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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悲剧小说，这两个主题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研究界的关注。前者在俄国存在主义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的专著《悲剧的哲学》中进行过详尽的论述，后者由俄国象征主义理论大师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撰长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悲剧小说》予以阐发。舍斯托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于幸福的许诺、理性的自明、世界的和谐的憎恨同尼采后期对于一切道德虚幻物的反叛加以比较，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悲剧命运的感悟中达到了真正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巅峰，这与其说是悲剧的哲学，不如说是哲学的悲剧，是哲学走到了自身的尽头，超越了善恶的彼岸后所必然面对的一片虚无，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天才地察觉到了一切唯心主义的自在之物的虚幻本性。而维·伊万诺夫则从尼采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入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形式上塑造出了一群群个性自由的存在，由于自由人不可避免地形而上的倾向，他必然要在上帝和魔鬼中间做出一个终极选择，然而正因为这一自由选择的互不相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在长久的自我分裂中痛苦挣扎，他所期盼的就是撕裂的痛苦后的重生；在世界观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别于传统的唯心主义者，即不把世界看成是自我的客体化反映，在世界的物之表象背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具有特殊的“我”的本质，唯心主义导致世界与我的割裂，导致分离的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悲剧构造中常常以罪行和赎罪的方式予以表现。[①]然而，两位思想家的着重点都放在了尼采的悲剧精神对于没落时代的拯救，却没有关注到思想的审美构成，即对思想的描绘如何形成悲剧的美感。 20世纪俄国著名学者巴赫金从形式研究角度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诗学。为了规避宗教哲学这个苏联时期被禁忌的话题，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风格定义为梅尼普体，但我们看到，巴赫金在阐述梅尼普体时所强调的对话和狂欢化实际上深受维·伊万诺夫对古希腊悲剧研究的影响，这一点有研究者早已指出过。巴赫金知道，悲剧不仅仅是以对话方式展现出不同思想的交锋，悲剧有自己的独白主旨，因为希腊古典悲剧除了有担当具体角色的个体演员外，还有一个超越个人视野，代表总体世界理念的歌队，来化解极端个体化的严酷后果，这就是神圣的净化、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津津乐道却莫衷一是的卡塔西斯（катарсис）。以酒神狂欢节为文化特征的梅尼普体只是以萨提尔酒神颂歌为源头的古典悲剧的一个分支或变种，巴赫金用梅尼普体代替了悲剧，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形式研究回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主题。 但是，我们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感受更深的是作者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思想取舍，也没有遮蔽自己在面对真实生存状态的荒谬时表现出的彷徨、痛苦、迷惘、焦虑，我们都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②]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彼此分裂，有时甚至反抗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作者立场，他们的话语具有独立的价值，存在着多声部的合唱，但这种分裂本身就是悲剧性的。悲剧表现的正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伦理实体彼此争斗导致毁灭的结局，在此过程中展现个人面对绝对永恒的无奈。在小说《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给出一个永恒正义的绝对精神，但表现出了具有独立价值的思想观念之间的悲剧冲突：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在于推崇个人英雄的理性力量，把社会当作自己个人意志的玩物，在实现自己超人理想的行动中身负血仇，触犯古老的人伦天理，与一系列代表着大地伦理的女主人公形成对立：他躲避母亲，认为圣洁的妓女索尼亚发了疯。悲剧的冲突没有按照黑格尔的方式予以解决，和解的道路仍在脚下，与身负家族罪孽的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用土地给拉斯柯尔尼科夫施行洗礼，通过亲吻大地，向大地忏悔实现悲剧性的救赎。 一、罪与理 你要尽心、尽性、尽智去爱主上帝。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37 悲剧总是和罪行密切联系的，维·伊万诺夫说：“悲剧建立在罪的概念的基础上，罪的概念一定是现实地建立在神秘主义现实的基础上的。”[③]自打人类始祖偷食知识禁果，失去生命之果，罪的概念便与理性知识一同为人类的生存打上了深深的悲剧烙印。知识与信仰，理性与信念，在生活的辩证法中既开创了人的生命道路，也在两者之间造就了黑暗的深渊。人们在不停地积累知识，完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背叛生命，走向虚无。西方的科学知识本来是哲人们排除功利目的，探索纯粹真理的结果，展示了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丰盈，但随着工具理性、技术思维的日益扩张，逐渐侵入了社会领域和人的心灵，科学这把双刃剑又反过来销蚀着人的自由，禁锢着人的精神。西方社会也开始了远离基督，寻找新的科技偶像的漫漫长路。人的意志、理性在启蒙的胜利召唤下被无限放大，人能够通过掌握自然来改变历史，能够凭知识打破宗教神话，创造出未来美好的人间天国。在自我无限的膨胀中，人把自然当作自我实现的手段，把自己看作万物的主宰，宇宙的中心，其实也就愈来愈陷入自我客体化的奴役状态之中。康德曾告诫我们不可以纯粹理性的知识去推断上帝、天国等形而上的物自体，但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却提醒我们对纯粹理性采取形而上的魔法态度、希图凭借知识能像神一样分辨善恶更不可取。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第14章6）。真理就是生命，就是人在世间通往复活的道路。堕落的醉鬼马尔梅拉陀夫在绝望中呼喊：“要知道，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因为往往有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得有条路可走！”[④] 小说《罪与罚》叙述了因贫困而辍学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抢劫杀人最后自首的故事。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无疑在刑事上犯了罪，但有趣的是小说发表后1866年在莫斯科确实发生了与《罪与罚》相似情节的案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现实主义”预测到这一类型案件的思想原因。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更是一个标准的思想犯，被当时俄国流行的一些理论“弄昏了头”，以至于身体力行了这些理论所推导出的实际行动。 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理在何处，小说通过主人公自己的一篇类似犯罪宣言的论文明确告诉了我们。首先，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所有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平凡的天才人物，也是天生的罪犯，因为他们总是藐视当前社会的传统法律，总想为社会制定新的法律准则，为此他们自认赋有改造社会，更新世界的伟大使命；第二类却只是繁殖同类、保持人类物种正常延续的材料。他们大都天性保守，庸庸碌碌，乐于服从第一类人。其次，第一类不平凡的人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不惜“跨越一切障碍”，不惜血流成河；但第二类的平凡庸人却把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律条，他们要狠狠地惩罚第一类天才伟人的反叛行为，但以后又会恭恭敬敬地崇拜自己送上绞架的伟大人物。第三，现代理性把二加二得四一类的数学公式推行到社会领域，用纯粹的功利方法来解决道德、良心、正义的问题。为了让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幸福，必须要牺牲那少量的百分之几的弱者，以符合幸福的加减法。第四，为了证明自己也属于伟大的人物之列，为了能为自己筹措一笔开展伟大事业的资金，拉斯柯尔尼科夫必须去杀死那个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然后用抢来的钱去做造福大众的善事，这在算数上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个老太婆只是一只卑劣的“虱子”，对谁都没有好处，她的存在毫无意义。最后，更重要的是，当时几乎大家都有杀死这个老太婆以造福社会的打算，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前在小酒店里听到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青年军官的谈话，谈话中大学生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杀死老太婆为大众谋福利的想法，死一个人，使成百上千人幸福，这难道有什么过错吗？ 这一段对话极具神秘的暗示作用，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杀人直到最后当众自首认罪，也是实行众人意志的一个举动。按照欧洲传来功利主义幸福观和最新一代年轻人的理论看来，这样的罪行是极其合理的。 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位思想的英雄，却不是思想的受难者，因为他的悲剧在于他虽然竭力为自己打造出实践自己思想的英雄形象，却最终认为自己无法配得上这一思想，由于人类世世代代积累的卑劣本性，他宁可“在一片汪洋中的弹丸之地上独自苟活一千年”，而不敢相信自己能成为拿破仑式的英雄，所以他的犯罪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证明自己的骄傲的理性的彻底失败。舍斯托夫早已论证出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来无罪，逼迫其反省忏悔的道德本体论是胆怯的虚假谎言。他分析说，拉斯科尔尼科夫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的意志尚不够坚定，对于虚假的形而上伦理体系反抗不够坚决。舍斯托夫关于小说《罪与罚》和另一位更加真诚的思想罪犯——伊凡·卡拉马佐夫说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杀人犯，他没有任何罪过。放高利贷老太和利扎韦塔的故事是捏造的、是诬告、冤枉。并且伊凡·卡拉玛佐夫后来也没有参预斯梅尔加科夫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诋毁了他。所有这些“主人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血肉相联的。他们是超然世外的幻想家、浪漫主义者、未来到完美和幸福的社会建设计划的制定者、人类的忠实朋友。他们突然为自己的清高和超然世外感到惭愧，认识到，关于理想的言论是空洞的废话，没有给人类财富的宝库带来任何一点东西。他们的悲剧在于不能够开始新的、另一种生活。因此这一悲剧的悲惨程度是非常深的，且毫无出路，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难用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杀人的痛苦折磨作为原因，来构造悲剧。[⑤] 古代犹太人在节日里总要寻找一头“替罪羊”，通过宰杀这只无辜的羔羊来洗清人们这一年里共同造下的罪孽，既然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是履行众人意志的结果，他的罪也就是众人之罪，因此众人也要把所有的灾祸（良心的折磨、苦役）施加在他身上，为了他勇敢行为的第一步狠狠地报复这个替别人背负十字架的罪人。 总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罪是极端理性主义原则运用于实际生活所产生的恶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罪的天性深入人心，罪是人跟从魔鬼而回避上帝的形而上选择，罪就是自我利己主义的分裂和蔑视他人甚至上帝的傲慢，在超验的层面上，人不仅有康德所说的先天道德律令，也有先天的罪的动因。罪导致了行凶作恶，罪是恶的因，恶是罪的果，罪是第一性的，恶是第二性的。 二、情与法 世界和大地的对立是一种抗争。 海德格尔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有充分的理，理是人类得到善恶知识之后自我确认的产物，人们既然树立了作为自己偶像和自己意志的最高成就的理，必然要根据理制定神圣不可动摇的法，于是知识成为了福柯语境下的“权力”。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论文中曾精辟地论证过法的产生：伟大的天才破坏旧传统后，制定出新准则让平凡的普通人顶礼膜拜，这是当时在俄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的超人哲学所揭示出来的法之本质。法的胜利是对人类的潜意识深处隐藏着的原始神秘的自然本原的压制，在神话中表现为大地女神的衰落和奥林匹斯男性神统的确立。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世之初，只有包含生命源泉的混沌，混沌生出第一批古老的神祗，其中生育力最强，也是后来天神之祖的大地女神该亚为原始众神之主。该亚生天神乌拉诺斯和泰坦巨人，乌拉诺斯生克罗诺斯，克罗诺斯生宙斯，新一代天神总是要杀死上一代天神来夺取统治宇宙的权力。最后宙斯战胜了自己的父亲和原始的泰坦巨神，建立奥林匹斯神统。由此，混沌最终得到赋形，成为了宇宙，在大地之上建立了世界。奥林匹斯新神中的知识之神—日神阿波罗从古老地神手里夺取了决定人的命运的预言能力，从此，知识之光普照大地。但作为补偿，古老的复仇女神仍然把持着命运的一些未知领域，可以突然对得到阿波罗知识启示的踌躇满志的人进行最残酷的打击和嘲弄。在古希腊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创作的不朽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Эринния）平日躲在阴暗恐怖的地府，为凶杀的诅咒所召唤，代表着古老的血亲伦理，即法理之外更为深沉幽暗的人伦之情。在此隐藏着最深刻的悲剧因子，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永恒悲剧：人永远无法猜透自己命运的奥秘。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得到当时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虚无主义理论的支持，推崇强力的英雄意志，用加减法的正义公式（牺牲少数人，幸福多数人）来决断人之生死，但这种迎合辩证逻辑的法理[⑥]在冥冥中的天理人情之前化作了一团青烟。此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可以说是对日神阿波罗的偏好超过了古老的地神，必然要招致大地所包蕴的人情伦理的报复。 土地—母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思想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担当着弥合欧洲派和斯拉夫派内部纷争的重要使命。在判处假死刑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反省以往渎神的理论家们强迫生活的理念，却在苦役犯中找到了重新亲近大地的生活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作家日记中写道：“不是流放的岁月，不是痛苦使我们屈服。……是某种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心灵。这种某种别的东西便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苦难中与人民兄弟般的结合，自己已经和他们一样，和他们不相上下，甚至相当于他的最低的地位。”[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大地就是人民与上帝的结合，就是真实可靠的生活。欧洲的神秘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曾经片面地追求上帝和人的唯一性，只有俄罗斯人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一方面落后于欧洲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却保存了基督教原初的完整，这种完整性神秘地体现在俄国人民自发的生活传统和民族性格之中。这样的人民有着野兽的外表，却怀着对神的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评价自己深爱着的俄国人民：“在俄国普通老百姓的身上，需要善于把他的美从偶而沾染上的野蛮行为中区分出来。由于几乎是全部俄国历史条件的原因，我们的人民沉湎于恶习，被腐蚀、诱惑并经常受到磨难，他居然能生存下来，保持着人的形象，而并非指保持他的美这一点，实在令人惊讶。可是他同时也保持着他的形象的美。谁是人类真正的朋友，谁的心哪怕有一次因为人民的苦难而颤动，他就会理解和原谅他沉溺其中的、无法回避的、偶然沾染的污秽，并从这污秽中发现宝石。我重申，评价俄国人民，不能根据他常常所作的卑鄙行为，而是要根据他在作出卑鄙行为时也经常怀念的伟大和神圣的事物。”[5]这种偶然的不幸也成为俄国最终将成为传播未来基督教真理的天惠。因此俄国决定闭关自守，决定在欧洲面前“犯错误”，只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承担拯救背叛大地的世界的重任。与此相应，俄罗斯的艺术家没有丢下粗俗的人民，没有离弃苦难的生活，在这种对沉重的大地的依恋中，索洛维约夫看到了俄罗斯艺术对天上的美的追求：“纯艺术把人提升到大地之上，把他领到奥林匹斯的高峰；新的艺术带着爱和同情返回大地，但不是为了陷入尘世生活的黑暗和仇恨之中，为此不需要任何艺术，而是为了医治和更新这种生活。为了这一目的需要参与和亲近大地，需要对大地的爱和同情，但还需要某种更多的东西。为了对大地施加更强大的作用，为了反转和重建大地，需要把非大地的力量引入和附加到大地之上。”[⑧]。大地的真理既是黑暗与仇恨，也是通过人的自由功绩连接上天的道路。 在《罪与罚》中，大地的理念也是分裂为两种截然相反的体现者。这两种人都处在社会法度的常态之外，都受到原初湿润的女性神秘元素的支配。第一种与慈悲的圣母形象重合。根据俄罗斯民间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是末日的万军之主，是严厉的审判者和惩罚者，类似于《旧约》中“好嫉妒的”上帝耶和华，罪人们不可能得到耶稣的宽恕，他们的希望只在护佑着罗斯的圣母。耶稣基督的母亲与基督同处天堂，她是人类和上帝的中介，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统一与圣母相联系，认为只有她才能以宽大的胸怀和无限的慈悲拥抱所有的罪人，只有圣母的眼泪才能缓和上帝的刚厉和愤怒。在小说中大地—圣母的光辉闪耀在妓女索尼雅脸上，也部分体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和妹妹杜尼雅、凶恶的老太婆的妹妹丽扎韦塔身上。索尼雅为了别人无辜受难，直至牺牲自己纯洁的生命，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于这种自我牺牲十分不理解，把她当作疯子。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承认杀人的可怕时刻她拥抱了这个罪人，体验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折磨，陪伴着他的炼狱斗争，见证着他的精神复活。这种爱是最神圣崇高的圣母之爱，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美好的拯救理想。 然而，在古罗斯的多神教文化传统中大地女神还有另一个恐怖的形象。根据斯拉夫多神教的基本神话，天神比伦（Перун）和地神维列斯（Велес）相互对抗，维列斯坐在深渊中，是现世的掌管者，天之下的世界都处于她暴戾残忍的统治范围。地神维列斯恶毒嘲弄人的一切努力，任意玩弄人的不幸命运，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悲剧，我们曾在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中领略过她对企图改变命运的冒险家发出的嘲笑，如今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境中我们再次听到了她恐怖的笑声——拉斯柯尔尼科夫梦见他再次回到了凶杀现场，看到那个老太婆还坐在椅子上，他举起斧子毫不留情地砍下： 她接着斧头的猛击，却一动也不动，象根木头似的。他害怕起来，身子俯得更低，想把她看个清楚；可是她也把头俯得更低。于是他把身子弯倒地板上，从下面看她的脸，瞅了她一眼，不觉吓呆了：老太婆坐着发笑，——发出了一阵轻轻的、无声的笑，并极力不让他听见她的笑声。他忽然觉得，卧室的门打开了一点儿，那儿仿佛也有人笑起来，在窃窃私语。他要发疯了：他用足力气揍老太婆的脑袋，可是斧头每砍一下，卧室里的笑声和窃窃私语更响更清晰了，而老太婆却笑得前仰后合。他狂奔逃命，可是通道上已经站满了人，楼梯上的门都开得很大。平台上、楼梯上以及下面各处都是人。他们在交头接耳，望着他，——可是都躲起来了，等待着，默不作声！……他的心揪紧了，两脚挪不动了，粘合在一起了……他想叫喊，突然醒了。[⑨] 这段惊心动魄的场景中，复仇女神对人的反抗发出了最恐怖的嘲弄，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时杀死了大地正反两个形象的代表——凶恶的老太婆和无辜的丽扎韦塔（丽扎韦塔和索尼雅是好友，常常在一起读《圣经》，为人胆小温顺，而且还经常怀孕），这是对大地犯下了双重的罪孽，是对母亲大地的背叛，也是对人情伦理的背叛。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最不愿见到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因为在她们身上都体现出同一个天理——大地的伦理之情。杀人本身便是对人间伦理的破坏，其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厌恶自己的亲人，背叛了伦理亲情，他借世界的名义造反，自己却受到世界的反对，必然成为情与法的牺牲品。 三、救与罚 大地是生此万类的慈母， 她又是掩藏群生的坟墓， ——莎士比亚 拉斯柯尔尼科夫片面推行的极端理性主义，以阿波罗的知识法权反对大地伦理，这就是他的罪之所在，为此他遭到了残酷的惩罚，经受了可怕的痛苦折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透了法的本质，所以对刑事侦查员波尔菲里的那一套心理主义办案方法极其鄙视，对波尔菲里劝他向法律自首的说教嗤之以鼻：波尔菲里代表的法只是平凡庸人乐于服从的法，丝毫不能说服拉斯柯尔尼科夫那颗骄傲的心。那么，拉斯柯尔尼科夫既然没有服罪，为何最终决定当众忏悔自首了呢？ 黑格尔在自己的《美学》中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悲剧和解观。从绝对精神经过自我否定的异化后返回自身这一基本原理出发，黑格尔得出了悲剧人物也在自我否定后重归统一的结论。第一，悲剧人物都体现出一种神性的理念，这种神性内涵没有受到任何缺损（即自我否定），它完全决定人物的性格和行动，这样，实体性的理念就得到了现实化表现。第二，实体性的理念在最高的神的和谐中是统一整体，但外化为客观人物形象的具体概念后，就要服从个别化的原则，于是原本统一的实体力量就会分化为互相对立排斥的两个方面，各具特殊的定性，各自孤立地体现着片面的道理；每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个性情致，就必须要破坏乃至消灭自己的对立面，因此，双方都要陷入罪过和不义之中。最后，悲剧由此产生了无法调解的矛盾冲突，矛盾的双方的理性力量虽有自己存在的辩护理由，但其片面性和孤立性必不能持久保存理性实体，因此永恒的正义就必须要通过悲剧的冲突来毁灭对立的个体，使被分裂破坏的绝对精神重归统一。由此黑格尔认为悲剧唤起的恐惧和怜悯都不是针对悲剧主人公的个别苦难，而是针对人物身上蕴含的实体性理念。[⑩]这是经典的黑格尔式三段论，狡猾地隐藏了人间苦痛，把个人当作实现永恒理念的工具，绝对的纯逻辑理念在完成了纷扰异化的世界巡游后重新复归于永恒的和谐——呵！“永恒和谐”，又是这个美妙的字眼，为了这个最高目标，所有个体人物所经受的痛苦、绝望、牺牲都成为未来人间天国的砖石，都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释。于是，世界大同，所有笼罩在仇恨敌视中的人突然大彻大悟，相互拥抱，庆贺普遍幸福的到来。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永远无法同意为了那未来幸福的许诺而牺牲当代人，以个别人的痛苦换取普遍和谐，他付不起这个代价。在1876年发表的《作家日记》中他写道：“我永远不能理解这样的思想：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应该获得高度发展，而剩下的十分之九的人只应该成为他们的材料和工具，自己则处于愚昧之中。”[11]为了维护个别人、少数人、卑微的人、小孩子的权利他永远抛弃了这个建立在人类普遍的爱和共同利益之上的美丽新世界的梦想，他称之为 “水晶宫”。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伟大的人道主义罪人伊凡毅然拒绝了通往未来人间天国的入场券，只是为了最无辜的小孩子的一滴眼泪。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晚年的弗·索洛维约夫，绝望地承认无法完全克服人心中的邪恶。他看到了世界的恶与痛苦，因而不承认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承认这个恶的世界的真理，但是，荒谬的世界却导致他对自我牺牲的基督更加火热的信仰，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赎罪和复活，如果没有奇迹，那么人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做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了。1854年他在信中写道：“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12] 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了深刻的同情。他希望这个离开上帝的“浪子”能够忏悔，能够回到母亲的怀抱。但是他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用绝对精神来降服这个叛逆者，而这个叛逆者即使在服苦役时也没有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这也是他最痛苦的原因。“要是命运能赐给他悔恨——一种撕心的、驱走睡眠的沉痛的悔恨——就好了！这种悔恨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心里产生自缢和投河的念头。啊，他多么愿意这样干啊！痛苦与眼泪——难道这也是生活。但是他对自己的犯罪并无悔悟之意。”[13] 《群魔》中的疯女人玛丽娅·季莫费耶夫娜叙说她在修道院里的一段经历，可以用于包括拉斯柯尔尼科夫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切犯罪主人公的得救之路： 这当儿，一个为了预卜未来而在我们那儿苦修的老修女从教堂里出来，低声对我说：‘你认为圣母是什么？’——‘是伟大的母亲，’我回答，‘人类的希望。’——‘是啊，’她说，‘圣母就是伟大的土地，而土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对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欢乐。尘世的一切苦恼，尘世的一切眼泪，对于我们都是欢乐；只要你用自己的眼泪把你站着的那块土地浸透半俄尺深，你就立刻会对一切都感到高兴起来。从此你也就不会有任何烦恼了，’她说，‘预言就是这样。’这句话当时就印在我的心里了。从那以后，每当我磕头祈祷的时候我都要吻吻土地，边吻边哭。让我告诉你，沙图什卡：这种眼泪里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哪怕你没有任何痛苦，就是因为高兴也一样热泪滚滚。眼泪自己就流出来了，这是真的。[14] 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得救之路只在自己脚下坚实的大地，他的罪孽也只有靠眼泪与土地的祝福来化解。所以他拒绝了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逃亡和自杀的诱惑，在索尼雅的注视下，走向十字街头，在众人面前跪倒在地，满怀幸福地亲吻土地，为自己的罪向大地忏悔，实现了人类理性与大地的和解，也在最高意义上实现了悲剧的净化。 [①] Иванов В.: Лик и личны россии: эстети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еория. изд. Искусство. М. 1995. С. 283-296.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9页。 [③] Иванов В.: Лик и личны россии: эстети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еория. изд. Искусство. М. 1995. С. 293.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⑤] 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⑥] 从康德到费希特和谢林，从黑格尔再到马克思，都对“辩证法”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而辩证法也被用来处理精神和社会中“恶”的存在问题：为了某一具备神性价值的最崇高理念，为了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从一个至高点回顾过去，以总体观念来倒推历史规律，武装上“条顿精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做出“历史的车轮不可避免地碾碎无辜的小草”这一残酷论断，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⑦]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83-184页。 [⑧]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Т. 2. М. 1988. С. 293. [⑨]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3-324页。 [⑩] 参见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6-311页。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30-631页。 [14]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南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