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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屠格涅夫（1813—1883）最大的文学成就，是创作了一系列反映19世纪俄国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俄国知识分子的西方派思想和俄罗斯与西方民族的文化对话是作家思考和反映的重点问题。因此，把握屠格涅夫本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准确地理解其作品的一个捷径。 一 屠格涅夫的西方派思想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化界人士在关于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分歧的存在导致其分化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斯拉夫派主张走独特的民族独立发展道路，西方派则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业已形成的发展模式。西方派没有明确、统一的纲领，总体说来，它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反对一切野蛮、愚昧的东西，相信理智和文明必定会胜利；肯定人的个性价值，认为人的道德尊严至为重要；坚持俄国必须掌握西方在国家、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走西方诸国的发展道路。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西方派中最重要的作家。他之所以在西方派阵营中占据特殊地位，不仅仅因为他在文学领域做出了杰出成就，也不仅仅因为他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了西方派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坚守自己的西方派信念，“在那些活到和活过了1861年改革的‘40年代人’中间，也许，他是唯一‘虔诚的’西方派人士” 。 在屠格涅夫的西方派思想中，“文明”是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他的心目中，“文明”这个词同西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西方文明中汲取营养并最终融入这一文明，应当是俄国未来发展的推动力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尽管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民族抱有信心，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和为祖国的文化（主要是语言）感到骄傲，但他对俄国现状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认为相对于西方其他民族，俄罗斯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毕竟“过去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愚昧的东西”，俄国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无知是我们的不幸和灾难”，而唯有摆脱这种普遍的愚昧无知状况，俄国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屠格涅夫是西方文明的拥护者，对西方文明的成果抱有深深的景仰。在他看来，在俄国，即便是识文断字的贵族阶层也需要受到西方文明的教化，因为俄国“贵族阶层文化水平低下将几乎是实行所设想的措施的主要障碍” 。 西方文明对俄国的过去和现在产生的影响及其在未来将发挥的作用，是屠格涅夫那一辈19世纪40年代俄国人中有思想的进步人士积极思考的问题。不过，在对“西方文明”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屠格涅夫和他的多数同时代人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后者如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倾向于把“西方文明”阐释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屠格涅夫虽然对这种看法并不排斥，但他同时还强调从西欧各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发展状况来对“西方文明”做出定位，在他的关于“文明”的概念中，强调更多的是科学、艺术、教育和提倡思想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启蒙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这些组成部分的成熟度来判断社会的发展程度及其意义。思考角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屠格涅夫与他的同时代人在对待西方态度上的不同，这也是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西方派的声音渐趋沉寂之际，屠格涅夫仍然坚持捍卫西方派思想原则的原因。 屠格涅夫在其文章《回忆别林斯基》中曾经写道：“别林斯基在同等程度上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否定者，他为了理想而进行否定。这个理想的性质是非常明确的和单一的，虽然过去以至今天有各种不同的名称：科学、进步、人道、文明，——还有西欧文化。” 作为别林斯基的崇拜者和坚定追随者，屠格涅夫实际上也通过此番言语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与追求。对于屠格涅夫来说，“西方文明”首先意味着“人道”和“进步”，因为在西方没有摧残人性的、体现着人与人之不平等关系的农奴制，却有着“自由的制度”，它尊重人的权利和心灵自由，并能够培养有教养且擅长劳动的人；其次，“西方文明”意味着西方在文学、音乐、美术、雕刻等艺术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屠格涅夫深受欧洲美学传统的浸染，西方的上述艺术范畴中不仅存在着他视为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其中渗透着他至为珍视的启蒙和人文主义思想；此外，“科学”也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以科学为特征的工业和技术是西方民族从根本上摆脱蒙昧状态的主要手段之一。“西方文明”所包含的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正是屠格涅夫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向往和热爱的。从《猎人笔记》开始，人的权利平等与思想自由始终是屠格涅夫笔下不同出身和不同阶层的俄国进步人士的精神追求；西方艺术家的文学、音乐、绘画及雕刻作品时常成为作家借以唤起主人公的精神觉醒或表现主人公美好心灵的手段；西方的工业和技术也是他作品中的几位主人公在服务于俄国的过程中努力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屠格涅夫不止一次骄傲地承认自己忠于年轻时代的理想。即便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西方派的统一阵营早已经在农奴制改革后随着其内部的分裂而瓦解之际，他仍然坚称自己是“一个自始至终既没有背离自己的文学观点，也没有背离所谓的自由主义派别的人”， 宣布“我有权利这样说，我书面和口头发表的见解在最近四十年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隐瞒我的看法” 。屠格涅夫清晰地阐明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种理想“意味着反对一切黑暗的和压迫人的东西，意味着对科学和教育的尊重，对诗歌和艺术的热爱，还有——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对尚处于农奴制压迫下需要得到自己的幸运的儿子们大力帮助的人民的热爱”，此外，他还“盼望只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坚决反对革命” 。在屠格涅夫关于自己之理想的表述中，就包含着反抗农奴制、赞赏西方文明模式和期盼俄国走西方化道路的思想。这些内容恰恰是19世纪俄国西方派思想的核心所在。 屠格涅夫作为坚定的西方派成员，“忠实地履行在西欧生活中养成的原则”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西方派阵营中坚持较为独立的立场。他“不赞同自己的朋友对俄国的过去所抱的轻蔑态度。……格拉诺夫斯基与其友人们的西方派观点中的世界主义使他产生深刻的怀疑。俄国应当掌握西欧文明的成果，但不应不加选择，而是要考虑到那些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因此，屠格涅夫在西方派圈子里时常会发表与西方派成员的信仰标准不同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在俄国开展教育、推广进步的人道主义和民主观念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又珍视民间文化，是祖国历史方面的敏锐的专家” 。 屠格涅夫主张理智地看待西方，反对盲目崇拜，他赞成别林斯基的观点，“我们不再应当仅凭着欧洲不是亚洲而去赞美它，但应当热爱、尊敬、倾慕它，只因为它是人道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欧洲的一切非人道现象，要以像对待亚洲所有非人道现象一样的力量，去加以排斥”。 西方派思想没有妨碍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本质的理解，使他“失去对俄国生活的任何好感”。他之所以批评俄国的愚昧、落后和守旧，正是由于对其抱有信心，看到了“俄罗斯人身上包藏着未来的伟大事业和人民的巨大发展的幼芽，这些幼芽正在逐渐成长起来”， 他相信，俄罗斯不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以至于害怕任何外来的影响，带着幼稚的恐惧躲开它，生怕它会毁坏了我们” 。 屠格涅夫的西方派思想，究其实质，是对人类价值、对文明和文化的信念。 首先，屠格涅夫反对农奴制和其他一切专制制度。他把农奴制当作自己的敌人，对在农奴制的俄国社会中看到的一切罪恶“感到难为情和愤怒，此外还有厌恶”，“无法与它并存”，“决心与之斗争到底，并发誓与之永不和解”。 屠格涅夫对拿破仑二世治下的法兰西帝国的专制体制也抱有同样深恶痛绝的态度，斥责其是“不道德的制度”，认为它会阻碍西方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他在普法战争前期曾为法军的节节败退而欢呼。 其次，屠格涅夫赞同俄国走西方化的历史发展道路。他肯定俄罗斯与西欧民族在历史起源和发展道路上的相似性，认为俄罗斯理所当然是欧洲的一部分，他在1862年10月27日至赫尔岑的信中写道：“我们，俄罗斯人，无论就语言还是种族来说都属于欧洲大家庭，是‘真正的欧洲人’，因而，根据生理学上最无法改变的法则，我们应当走同样的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 屠格涅夫为彼得大帝在俄国开创了这一道路而庆幸，指出俄国应当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屠格涅夫看来，“彼得一世的做法确实是暴力行为……但是多亏一系列这样的由上而下的暴力措施，我们才被推进了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采取类似的措施，至今尚有必要性”。 即便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之后，屠格涅夫对西方资本主义秩序抱有诸多批判和不满，但还是不认同赫尔岑关于西方文明在欧洲已发展到极致、不再具有进步作用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的机体，强调俄国的发展应遵循欧洲诸国的历史规律，掌握欧洲的经验。 此外，屠格涅夫还主张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这是屠格涅夫在其西方派思想中强调最多的一点。他将俄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步首先同本国人民掌握西方文明杰出成果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欧洲的公民民主、自由思想、文化和科学等很多方面仍然是落后的俄罗斯学习的榜样，指出俄国受教育阶层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启蒙帮助人民掌握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不过，屠格涅夫反对盲目地全盘效仿西方文明模式，主张将西方的精神文化成果与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创造性地结合，从而促使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屠格涅夫对俄国与西方有着深刻的了解，在1842年至1843年写的《关于俄国经济和俄国农民的几点意见》中，对俄国和西欧几个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方面的发展进行对比，指出俄国在这些方面的独特之处正是俄罗斯与西方民族在心理和文化方面形成差异的原因。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俄国应当从西方文明成果中取其所需，并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才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在《回忆别林斯基》中，屠格涅夫借概括别林斯基的西方派信念之机，强调了关于俄国应当创造性地吸收欧洲文明成果的思想。屠格涅夫写道：“他之所以是西欧派不只是因为承认西欧科学、西欧艺术、西欧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是因为深信俄国必须吸收西欧所创造的一切，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他相信我们除了走彼得大帝的道路外别无他途……在考虑到种族、历史、气候等特点的条件下接受西欧生活的成果并将其运用于我们的生活，——同时又对这些成果采取自由选择的、批判的态度，——照他的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最后能够有自己的独特性……。” 屠格涅夫提出，实现俄国社会生活西方化的最有效方式，在于采取向民间逐渐推广教育和自上而下改革的温和手段。他对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暴力革命持悲观态度，希望通过和平的改革，通过取消农奴制，使俄国走上进步和掌握西方文明杰出成果的道路。此外，他深信教育是使俄国人获得思想自由的途径和得到个人幸福的基础。在他看来，“必须在俄国普及文化和对人人都有益的基本知识”，“开办各种学校——星期日业余学校、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以及“为老百姓出版各种廉价书籍和文集”。 另外，兴办服务于民众的医院和建立劳动组合等等公益设施，也是屠格涅夫推崇的促使俄国社会生活西方化的手段。 二 关于文化对话问题 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对屠格涅夫做过这样的评价：“就气质而言，屠格涅夫与政治无关”，“但是，他的小说多数都与俄国的社会矛盾深深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关注俄国的社会问题。” 伯林的观点与屠格涅夫本人在1863年4月27日致兰贝特夫人信中对自己的分析不谋而合，屠格涅夫写道：“您说我不是政治家，并断定政府用不着对我戒备防范。您说得很对。我的信念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改变过，可是我过去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从事政治活动，因为这种事对我来说是格格不入、不感兴趣的。因此我对政治的关注完全是出于作家的使命，即必须是出于对描绘现代生活景象这一点。” 在屠格涅夫的天性和他的创作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即作为“一位大诗人，并且首先是一位诗人” 的屠格涅夫与他那些积极入世的社会小说之间的悖论。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悖论并不成立，因为不论是在屠格涅夫创作的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他的书信和一般文章中，甚至在他同赫尔岑关于俄罗斯与西方问题的激烈论战中，他思考最多的始终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真正完全从政治角度创作的作品，在屠格涅夫那里几乎是没有的，这不仅是由作家本人的气质所决定，他所处的环境和观察世界的角度也都决定了这一点。 屠格涅夫一生交友甚广，总体说来，不论在俄国国内还是国外，与他有交往的朋友或“敌人”基本上都是文化圈内的人士。在俄国同胞中，屠格涅夫主要的交往对象大都是俄国文化界、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如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冈察罗夫、涅克拉索夫、费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皮萨列夫等，屠格涅夫与他们在思想上的契合与交锋，都主要集中在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俄国与西方的关系等问题上，主要是从文化而非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在西方人士中，屠格涅夫同英、法、德等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广泛接触，与作家梅里美、乔治•桑、雨果、福楼拜、龚古尔、左拉、都德、莫泊桑、亨利•詹姆斯，音乐家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等都有过交往，同他们在一起，思考和探讨的主要是文学、艺术领域的问题。就创作而言，在《猎人笔记》之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以俄国不同时代少数有教养的文化阶层人士为主人公，以他们的思想发展为着重考查和描写的对象。所有这些，都对他的创作视角的选择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俄国的社会进步是屠格涅夫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的文学作品的种种主题也都围绕这一思想内核展开。而在政治和文化二者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力方面，屠格涅夫更看重的显然是文化。在被视为屠格涅夫美学纲领的作品《够了》中，作家就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他写道：“但是艺术？……美？……是的，这是一些响亮而有力的字眼儿，也许是比我上面提及的几个名词 更为响亮有力的词。米洛斯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典或者八九年的原则更为实际。” 屠格涅夫认为，较之于政治法则和公民原则，包含有艺术和美等因素在内的文化对于改变整个社会的人的精神面貌、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更深远和稳定的作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进步而言，从长远看，文化的赐予远比政治家的赐予要来得多，因为文化中包含着政治不可能具有的永恒不朽的因素，所以，作为艺术家，屠格涅夫的选择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反映社会进步状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依据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相关内容提炼得出的一个范围宽广的概念，包括艺术、科学、历史以及不同民族的性格、思维及生活方式等等。 西方文化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屠格涅夫创作中俄罗斯与西方民族文化对话的主要形式，这种对话贯穿于作家的几乎所有现实主义作品，可见作家对民族文化对话问题的重视程度。 屠格涅夫赋予民族文化以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思想和灵魂的外在表现形式，显示着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特点，是能够恒久存在的因素。他指出：“艺术得到充分的表现后，甚至与科学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正是因为它是有声的、有人性的、有思想的灵魂，是永生不死的灵魂，它比自己的肉体、自己的人民存在得更久。……宗教的形式，接着则是科学的形式，它们也要比它们在其中得到表现的人民存在得更久，但这是由于它们之中有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而诗歌、艺术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之中有属于每个人的、活的东西。” 屠格涅夫肯定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赞成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认为这种对话是使不同民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彼此丰富的源泉。屠格涅夫在《国外来信》中谈及俄国人到国外旅行的意义时，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到国外旅行对我们年轻的学者、艺术家,以及一切希望到应该去的地方去直观地研究……欧洲的科学、生活和教育的人来说是很有益的”，因为“到外国去旅行也就是熟悉外国的语言，还可以充实人的内心世界，而我们这种人没有必要假装成自己的东西绰绰有余的样子。应当做到的只是善于利用别人的财富。”对于旅行者来说，在国外旅行事实上就是同外国文化接触的过程，而在这种接触过程中，“我们之中谁也说不出，真善文明的种子是以何种方式落到他心中，是何时成熟的”。 屠格涅夫珍视不同民族在艺术、科学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反对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和自高自大，他呼吁“上帝保佑不要让我们陷入对所有俄国的东西的盲目崇拜……不要让我们眼光狭小地，直截了当地说，甚至是忘恩负义地攻击西方，尤其是攻击德国，而人们从德国回国时经常……对我们的各项措施的力量和前途充满信心……” 在论证各民族需要借鉴其他民族的有益经验和成就时，屠格涅夫指出，俄国是这种民族间文化对话的受益者。他以俄罗斯的“艺术和文学的历史”这两个“以其特殊的、双重的发展而引人注目”的领域为例，指出在这两个领域内俄国人是“以模仿异域的样板开始”，起初只是“提供了别人的才华、别人的思想”，而后“不声不响地、静静地发生着大的变化，外国的东西经过消化，变为血和肉；俄罗斯人接受能力强的天性，好像在盼望着这种影响，它飞速地发展和增强着，走自己的道路，——于是在进行模仿的徒劳无益的活动的同时，突然以真理的令人感动的朴素和巨大的必然性出现了新的、人民的、纯俄罗斯的天才”。 只有不同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创造性地相互结合，各民族才能彼此充实，因此在民族间展开文化上的交流和对话是必要而有益的。 屠格涅夫认为，民族间实现平等对话的前提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即不同的民族应当在文化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立性，各民族正是因为有着种种差异才能够相互充实、彼此影响，所以屠格涅夫相信：“只有当人民凭借其中才能超众的人物的创造力能够自觉地对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诗歌做出充分的和独特的表现时，才能宣布自己完全有权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说才有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自己的声音，——才能与承认它的各族人民发生友好的交往。” 他在《关于俄国经济和俄国农民的几点意见》中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为世界所了解，原因就在于其民族文化尚不够发达，还没有造就像欧洲文化那样较为完美的形势，尚未形成足够多的能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媲美的特殊之处：“斯拉夫民族性的隐秘的涵义是西方学者不能理解的，他们至今仍不知道俄罗斯的性格、俄国生活的特点究竟表现在哪里，——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发展到具有那种不能不为外族所承认并表现在一切（在艺术作品、科学著作等等）之中的明确的独立性的程度……” 除以上所述，屠格涅夫关于文化对话的看法还包括一点，即不同民族文化间展开对话的目的在于相互影响和促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做到对本民族和异族文化本质的深入了解，而不是仅仅掌握其形式，否则只会导致对异族文化拙劣的模仿。关于这一点，因为屠格涅夫更多的是在他的作品中以诸多人物为例加以佐证，这里我们将不做论述。 屠格涅夫的西方派思想中包含有他对俄罗斯与西方民族间文化对话的赞同。在现实生活中，他既是这场对话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其观察者。在19世纪俄国的众多重要作家中，屠格涅夫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他能跳出民族思维的框架，以一个欧洲人的眼光观察俄罗斯与欧洲。他熟悉、了解西方，视西方的发展模式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尽管如此，西方毕竟有别于俄罗斯，屠格涅夫对二者的联系和差别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不断地把俄罗斯与西方不同民族当作多棱镜，让它们彼此折射、反映。 屠格涅夫承认俄罗斯与西方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源。他认为，无论就语言、文化和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说，俄罗斯都是整个欧洲的组成部分，承认这一事实并不会有辱于俄罗斯的民族尊严、贬低俄国人的爱国热情。在《文学与生活回忆录》中，屠格涅夫表明了这一立场：“我从来不承认某些关心国家、甚至是很热切地关心国家、但知识浅薄的爱国者一定要在俄国和西欧之间划出的那道不可侵犯的界限，因为血统、语言、信仰是那么紧密地把俄国和西欧联系在一起。在语文学家、人种学家眼里，我们的斯拉夫种族不是印欧民族的一个主要的分支吗？如果无法否认希腊对罗马以及两者共同对日耳曼和罗曼世界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根据不承认这个——不管怎么说——有血缘关系的、同种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呢？” 承认俄罗斯与西方民族的密切渊源并不意味着屠格涅夫是否认民族差异的“世界主义者”。对于俄罗斯与西方各民族在社会结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屠格涅夫一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论在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中，屠格涅夫都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来反映俄罗斯与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 作为在19世纪俄国农奴制度下成长起来俄国贵族，屠格涅夫在不同民族的社会结构方面最关注的，是贵族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他在《关于俄国经济和俄国农民的几点意见》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在西方，贵族属于战胜者，农民属于被战胜者，这两类人的区别，我们在各个地方，在意大利，在法国，在英国都可以看到，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别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英国，农民阶级属于拥有大部分土地的贵族阶级本身，并在作为英国政治上存在的基础的平衡系统中与工业阶级相对抗，可是在俄国，所有这些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们的贵族和我们的农民是同一类人，他们讲同一种语言，两者有同一种脸型；不错，我们的许多贵族原来是外国人……但是他们在俄国是以移民而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接受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子女已纯粹是俄罗斯人。” 屠格涅夫将西方不同阶层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抗关系，而指出俄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与家庭关系又是那么的相似”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俄国有可能避免发生西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血腥革命事件，而能够以温和的变革方式推动社会的发展。 屠格涅夫对俄罗斯与西方民族在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法律制度是西方民族道德观念的基础，而俄罗斯民族道德观念的基础则是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思想。他曾对法国作家龚古尔说：“是的，你们是拉丁人种，你们身上还有罗马人的精神和他们对神圣权利的尊崇，或者说，你们是有法度的人……而我们不是这样的……怎么跟您解释呢？请设想一下，我们俄国所有的老年俄国人围站成一圈，他们身后聚拢着年轻的俄国人。老头们自己说着‘对’或‘不对’，而站在他们身后的那群人赞同他们。可见法律在这些‘对’与‘不对’面前是无力的，基本上并不存在；因为在我们俄国人这里法律不是固定的，不像在你们那里一样……是的，你们是有法度、有人格的人，而我们，尽管还有专制，可我们是……更人性化的人！” 屠格涅夫指出，俄罗斯与西方民族在对许多事物和现象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在同克鲁鲍特金的谈话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证明这一看法：在一幕戏剧中，继父正要亲吻视同己出的养女，他的举动却遭到继子的严厉斥责。“这句话使得全场轰动。立刻就是疯狂似地鼓掌喝彩。福楼拜他们也随着大家拍掌。我却是非常的厌恶。我当时就说，‘为什么鼓掌呢？这个家庭既然幸福；这个男子对待这两个孩子比他们的真正父亲还要好些……他们的母亲既然爱这个男子，而且和他过得也很幸福……这个顽皮惹祸的孩子说了那句话，应该挨一顿打才是。’……我的话完全无效。我后来还花费了许多点钟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 此外，作家在小说《烟》中还具体指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几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各自的特点：“十个英国人聚到一起，他们马上就谈海底电报、纸张税、灰鼠皮的加工方法，也就是谈论某种有益而明确的东西；十个德国人聚在一起，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马上就会谈到石勒苏益格-何尔斯泰因和德国统一问题；十个法国人聚在一起，不论他们怎样闪烁其词，话题免不了要涉及‘桃色事件’；十个俄国人聚在一起，立即就会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俄国的作用和前途问题。” 在屠格涅夫看来，西方民族思考问题的方式总体上较为理性而讲求实际，俄国人则更趋于感性。 屠格涅夫对俄罗斯与西方民族的性格差异有着更加具体、深刻的认识。他把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重要的正面因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坚定的道德原则，即作家称之为俄国人民身上那种“强大的、生气勃勃的、无法摧毁的东西” ，它是俄罗斯人精神力量的源泉；二是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这是俄国和俄罗斯民族逐渐强大的保证。 关于俄罗斯民族的这两个重要特点，屠格涅夫很少在他的文章、书信或其他文件中作具体阐述，而是主要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加以体现。在屠格涅夫笔下，优秀的俄罗斯人物形象比比皆是，比如那些“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为俄罗斯未来命运忧思的俄国青年知识分子们、正直善良单纯却遭受命运不公待遇的农奴格拉西姆和阿基姆•谢苗诺夫们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屠格涅夫喜爱的人物，作家在对他们进行描写时常常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主观态度。而在所有这些人物当中，屠格涅夫从作者的角度明确地给予高度评价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贵族之家》中对丽莎产生巨大影响的保姆阿加菲娅，关于她，作家写道：她“非常沉默，非常虔诚，从不漏过一次晨祷或午祷，把自己全部的好衣服都分赠给别人。她平静地、谦虚地、稳重地过了十五年，从不跟人争吵，对任何人都忍让。要是有人对她出言不逊——她也只是对他行礼，感谢他的教训。……要使一个俄国人畏惧或是得到他的爱是容易的，但是要获得他的尊敬却很困难。……可是家里的人个个都非常尊敬阿加菲娅……” 在阿加菲娅身上，屠格涅夫突出了俄罗斯人坚定的道德原则。她的宁静、谦和、宽容、对信仰的执着，在屠格涅夫笔下几乎所有最美好的俄国主人公身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另一个获得作家高度评价的人物，是随笔《霍尔与卡里内奇》中间接提到的彼得大帝的形象，作家写道：“彼得大帝表现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他的俄罗斯人的特征就在于他的革新精神。俄罗斯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不怕改变自己；很少留恋自己的过去，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干巴巴的理性；但是，拿霍尔的话来说，德国人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在屠格涅夫眼中，彼得大帝是俄罗斯民族的代表，因为他能主动接受其他民族创造的一切有益的事物。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那些积极探索将西方文化作用于俄国之方式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主人公都具有这一特点，作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希望。 屠格涅夫认为，俄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主要原因在于其推行的专制制度造成的俄国社会普遍的愚昧无知。除此之外，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并指出，俄罗斯民族的一些负面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也是阻碍俄国和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因素。屠格涅夫在1857年12月22日致兰贝特夫人的信中写道：“俄国人懒惰而且慢条斯理，不习惯独立思考，做事缺乏连贯性。” 在《当代短评》中他不无揶揄地写道：“我们懒惰而且缺乏好奇心，这是事实；不过我们对我们的名誉地位并不漠不关心。” 除懒惰、冷漠、虚荣以外，不诚实也被屠格涅夫视为俄罗斯人的恶劣品质。他曾对龚古尔说，“长期处于奴隶状态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一样爱撒谎” ，他还在《烟》中借助人物之口指出，“俄国人是世界上最惯于撒谎的人”。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这些负面因素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俄罗斯一切都与国外不同，全都是相反的。在国外土地越是肥沃，居民就越富裕，而在我们这里，土地越肥沃，人们就越贫穷。在国外，主人越是善良、慷慨和诚实，他就越受到尊重、珍惜和热爱；在这里恰恰相反，主人越好——就越受到糟糕、恶意和怀疑的对待。” 西方不同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世界也是屠格涅夫关注的对象。屠格涅夫在他的非文学作品中，对德国、英国和法国人的性格特点做出了较为全面评价。关于英国人，屠格涅夫指出：他们是“自由的，但尊重任何势力因而也尊重金钱的势力” ，“英国人不仅善于将有实际意义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是实现这些想法的能手；而更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坚持下去，他们不会动不动就感到没有意思，而是有韧劲，天生有‘毅力’” 。关于德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特点，屠格涅夫在《评席勒的<威廉•退尔>及其俄译本》中指出，德意志民族有信仰、尊重法律和政权，对“一切都考虑得出奇的周密，而这种周密性使德国人为之倾倒”,真正的德国人既“是一个非凡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凡夫俗子”，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思维的能力和实施的意志之间的分离这种日耳曼精神固有的特点”。 屠格涅夫在其非文学作品中给予直接评价最多的西方民族是法兰西民族，他承认自己对法国人不无感情：“认真地说，我真心地热爱和尊敬法国人民，承认他们在过去所起的伟大而光荣的作用，并且不怀疑他们在将来还会起作用；我的许多好朋友、我的最亲近的人都是法国人……” 屠格涅夫认为法兰西民族性格中有值得赞赏和学习之处，如“言语的通俗易懂，思想的合乎逻辑……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和敢于大胆提出倡议的精神……多血质的活泼好动和直率坦白”等等，他指出“这些品质是重要的和珍贵的……它们可以用来解释法国经常对别的民族所起的教育作用”。 尽管屠格涅夫欣赏法国人性格中美好的方面，但他对法国人的批评也是相当严厉的。他认为法国人缺乏思想深度，只注重外在的美感，而对事物的内涵和实质缺乏兴趣。他指出：“善于说话是法国人的一个特点，但就是在他们当中善于说出独到见解和谈吐文雅的人并不多”； “生活的真实和朴素他们好像是捎带地感觉到的，而且并不清楚，他们在美之中首先寻找外表的漂亮……总之，无论是艺术中没有真实还是社会生活中没有自由，法国人都能将就”； “法国人最不关心真实情况——这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在文学中，在艺术中，他们非常重视机智，但是在这一切当中有无真实呢？嗨！有趣就行”。 屠格涅夫在谈及俄罗斯同西方主要民族在道德观念、思维特点、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时，言语之间并不包含明显的褒贬意义，民族间的这些差异被描述为自然而客观存在的现象，不能以其作为判断不同民族高下优劣的依据。从这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屠格涅夫关于俄罗斯民族应当在西方不同民族面前保持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的观点，这也是他本人在坚持“西方原则”的同时，始终对俄罗斯民族抱有坚定信念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屠格涅夫在其非文学作品中较为全面、客观地概括了西方民族的特点，相比之下，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西方人物的刻画则略显片面，这并不表示作家本人的看法有所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民族性格被作家作为反映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对不同民族性格的展示被用以体现人物所属的文化类型的特点，是衡量不同文化的重要尺度，更多地融入了作者的主观评价色彩。 屠格涅夫重视西方但对其并不盲从。他的西方派思想和关于俄罗斯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坚持俄国应当走西方化的发展道路，汲取西方文明成果，但同时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认为二者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俄罗斯民族的进步。他承认俄罗斯与西方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因而展开对话是必要和重要的。他指出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等心理上的差异属于自然范畴，对话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而俄罗斯同西方民族在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一方面会成为二者对话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可以随着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增强和对话的不断深入而逐渐缩小，因而他关注俄罗斯与西方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力图揭示二者在文化本质上的差异。正是这种面对西方的不卑不亢的客观态度，使得屠格涅夫在思想和创作中都始终保持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作家的尊严。 （本文是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所重点项目） 作者：孔霞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