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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果戈理在俄国文学当中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艺术创作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而且他还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一个重要流派，即自然派的源头和鼻祖。别林斯基在一系列的评论文章中强调了果戈理对自然派独有的影响，很多自然派作家都是在果戈理的影响下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在自然派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与果戈理艺术之间的继承性联系。但是，自然派并不是果戈理盲目的追随者，对于果戈理的宗教激情和政治理想自然派始终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予以反驳。在自然派与果戈理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之间的差异无论是果戈理还是自然派作家都清楚地意识到了。 关键词：果戈理 自然派 别林斯基 感伤主义 在俄国文学史上自然派的名字和果戈理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自然派的反对者，还是赞成者对果戈理与自然派的师承关系都毫无争议。别林斯基第一个将果戈理称为自然派的导师和源头，他在四十年代的年度文学评论中坚定不移地追踪着自然派发展的轨迹，论述了果戈理带给文学的新倾向如何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也肯定地指出“果戈理所以重要，还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学派——俄国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学派——的领袖。” 自然派的反对者《北方蜜蜂》的撰稿人布兰特曾经写道，在果戈理成名之后 “突然出现了一帮轻率的模仿者，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小团体，像一群忙碌的蚂蚁，于是果戈理便被庄严地宣布为新文学流派的导师（！？！），这个流派后来又给自己起了一个雅号——自然派”。 自然派作家也毫不否认他们对果戈理的继承和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口承认“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冈察洛夫也曾经指出， “自然派把果戈理艺术上的相当于一百万的才华兑换成了一枚枚10戈比的银币。” 无可否认，自然派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果戈理的影响，将他们称为果戈理的学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自然派并不是果戈理全面的继承者，他们继承了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却没有继承果戈理的忏悔激情和宗教理想，他们利用果戈理的艺术方法实现的是另外的艺术目的。 一 果戈理使最为普通的事物和性格在文学中具有了重要意义，他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始终强调真正的文学要反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反映“我们周围日常的、与我们形影不离的和普通的东西”。 他在庸俗的，甚至是“肮脏的”环境中找寻他的现实，并用所谓低级的带有滑稽剧和笑话性质的庸俗语言将这个现实表现出来。从真实的立场出发果戈理反对在作品中过分追求语言的华丽和惊险虚假的情节，主张用日常的语言来描写日常的东西，指出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描写“时时刻刻存在于眼前，而冷漠的眼睛却对其视而不见的东西。” 他在艺术创作中选择的“自然”既远离理想现实，也远离浪漫主义的现实。 自然派作家在文学题材的选择上是果戈理坚定的继承者，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描写了居住在角落和阁楼里面的居民。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表现那所谓的‘俗众’，特别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公，满怀深刻的注意力研究他们，让他们自己同自己认识。” 自然派的宣言式文集《彼得堡生理学》对彼得堡黑暗贫穷的一面进行了真实的描写。粗鲁而精明的守院人、贫寒的流浪乐师、居住在郊区的穷人等等，自然派作家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冷静客观的语言描写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其中充满了大量生活细节的描写，肮脏的污水坑，破败的房屋，空气中缭绕不散的臭味……这些不带任何粉饰的细节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真实感，也因此受到了修辞学派的嘲笑和挖苦 。修辞学派习惯于描写英雄式的人物，优雅的生活，即使描写贫穷画面也是高尚的、干净的。他们对低级现实的鄙视由来已久，十分不喜欢将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入文学的果戈理，他们从保守的浪漫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果戈理描写了污秽，侮辱了整个俄国社会，指责果戈理所塑造的人物都是令人厌恶的，而且只描写了令人厌恶的人物，没有将一些规矩的正派人展现出来，给读者的心灵以安慰。自然派作为果戈理的继承者，自然不能赢得修辞学派认可，修辞学派认为果戈理给文学带来的倾向被自然派继承并发展，他们以反对果戈理的同样借口并予以更大的热情发起了对自然派的攻击，他们指责自然派只描写“肮脏的现实”。布尔加林报纸上攻击达里的作品《彼得堡的守院人》，指责这样的作品不具有任何道德层面的价值。针对涅克拉索夫的特写《彼得堡的角落》他写道：“涅克拉索夫君是由果戈理所派生的流派的追随者，这一流派羞于描写富于感情的、激动人心的事物，而更喜欢肮脏的、黑暗的画面，为我们描绘了‘角落’里另类的居民……” 别林斯基对反对派的攻击给予了回应，他写道“任何真正的贵族都不会鄙视在艺术和文学中描绘下层人民和普遍被称为低级现实的东西……” 格里戈罗维奇在谈及自然派作家时曾经写道：“所有人都一致地对果戈理感兴趣，几乎所有创作出的散文类作品都有果戈理中篇小说的影子……” 果戈理的“影子”不仅表现为对低级现实的真实描写，同时在文学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情节设计方面都可以看到果戈理无处不在的影响。 果戈理为了真实的再现生活，他在有意识地对文学语言进行变革，把俗语、俚语、外省用语、职业语汇都引入到了文学当中。在对日常语言的使用上，自然派是果戈理坚定不移的继承者。布尔加林曾嘲笑自然派作家语言粗俗，因为他们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俗语，生动地表达了官吏阶层和市井生活的特色。为了真实地再现生活自然派作家有意识地将一些有瑕疵的语言引入文学作品当中。例如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彼得堡角落》开篇就是一个贴在大门上的标签：“Ат даеца внаймы угал,на втором дваре,впадвале,а о цене спрасить квартернай хажяйке Акулины Федотовне.”这句话当中有很多不正确的单词拼写，散发出浓郁的底层市民生活的气息。 为了增强人物的表现力，自然派作家经常借鉴果戈理式的命名法。例如果戈理给作品中的人物常常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名字，自然派一些作家继承了这种方法，刻意地给人物加上一个可笑的名字，如格里戈罗维奇的《抽彩舞会》中对人物的命名和对小官吏们的肖像描写都是果戈理式的，六品文官福玛.弗米奇.克鲁达波柳什科夫（大肚子）的客人有顾问官茨维尔库利亚耶夫，庶务官阿库拉（鲨鱼，豺狼），胖胖的会计西拉（力量）•马蒙多维奇（猛犸象）•布斯洛夫等等。 在自然派作家的作品中有一些场景让人想起果戈理的创作。例如，格里戈罗维奇的短篇小说《指挥家苏斯里科夫》，城里的居民们听说有一个大人物要来,男性居民向自己的妻子透露了这个消息，妻子们又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都开始做准备，有的人开始忧心忡忡起来……这情节令人不禁想到果戈理的名作《钦差大臣》。果戈理笔下的法官得知赫列斯塔科夫在信中说他是个"моветон"，他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是个法语词，意思是愚蠢的人，没有教养的人，他猜测道：“如果只是骗子倒还好些，可能，比这个意思更坏……”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杰乌什金的同事拉塔齐亚耶夫给他起了个外号“洛维拉斯” ，他也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结果被他的同事嘲笑和愚弄。 这些似曾相识的情景无不提醒我们自然派与果戈理之间的继承性联系。虽然每个自然派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是都逃不开果戈理对他们的影响。 二 表现庸俗的日常生活对人性的破坏是果戈理所开创的选题，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庸俗的生活环境的批判。果戈理第一次让人们感觉到庸俗就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蚀心灵、麻痹人性的魔鬼，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悲剧就在于人性被庸俗的沼泽所淹没。他第一次让人们看清楚庸俗就在于伊凡•伊凡诺维奇一包包保存完好的甜瓜子、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吃下去的奶渣饼、甜馅饺子和腌蘑菇当中，这些包围着我们却不被人察觉的生活琐事渐渐侵蚀了人的心灵。自然派作家从果戈理那里继承了这一选题，但是与果戈理相比自然派在处理这类题材的时候又具有了新的特点。 果戈理以惊人的力量将所有的典型特征都集中在一个形象的身上，塑造出了具有高度典型性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在果戈理的笔下呈献给我们的人物是已经形成了的性格，是由环境锻造而成的人物，他们的面貌是稳定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被扭曲的人性，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东西。而自然派作家更热衷于描写尚未形成的性格，通过人物性格的转变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就是冈察洛夫的小说《平凡的故事》，亚历山大从一个纯真善良、相信爱情、相信友谊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像叔叔彼得一样精明冷酷的人，这正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改变。 自然派作家用同样的方法描写了环境对女性的改变。果戈理为我们塑造了大量被环境异化的男性个体，关于环境对女性性格的影响则没有展开叙述，只在行文当中略有涉及。《死魂灵》中乞乞科夫从诺兹德廖夫家出来以后，他的马车和另一辆马车撞在了一起，他看见了马车里坐着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他预言这位年轻姑娘虽然现在童心未泯，纯洁朴实，但是在庸俗环境的影响下她 “准会变成一个俗气十足的娘儿们，变得连她的亲生父亲也认不出她来”。 这个尚未展开的主题在自然派的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阐释，描写年轻姑娘在庸俗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转变成为自然派作家钟爱的一个选题。 格拉霍夫的中篇小说《转变》描写了生活怎样使一个充满幻想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巴纳耶夫的小说《亲戚》同样塑造了一个迷人的，充满诗意的姑娘娜达莎，同其他贵族小姐相比她真实自然，毫不矫揉造作，但是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却预言了她的命运，说她将会嫁给某个又胖又蠢的地主“菲多特•卡尔贝奇”，然后“像所有人一样生孩子，每年都生，有一群孩子”，整天忙着家务，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小心肝”。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娜达莎后来确实嫁给了一个地主，只不过他的名字不是“菲多特•卡尔贝奇”，而是“扎哈尔•米哈伊雷奇”，娜达莎曾经试图反对这桩强加给她的婚姻，但是母亲反对她，亲友们反对她，小说的题目《亲戚》正是强调家庭传统秩序、生活环境和社会舆论对个人的影响。这篇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十年过去了，据说，娜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很幸福。她成天不是忙孩子，就是忙家务……关于过去她似乎不喜欢想起，有时她会感到惊慌不安，仿佛在她富足的生活中仍然缺少点什么。” 屠格涅夫的长诗《帕拉沙》的结尾似乎可以概括此类女性的结局： 我的重返 令她回想起过去——刚一开头 她多少有点惊慌……她还哭泣； 她甚至还显出一点儿忧愁—— 但是，已婚女子的忧愁非常之滑稽。 她，普拉斯科菲雅•尼古拉耶夫娜， 日子过得像条小河，弯曲而平滑； 她甚至——我还来不及都向您陈述， 甚至非常热爱和敬重她的丈夫。 庸俗而无聊的日常生活扼杀了少女的美好天性，曾经的激情和幻想都埋没在缓慢流淌的生活溪流之中。如果说果戈理为我们呈现的是被环境所扭曲的男性世界，自然派作家则从同一个视角对这个问题做了补充，描写了庸俗的环境对女性的影响。然而，与果戈理笔下那些已经完全被异化的个体不同，自然派塑造的人物虽然已经落入了生活的罗网之中迷失了本性，但是在幸福安逸的生活中偶尔也会感到些许忧愁和惶恐。彼得在《平凡的故事》结尾处流露出来的忧郁，帕拉莎的眼泪正代表着尚未完全消失的人性的闪光。在人性与环境的对立中凸显人性的美好，这是自然派与果戈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自然派的作品中人的本性虽然受到了扭曲，但并没有完全堕落，善的本源总是或隐或显地彰显出来。这是四十年代下半期人本主义思想渗入到自然派诗学当中的结果。 三 果戈理的创作最初可以说是反感伤主义的，果戈理在寻找与感伤主义、浪漫主义世界不一样的“新的自然”。但是，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感伤的气息却可以说从来没有消失过，读者至始至终都能感觉到果戈理在笑声背后的眼泪，那感伤是读者在了解到生活的全部庸俗之后而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失落和空虚。对现实的客观讽刺性描写与作者的主观激情始终并存于果戈理的创作当中。但是，在不同的艺术创作阶段，这两种诗学倾向的强弱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旧式地主》、《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等早期创作当中，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性才华占据了主导地位，感伤隐藏在庸俗滑稽的描写的背后。在《死魂灵》中作者的主观激情成分已经大大增加。果戈理周旋于不同的语言形式之间，一面是客观的描写，所有被呈现出的“自然”似乎就是事实的本来面目，而没有经过作者本人的思想折射；另一面是主观的激情，果戈理并没有完全把自己藏起来，相反，他戴上了感伤的、为现实抒情的面具出现，用感情的抒发不时地打断客观的描写。所以，作者好像也是叙述中的一个人物，他站在感伤主义的道德视角对“自然”做出自己的评价，为梦想焦虑，为青春忧伤。而在《外套》中可以看到感伤主义已经不仅仅体现在个别插叙当中，小说的主题和情节都部分地具有了感伤主义的色彩和倾向，这已经不是作者本人的感情抒发，而是将小说的情节和整篇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感伤主义化了。小说的整体基调发生了改变。感伤已经不再隐藏在笑声的背后，而是直观地表现出来。 自然派的一些作家走上了和果戈理同样的道路，他们通过描写方法、情节设计、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的改变来转向感伤主义，将感伤主义与客观描写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感伤自然派作品。这些自然派作家继承了果戈理《外套》中的选题与基调，站在感伤同情的立场上描写了小官吏阶层的可怜处境。在描写小人物方面最杰出的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穷人》像大多数自然派小说那样，面向的是居住在“角落”和“阁楼”里的穷人，彼得堡“另一面”的主题再次得到彰显。因此将《穷人》看成是自然派作品是完全正确的。《穷人》的主人公杰乌什金在很多方面都能令人想起《外套》中的阿卡基。杰乌什金也像巴施马奇金一样有着不体面的外表 ；在办公室里，杰乌什金也同样是受人嘲笑、欺负的对象；而对这一切他也只能像他的前辈一样逆来顺受，无力反抗。在表现杰乌什金的心理状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了一些果戈理曾经使用过的艺术手法，果戈理笔下的赫列斯塔科夫用谎言来美化自己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的主人公也想掩饰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不是通过谎言，而是纠缠不休地美化自己的处境：“我住在厨房里，或者准确点说，是这样的：厨房旁边有一间小屋（我得告诉您，我们的厨房可是一间干净、明亮、很好的屋子),一间不大的屋子，那么一个简单的小窝……也就是，或者更准确点说，厨房是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房间，顺着厨房的墙我有一道隔板，因此就隔出另一间屋子，一间额外的客房；这屋子挺宽敞舒适，还有一个窗户，什么都齐全，总而言之，一切都很舒适。” 杰乌什金用这样的描述来掩饰自己的窘迫，捍卫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初登文坛的处女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果戈理的效仿和追随。 但是，在《穷人》当中我们也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一些与果戈理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当时的人们都毫无争议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入自然派作家的行列，但是却在评点当中有所保留，“……尽管，也许，他在很多方面都注定是属于‘自然的’，果戈理的流派，也就是说他采用了果戈理的形式和方法，但是内在精神却和那个坚决地、严厉而又忧伤地说出‘让这个可怜的人休息一下吧’的人是不一样的。” 同时代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独特性。别林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刻意地追求讽刺，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又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哀婉情绪。《穷人》从正面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小官吏，以书信的形式使读者立刻进入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果戈理向人们展示了生活的残酷怎样摧毁了一个小官吏的所有聪明才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向我们证明了，在一个最卑微的人的本性中有那么多美好的、高尚的、神圣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注意力从事件转移到了讲述人，通过话语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状态。与果戈理的《外套》相比，《穷人》中的杰乌什金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叙述，因此他比阿卡基说得更多，也更为透彻，将一个小人物内心世界完全袒露出来。人物的自我感受成为小说的中心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区别在于表现同一客体的角度不同，所强调的重点不同。 《穷人》的出现标志着自然派的一个分支，即感伤自然派的形成，标志着自然派诗学开始从生理主义的外部描写向心理主义的内部描写过渡。 其他自然派作家，如格列平卡和布特科夫在描写小官吏的时候也常常隐去作者本身的叙述，而让小官吏自己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表现小官吏卑微的外表和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对比是自然派作家描写这一阶层时的主要原则。《芬兰邮报》的批评栏指出了这种描写小官吏生活的新的艺术原则，“应该知道，对外部经历的赤裸裸地描写……这已经没什么幽默的东西了，而只是缺少教养的嘲笑。在果戈理追随者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可怜的外在与内在闪光点之间的斗争，真正的幽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存在于这种斗争当中。” 表现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既是人本主义思想渗入到自然派诗学当中的结果，也是自然派民主主义思想的胜利。 四 自然派继承了果戈理面向低级现实的文学传统，继承了他的一些艺术手法，但是在思想上他们和果戈理并不是一路人。果戈理对社会的批判并不具有政治反抗的意义，他的激情反对的是个别的丑恶现象，而不是反对整体的社会制度。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道德上的良知，希望让人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过从而忏悔自身，让自己的良心成为各自在道德上的钦差大臣，从而能够清楚罪恶，让“死去的灵魂”得到复活，恢复被偏离了的国家法律和秩序。在1848年1月10日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谈到《钦差大臣》时写道，“这是我抱以对社会施以良好影响的目的构思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很不成功，有些人把这出喜剧看作是企图嘲笑事物的合法秩序和政府机制，然而我恰恰是要嘲笑某些人自以为是地偏离了正规的和合法的秩序。” 在民主主义者眼中，果戈理的揭露变成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否定。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派夸大了果戈理作品中的批判激情，并对他的创作进行了反政府色彩的解读，这与果戈理的立场是根本矛盾的。果戈理本人并不认同民主派对他的作品进行的带有反政府色彩的解释，他认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断章取义地抽取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难道我们中的每个人对待作家的作品就像蜜蜂对待花朵一样吗，走过去，然后只是从里面抽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不，我们要为别人寻找有教育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自己。” 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笑是“眼泪中的笑”，但是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眼中，他们只听见了笑声，只看到了野蛮风俗的描写，而没有看到果戈理那双含泪的眼睛。 以别林斯基美学思想为纲领的自然派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要比果戈理更为自觉和激烈。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拯救和完善，而自然派的批判的目的则是消灭和重建。斯拉夫主义者萨玛林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847年萨玛林写道，“自然派只效仿了果戈理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只效仿了他的内容……对现实进行讽刺和诽谤，把这当做改造现实的方法……” 站在不同的社会观上，自然派和果戈理对当时人们迫切关注的“谁之罪”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自然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在自然派的创作中人与环境的对抗都是以失败告终，时代的力量容不得人性的自由选择，在人物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适应它，像冈察洛夫小说《平凡的故事》中亚历山大那样成为一个精明的使用主义者；要么远离它，像《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那样远走他乡。然而，大多数的小人物却不能自由地选择离开，只能无可救药地沦为环境的牺牲品，不是悲惨地死去（如谢德林小说《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儿》中的人物米秋林），就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余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中的杰乌什金）。而果戈理的回答却不是这样，在“谁之罪”的问题上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钦差大臣》的卷首题词清楚地表明了果戈理的观点——“脸丑莫怪镜子歪”，果戈理认为人们自身是有罪的、丑陋的，而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上帝的忏悔，通过忏悔来净化心灵、洗涤罪恶，才能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果戈理在《书简选》所表达的主要思想，这是他给自己笔下的丑陋众生和无知世人提出的唯一的通往幸福与和谐的道路。 在自然派和果戈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个鸿沟随着《与友人书简选》的问世进一步扩大了。果戈理的道德说教激情在《书简选》中变成了对宗教理想的布道式宣传，在这部作品当中果戈理描绘了经过道德改造之后的人们所过的理想的田园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是一种独特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是以宗教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政治理想。《书简选》出现彻底暴露了自然派与果戈理之间的裂痕，С•谢维廖夫赞颂果戈理与自然派划清了界限，“果戈理用这些话语与那些把他当作创始人的人永远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渐渐形成了以《书简选》为基础重新认识果戈理所有作品的趋势。А•格里高利耶夫写道：“我们力图证明，诗人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过去的作品，他的最后一本书只是解释了自己的作品。” 果戈理的转变似乎让他的追随者的创作原则失去了根据。就连别林斯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的分歧， “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隔着整整一条鸿沟……自然学派是由他开始的，他是它的父亲，他不仅赋于它以形式，而且指定了内容。自然学派在利用这一内容方面并不比他做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它拿什么跟他较量！），只不过是更为自觉而已。” 果戈理保守的带有斯拉夫主义色彩宗教观变成了自然派作家以及后来的民主主义作家批判的对象。果戈理宗教性的自我救赎到了自然派那里变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抗，这种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无论是果戈理本人还是自然派作家都感觉到了。果戈理有一次在和自然派的一些作家见面之后感到他们和自己的思想完全不对头，他想，“人们将他们称做我的孩子；然而，如果我这做父亲的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孩子，那他们怎能算是我的孩子呢?” 而自然派作家也感到他们和果戈理不是一路人，“对他们说来，他是一个名誉领袖，到他这儿来接受接见，就好象是到一个荣誉成员(他在莫斯科大学就是如此)家里来似的，为的是默歇无言地待一会，放象在一尊塑像或一幅肖像画前一样。无论果戈理对于他们个人的发展有多么大的作用，他在他们心目中已是一个终止了的人。” 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揭露是以爱为目的来进行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祖国充满了爱。他在《书简选》中写道，“俄国人只要热爱俄罗斯，他就会热爱俄罗斯的一切。” 他正是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祖国，他爱的不仅是他的土地，也爱他的君主和制度，出于爱他才想要治愈他的“疮疤”和“疾病”，使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巨人恢复健康的本来面目。但是，到了自然派的手中果戈理的揭露和批判却成了推翻现有制度的武器。果戈理忏悔的罪责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想要消除的罪恶，他的宗教理想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里转化成新的社会理想，成为斗争的目标。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出于爱，是为了新的救赎；而在自然派那里揭露的目的是出于恨，是为了消灭。这是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因此，自然派只是果戈理艺术上的继承者，但是却不是他思想上的同路人。“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分支并继续向前发展，——果戈理有时感到自己象一个留在岸上、目送着远去船舶的人。” 综上所述，自然派无论是在主题形象、话语风格、还是表现生活的艺术原则上都与果戈理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派的很多作家正是在果戈理的影响之下登上了俄国文学的舞台。但是，自然派虽然继承了果戈理的艺术传统，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并不一样。在当时社会最为关注的“谁之罪”的问题上，他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因此，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虽然果戈理和自然派作家都批判当时的环境，但是他们的立场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派是果戈理艺术上的继承者，但却不是他思想上的追随者。 作者：侯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