然会投向中国巨龙的文化。我对中国的歌曲《龙的传人》很熟悉：“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我们把这首歌翻译成了俄文。是呀，我真希望在我们的远古也有自己的俄罗斯巨龙——不朽精神支柱。所以说，苏联崩溃的悲剧使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 第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从中国文化中开辟了“道”与“言”之路。在中学时代研究他们的作品就会产生对“道”文化的兴趣，那么作为他们的后代，应该听取我们精神之父的决定命运的“言”。也就是说要表现孝，复兴俄罗斯之仁。 刘亚丁：问题是，喜爱中国文化的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在当今也遭遇到某种程度的漠视。 卢基扬诺夫：我们确实也会面临危险。在有关中国的学术文献中充斥着歪曲中国文化的描写。有个别官员发声，要把《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俄罗斯的阴阳合和的史诗）从中学教学大纲中删除。普希金的作品基本上被删完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要照此办理，理由只有一条：“孩子们不懂这些作品中的深奥的哲学”，建议用东正教的文献来代替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们要铲除“言”的始源土壤。因为只有借助“言”，俄罗斯的智识者才能进入中国之“道”。这就好像从五行的木、火、土、金、水中去除土，“道”将焉附？ 我们的老师季塔连科院士在行将离世时，嘱托我们：“学生们！我教过你们。我从来没有对我自己和对你们说过谎话。道路是艰巨的。你们会趔趔趄趄，跌倒在地，站立起来，继续前行，不要偏离道路。饥饿也好，寒冷也罢，不要抱怨，不要放弃。因为你们是汉学家！要做诚实的人，要诚实地完成你们自己的事业。要向人们展示俄中文化的交响乐。我开始的事业，你们要继续下去。只是你们要坚韧，对智者的遗言要听取，记住并加以施行。”作为季塔连科的学生，我们会遵照他的遗嘱努力工作。 深刻解读与深度合作 刘亚丁：您本人出版了研究《论语》和《道德经》的专著，附录是您的《论语》和《道德经》的俄译本。您能不能向中国的读者介绍您的主要观点？ 卢基扬诺夫：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我经常诵读。《道德经》包含了普希金的精神，它让我成为孩童，让我畅游于自然之中；《论语》包含了托尔斯泰的精神，它让我变为成人，让我畅游于社会之中；《易经》则把两者结合起来，要人成为“老者/孩童”和“孩童/老者”，畅游于永恒的循环之中——这当然只是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幻想。 这两本书是道家和儒家的基本经典。儒家看重古代，即过去的时代，认为古代可以在未来中复活，或者说，古代与未来的结合会回归到现在。道家看重未来，认为未来会再生于过去，或者说，未来与过去的结合会回归到现在。《易经》把这两个结捏合起来，形成了未来、过去、现在的辩证的三位一体的螺旋。这是全球结构的最和谐的结构和密码——每种文明独立，又相互结合。形象地说，《道德经》和《论语》是锁，《易经》就是开锁的钥匙。 《道德经》是由从天地的宇宙层面道德的自然花纹来描绘的，天和地的半球都聚焦于庄子所说的圣人所居住的中心。在圣人居于中心的文本的辩证螺旋线条中，所有的花纹有自己的纹路和节奏。这就是一年四季的纹路和音乐节奏。在时序交替中圣人生长，“道”和“德”的文本用年轮在其身上烙下痕迹。到了生长的极限，圣人消亡，化为带着“道”和“德”花纹的自然之物（我们会联想到盘古的神话）。然后一切又周而复始，花纹投射到中心，再生为圣人，“道”和“德”在他身上编制纹路，如此等等。因此，不同的季节读《道德经》，少年、老年读《道德经》，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每一次读，其内涵都会有差异。 读《论语》也是如此。只是一切都发生在以自然宇宙为背景的社会领域里。宇宙的半球聚焦于儒家的君子。花纹的描绘与道家相似，但具有不同的意义。花纹在历史时间里按照儒家的礼而律动。君子求学、生长、完善，达到师长的阶梯后就逝去，将花纹留在典籍里。老师的生命在其学生中得以延续。 我自己还根据《淮南子》和《白虎通》的内涵，绘制了道家和儒家的“道”的五行原型螺旋图（见下图）。 刘亚丁：那么，将《道德经》和《论语》翻译成俄文是比较困难的工作吧？ 卢基扬诺夫：我们提供了《道德经》和《论语》的平行的译本。我完成了这两本书的学术性散文体译本，阿勃拉缅科教授完成了它们的诗歌体译本。我们为什么要提供哲学文本/诗歌体平行的译本呢？首先，早期哲学思想都是以诗歌的形象来表述的。其次，人刚刚一出生是从母亲的摇篮曲开始的，孩子是人间的神，诗歌是他们的语言，老子和孔子保留了这样的语言，即使在最具有散文性的语言中也暗藏着韵律性。 刘亚丁：阿·马斯洛夫认为《道德经》中包含了仪式咒语和祷告词，所以他的《道德经》译本比较注重韵律性，伊·谢麦年科在翻译《论语》时，也把某些地方译成有韵律的文字。在您本人的《道德经》译本中我发现，某些片段也是押韵的，如二十四章、三十三章。但将《道德经》和《论语》整体翻译成诗歌体，或许你们是首创者。 现在我们换一个话题。季塔连科任主编、您本人和科布杰夫任副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汉学巨著。请您谈谈，俄罗斯汉学家为什么要撰写这部大典？ 卢基扬诺夫：20世纪最后25年，随着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影响的日益广泛，俄中友谊的不断深化，处于新的发展阶段的俄罗斯汉学也有必要总结250年来的发展历程，这就产生了写作《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必要。这部汉学家们用15年完成的著作，得到俄罗斯科学院的高度评价，2010年获得了俄罗斯国家奖。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俄罗斯汉学家时也提到，这部书是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当时我也谈到，四川大学的领导和俄罗斯学家们提出了将它翻译成中文的建议，这是俄中文化联系的大事件。现在这些提议者应该让人们知道了，他们是：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优秀的俄罗斯学家刘亚丁、李志强。您本人就是这个艰巨的翻译项目的首席专家嘛。 刘亚丁：在我看来，大典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以“新欧亚主义”为基本理据，消解了某些西方汉学家所谓中国文化是博物馆陈列物之类的偏见，肯定了中国文化对现代社会和对世界的意义。其次，它阐释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创造性转换作了论述。最后，它具有学科的全面性，是世界汉学界涵盖学科最全面的著作。 感谢您2010年9月在川大当代俄罗斯中心成立仪式上将这套书赠送给我们，这样我们才有了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们得到了川大领导的支持，得到您和远东所的赞同，在李志强、夏忠宪、刘文飞、张建华和王志耕等教授的积极参与下，2012年我们团队申请并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 卢基扬诺夫：我记得，在2010年9月16日，就是我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赠给贵中心的那个晚上，您对我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把大典翻译成中文。2011年的春天，我们在川大签署了大典的翻译合同。 刘亚丁：有志者事竟成，我也记得，2014年1月，在远东所您的办公室里，我们一起讨论未来的中俄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方案，现在我们已经在“丝路书香”工程的支持下，合作翻译儒家经典了。 卢基扬诺夫：作为俄罗斯汉学家，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教育参赞赵国成、文化参赞张中华等人的大力支持，我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谢意。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