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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矛盾和“毁灭”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果戈理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不被理解的作家之一,罗赞诺夫曾经这样评价果戈理,“在我们的文学中再也没有比果戈理更难以理解的人物了,无论您向那口井里看得多么深,您也永远看不到底;甚至会越看越找不到方向,头尾都分不清,出口和入口都找不到了,您迷路了,痛苦不堪,又折返回来,甚至对看见的东西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 果戈理反复阐释的艺术世界、特立独行的人生道路、以及神秘离奇的死亡长久以来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最终将果戈理拖进坟墓的究竟是什么?才华的丧失、信仰的狂热、还是致命的疾病?一些传记作家和文艺学家纷纷对果戈理最后的人生路程所经历的一切做出自己的讲述,我们尝试着跃出只以果戈理晚期的精神分析和病理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框架,转向他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和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从这里出发,也许能够找到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一
    作为一个作家,果戈理的思想首先就反映在他的创作当中,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可以透过重重迷雾隐约看到果戈理精神世界的本质。果戈理是个矛盾而复杂的个体,他的作品也常常表现出语言和格调的双重性。在早期的创作当中,语言的双重性表现得较为明显,而调性的双重性尚处于萌芽状态。果戈理的首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虽然还不成熟,但是仍然可以从这部处女作中看出果戈理的才华特点。粗俗的日常口语和庄严的斯拉夫书面语并行于长诗之中,年轻的果戈理没能将两种风格的语言和谐地拼接在一起,使作品失去了整体上的一致性。虽然如此,这部作品中显露出来的语言风格的双重性仍然是果戈理后来作品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始终伴随着果戈理的创作。
    在随后让果戈理一举成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当中可以看到果戈理对这两种语言风格进行了个性化的艺术变形。果戈理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将乌克兰口语、地方俚语融入其中,通过鲁得•潘柯、教堂执事等带有滑稽色彩的人物将这些日常语言和乌克兰的喜剧传统结合在一起。带有民间特色的笑话式的情节和日常闲聊式语言是这种风格的主要内容,也是形成作品滑稽幽默色调的基础。在这部作品中,调性的双重性已经有了隐约的显现,另一种调性的东西暗暗渗入进来,欢乐开始受到威胁,忧郁的音符穿插进欢快的舞蹈当中,改变了整体的氛围。例如,《索罗庆采集市》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场欢乐的闹剧,但是在结尾处却出现了不相调和的景象,忧郁的老太婆形象也混杂在跳舞的人群当中,“倘若再望一望那些老太婆,心底不能不涌起更奇特更难以捉摸的感受。她们苍老的脸上已是一派墓地的冷漠,这时挤在欢笑的生龙活虎的新人中间,显得多么天真,虽然已无孩童的喜悦,已无丝毫的同感。” 她们并不欢乐,而且相反,她们是忧伤、阴郁的,“已无孩童的喜悦,已无丝毫的同感”,她们的心灵和她们的舞蹈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在《五月之夜》中也有忧伤的音符混入进来:“此时此刻,劳累一天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吵吵嚷嚷地聚到一起,在晚晴的光亮里,把欢快化入歌声,而歌声又永远暗含着苦闷。” 一涉及到这种悲情的内容,就有另一种与欢乐背道而驰的因素混入进来,使作品的整体风格发生动摇。《伊万•库尔巴节前夜》、《失落的国书》、《魔地》等《夜话》中的作品都是在欢快滑稽的背景之上混入了出人意料的忧伤,这些抒情性话语提醒读者,世上的事常常都是“欢乐转瞬化为悲伤。”
    感伤忧郁的内容在《夜话》中一闪而过,只在人们的心里划过一道转瞬即逝的痕迹。整体来说,欢快幽默仍是《夜话》主要特点,因此普希金在读过《夜话》之后才写道:“它使我感到惊喜。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 果戈理的传记作者佐洛图斯基以果戈理中学时期写给家人的信件内容为依据,曾对果戈理的才华禀赋特点做出这样的评价:“乐得忘乎所以,驱散痛苦,跟随便什么人开开心——这就是他的初衷。” 这也正是《夜话》发表时果戈理的精神状态。那时的果戈理刚刚二十出头,年轻人的欢乐往往多于苦恼。年轻的果戈理尽管生活拮据,官职低微,但是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憧憬着一个美妙的将来,他陶醉于生活的欢乐之中,陶醉于一举成名的幻想之中,他的笑是真心的。果戈理的早期作品给人留下的是轻松欢快的印象,偶尔流露的忧伤被欢乐的日常生活描写和轻松的俏皮话所遮掩,只能发出遥远的、转瞬即逝的低语。
    《夜话》之后,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故事》相继问世。另一种调性的内容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来,在《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中,果戈理在结尾处发出的叹息已经不再是从人心灵的边缘轻轻滑过,而是像根刺一样深深地扎了进去,伤痕永远留在那里。到了《死魂灵》,感伤激情的成分进一步增加,大段的抒情语言独立地出现于作品当中,形成与日常生活描写平行的另一种调性的内容,悲情感伤的话语不再作为与欢乐气氛不协调的异类因素而出现,而是成为形成作品复杂的文体风格和矛盾的诗学模式的重要方面,而且在《死魂灵》中,作者的感伤激情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审美评价,而是显露出道德说教的倾向。继《死魂灵》之后问世的《外套》,整个作品都呈现出感伤主义的风格特点,虽然仍然有欢乐幽默的画面交相出现,但是作品的整体风格已经发生了改变。感伤激情和道德说教倾向最终发展的结果就是《与友人书简选》的出版问世。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向感伤主义的倾斜最终导致了果戈理的毁灭,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才华特点,也违背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自然主义”诗学,“当他成为感伤主义的俘虏的时候,作为艺术创新者的果戈理就已经死了。”
    维诺格拉多夫认为是《钦差大臣》的不被承认导致果戈理彻底转向了感伤主义和道德说教,这部剧毫无疑问是果戈理幽默讽刺性才华的高峰之作,而对作品铺天盖地的指责让果戈理对自己的才华感到失望,他希望能够从浪漫感伤的传统中为自己的才华补充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感伤激情的怀抱。维诺格拉多夫从果戈理作品的演变中看到了感伤主义倾向逐渐加强的发展过程,但是却没有指出导致这种倾向出现的深层原因。涅克拉索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更为全面,在1855年8月12日写给屠格涅夫信中,他写道:“他不写更能招人喜欢的东西,甚至也不写他的才华更容易对付的东西,却努力去写在他看来对祖国最有益的东西。他就在这样的奋斗中牺牲了,可以说,他在许多方面强制了自己的才华。” 俄国文艺学家西尼亚夫斯基也说出了相似的看法,他写道,“‘创建奇勋伟业’——果戈理以这句华丽的辞藻确定了其一生事业的基调。……” 果戈理压制自己才华的特点,不断地转向感伤激情的道路并不是要挑战不同的文体风格,而是为了实现他更为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为国家服务,要有益于祖国。 “在梦中或是醒着,我都向往彼得堡,与之连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服务的念头。” 可以说,在果戈理的思想当中为国服务的念头从未停止过,当他作为一名作家成名之后,这个念头就变得更为强烈起来。
    纳博科夫指出,“一个作家开始对‘什么是艺术’、‘艺术家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感兴趣时,他就失败了。” 果戈理将艺术看成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把自己的作家生涯看作是为国家服务的手段,“为誓言而与自我进行永久决裂和争执” , 他的“毁灭”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
    果戈理虽然顶着喜剧作家的头衔步入文坛,但他却从来都 “不是一位简单的好逗乐子的人,而是一位忧郁、高尚的幽默家,嘴角挂着微笑、眼中含着热泪,心中充满叹息。” 在他的创作中“愉快的笑常常变成思虑和忧伤。” 正像舍维廖夫所评论的那样,“在他的小说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艺术家,他以洞察秋毫的奇特的想象吸引着我们,以接连不断的笑使人开心,透过笑他俯视着世间的一切卑下的现象;另一个是人,他在悲痛地哭泣,当艺术家大笑的时候,他心中却是另一番感受。” 即使是他喜剧性才华的巅峰之作《钦差大臣》流露出的感情也不是无忧无虑的欢乐情绪,“那些以为这部喜剧仅仅是引人发笑的人错了。是的,它表面上是滑稽可笑的;可它的骨子里却隐藏着痛苦。” 在他的笔下既能够出现轻松欢乐的《夜话》,也能产生悲壮宏伟的史诗《塔拉斯•布尔巴》。从低级庸俗的事物出发不断地向着理想升华,讽刺辛辣的语言表达的是心中汹涌着的爱,可笑的描写掩盖的是眼中痛苦的泪,这种双重性正是果戈理才华的本质特点。
    果戈理复杂的艺术风格与乌克兰的民间傀儡戏和自身矛盾的性格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果戈理的诞生之地,集市上常常有人表演傀儡戏,每次有这样的表演果戈理从不会错过。傀儡戏本身就具有对立矛盾的艺术特点:“和没精打采的神态结合在一起的是骤发的激情与战斗中不顾一切地砍杀的本领;和惜别情歌缠绵的忧伤结合在一起的是跳戈帕克舞时的呼叫、口哨,舞圈里的蹦跳和下流的小调。” 自小对这种艺术形式耳濡目染的果戈理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借鉴了这种悲喜结合的诗学特点,而且这种诗学特点和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也完全契合。当他把傀儡戏的因素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时,已经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欢乐的舞蹈和忧伤的情歌在果戈理笔下以更为复杂和隐蔽的形式勾连在一起,并且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如果说在傀儡戏中,欢乐与忧伤只是在表面上衔接在一起,那么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两者已经混合为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暗示,即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欢乐转瞬就会变成悲伤。
    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曾这样谈及自己的矛盾性格,他说自己是个天生“性格忧郁”的人,但是忧郁的性格却同喜剧性的幽默结合在了一起:“虽说我天生性格忧郁,可我经常开玩笑,并且甚至用自己的玩笑让别人讨厌……” 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一向都“不大合群,独立不羁”,但是却“喜欢装出滑稽的样子摹仿(或者象学生所说的‘复制’)老师和同学,而且装得十分象。” 他具有敏锐地发现他人特点的能力,能够毫不费力地发现一个人身上的可笑之处,并且用最恰当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个特点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果戈理的性格养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果戈理的父亲是个民间喜剧作者,写过几部喜剧作品在农奴剧院里上演,果戈理的艺术才华显然有来自父亲的良好影响。果戈理的家境并不富裕,他自小就觉得自己与达官显贵家的孩子不同,而他难看的穿着在上学之初常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处境就像《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一样可怜,这让他留下了数不清的眼泪。是他的喜剧才华挽救了他,当同学们发现他十分善于嘲讽的特点之后,便不敢再随便地去招惹他。但是,他心中所尝到的苦涩并没有被遗忘,而是在他后来作品中所写的那些小人物身上一一得到再现。巴施马奇金那句悲愤的责问,即“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啊?”,或许也是年少的、忧郁的果戈理从心里发出的呐喊。他作品中的感伤主义描写不仅出于对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其中也包含着深刻的自身体会,正是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卑微处境让果戈理始终保持着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感,这种情感不断地增强,在作品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感伤主义倾向。
    喜剧幽默的天赋才华和忧伤敏感的性格在果戈理身上和作品中始终处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果戈理不是这场战争的主宰者,而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在《夜话》中幽默滑稽的倾向带着桂冠从战斗中走出来,而那时的果戈理的确是轻松欢快的,青年的欢乐尚没有被迟暮的悲哀所取代;在《旧式地主》、《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涅瓦大街》等作品里,两者处于此消彼长、难分伯仲的僵局之中。果戈理的语言仍是幽默滑稽的,但是在每个句子的背后似乎都流露出作者内心的忧伤。终于,这种僵持的局面被打破,发狂的波普里钦是果戈理的两种精神气质的斗争所催生出来的人物形象,借他的口果戈理向这个世界发出了呐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被将军和侍从官占据了?” 在残酷而严厉的生活面前,果戈理的忧伤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外套》的问世是忧郁的果戈理对于欢乐的果戈理的一次反扑,但是,并没有夺取胜利的权杖。直到果戈理的忧伤天性与他早已有之的为国服务的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他终于摘掉了自己滑稽可笑的面具,成了一位悲天悯人的布道者,这种倾向在《死魂灵》中部分地流露出来,而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果戈理拒绝了作家的称号,开始了自己拯救心灵的事业
    三
    晚期的果戈理不仅改变了创作风格,而且开始对自己先前的作品加以批判。在1846年创作《钦差大臣的结局》时,他就对这部喜剧进行了新的解释,他指出,他所描写的并不是俄国的社会现实,而是表现人内在的欲望。在《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也否认了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在《与友人书简选》中,他对一些曾经批评过他的人表示了和解:“在布尔加林,森科夫斯基和波列伏依的评论里,有许多合理的东西……” 这些人都曾经是果戈理的反对者。波列伏依曾这样批评《死魂灵》:“如果你们尚未读过果戈理先生作品的话,那就请想象一下吧,这部作品充满了这么肮脏的细节,以致在读《死农奴》的时候,有时会令人不由自主地把它丢开。” 而果戈理开始认同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他不断向“崇高”飞升的心灵在艺术上似乎也开始倾向于更为崇高的落脚点。他的自我批评使这些反对过他的人感到格外的高兴,布尔加林写道:“他的近作《与友人书简选》是《狄康卡近乡夜话》以来最好的作品,它使得读者对作者怀有爱戴和尊敬之情......” 但是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支持他的批评界却感到非常失望。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写道:“他开始保护起他以前破坏的东西来了,为农奴制辩护起来了,结果便扑倒在‘仁慈和博爱’的代表的脚下了。” 别林斯基针对果戈理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针锋相对地写道:“我们赞扬果戈理的作品时并没有去问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如何看的,而是根据它给人的印象来评论的……现在我们也不会去问他现在他命令我们如何去看待他以前的作品和这部《与友人书简选录》……如果社会承认他的作品的优点,他不承认,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事实;这事实的真实性,即使他本人也是推翻不了的……”
    现在,曾经的支持者变成了新的反对者,曾经的敌人却为果戈理叫好助威。批评界风向的逆转是果戈理本人创作风格的变化所导致的外在结果,他自己虽然做好了从一个作家到一个说教者的角色转变之准备,但是公众并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不约而同地向作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丢下那种我已确立的、几乎是轻车熟路的事业和生涯,而去干另外一种我所陌生的事情呢?” 果戈理自己的解释仍然是强调自己的“服务”使命,“经过多年的劳动、试验和思考之后,我在向前走的时候,看来回到了我早在童年时代就思考过的问题:人的使命是服务,并且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一种服务。” 《书简选》是果戈理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之后又重新投入童年时代的理想怀抱的作品,而且与童年时代相比,“服务”的理想有了新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容,“不应忘记,在地上的国家里谋得一个职位是为了在这个职位上对天上的君主服务……” 在此,果戈理的人生理想与宗教理想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正像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被造物主创造成艺术家的人是可悲的”,他虽然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公众却难以认同他的选择,在别人眼中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对自己、对过去的背叛,“一个人如果不满意自己的道路,而往别的道路上挤的话,是可悲的!在这新的道路上等待他的必然是摔跟头,摔了跟头之后并非总能回到原先的道路上……” 在别林斯基眼中,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已经“毁灭”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果戈理究竟是不想像过去一样写作,还是已经失去了创作才能。当然,果戈理的创作并不连贯,而是经常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早在1838年他在从罗马写给达尼洛夫斯基的信中就写道:“我的灵感枯竭了,头脑经常像塞满了厚重的乌云,我要不停地努力驱散它们……”在三十年代果戈理的停滞期是短暂的,休整过后仍然有新的作品问世。但是到了四十年代果戈理的写作才能明显地下降了。米尔斯基指出,《死魂灵》“是果戈理文学事业之巅峰,实际上亦为其文学创作事业之终结。后来的发展出人意料,令人失望,至今仍构成俄国思想史中最奇特、最纠结的事件之一。” 从1842年开始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果戈理几乎都在写《死魂灵》第二卷,但是进展却十分缓慢。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果戈理创作力的衰退在《死魂灵》中已经初露端倪,在艰难地完成了第一卷的写作之后,果戈理已经无力进行第二卷的写作。“自1842年《死魂灵》第一卷问世起的下一个十年,果戈理虽生犹死,仿佛陷入自我矛盾中似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衰落。” 果戈理自己的书信也证明了批评家的论断,在1845春天写给斯米尔诺娃的信中他流露出了对才华消失的忧虑:“上帝长久地夺走了我的写作才能。我折磨自己,强迫自己写作,在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创作时我感到十分痛苦,但却无可奈何,写出来的东西很不自然,而且很愚蠢。”在《作者自白》中,果戈理再次表达同样的思想:“有几次,因别人指责我无所事事,我才提起了笔。我曾想强迫自己写出某种哪怕像是小中篇的作品或某种文学作品——可却写不出任何东西来。”
    果戈理以青春的逝去和疾病为借口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不能重复我在自己青年时代里曾经说过或写过的东西,难道我的过错就在于这一点吗?就好像人在一生中有两个青春似的!如果每个人从一个年龄向另一个年龄过渡时期都要经历这些必不可少的变化,那为什么唯独作家应是例外呢?” 他说,“我的努力几乎总是以生病、痛苦和疾病发作而告终,由于疾病发作我需要把所有工作久久地束之高阁。” 果戈理认为青年人的欢乐终将被老年的沉重忧伤所取代,这也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作家停滞不前的理由。至于疾病,他更不能以这个借口为自己整整十年的创作力衰竭进行开脱,因为虽然他一直受到一些疾病的困扰,但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的身上都没有任何致命的疾病,那些偶尔发作的胃肠病并不足以终止他的创作活动。而且,当他寄居在托尔斯泰伯爵家中的时候,仍然从早到晚的工作,除了用餐和散步,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但是一天却写不了几行字,而且就连这几行字也无法令作者满意。他已经写不出新的杰作。
    果戈理在投身于拯救心灵的事业之后已经丧了用夸张的手法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创造世界的本领,在写作《死魂灵》第二卷时“他不再是果戈理,他开始用普通而乏味的手法进行创作,‘像大家一样’,‘按规矩办事’,甚至更糟。他没什么可写——他在内心里已经死亡。” “这时的果戈理已失去天赋的确切引领,在竭尽全力地探索新手法。” 1849年果戈理给自己的朋友们朗读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前两章,萨马林和霍米雅科夫出席了这次朗诵会,事后,萨马林写道:“朗读完毕,他就向我们抛出这么一个问题:‘请凭良心仅仅说出一点,——是不是比第一部要差些?’我们俩交换了一个眼色,不论是他,还是我,均没有足够的勇气而将我俩所想的所感受到的对他说出来。我深深地确信,果戈理正是死于这一原因:他自个儿在心里意识到,他这第二卷的水平比其第一卷要低多少……”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果戈理经常抱怨创作才能的枯竭:“果戈理一生的最后三年——是他与自己斗争,与肉体的‘衰老’斗争的三年,是他与自己难以挑起、由他强加于自身的重担、与那种无能为力的状况进行斗争的三年。”
    果戈理是将创作视为生命的艺术家,“停止写作对于我就完全等于停止生命。” 当他失去了创作才能,可以说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已经死去了。1845年以后,除了《与友人书简选》他没有任何作品问世,而即便是《书简选》也不全是他的新作,而是收入了很多他从前写过的书信。至于那个从未有人见过的《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它是否真的已经完成至今仍是一个谜。即便果戈理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从它和《汉斯•古谢加顿》相同的命运来判断,这是一部无法令作者本人满意的作品。果戈理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作品都在炉火中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个悲剧性的循环,而作家本人的生命也在燃烧中走到了尽头。
    四
    “我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就是我从事创作的时刻。” 这是1837年3月果戈理写给波戈津的信。而现在,光辉已经离他远去,只剩下笼罩在阴影里的禁锢灵魂的身体。果戈理在最后几年里反复地祷告忏悔,希望上帝能够恢复他的创作才能,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很多人认为,果戈理放弃文学创作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深渊是受到信仰的引领,这恰恰是混淆了结果和原因。实际上,果戈理是在无法写作的状态下彻底投身于宗教的怀抱,把祈祷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果戈理在最后执着于灵魂拯救的问题不放,实在是情非得已,他只是在用道德和宗教问题死撑门面,掩饰自己无法写作的事实。
    在所有努力均告失败,在他确定才能永久地丧失之后,果戈理的人生已经失去了希望。死亡成为唯一摆脱困境的方法。果戈理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轻松愉悦的,相反,他的内心经历了很多挣扎,也曾希望用别的途径来摆脱自己的困境。据医生塔拉先科夫回忆: “霍米亚科娃死后的一天,他坐了一辆雪橇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医院去。雪橇拉到医院门口,他从雪橇上下来,在门前来回走了半天,然后离开大门,迎风在田野的雪地里站了半天,终于没进医院,又坐雪橇回家了。也许他还干过其它类似的事,但正象他生活当中的许多秘密一样,无人知道罢了。” “在布列阿波拉任斯基医院住着一位发了疯的病人(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来看他的人很多,给他送礼物,在生活的困境向他请求忠告,十分珍视他写下了的意见,等等。一些人因为和他谈话感到高兴;另一些人则羞于承认到过他那里……” 也许果戈理也希望能够从这个精神病人的口中得到某种启示,但是终于还是没有走进去。失去了写作才能的果戈理如同失去武器的士兵,唯有一死才能获得灵魂的解脱。吸引他的已经不是纷扰的尘世,而是彼岸的幸福。
    1852年,自从果戈理2月5日开始斋戒祈祷以后,他就几乎不再吃任何东西,夜晚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祈祷中度过。2月7号,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列普宁娜-沃尔孔斯卡娅最后一次见到果戈理,这天是谢肉节的星期四,她回忆说:“他很开朗,但很有节制,所有的念头都围绕着死亡;他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明亮,脸色非常苍白。这个冬天他消瘦了很多,但是精神和情绪上没有显露出任何病态;相反,他情绪开朗,而且比从前更为稳定。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要失去他;然而,这一次他同我们告别时说话的语气让我们觉得不比往常,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猜出原因。他的去世向我们说明了其中的原委。” 果戈理这时已经预知了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他在有计划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2月11日的深夜,确切地说,是2月12日的凌晨3点钟,果戈理叫醒了自己的仆人谢苗,悄悄地来到二楼,点起炉火,然后将自己的手稿付之一炬。从此以后,果戈理的健康迅速地恶化了,在没有任何明显疾病的征兆下,果戈理倒下了。2月14日,星期四,据霍米亚科夫回忆,果戈理说:“就应当死去才是,而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这就要死去……” 2月16日,星期六,塔拉先科夫医生来探访果戈理,劝说他服从医生的治疗。果戈理虚弱地回答说:“我知道医生们都很善良,他们总希望别人好。” 但是他却并不打算听从塔拉先科夫的劝告。“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仍象先前那样平静,那样阴沉,没有一丝懊恼、悲伤、谅异和疑惑。他看人的样子,就象一个所有的使命都已完成、任何的感情都已枯竭、一切的劝告均属徒劳、对自己的决定决不动摇的人那样。”
    2月21日,星期四,早晨8点左右,果戈理去世。在去世之前他意识清醒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死亡是多么美好!”
    果戈理死后,关于他的死亡和《死魂灵》第二卷有了各种猜测和传言。争论最多的就是,果戈理在临死之前究竟烧毁的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果戈理烧毁的是已经完成的《死魂灵》第二卷誊写好的准备发表的手稿。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果戈理烧毁的是《关于上帝的大弥撒》的手稿,因为果戈理生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都在写作这部作品。还有一种版本,说果戈理什么也没有烧毁,手稿被托尔斯泰伯爵藏了起来。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强有力的依据,甚至我们都不清楚果戈理是否真的写完了《死魂灵》的第二卷。真相我们无法知晓,它已经随着果戈理的去世永远地成为不解之谜。我们唯一肯定的是,果戈理用自己并不丰厚的著作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他对俄国文学的影响却源远流长。他的悲剧性的自我挣扎、狂热的宗教理想、疯狂的人物开启了俄国文学新的一幕,俄国文学的“整个‘黑夜意识’——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渊、罗扎诺夫的反抗——都来自果戈理……在果戈理之后是‘完全的不安宁’,是世界规模和世界声誉。” 果戈理成为一大批更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的先驱人物,他用自己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艺术作品为后来的人们铺就了一条通往新的文学领域的道路。
    

作者:侯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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