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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阳 俄罗斯社会历经社会制度变迁和文化流变，各种文化思潮你去我来，相互激荡，意识形态争斗不断，但是长期以来，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文化潮流如何多样，有四种文化意识或文化思潮始终以不同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俄罗斯人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外交文化和外交政策的取向。那就是村社意识所承载的文化、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 一 、俄罗斯文化的封闭性与外交文化的自我性 俄国村社历经数百年而不衰退，即使村社的组织形式消失以后，其思维定式仍然在影响俄国的社会发展，村社的基本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有所体现，村社意识所承载的文化思维，也表现在外交文化方面。 封闭和保守，是俄国村社的一个重要特征。俄罗斯民族在地缘文化方面属于内陆民族，与外界相对隔绝，其文化具有较强的自发性。俄国的村社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起来的农民共耕组织，它实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农民集中居住，自我发展，村社就是“世界”，是最好的形式。 直至18世纪末，俄国还没有面包的交易。这种自耕、自给和自足的村社，养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立发展的习惯，有明显的封闭排他性。俄罗斯当代外交文化体现了独特性，自我中心，以我为主，在攸关利益方面不惜自我孤立，在重大利益的谈判方面也不易妥协，中俄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的谈判以及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都旷日已久就是例证。 在俄国历史上，社会的每次改革都受到保守的村社思维的阻碍，保守和自由之间的斗争往往采取激进和激烈的方式。俄罗斯外交的保守性在当代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对皇权的崇尚，是村社意识的重要表现。发展到现代，这种崇尚皇权的村社意识便演变为崇尚权威和领袖。正是这种对国家的依赖和对皇权的认可，使俄国社会的历次改革都是以国家为主体，都是由国家来发动，都是从上而下。沙俄时期是这样，苏联时期是这样，俄罗斯独立以后也是这样。在叶利钦时期，许多人对叶利钦个人充满期望，称之为“鲍里斯一世”。新世纪的今天，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国家和领袖个人始终被推到改革的前台。 俄罗斯的外交历来是围绕国家最高领导意志的外交，外交决策在于总统，不在于政府和外交部门。苏联解体以来，外交一直是叶利钦的外交、普京的外交。 要搞清俄罗斯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走向，必须研究总统的个人意志和外交思想。未来6年，俄罗斯外交基本体现为普京个人的外交，总的来说是西顾东进的全方位外交。 因此，俄罗斯的东北亚外交必然体现普京的个人特色，东北亚形势的变化与俄罗斯的外交行为联系将更为紧密。 二 、大西洋主义的受制性对与西方关系的影响 大西洋派认为，这些作为社会人的价值的获得，必须在克服人性借以形成的自身文化民族闭关性条件下才可能获得。也就是说，必须融入世界文明。大西洋主义认为，欧洲文化之所以硕果累累，成就显赫，就是因为欧洲人渴望全人类的价值。欧洲的文明成就极为丰富，足以让人为自己做人的尊严感到骄傲，有了这种尊严，人可以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这些成就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的准则、精神至上、人权神圣等蕴于文化之中的东西。重要的是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斯拉夫人。对人有益的东西，对俄罗斯就不可能是有害的 П·恰达耶夫认为，由于俄罗斯不愿意与世界文明发生联系而愿意独处，人类的共同规律被俄罗斯所抛弃，俄罗斯人没有从人类继承什么思想，“结果，俄罗斯人被抛到世界所有文明之外，这导致俄罗斯人生活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状况之下。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有一种敌视进步的东西。”[1] 叶利钦上台伊始，便照搬西方模式，搞激进自由主义的改革，西方的民主思想广为流行，其影响达到空前的程度。当时的俄罗斯，在价值观方面完全倾向于西方，而且力求融入西方文明，对苏联历史全面否定，声称要成为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当时的政权机制和政治经济决策中，大西洋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大西洋主义成为叶利钦政权的思想基础，盖达尔等激进民主派则成为叶利钦的思想库，而且进入执政班子。总之，俄罗斯社会开始了急剧西方化的进程。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向西方一边倒，与俄罗斯在文化上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时期相吻合。大西洋主义一度上升到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在后期却大为减弱。到了普京时期，大西洋主义基本沦为民主派的主张，对外交政策影响甚微。 因此，俄罗斯在东北亚外交中，在外交文化和外交思维方面与西方在东北亚的行为不认同性会时有体现，有时还会很激烈。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不会因为社会制度与西方的某些趋同而与西方在外交文化实现同一性。 三、欧亚主义文化及其对俄罗斯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 欧亚主义的文化观认为，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俄罗斯文明是单独的一种欧亚文明。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完备的文明体系，然而却不能为西方世界价值标准所认同。俄罗斯在地理上处于东西方之间，在文化上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点。 1996年，鼓吹大西洋主义的科济列夫，其外交部长的职位被主张欧亚主义的普里马科夫所取代。西方派在外交领域遭到挫折，欧亚主义在外交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到叶利钦后期，西方派的影响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逐渐减弱。普里马科夫出任政府总理后，欧亚主义从外交领域扩张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 普京执政后，欧亚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欧亚主义的因素也不断增强。同时，大西洋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仍在某些方面起着作用。 这时侯的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精神同世界文明相结合，民主与法制同强大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大国思想与富民思想相统一，自由与社会秩序相统一。他们强调国家的作用，对叶利钦时期的某些改革和做法加以否定，主张在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警惕西方文化对俄罗斯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他们认为，俄罗斯的主要不幸都直接与大西洋主义有关，它导致了民族的自贱，丢弃了民族的和精神的基础。 欧亚主义在外交上主张，俄罗斯不应忽视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优秀成果，但也应注意与亚洲接近。在我看来，欧亚主义外交必然使俄罗斯更加注重介入东北亚地区，更加注重东盟、更加注重亚洲外交在其外交中的重量。俄罗斯真正要实行欧亚并进的双头鹰外交。俄罗斯亚洲外交特别是东北亚外交动作只会日趋活跃。这也与美国向亚洲和东北亚重心转移相呼应。亚洲及东北亚将成为大国外交活跃和博弈的最重要舞台。 四 斯拉夫主义及其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斯拉夫主义在谈到人性的形成时，强调民族因素的第一地位，认为民族因素在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方面起首要作用，坚持必须保护民族的习惯和生活。人的价值的充分体现，只有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才有可能。他们怀疑某种全人类价值的存在，不相信人的共同规律，认为全人类价值、共同规律是过于抽象的东西。 斯拉夫主义认为，必须复兴和维护俄罗斯文化的民族性，俄罗斯文化在俄罗斯人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础是不同的。俄罗斯文化的基础是东正教，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西方文化在罗马教堂中成长，俄罗斯文化在东正教堂中形成。还认为，西方文化中充满信仰和理智的冲突，欧洲文明中有一种野蛮人的精神，这些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并且使用暴力建立了欧洲国家。 斯拉夫主义在外交上主张以俄罗斯为核心、恢复大国地位、振兴民族国家、强调爱国主义和温和民族主义等等。 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外交决策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在外交思维和外交文化层面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 在社会上，斯拉夫主义在许多地方体现为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反西方情绪，一些极端主义政党和势力的存在和扩展都与斯拉夫主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分不开。 在政治力量方面，俄共和一些政党也属于斯拉夫主义的传播力量。 综上所述，俄罗斯至少在21世纪可预见的30年内，在外交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现代欧亚主义，并仍然会给斯拉夫主义留下一定的空间。普京时期外交文化和外交思维中存在斯拉夫主义的影子。这就是西方担心俄罗斯在普京时期转向专制的原因之一。 [1]《恰达耶夫文集》，莫斯科1989年版俄文版，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