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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法国文学流派纷呈，是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文学共同发展的时代。 随着现代派文学在世纪末的衰落，法国文学进入了以通俗小说为主的过渡时期。我国从2002年开始进行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活动，是中国学者以自己的眼光来评价外国小说的创举。八年来评选出来的风格新颖的优秀作品，已经包含着新文学的萌芽，是我们评析法国小说发展趋势的可靠依据。 从中世纪末开始，法国每逢世纪之交都有一个文学上的过渡时期，其中既有旧流派的余波，也有新流派的先兆。例如17世纪末的“古今之争”，标志着古典主义的盛极而衰和启蒙文学的兴起；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则是启蒙文学的终结和浪漫主义的先声。19世纪末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等多种流派并存的局面，让位于20世纪盛行一时的现代派文学；而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末的衰落，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繁荣。由此看来，在通俗小说流行的热潮之后，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的世纪里会出现一种风格新颖、继往开来的新文学。 在整个20世纪，我国的外国文学领域一向以译介为主，研究较少。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研究往往受到西方批评界的影响，因而囿于传统的文学史的窠臼，未能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特见解。这一局面在21世纪之初有了可喜的转变，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200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各语种分会联合成立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每年对上一年度出版的外国小说进行评选，并对入选的作品及时进行翻译和出版，在年末举行颁奖典礼，向获奖的外国作家授奖。 对外国小说进行评选和授奖，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也就是说，我们对外国小说不再仅仅满足于翻译和介绍，而是要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予以判断和评价了。这一评选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已有许多作家来京受奖。特别是以小说《乌拉尼亚》（2006）获得2007年度最佳小说奖的勒克莱齐奥，在2008年初来京出席颁奖典礼之后，当年又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评选活动的前瞻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表明在分析小说创作的时候，以评选出来的优秀小说作为例证具有充分和可靠的依据。 在这一评选活动中，由吴岳添、谭立德、李玉民、余中先和车槿山五人组成的法国文学评选委员会，历年来选出的法国年度最佳小说是（按原著出版的年份排列）：彼埃蕾特·弗朗狄奥的《要短句，亲爱的》(2001)，马尔克·杜甘的《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2002)，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2003)，弗朗兹－奥利维埃·吉斯贝尔的《美国佬》(2004)， 皮埃尔·贝茹的《妖魔的狂笑》(2005)，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2006)，皮埃尔-让·雷米的《大师之死》(2007)，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2008)。 这八部优秀作品是新世纪法国小说创作的主流，反映了法国小说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最主要的特色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继承和发展了反战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 法国的反战小说体裁丰富、源远流长，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斗争中更是空前繁荣。从巴比塞的《火线》到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从马尔罗的《希望》到阿拉贡的《共产党人》，这些现实主义的反战小说构成了一幅幅悲壮的时代画卷，是20世纪文学中最重要和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派作家也大多参加过抵抗运动，从萨特的《自由之路》、加缪的《鼠疫》到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他们也创作了许多反战小说，从而使反战小说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共同体裁，在法国解放后依然绵延不绝，到世纪之交更是大放异彩。在八部年度最佳小说中，就有三部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的主人公，是个名叫加尔米埃的善良青年，他在抵抗运动中奉命来到德军的潜艇基地，以咖啡店侍者的身份为掩护搜集情报。命运使他与一些年轻的德国水兵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和他一样有着各自的爱好和理想、亲情和爱情，因而把他引为知己，出航前都向他告别。其中有个指挥官塞给他一张写着女友的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对他说了一句他终身难忘的话： “哦，皮埃尔，我现在把这张纸给您，因为明天我是逃不过去了。昨天晚上我们奉命出发，以后天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那一天如果到来的话，我们会在巴黎一家咖啡店的平台上一起喝啤酒，那时我们将会‘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对吧？”1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是德国的一种非常古老的表达方式，是颂扬法国及其所体现的甜蜜生活。这种生活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加尔米埃依然把德国潜艇的出发时间和位置报告给英国空军，使这些信任他的德国伙伴葬身海底。然而他总是觉得良心不安，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他终身都在照顾那个指挥官死前托付给他的女友和孩子。加尔米埃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美德和弱点，他并非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完美的革命英雄，但是他显示出来的一个普通人的善良和真诚，却更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小说通过他的经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诞，表明了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美国佬》的主人公是个美国兵，他在诺曼底登陆后定居法国，却总是无缘无故地打骂妻儿，使得儿子从小就对他恨之入骨，以至于他晚年时只能对癞蛤蟆和蜜蜂说话。其实他和妻子极为恩爱，只是因为在战争中深受刺激他才变得如此暴躁。例如在诺曼底登陆时，海水都被鲜血染红，士兵们冲上海滩时吓得连大小便都失禁了。在他去世之后，儿子终于明白了真相而谅解了他。这对父子之间的激烈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战后法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他们本来都热爱乡村生活，都喜欢历史和文学，但是仇恨蹂躏了儿子的理智和人性，使他把对父亲的恨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他在父亲死后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悔恨：“我悔的是，我竟然从来没有给过我父亲一次机会，让他能够跟我说说话，让我能够原谅他。在我生命的暮年，我什么都不缺。只是缺少未来和良心……在仇恨把我带往的地方，我到处留下了遗憾，而现在，我决心去爱所有的人……这就是爸爸的死教会我的东西。”2这种悔恨，无疑也是对战争造成的后果的一种控诉。 《妖魔的狂笑》的叙述者保尔·马尔洛是战后出生的法国青年，为了学习德语而来到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城，这里环境优美，有着茂密的森林和宁静的湖泊，然而他却偶然发现这里发生过可怕的事情。少女克拉拉的父亲是德国国防军的一个军医，他的笔记本里记载着纳粹在乌克兰的大屠杀等罪行。城里有些居民从东部战线回来时已经疯疯癫癫，当年在希特勒军队里担任中尉的瓦尔特·莫里兹，1941年在乌克兰曾奉命处死了一车厢的犹太孩子，双手沾满了被害者的鲜血，回来后有一天在疯狂中扼死自己的两个孩子后狂笑着死去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写到2037年，《妖魔的狂笑》记述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以及它们给下一代人的心灵留下的创伤。保尔和克拉拉这一代年轻人背负着父辈的沉重包袱，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 这些反战杰作的涌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们不仅证明了反战题材和现实主义小说的生命力，而且在作品中融入了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关于人性的思考，体现了当代人对战争的反思。与传统的反战小说相比，写作技巧显然更为成熟，新颖的构思使这一传统题材焕发出新的活力，而回忆、倒叙等时空倒错的手法，则使情节更加感人至深。 在这八部获奖小说中，除了这三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的作品之外，勒克莱齐奥也说“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他是在躲避战火时为了克服焦虑才创造出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国度的。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回忆了战争时期生活的艰难；雷米的《大师之死》的主人公马特乌斯参加过抵抗运动，杀了三个德国人。因此可以说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反对战争是现当代法国文学的一个无法回避和最为重大的主题。 二 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交融 20世纪70年代，新小说的衰落促进了小说形式的演变，涌现了一批新型的小说家，他们吸取了颠倒时空等现代派小说的手法，在反映现实、革新文体和创作手法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 除了以文字技巧著称的乔治·佩雷克（1936－1982）不幸早逝之外，至今仍然健在的著名作家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 和勒克莱齐奥(1940-）。 莫迪亚诺开辟了一条与注重繁琐描写的新小说相反的、兼顾文体和可读性的道路。他早年的《星形广场》等一系列小说，利用回忆来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面貌，以及犹太人在占领时期的困境，从而形成了虚实相间的独特风格。《夜半撞车》描写一个孤独的青年深夜漫步在巴黎街头，被一辆轿车撞倒了。他与肇事女司机一起被警车送往医院，醒来时那个女子已不见踪影。于是他开始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回忆起早年生活的片断，包括童年时的另一次撞车事件，以及当时照料他的另一位女郎。在巴黎神秘夜色的笼罩下，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中，他最终找到了那个女司机，于是一切又复归平静。 莫迪亚诺一如既往地采用了虚实相间的创作方法，只是不再回忆抵抗运动时期，而是叙述了一个年轻人的寻找和回忆的故事。小说的目的当然不仅是叙述一个故事，而是把夜半撞车描写成一次冲击，象征着把一个无所事事和萎靡不振的年轻人从消沉中唤醒，而他的不断寻找和反思，以及在梦幻和现实的交织中的回忆，都在揭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从反映战争时期的苦难到探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表明莫迪亚诺在保持一贯风格的同时进一步扩展了写作题材。 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以向往原始生活和批判现代文明著称，《乌拉尼亚》讲述的依然是一个力图摆脱现代文明的故事。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在墨西哥勘探地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理想王国“坎波斯”。里面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他们人人平等，没有贫富之分，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之下，这个理想国被迫迁移，归于失败。 《乌拉尼亚》描写的是反抗现代社会和追求原始生活的题材。主人公反对消费社会，与现代文明抗争，逃离城市，穿越荒漠，如星星一般地自由流浪，在现实中创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国度，一个乌托邦的天堂。这个梦想虽然失败了，但是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而勒克莱齐奥正是艺术地说出了这一梦想。 和莫迪亚诺一样，勒克莱齐奥早期的《诉讼笔录》和《荒漠》等小说，描写的是当代社会，而“乌拉尼亚”则是天上缪斯的名字，完全是一个他幻想出来的国度。在小说中描写的名叫“坎波斯”的理想国里，没有现代社会的任何禁忌，连语言也是可以随便说唱的“埃尔门语”，可见这部小说更为典型地体现了勒克莱齐奥向往异国情调的风格，以及他主张一切部落和种族平等的信念，这无疑是他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独特的风格，创新的体裁 其余三部小说看起来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但是在小说的创新方面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彼埃蕾特·弗朗狄奥的《要短句，亲爱的》是第一部获得年度最佳小说奖的小说，它的获奖有两个原因。一是题材新颖，它讲述的是母女两代人之间的故事。在母亲从衰老到去世的七年中，女儿经常从500公里之外的巴黎来陪伴她，并且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疲惫、焦虑和困惑，对老年人的心态和死亡问题进行了思考。衰老和死亡是人人会面临的问题，因而主人公的独特经历就带有人类生存的普遍悲剧性。其次是小说的艺术手法，它一改现代派小说晦涩难懂、通俗小说以情节取胜的文风，而是以流畅的文笔描写了生活中的琐事，例如《项链》、《衬裙》、《壁橱》、《睡衣》等等，通过这些细节来表现作者的思考和母女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在当代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里，在看惯了乏味的现代派小说之后，《要短句，亲爱的》这部精致的小说令人耳目一新，它不仅是对美好的人性、对传统的人道主义的怀念和呼唤，而且在创作方面也是一种革新，“要短句”这个标题就是对现代派小说的繁复长句、以及哗众取宠的浮夸文风的批判。 皮埃尔-让·雷米的《大师之死》是一部以20世纪绘画大师巴尔蒂斯的生平为基础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里的重要人物都实有其人，例如主人公马特乌斯就是巴尔蒂斯，画家贝罗就是毕加索等。它同时成了一部反映二十世纪伟大时代的杰作。雷米曾接替巴尔蒂斯担任罗马法兰西学院的院长，因此对这位画家十分熟悉。但《大师之死》绝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作者在叙述巴尔蒂斯非凡经历的同时，展现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社会风貌，尤其构成了一幅上流社会和文化艺术界的动人画卷。从巴黎的画室到罗马的沙龙，从恐怖的城堡到僻静的修道院，雷米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神奇想象，把现实世界描绘得富有梦幻般的魅力。这种虚实相间的笔法，使小说的气氛既比虚构更真实可信，又比现实更浓烈生动，称得上是传记文学领域里的一次革新。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刚刚获得年度最佳小说奖的《悠悠岁月》。作者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悠悠岁月》是她从8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和写作、在退休后经过充分思考和推敲的力作。她感到现在一切事情都在迅速地被人们所遗忘，因此她要写作一部反映时间流逝的作品。小说通过对一些旧照片的印象和感觉，来构成一个女人从小到老的60多年的生活：父母的贫困、学习、当教师、秘密堕胎、生孩子、离婚、 患癌症、情人、衰老，丰富的经历中参插着她对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总统大选等政治事件的看法，生动地反映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今天的时代变迁。 回忆是描写时间流逝的最普遍和最适用的方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更是人所共知的名著。然而无论多么生动的回忆录，都只是作者本人的记忆，正如无论多么感人的老照片，都是社会状况的反映一样，与读者本人并不相关，因而也就不能使读者感同身受。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埃尔诺发明了“无人称自传”这种崭新的体裁。她的自传从头到尾都不用“我”这个第一人称，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表示“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发现原来我们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对集体记忆的记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3 小说中看似不经意地随便提到的商品、歌曲等，其实都是埃尔诺精心选择的、被大众所共同关注的题材。大到国际风云，总统大选，小到饮食服装，家庭聚会，乃至个人隐私，事无巨细无不简单明了、一目了然。小说是按年代来写的，无论什么年龄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内容和最清晰的记忆，甚至其他国家的读者也会有所同感。因此这部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反映时代和世界的进程，实际上写出了法国人的“集体记忆”，因而使《悠悠岁月》被称为“社会自传”。埃尔诺借鉴了莫迪亚诺擅长回忆、勒克莱齐奥批判现代文明、以及佩雷克善于列举具有时代特色的物品来唤起人们回忆的风格，形成了简洁生动的艺术特色。 《悠悠岁月》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吸取了莫迪亚诺等人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表现手法，采用了“无人称自传”这种前所未有的体裁，无疑对创建21世纪的新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种创举使《悠悠岁月》成为即将形成的新文学的一部先驱之作，也使埃尔诺当之无愧地居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 最后值得提到的是这些获奖的作家，这八部小说出自八位风格不同的作家之手，其中有两位是女作家：弗朗狄奥和埃尔诺。获奖时年龄最大的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雷米，71岁；最小的是原籍塞内加尔的杜甘，46岁。他们有的对中国情有独钟，例如雷米从1963到1966年先后在香港和北京担任外交官，从那以后“四十年来，我在中国生活过，也去过中国很多次。中国艺术从秦汉乐府到宋元山水，延续到现代艺术，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4他创作了《情陷紫禁城》和《中国》等关于中国的小说，还是2004年中法文化年法方组委会主席。弗朗狄奥、杜甘和勒克莱齐奥曾亲自来北京出席颁奖典礼，今年获奖的埃尔诺已两次来过北京，她在发给笔者的《致中国读者》中，坦然承认自己过去对中国不够了解：“只是在这个五月的早晨到达北京的时候，这种由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杜撰、虚构的描述所构成的模糊印象才烟消云散。”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年度最佳小说的评选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创举。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不仅能使中国读者及时了解法国小说创作的最新动态和趋势，而且对于我国的文学创作也是极为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它尤其使世界看到了中国学者对于外国文学的观点和评价，从而更加有利于扩大和加强中外的文化交流。 1 杜甘：《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5-116页。 2 吉斯贝尔：《美国佬》，余中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3 埃尔诺：《悠悠岁月》，伽利玛出版社，巴黎，2008年，第239页。 4 雷米：《大师之死》，刘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