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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大体上是男女搭配的，那么在20世纪之前世界各国文学史中男女作家的比例却都是严重失衡的；如果说理想的女性主人公往往会成为男性读者的梦中情人，那么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则时常遭受男性同行有意无意的蔑视或排挤；如果说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颠覆了文化领域的男性话语霸权，那么所谓“女性文学”的定义和身份、特质和风格却反而因之受到严重的侵蚀。俄语文学中也同样充满此类悖论。 尽管在俄国文学史的发端之作《伊戈尔远征记》中就有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的著名哭诉，尽管创办了《万象》等文学类期刊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被称为俄国第一位女性作家，但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中却几乎不见女性作家的身影。可以不夸张地说，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纯属男性文学。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女性作家作品可能要数《帕纳耶娃回忆录》，而其作者的身份，即文坛领袖、《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的情人，其作品的内容，即关于当时男性作家的“人与事”的描述，却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直到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随着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苔菲等女性作家的横空出世，俄语文学中才首次出现男女作家同场竞技的场面。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与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大语境相关，与女科学家、女农艺师、女拖拉机手等同时出现了“女灵魂工程师”，即女作家，但回顾前苏联时期的俄语文学，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传世之作似乎仍旧凤毛麟角。 然而自苏联解体前后起，俄国文坛的性别构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女作家异军突起，堪与男性同行比肩，占据了真正意义上的半壁江山。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和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被并称为当代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四杰”，她们的创作在俄国境内外都很有影响。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她是著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国和美国各大高校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当代俄语文学；学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均引起强烈反响，也都陆续被译成汉语。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的长篇小说《2017》和《脑残》也同样被译成汉语，受到中国读者欢迎。后两位女作家先后获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并先后访问过中国。 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大型文学杂志纷纷私有化，著名的《十月》杂志成为在俄联邦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第一家“独立文学期刊”，其主编就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评论家伊琳娜·巴尔梅托娃，她在访问北京《十月》杂志社时戏称她是“叶卡捷琳娜女皇之后的首位大型文学期刊主编”；2009年，三位俄国青年女批评家宣布成立“波普加”文学批评小组，小组的名称由这三位女青年姓氏的首个音节组合而成，其中的“波”是叶莲娜·波戈列拉娅，“普”是瓦列里娅·普斯托瓦娅，“加”即阿丽萨·加尼耶娃。这三位年轻女子都是当今俄国批评界的新星，且分别担任《文学问题》《十月》杂志评论部和《独立报》副刊的编辑，她们模仿流行乐队的组合方式，大胆“入侵”俄国文学中一向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界。她们主要以当今俄国年轻作家的作品为批评对象，她们的文字清新亮丽，口吻尖锐大胆，吸引众多年轻读者开始阅读文学批评文章，有人甚至因此而回忆起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中的“别车杜”组合；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布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5位获诺贝尔奖的俄语男性作家之后，她成为第一位用俄语写作的女性获奖者。 文学的女性化，一如文学的校园化、网络化、通俗化等等，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文学趋势之一。在当今俄国，从文学行业从业者的角度看，在大学文学院系教师、学术机构的文学研究者、文学报刊记者、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业中，女性均占据优势比例；从文学作品接受者的角度看，据说女性已成为纯文学读者中的大多数，至少占三分之二以上。在苏联解体前后兴起的“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究竟何为女性文学”的大讨论似已烟消云散，至少不再是争论焦点，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的身份已得到普遍认同，或许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因而消解了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线，换句话说，俄国文学的性别属性反而因此而淡化，文学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中性”，而逐渐丧失性别特征的俄语文学，是依然处于积极的变迁，或已经抵达必然的归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