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位被忽略的大师 诺贝尔文学奖和任何一种奖项一样，都很难达到真正的、永远的公正；而它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对一些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则遭到了甚为激烈的批评和责难。若依照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方法将本世纪的俄语文学划分为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文学两个时期，那么，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当分别是这两个时期最伟大的大师。而他们两人却都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在面对俄语文学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很大的偏颇，或曰失误。 其实，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都曾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讨论对象。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的本世纪之初，正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高峰时期，其文学威望是举世公认的。本来，将一项旨在成为世界最高文学奖的奖项授给托尔斯泰，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1901年颁发的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却授给了一位知名度并不很高的法国诗人普吕多姆。普吕多姆也许完全有资格获奖，但是如今，将托尔斯泰和普吕多姆的创作作一个比较，人们还是能轻易地比出一个高低来的。就是在当时的瑞典国内，这一决定也曾引起轩然大波，有42名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联名在报上发表声明，对没有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托尔斯泰表示不解和不满。次年，托尔斯泰终于被列为34名候选人之一，但是，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避开了托尔斯泰而给了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蒙森。此后，据说托尔斯泰又多次被列为候选人，但直到他去世的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竟能近十次成功地排除托尔斯泰！ 据后来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比较保守，对诺贝尔遗嘱中的“富有理想倾向”的理解也过于狭隘，评选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承认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却认为托尔斯泰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反教会精神、宿命论色彩等不符合遗嘱人的初衷。不过，也没有太多的必要去为托尔斯泰鸣不平，因为托尔斯泰本人并不看重此奖。在那42名瑞典文化名流发表声明之后，托尔斯泰曾以另一份声明作答，称“金钱的奖励毫无价值，甚至有害”，称他因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使他免去了怎样打发那些“可恶东西”（金钱）的烦恼。如果真的将诺贝尔奖给了托尔斯泰，他也许会比萨特早半个多世纪而成为第一个拒绝受奖的人。 无论如何，托尔斯泰的文学地位没有因为他不曾获得诺贝尔奖而有所降低，可是诺贝尔文学奖却由于不曾给托尔斯泰授奖而使自己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1918年，高尔基第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此后多次入围，之后在1928年以一票之差输给了挪威女作家温塞特。同样，无论是就创作影响的力度和范围而言，还是就作品本身而言，高尔基都是高于后者的。早在十月革命前，早在高尔基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之前，高尔基就已经是享誉全欧的大作家了。他早期的色彩鲜明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他后来出版的自传三部曲，都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评委会也认为高尔基的自传作品有着“杰出的历史和文学意义”，他的中短篇小说对“毫无价值的现实”作了有价值的描写，创造出了“新的形象和特征”，但与此同时，却认为他的作品也存在某种“虚华的浪漫主义”和“做作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能在十月革命之后“顶住政治舆论”多次将高尔基这位“布尔什维克作家”提名为候选人，却又对他在革命后的作品和他巨大的文学影响视而不见，并因此低估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意义，这是让人感到有些费解的。 五位获奖的俄语作家 在近百年的诺贝尔奖的历史中，共有五位主要用俄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伊万·布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 1933年，布宁（1870-1953）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俄语作家。和大多数获奖者一样，布宁在此前也已数次进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视野。在承认布宁是一位杰出作家，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古典传统中的最后一位大师”的同时，评委们也对其创作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考察”。1931年，评委会认为，在他的作品中还没有看到俄国文学传统中的“最优秀品质”。1932年，有人又说，布宁“仅在有限的情况下”继承着俄国文学的传统。直到1933年，布宁才终于“由于其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以继承”而获奖。 漫长的25年之后，才出现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获奖者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然而，无论是授奖者还是受奖者，恐怕都没有预料到这次颁奖所引发的重大社会事件。早在1946-1950年间，帕斯捷尔纳克每年都被提名为候选人，他一直是以一位“杰出的、有独创性的”诗人的身份被提名的，但是，在1958年，他却主要是由于《日瓦戈医生》这部长篇小说而获奖的。评奖委员会认为：“作为一部时代的文献，这部小说可以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而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也足以与那位伟大先驱的许多作品相提并论。”帕斯捷尔纳克在1956年写成了《日瓦戈医生》，但在苏联国内无法出版，他便将小说交给了一位意大利出版人。小说于1957年在西方出版后，小说的“反映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之命运”的主题和当时东西方激烈冷战的社会背景相叠合，使小说立即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畅销书，并被好莱坞改编成一部同样轰动的影片。而苏联官方认为这是西方借机展开的一场政治攻势，因而予以坚决还击，帕斯捷尔纳克于是遭到了批判，被宣布为“祖国的叛徒”，并被开除出了苏联作家协会。所有这一切，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无疑是有影响的，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反过来又使他在国内的处境更加艰难了。在得知获奖的时刻，帕斯捷尔纳克曾致电瑞典文学院，表示了欣喜之情和感激之意。但几天之后，他却在巨大的官方和舆论的压力下，宣布拒绝受奖：“鉴于我所属的社会对这一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已决定授予我、我却不应获得的奖金。请不要因我自愿的拒绝而感不快。”30多年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才又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回了这份文学奖。 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1905-1984），是五位获奖的俄语作家中唯一一位没有因其获奖而在苏联国内引起负面反响的人。颁奖者在颁奖仪式时称：《静静的顿河》及其作者的获奖“稍稍迟了一些”，“但是，把当今最优秀的名字之一加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中去，还是不迟的”。这里的“迟”，大约有两种含义：其一，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也早就被列人了候选者的名单，他也一直是帕斯捷尔纳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后者的获奖，却在客观上推迟了他的获奖，1964年，评委们最后在他和萨特之间选择了后者，而在1965年，他才以13票中8票的优势最终获奖；其二，肖洛霍夫主要是因为小说《静静的顿河》而获奖的，因为“他对顿河流域史诗般的描写，以有力的艺术和真诚的创造性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而《静静的顿河》是在1940年全部完成的，在代表作品的完成和获奖之间，有25年的时间间隔，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是比较罕见的，也与诺贝尔奖注重近作的评选原则不甚相符。和《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问题一样，肖洛霍夫的获奖也引来了种种猜测，有人说这是瑞典文学院欲在东西两个政治营垒间谋求某种平衡而做出的一个尝试，有人说这是外交努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的确写到，是他对瑞典和美国某些要人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使肖洛霍夫最终获奖。这样的说法未必可信，因为，官方人士能否对矜持的瑞典文学院院士们有足够大的左右力量，是值得怀疑的；从另一方面看，写下了《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直到今天也仍可以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最当之无愧的作家之一。 索尔仁尼琴（1918- ）和布罗茨基（1940-1996）一前（1970）一后（1987）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都是所谓的20世纪俄国“流亡文学”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在获奖后不久被驱逐出境，后寄居美国，而布罗茨基则是在流亡美国、加人美国国籍之后以一位美国诗人的身份获奖的。1962年，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赫鲁晓夫的亲自过问下发表后，作者作为一种“良心的声音”和一位深刻的人道主义者而迅速在苏联国内外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在“解冻”之后，他却逐渐受到管制，尤其是在于1967年发表了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一封信后，他便被当成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作家”最主要的代表。他的获奖，无疑有政治因素的作用，但评选委员会对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再次出现的激烈对抗局面，恐怕还是始料不及的。苏联塔斯社发表了这样一份声明：“人们不能不表示遗憾。瑞典文学院使它自己卷人了一场毫无价值的闹剧，这对于文学的精神价值和传统而言是毫无意义的，这是由那种别有用心的政治计谋所炮制出来的。”随后，索尔仁尼琴遭到批判，被开除出苏联作协，直至于1974年被驱逐出境。 布罗茨基比索尔仁尼琴还早两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欧洲，后定居美国，并于1977年入了美国籍。但在他离开俄国后，俄语仍一直是他最主要的创作语言，他也一直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俄语诗歌的杰出代表。给布罗茨基授奖，同样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在申述授奖给他的理由时，评选者有意冲淡了他身上的“流亡”色彩，而更注重于他对俄语、英语两种诗歌传统的综合性把握：“诗人与奥西普·曼德里施塔姆、安娜·阿赫马托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同属俄国古典主义的传统。同时，他也是不断革新诗歌表现手法的高手。他的灵感也取自西方，特别是取自从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到罗伯特·弗罗斯特和威斯顿·奥登的英语诗歌。”“对他来说，俄语和英语是观察世界的两种方法。他说过，掌握这两种语言有如坐上存在主义的山巅，可以静观两侧的斜坡，视人类发展的两种倾向。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他获得了极为丰富的题材和多角度的视野。这一背景与他对历代文化透彻的理解相结合，孕育出了他完美的历史想象力。” 相对于传统深厚、创造力旺盛、文学的社会影响极大的俄罗斯文学而言，相对于其它语种文学的获奖次数（英语文学20余次，法语文学10余次，德语文学、瑞典语文学和西班牙语文学均近10次）而言，俄语文学显然有被低估之嫌。据有些材料称，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在60年代也曾多次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均因为难以“全面地”阅读他们的创作而放弃了，就连现任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谢尔·埃斯普马克在他的（诺贝尔奖内幕）一书（1986）中也认为，遗漏掉阿赫马托娃和曼德里施塔姆这样的诗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因为，“他们的伟大现在比他们在世的时候显得更为明显了”。 诺贝尔文学奖与俄国文学 综观诺贝尔文学奖与俄语文学的关系史，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在面对俄语文学时，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特别注重于“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请看一看获得此奖的俄语作家们所得到的评语：布宁“以其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以继承”；帕斯捷尔纳克“在现代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传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索尔仁尼琴“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布罗茨基“属于俄国古典主义的传统”。除了肖洛霍夫之外，每一个获奖的俄语作家都是被从“传统”的角度出发给予评价的。布宁的获奖，是看他对传统继承得如何，他的获奖，后被许多人认为有些“勉强”，认为那不过是对强大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一个迟到的承认；帕斯捷尔纳克是因为写出了一部能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小说；索尔仁尼琴具有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的“道德力量”，而布罗茨基则是以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等人的学生和继承人的身份受奖的。似乎，受奖的俄语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和受益者；似乎，构成世界文学高峰之一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是难以被人淡忘的。可能，对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学大师的忽视，已成了评委们一个铭心刻骨的遗憾，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关于俄国文学传统的“情结”；也可能，评委们由于对俄国新文学认识不足而只能更多地面对传统，或者，俄国文学过于强大的传统也会使后来的文学相形见绌。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其它较多获得诺贝尔奖的语种文学中，我们很少发现与之相同的情形。 其次，是政治因素对评奖过程的渗透。在受奖的五位俄语作家中，有三位是流亡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也被视为“内侨”，只有肖洛霍夫一人是得到苏联官方认可的作家。现在人们常常说，20世纪的俄语文学史应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官方的苏维埃文学，一部分是流亡的和地下的文学，而得到诺贝尔奖承认的，显然只有后“半部”文学史。这不禁使人要对诺贝尔奖的“非政治性”产生怀疑。其实，处在一个有阵营对峙存在的世界和时代中，诺贝尔文学奖是难以完全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的，该奖的评委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他们也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倾向。诺贝尔奖对苏维埃作家无疑是持有偏见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人完全有资格获奖。但是，也应该看到，被诺贝尔奖选中的俄语作家，在“文学上”也都完全是合格的，是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的。而且，该奖毕竟奖励过肖洛霍夫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而苏联官方的列宁奖却不可能奖给一位“资产阶级”作家。若能将“文学性”置于“倾向性”之上放在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也就能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了。 最后，是诗歌与散文在获奖俄语作家创作中的比例问题。据统计，至今为止，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有约三分之一为诗人。而在获奖的俄语作家中，这个比例要更大一些，五位获奖者中有三位主要是诗人，若将曾被提名为候选人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里施塔姆也考虑在内，诗人所占的比例就更大了。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三位获奖诗人中，除了布罗茨基之外，布宁和帕斯捷尔纳克却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散文”作品而获奖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普希金以来，诗人和诗歌在俄语文学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样是自普希金以来，诗人往往也同时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这一传统后来得到了继承。另一方面，俄语诗歌在形式上与西方诗歌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俄国诗人往往难以获得及时的、准确的认识，而非要等到用他的相对容易被理解的散文作品做佐证的时候，人们才敢于坚定地承认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提示我们，俄语作家创作中诗歌与散文的相互渗透，更广泛些，整个俄语文学中诗歌与散文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把握的问题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刘文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