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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拱廊街 百货商店 侨易学 有闲阶级论 桥变 【摘 要】从大革命之后到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作为在人、物、空间以及资本之间搭建着各种连接的中介，闲逛的道路一直在发生着侨易学中所说的“桥变”。从拱廊街到林荫大道，再到百货商店里的过道走廊，商家利用这些变化一步步将更多的消费群体招徕到舒适的“室内”当中。道路的桥变不断生产着新的空间，而这些本身又具有再生产性的空间背后，起主导作用无疑正是资本。也正是在资本语境的“势”境之下，“变”与 “常”不断加速周而复始地流转，既令资产阶级新贵们得以延续“有闲阶级”这一古老的机制，又推动、实现了奢侈的“民主化”，并将女性逐渐转化为主要消费群体，更进而将这一新的经济机制常态化。由是可见，拱廊街一类单一的道路意象也许不足以隐喻资本的世界状态，但从拱廊街到百货商店的过道走廊，乃至今日的虚拟网路，这一系列从室外转向室内，从有形转向无形的道路桥变，却显然展示了资本世界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 “Bridge-Changing” of the Flâneurs’ Road: From the Arcades to the Corridors of the Department Stores Wang Tao Key Words: arcades; department stores; Kiao-Iology;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ridge-Changing Abstract: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French Empire, as a medium building links between people, matter, space and capital, the road for wondering had taken place so-called “Bridge-Changing” by Kiao-Iology. From the arcades to the boulevard, then to the corridors of the department stores, sellers had been soliciting more consumer groups into comfortable “interior” gradually, by using these changes. Tthe “Bridge-Change” of roads produced new space possessed reproducibility, which led by capital. Within the “propension” of context of capital, theernation of “Change” and “Normality” had been sped up continuously, which made the parvenu of bourgeoisie succeeded the ancient institu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also advance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luxury by transforming female to main customer group and normalizing this new economic institution. One single image of read, such as Benjamin’s Arcades, maybe not enough to metaphor the status of world capital, however, from the arcades to the corridors of the department stores, even to today’s virtual internet, these series of Bridge-Change from exterior to interior, from visible to invisible, had revealed one of endless energy of world capital. 引论根据城市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人们生产出剩余食物之前，是不可能产生城市的，因为只有剩余食物的存在，才会使一个部落与其他共同体间发生贸易关系；在早期象形文字中，城市的某些表意符号就由一个“十”字外加一个圆圈组成，圆圈代表城墙或护城河，而“十”字代表街道的交叉，正是各路人马聚集交易之地，渐渐地便成了交换和贸易所在的集市。[[1]]若果如此，就说明交换的需要驱使着拥有交叉路口的道路产生，而由此渐渐形成的集市，又逐渐构成了城市的要素。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曾说：“活动作为城市的一大职能在集市上尤为明显……任何城市首先必须是一个集市，没有集市，不能想象还会有城市。”[[2]]如此看来，城市、交易与道路的关系，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 而今，“逛街”早已成为都市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且常与购物行为关联在一起。但若回顾人类走路的历史，荒郊山间、花园小径、湖畔田间均在几百年间留下漫游的脚步，可西方城市内的道路，却是很晚才成为人们单纯为了消磨时光的闲逛所在的。在古代欧洲城市里，街道通常是肮脏、危险、黑暗的，城市管理者因此常常对市民实施宵禁，在黄昏时关上城门；虽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市开始了对道路的改善，力图使其变得更加卫生、安全，可直至18世纪初，即便是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城市里，夜晚外出也十分危险。到了18、19世纪之交，藏污纳垢、暗流涌动的黑夜才终于随着煤气街灯的出现被人类征服，街道也因此开始变得干净、安全、明亮，适宜闲逛。[[3]] 然而对于19世纪的人来说，无关交易、缺少商品在场的街上闲逛是无趣的，正如波德莱尔抱怨布鲁塞尔时所说：“没有商店橱窗。闲逛是许多具有思想力的民族都喜欢做的事情，在布鲁塞尔却不可能做。没有什么东西可看，街道没的可逛。”[[4]]若将目光投向文学的世界之中，就不难发现吕西安走过的拱廊街木廊商场（巴尔扎克《幻灭》），克洛德和加地娜闲逛的奥斯曼式大道（左拉《巴黎之腹》），以及巴黎女性们徜徉的百货商店过道走廊（左拉《妇女乐园》），这些不断变化的闲逛之路，使得商家利用闲逛招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获得了越来越惊人的利润。 那么，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在何种经济、文化的动因之下出现的呢？见证了哪些社会的质性变化，背后又有着那些相对规律化的常态呢？我们不妨通过文学的世界，尝试结合叶隽的侨易学和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一侨易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因“侨”致“易”，“侨”之“迁移”，正与侨易学关注的导致精神质变的物质位移相对，这种最容易直接理解的“侨移”往往需要一种中介，于是叶隽在进一步阐释“侨”之四义时，借“侨桥相通”，取字而补新义，得出了简称“桥”的“侨系”，以此借来之意指两种文化或两种类型事物间架设桥梁的功用。[[5]] 道路，作为一种中介，在人、物、空间以及资本之间搭建着各种连接，其实也是一种“侨系”之“桥”。对于考察“物质位移产生精神质变”的“侨易现象”的侨易学来说，在文学世界中可能最容易直观地体察到人的“移变”与“移交”[[6]]——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文学世界为例，虽然前者将作品分成了外省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后者描写的也是个外省家族，可相关人物却纷纷来到巴黎这个中心谋求发展；运用侨易学理论，尤其是叶隽新近阐发的“移易四义”显然甚为合宜。然而人的移变、移交往往并非孤立，而是常常受力或受助于中介的变化的，无论是《家常事》的奥克塔夫·慕雷，还是《妇女乐园》的黛妮丝，都是在小说一开头乘火车来到巴黎的，而使人得以移动到城市的铁路——乃至而今城市外围的各种高速公路、海路以及看不见的航线，其实都可以视为城市内部道路因交易而产生的各种延伸——出现本身就可以被归入叶隽所说的“桥变”之列，而仔细探究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文学世界，不难发现这类迁变，其实同样存在于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巴黎闲逛者的脚下；探讨“桥变”的道路，也许会更有助于理解行走于其上“移变”的人，解释中介的变化是如何缩短人与商品、资本以及世界之间的距离的。 正如本雅明所说，在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对巴黎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之前，宽阔的人行道仍然很少，狭窄的街巷也让人无法躲避车辆，若是没有拱廊街，闲逛也不会变得那么重要，[[7]]更不要说在闲逛的过程中进行消费了。拱廊之前虽然也有18世纪80年代奥尔良公爵重建的罗亚尔宫（Palais Royal）可视为拱廊的雏形，但这座拥有高档商店、咖啡店、剧院和马戏场且对外开放的著名王宫，却无疑仍主要服务于宫廷贵族。对于几乎紧随着煤气街灯和瓦斯灯出现的拱廊街，本雅明借用1852年的一份巴黎导游图描绘说：“拱廊是新近发明的工业化奢侈品。这些通道用玻璃做顶，用大理石做护墙板，穿越一片片房屋。房主联合投资经营它们。光亮从上面投射下来，通道两侧排列着高雅华丽的商店，因此这种拱廊就是一座城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世界。”[[8]] 拱廊街的价值虽然是本雅明在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中重新发掘的，但后者的诗歌更多描写的其实是“闲逛者”（Flâneur）[[9]]，对拱廊街本身的描写，似乎尚不如《幻灭》中“木廊商场”的一节详细。这个建造在罗亚尔宫附近的木廊商场虽是巴黎享有盛誉的名胜之一，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到一八三零革命期间，成交了巨额生意，也对巴黎的生活起过极大影响，但却远没有本雅明描绘的那般高贵典雅，而是被巴尔扎克称为“下流、污秽的厂棚”，这个由三排铺子构成的两条走廊，空气恶浊，屋顶的玻璃永远脏乱，没有让多少光线进来，即便是通往法兰西剧院的漂亮石廊，屋顶也盖得十分马虎，和另外那条木廊一样经常漏雨。可这却并未妨碍它成为巴黎的艺术、社交和政治中心之一， 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廊街里画廊、书店、咖啡馆和餐厅，以及附近的法兰西剧院和交易所，吸引着贵族、证券交易所的商人们、身着华服的花花公子和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学生在此闲逛；傍晚时分直至深夜，这可怕的商场更是“诗意大爆发”，“巴黎各个角落的妓女都得到这儿来‘做王宫生意’”，石廊是付过捐税的特权妓院的地盘，木廊则是一般妓女的公共场所，和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赌徒、口技表演人、皮条客一起谄媚招客。在这个“令人厌恶又给人欢乐的地方”，“上流人士和杰出人物，同凶神恶煞般的汉子相互擦肩而过。这种畸形的集会具有不知怎样的刺激，最冷漠的人也为之动心”。[[10]] 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巴黎已有大约一百条这样的廊街，大大小小的奢侈品店铺组成了商品的迷宫，仅威罗-多达和全景这两条拱廊街上就开设了各种时装店、新品店和首饰店，随后又出现了货币兑换商和高级妓女，作为提供购物和娱乐的所在，拱廊街内的商品和休闲都异常丰富，而这些商品中很多其实都不是生活必需品，甚至只不过是之前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11]] 在这些拱廊街当中，主要的消费者还是有闲绅士和被本雅明的波德莱尔归为闲逛者的“浪荡子”（dandy，又译为丹蒂）们。波德莱尔曾这样描述浪荡子：“一个人有钱，有闲，甚至对什么都厌倦，除了追逐幸福之外并无他事……足以毫不迟疑地满足各种非份之想……只在自己身上培植美的观念，满足情欲，感觉以及思想，除此没有别的营生。这样他们就随意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时间和金钱。”[[12]]这完全可以令人联想到凡勃伦所讨论的“有闲阶级”[[13]]，在他那里，不需要从事固定生产性劳动的“休闲生活”，正是有闲阶级财力强弱的决断性证据之一；这里的“休闲”不是慵懒或毫无作为之意，而是指非生产性的消耗时间。[[14]] 当然，光有这样的“炫耀性休闲”是不够的，还要有与休闲生活相称的品味，为此，有闲绅士们需要“能就所消费的物品，在高贵与低俗上进行某种精准的辨识”，“在价值不等的山珍海味、男性饮料及配饰、适当的衣饰及建筑、武器、竞赛、舞艺和麻醉剂方面成为一名鉴赏家”，同时“必须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来消费”这些超出维持生活必需的物品，尤其是奢侈品；如此一来，“炫耀性消费”贵重物品也就成了有闲绅士们博取声誉的必要手段和义务。[[15]] 事实上，在大革命之前，巴黎就已算得上一座奢侈的城市了，18世纪旅法的荷兰人梅西耶（L. S. Mercier）就曾在《巴黎写真》（Tableau de Paris, 1783）中写道：“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灾难就是疯狂的消费，他们总是花得比预计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费形式出现，以致没有哪份私有财产不被其逐渐消耗掉。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肆意挥霍！”[[16]]只不过，此时进行炫耀性消费的主体，是宫廷贵族、大小官员、公共信贷人以及地租受益者等，支出所用的资金，也主要是国家收入、贵族爵位封地收益和国债地租的收益，他们的奢侈浪费，恰恰是触发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17]] 而在引领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度过了伴随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之后，经历了种种风云变幻靠资产赢得地位的新贵们，也一样越来越难以再将勤俭作为美德了，因为在“拥有足够的财富后，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即利润，已不再是他们催马加鞭的动力”[[18]]，大批悠闲的阶层开始出现，他们也越来越有意识地希望在获得了财富和权力之后，赢得并维持社会中他人的尊重，而若想如此，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既然他们大都已不再生活在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家庭中，并开始拉近与上层社会的距离，还有什么能比一掷千金更能显示出他们作为“新贵”的优越之处呢？[[19]]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甚至提出，正是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 [[20]]。炫耀性消费作为早已植根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机制，犹如一种符号秩序，旧有贵族衰落了，但新贵们若想彰显地位，仍需要遵照游戏规则。看似是在模仿旧式贵族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却是在遵循一种更为古老的机制。拱廊街的出现，无疑满足了这些新贵们将炫耀式休闲和炫耀性消费结合在一起的需要。 二然而，拱廊街略显昂贵的商品价格显然更适合成为精英级别的消费者，而非真正服务于大众。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几次革命在不断地警示着资产阶级，在技术革命导致的相对商品供应充盈的情况下，只有更广泛地将更多的人纳入到消费增长的行列之中，实现奢侈的相对大众化、民主化，而非再任由少数权贵奢侈浪费，才是尽量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稳定中求收益的资本逻辑。 何况，倘若闲逛的乐趣倘若更多消耗在探险、猎奇般的逛而非消费之中，也是不利于进一步扩大收益的，更不要说弯曲的廊街小巷远远算不上便利。比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木廊商场，不论是石廊还是木廊，地面上都是“巴黎天然的泥地，再加上走路人靴底和鞋底带来的一层人造泥土，一年四季商人们不停地打扫，变硬了的泥土构成坑坑洼洼，踏在上面磕磕绊绊，新来的人必须习惯以后才能行走”[[21]]，这显然不利于人、商品，以及最重要的——资本的流动加快。以上种种的因素，都呼唤着道路的进一步桥变。 于是，1852年起，受命于拿破仑三世的奥斯曼对巴黎摧毁和重构并存的大规模改造应运而生，他拆除了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开辟市中心的林荫大道，重新规划了巴黎的城市空间。奥斯曼林荫大道与以往封建君主制时代道路的最大不同在于，对后者来说，建筑物是主要的，道路的连通是否需要取决于相关建筑；而前者的林荫大道却是典型、笔直的交通要道，道路旁曾经作为重要标志物的教堂等，反成了大道的装饰，重要的只是铺满碎石、令运货马车和公共运输工具于其上熙来攘往的大街本身。[[22]] 左拉的文学世界记录了奥斯曼式大道带来的种种改变。在故事始于1858年的《巴黎之腹》中，离开多年后重返巴黎来的弗洛朗被中央菜市场地区无数的大道、无穷无尽的车轮与物流弄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就连城市的观察者、画家克洛德，也在“气派宽阔的人行道，高大的房子，豪华的商店”“感到一种独创的艺术已经来临”，并为无法表现它而烦恼。[[23]]精明的肉食店女主人莉莎则在朗比托街上选定了新店的地址，因为“中央菜市场就在对面，顾客会多3倍，巴黎四面八方的人都会知道这座房子”；更不惜血本的花掉3万法郎在新店大理石、玻璃橱窗和镀金的装饰上，不久前来络绎不绝观赏新店的人们就渐渐成了令新店生意兴隆的顾客，五年之后就有了将近8万法郎的盈利。[[24]]而到了约描写1862-1864年间事的《家常事》中，就连胡乱投机，败光家产的老瓦勃先生都注意到了证券交易所广场到新歌剧院之间将开辟一条新大道的消息，慕雷更是清楚地看到了大道背后成倍滚动流通的资本前景，萌发了在这条向更为广泛的大众敞开的新大道上建立现代新式商店的念头。[[25]]在这里，道路的桥变作为一种动力，引发了人的观念变革。 与奥斯曼对巴黎城的改造相互成就的，还有1855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尽管这届博览会的观众仅有五百万，还不到《娜娜》中为人们津津乐道的1867年巴黎博览会的一半，但也足以在赞美人类文明的进步、宣告巴黎正是这进步的核心力量同时，向巴黎人展示由于技术能力的飞速提升，工业化生产已经使绝大多数人的经济能力都能够承受原先昂贵的日常生活用品了。[[26]]难怪本雅明会说，“世界博览会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它“推崇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造成了一个让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幕后的结构。它们成为一个学校，给在消费上遭到排斥的大众灌输商品的交换价值观念”。[[27]] 就在林荫大道不断开辟和博览会呼唤着零售业进一步变革的同时，经历了1818-1845年全盛时期的拱廊街逐渐风光不再，待到1860年“王子拱廊街”落成时，拱廊街已彻底走向衰落。而见识过博览会们的商家，却纷纷开始将拱廊街中已开始广泛使用的玻璃橱窗，以及博览会中的展示手段发扬光大。在《巴黎之腹》中，大胆使用玻璃橱窗的不仅是莉莎，加地娜闲逛于中央菜市场附近的街道时，玻璃橱窗已随处可见于面包房、“法兰西工厂”门市部、首饰店，令人垂涎的食物、高级衣料、金光闪闪地首饰更为直观地展现在这个16岁的轻浮姑娘眼前，仿佛唾手可得，刺激着她的欲望。[[28]]此情此景，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几年后《家常事》的慕雷会视那些没有橱窗的店铺为洞穴，毫不掩饰对这种缺乏陈列、阻断人与商品亲密链接的旧式经营的鄙夷之情；[[29]]更早早预示了《妇女乐园》中，鲍兑家那种只有两个深深的橱窗，而且还黑暗多灰，仿佛潮湿阴暗的地窖般的老店，只会在商业竞争中被无情的淘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妇女乐园”一类更加精通于用各种展示手段拉近商品与人之间的关系，吸引从普通市民、劳工、仆人到百万富豪的各阶层顾客的百货商店。 正如本雅明所说，“百货商店利用‘闲逛’来销售商品”，而当总是试图在人群中寻找自己避难所的闲逛者走进微型城市般的百货商店，融入到消费的人群当中时，在街道上闲逛的必要也就不存在了。终于，百货商店成为了最后的闲逛场所，[[30]]拱廊街的小径也终于变成了百货商店的过道走廊。 三19世纪60年代发展壮大起来的几家百货商店，均如慕雷的妇女乐园一样，利用了新大道的开辟不断扩张，既侵入拱廊街青睐的右岸，也占据了拱廊街曾经不屑一顾的左岸，贩卖着从低廉日用品到昂贵奢侈品等各种商品，用明码标价的方式向所有阶层提供着他们能够支付的商品，让人们越来越少关注商品的实用价值而更多注意到它的价廉，更用尽陈列、展览的手段，让顾客彻底陷入到商品的世界中，诡谲如慕雷的商家，更会故意打破货物的分类，摆放得零乱而非均衡和谐，让顾客眼花缭乱，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布置店内商品的布局，使得过道和走廊仿佛成倍的增加，用这种增加相对路程的方式，让店内流动的人数增多，为了购买相关商品不得不来回奔走，途径其他部门，再不停地用一些其他诱惑迷住顾客，他们每一次徘徊都可能再一次向商品的规则屈服，终于在不知不觉当中购买远超预计的商品。这种变化其实也完全可以视为道路桥变的一种延续，也正是在这种桥变下，人与商品、人与资本的逻辑之间产生了桥交——闲逛逐渐彻底变成消费，颇有独立品性的闲逛者也渐渐被诱导、操纵的消费者。 作为一种空间化的中介，道路的桥变其实也是与日常生活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变化相关联的。根据法国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18世纪法国的公众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由国家支配的公众领域甚至一定程度上趋于消失了，然而法国大革命却中断了这一演进的过程，加大了公众和私人领域间的差异，以透明度来清除私人领域中可能危害公共生活的阴谋。[[31]]而到了热爱家庭生活的“公民国王”路易·菲利普当政的时代，居住的住宅逐渐和工作场所区分开来，私人空间再度与公共空间分离，并取得了某种优先地位；无论是政局的动荡还是商业竞争的硝烟，都留在了办公场所，而居室则成为人们暂时远离现实的避风港。本雅明曾说，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总是在四壁之内寻求城市公共空间中，“私生活逝水无痕而造成的遗憾。尽管资产阶级不能使自己的尘世永垂不朽，但他们似乎把永久保存自己日常用品的痕迹当作一桩光荣的事情。资产阶级乐于获得一个物品主人的形象。因此，他们要把拖鞋、怀表、温度计、蛋杯、餐具、雨伞等罩起来或者放在容器里。”[[32]]正如逃避警察巡查的娜娜回到豪宅时给予她的安全感一样，空间被象征性地分开了，内部意味着家庭和安全，外部意味着陌生人和危险；成为家中一切物的主人，使得居室成为人的“扩大”，在这里，他“主宰一切和享受一切”，“占有一切也因此可以摧毁一切”，[[33]]而为了在物品的簇拥下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及内心的舒适，人们就会不断产生购买室内装饰品的需要。[[34]] 如果说从前的街道是彻底的公共空间，那么有着玻璃顶棚的拱廊街就像是“街道和室内的交接处”，甚至也是一半的私人空间，为有财力在闲逛于其中的人们提供适度的安全感，整个七月王朝也恰恰都处在拱廊街的全盛时期当中。而到了奥斯曼林荫大道那里，透明的玻璃橱窗继续模糊着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让林荫大道也变成了室内，令人在诸多商店的门面之间，就像“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那样自在……闪亮的商家珐琅标志至少也是一种漂亮的墙上装饰，正如资产阶级市民看着自家客厅挂的一幅油画；墙壁就是他用来垫笔记本的书桌，报摊就是他的图书馆，咖啡馆的露台就是他工作之余从那里俯视他的庭院的阳台。”[[35]] 然而，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波德莱尔散文诗《穷人的眼睛》所分析的那样，咖啡馆一类的场所并非对所有人准入的空间，只有可以消费的人方能进入，实际上成了私人占用的公共空间。[[36]]相比之下，不一定非买不可、对各阶层平等开放的百货商店，才更体现了针对所有阶层的“民主”，如此一来，它变成了所有阶层的公共空间。而由于本身就在“室内”，其不断用电梯、小吃部、阅览室等等努力营造出的舒适感，又令顾客产生活动在私人空间当中的错觉。此时，“商品景观逐渐跨界支配了公共/私人空间，并且有效地将两者合二为一”[[37]]。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将统一终于成功地得以将女性顾客招徕到百货商店之中。 以当下的经验来看，将购物当作消遣，显然是女性更容易乐在其中的，且往往被视为时尚口味的权威，然而这其实也是在历史中慢慢构造而成的。回看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笔下众多闲逛者，不难发现其中除了妓女以外，几乎都是男性化的形象——可实际上随着19世纪的家庭分工，购物的责任越来越少落在有更多社会责任的男性身上，他们也是很难习惯于在闲逛的同时进行购物的。于是免于从事一般生产劳动的渐进过程，也就通常会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长，首先从他们退回到家中掌管家庭事务的妻子开始。对于这种以妻子为主执行炫耀式休闲的情形，凡勃伦命名为“越位休闲”（vicarious leisure）。[[38]]于是，家庭主妇的角色便相应地逐渐发生转化：“过去是真正操持一个家，如今是要显示并炫耀她丈夫使她享受豪华、舒适、悠闲生活的能力，而且她还必须表现出她嫁给她丈夫是高攀了。”[[39]] 这些相对于妓女而言的“良家妇女”，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区隔重新于19世纪上半叶出现后，是被视为属于私人空间，而且也仅限于丈夫主宰的家庭居室之内的，女性如果与“公共”活动或专属男性的私人空间有任何瓜葛都会有名誉受损之虞，[[40]]更不要说闲逛在大街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拱廊街、林荫大道尽管已经逐渐私人空间化，对于各阶层的家庭主妇却仍然不是友好开放的，上流社会的妇女自有专属的供货商，或可以仆人帮忙购买商品，而普通市民家庭的女性和妓女也不可能自在的多做驻留。 而百货商店出现的桥变，却终于使得连接女性和商品之间的中介彻底打开了，由于是室内，且并非专属男性的私人空间，女性顾客完全可以在没有男伴陪同的情况下任意徜徉在百货商店的过道走廊上；吸引孩子的小吃部，和可供休息的阅览室，加之购物过程中提供的种种便利，更是可以让店家如慕雷一般毫不亏心地宣称：“这些女人不是在我的店里，是在她们自己的家里。”[[41]] 百货商店不仅模糊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也模糊了阶级和性别的区分，为包括中产阶级的女性在家庭之外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社交空间，除了购物，她们还可以会友、八卦，甚至像《妇女乐园》中居巴尔夫人一样会见情人。随着这种奢侈的民主化，百货商店开启了商家巩固女性作为主要消费者，再借助各种宣传手段诱导、操控女性的套路模式，成为延续至今的机制，[[42]]桥变的道路空间于其间所提供的动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空间背后主导的灵魂，无疑正是资本。 四道路空间的桥变固然有许多现实政治考量，正像大卫·哈维揭示的那样，奥斯曼重构巴黎时的种种举措，自然是受命于拿破仑三世及其幕僚，可事实上也要通过资本家社团才能进行，比如铁路网的中心设于巴黎，表面上看是为了政治与战略的原因，可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使巴黎成为法国首要市场和制造业中心的需要，铁路网中心带来的群聚效果也能为巴黎工商业在与其他各国间的竞争中取得出口市场；[[43]]没有金融业的变革与支持，零售业的革命也是很难出现的，《妇女乐园》中慕雷和哈特曼男爵的合作，也正是现实中百货公司经营者和不动产公司投资商不动产银行家间合作的翻版。正如美国近代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的那样，“19世纪第三个25年，可说是为工业发展测试资金调动的结果期。除英国这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调动资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银行，大多数调动资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银行。所谓间接就是通过当时很时髦的信用动员银行”[[44]]。于是，通过拆迁和房价的提高，哈特曼男爵们手中资本的权力逐渐将“有害的”工业和贫穷的“危险阶级”驱除出市中心，重新划分了等级阶层的空间界限，大批资产阶级这才得以从西区回迁到巴黎城区，从路易·菲利普时代龟缩在私人空间之内转为大胆回归市中心的公共空间，逐渐将室外作为其炫耀性消费的最佳舞台。所以说，奥斯曼的初衷也许是的确是“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甚至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最终，他只成功地让巴黎变成了一座由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45]] 大卫·哈维的有关资本空间性的讨论可以说很大层面上源自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有关“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讨论，在他看来，“空间”并非单纯物质性的场所，而是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这个资本流通的媒介，本身也可以作为生产对象来生产；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空间关系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才摆脱了各种危机，存活至二十世纪。以这种视角看待巴黎这一现代性都市崛起开始后的历史，城郊的差别、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分工、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种种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区划，其实的确可以视为空间生产的结果。[[46]] 这里，不妨引入叶隽在阐发侨易学时借用法国学者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概念“势”（propension）；对于侨易观念核心处理的“变”与“常”之间的关系，叶隽将“势”作为变化与常道之间的过渡、连接，甚至可以转圜的第三者，“它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境或语境，它还是具有能动性的运动之力量”，它犹如太极图中阴阳互动变化的流力作用，不断推动“变而复常”、“常而复变”。[[47]] 如果将列斐伏尔可以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以及大卫·哈维的资本的空间性换成“资本语境”的表述，就不难发现它正是一种被叶隽理解并阐发出大势、具势和气势这三层的“势”。[[48]]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这个发展中的现代性都市而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整体背景的“大势”，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巴黎城就是具体场域的“具势”，而铁路网带来的资本、人力、物资等各方面带来的群聚效应就是它的“气势”；而对于拱廊商店、百货商店这种交易场所，或是拱廊街、奥斯曼的林荫大道或百货商店的过道走廊这类道理中介而言，变动中的巴黎城是其大势，作为交易场所的百货商店是其“具势”，而各种手段的广告宣传，及汹涌的购物人群形成的群聚效应则是其“气势”。 在资本语境的“势境”作用下，第二帝国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延续了“有闲阶级”这一古老的机制，继续进行着炫耀性休闲和消费，但同时又通过推进道路空间、交易场所等中介作为具势的“桥变之势”，以由此引发人、商品、空间、资本间的各种“交易”，进而凭借这一“桥交之势”带来的动力，推动、实现奢侈的民主化、民众化，并将女性逐渐转化为主要消费群体，而这些变化又进而被常态化，成为资本语境中新的经济机制——即便是凡勃伦提出的、从掠夺型文化萌芽时期就存在的有闲阶级制度，在他看来也是在紧接着的财力阶段有了全新及更充实的内涵，并终于在这个时期成形的，[[49]]也就是说规律化的经济制度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更新中生发出新的内涵的，由此周而复始，延绵至今。当然，在资本语境之“势”中，各种移变、移交、仿变、仿交也不难体察，比如对于女性顾客缘何要走入百货商店，又受到了哪些影响，完全可以另行撰文做进一步讨论。 结语正如侨易学关注的物质位移不一定是地理位置上空间移动，实现位移及沟通作用的中介之“桥”，其实也不一定必须是物质性的实体，因为叶隽在原有易之三义之外额外增加并强调的“交易”，才是不同文化或不同类型事物间迁移、沟通，以及生生不息的变易之关键环节所在。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是“因”，中介实现的位移其实是相对的。例如在本文讨论的问题中，既涉及通过铁路侨入巴黎的外省之人，也涉及一直居住于巴黎，但因城市本身的内部变化而产生相对空间位置变化的巴黎人；对身处巴黎中的人而言，他们的移动因道路的变迁而越来越便捷，他们与整个世界的商品乃至其背后各种异质性精神文化影响因子的距离也越来越短，当闲逛者经过拱廊街、奥斯曼大道相对室内化的道路桥变，最终被捕入到百货商店这个真正的室内时，世界是被不断加速度地拉近到他们身边的。此时，尽管一方面商品的流动仍需要各种实体的物流通路修建、革新，但另一方面对于人而言，他们所需要行走的道路，却越来越短，并最终从有形趋于无形、虚拟。直至今日，随着百货商店发展到超市，再到复合型购物中心，并终于发展到了不需要实体依托的淘宝网店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各种营销账号，人们完全可以脱离室内店铺实体的过道、走廊，宅在家中，通过网络这一闲逛之路的虚拟、无形的桥变变体，或目的明确地选购心仪之物，或在浏览信息、社交聊天中不自觉地接受各类宣传信息，逐渐产生购买需要，然后轻点滑鼠坐等快递上门。 道路的这种无形桥变，似乎将人的斗室生产成为具有“内部无限性”的空间，进而言之，依靠网络和各种物流道路共同构建起来的资本全球化世界，也就成为了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Weltinnenraum, 英译为In the World Interior of Capital）；[[50]]而其理想的建筑隐喻形式，就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借来的、指涉西方文明的“水晶宫”[[51]]。斯洛特戴克认为，“随着水晶宫的建成，内部这一原则迈过了一个临界状态的门槛：从那个时候起，它意味着既非资产阶级抑或是贵族的居所，又不是前者在城市购物走廊球面上的投影——它更多的是把作为整体的外部世界移动到一个神奇的、由于奢侈和宇宙政治主义而变得容光焕发的内部性当中去了”[[52]]，而且这个“19世纪有着巨大前瞻性的建筑样式”，“已经为集中的、体验为导向的、大众化的资本主义做好了物质准备，广泛地将外部世界吸收到一个完全精确计算的内部空间里来……它的纬度足够大，以至于也许人们根本不用再离开它了”。[[53]]他也因此提出，同样是以建筑的外在形式作为钥匙去解释资本主义的世界状态，本雅明的拱廊街研究远不及陀氏的水晶宫隐喻，后者显然能比前者的意象更能展示“更大、更抽象的内部”，而本雅明那种将傅立叶乌托邦式的社群也看作“由拱廊街组成的城市”的视角是无法看清的。[[54]] 诚然，本雅明将第二帝国实际上已进入衰败期的拱廊街，而非百货商店视为象征消费主义初期的空间想象，虽有其诗意和哲思的根基，但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可斯洛特戴克这个引自陀氏的水晶宫隐喻，固然可以被视为全球化消费社会的一种绝佳隐喻，可也自有其悖论。 一方面，如果这个技术的穹顶覆盖下的世界是封闭、自足的，那就难逃斯洛特戴克自己也承认的“排他性”，当前也只能“将近70亿人口的不到三分之一以及地理上陆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不到”包括在内，这样的世界主义，究其本质，也就可以说“不过是被宠坏了的人的地方主义”；[[55]]从而成为与城郊、宗主国和殖民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类似的二元对立。 另一方面，水晶宫封闭、自足的理想状况，会容易让人忽视其动力所在，也令人误以为可以真的不用与“外部”进行桥系。而在叶隽的阐释中，侨系之“桥”与“交易”之“交”，也有呼应对称之义的，桥梁之变，往往可以带动“桥交”中不同事物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生，亦即促进交易过程的发生。因而“对于已有前三义的侨易二元来说，第四义更重通融，即它无论是在侨元系统、易元系统，抑或侨易二元系统中，都扮演着动力义的角色，可以使自身四义联通，也可使侨易二元开出充满活力的第三维空间”[[56]]。拱廊街的单一意象也许不足以隐喻资本的世界状态，但从拱廊街到百货商店的过道走廊，乃至今日的虚拟网路，这一系列从室外转向室内，从有形转向无形的道路桥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次次桥交的脉络，较之封顶的水晶宫似乎更能显示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有鉴于此，只要资本和市场还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互还要继续，人类还要继续在变革、更新中审慎前行，那么不论什么主义，各种注重有形基础建设和无形技术变创的道路桥变，就必然还要不断产生。 [1] 王涛，男，汉族，北京人，副研究员，文艺学博士。  [[1]] 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2]]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95页。 [[3]] 丽贝卡·索尔尼：《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刁筱华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4]] [7] [8] [27] [30] [32] [35]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6（转引，译文有改动）、100、100、41、48、112、100-101、页。 [5] [[6]] [47] [48] [56] 参见叶隽：《“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载于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8月待出版）。叶隽在该文中以“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为出发点，以“侨”字多义为中心，阐发侨元建构的四层意思，并阐发进而总结“侨元四义-易元四义”，即“移仿高桥，变常简交”；该文还对由其组合相生的十六义进行归纳，减去意义相对逼近大道之藏的“高简”二义为主的若干组合，将核心变为九义，即移变、移常、移交；仿变、仿常、仿交；桥变、桥常、桥交。其中，“移变”指“移动导致变化”，“移交”指“移动发生异质文化相交”，“桥变”指“连接双方的中介变化”；相关的还有“桥常”指“中介是恒定原则”，“桥交”指“在中介之外再发生交易过程，是理想的相交过程”。 [[9]] Flâneur一词还有游荡者、漫步者、浪荡子、游手好闲者等多种译法，各有依据和侧重，本文为体现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与“闲”之间的关联，选择“闲逛者”的译法。 [[10]] [21] 巴尔扎克：《幻灭》，郑永慧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95、193页。 [[11]] [22] [26] 帕特里斯·伊戈内：《巴黎神话：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喇卫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8-199、174、340-341页。 [[12]]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1987年版，第499页。 [[13]] 凡勃伦认为，在“未开化文化”（如封建时代的欧洲）的较高阶段便发展出了有闲阶级及相应的制度，有闲阶级主要指拥有足够的资产，不需要从事固定的生产性劳动，主要从事社交娱乐一类休闲生活的上层阶级，往往通过“炫耀式休闲”和“炫耀性消费”来证明自己的地位和财力。 [[14]][15] [38] [49]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61、48-51、38页。 [[16]] [17] [20] 维尔纳·桑巴特（德）：《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转引）、37、215页。 [[18]] [19] [39] [4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时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1、323-324、289-290页。 [[23]] [24] [28] 左拉：《巴黎的肚子》，金铿然、骆雪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177、52-53、178-179页。 [[25]] [29] 左拉：《家常事》，刘益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200、199页。 [[31]] [34] [40] 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私人生活史4：星期天历史学家说历史（从大革命烽火到世界大战）》，周鑫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7、295页。 [[33]] 左拉：《娜娜》，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36]] [37] [43] [45] [46]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228、120、序一Ⅲ、序二Ⅸ页。 [[41]] 左拉：《妇女乐园》，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42]] 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载于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严蓓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50]] [52] [53] [54] [55] 彼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265-266、274-275、274-275、306-308页。 [[51]] 水晶宫本系1851年5月1日在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主持下对外开放的巨大建筑，1854年移至伦敦南部的西德纳姆，显示了大英帝国的威仪与财富。陀思妥耶夫斯基1862年在伦敦参观了规模更超水晶宫的南肯辛顿万国博览会，立刻抓住了这座杂合式建筑无法测量的、象征式的纬度，并将水晶宫的称谓移至到这座没有名称的建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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