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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进入欧美视野的东欧文学 小说之光：探究和追问 2012年，进入欧美视野的东欧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传记、诗歌和随笔。其中，一如既往，小说依然最为引人注目。而被译成英文的几部小说基本上都以记忆为线索，以存在为背景，对童年，世界，权利，人性，和社会等诸多话题进行了有力的追问和探究。 2011年度，在欧美文坛影响最大的小说无疑是匈牙利小说家纳达什·彼得的长篇巨制《平行故事集》。无独有偶，2012年度，又一部匈牙利长篇小说闯入欧美文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就是拉兹洛·克拉斯纳霍卡伊（Laszlo Krasznahorkai）的《撒旦探戈》（Santantango）。英文版由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出版，乔治·斯尔特斯翻译，274页。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阴雨连绵、濒临死亡的小村庄。那里，地产冻结，牲畜典当，磨坊关闭，气象诡异，整个村子一派衰败景象，充满了腐朽的气息。显然，一场危机迫在眉睫。大多数村民都已远走他乡，但也有十来户村民依然留在村里，他们认为事情也许并非看上去那么糟糕，因此，有必要再稍稍等待和观望。这时，一个名叫伊利米阿斯的人和他的同伙佩特丽娜出现了。蹊跷的是，伊利米阿斯数月前已遭杀害。而此刻，人们却看到他和佩特丽娜正朝小村子赶来。这难道是神迹？因而，人们期待着他们的来临，相信这两个复活者能带领大家摆脱灾难，走出困境。小说标题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它指小说中的一场舞蹈。当一切为时已晚时，村民们聚集在湿淋淋的山洞里，喝得烂醉如泥，并开始狂舞。其次，它也指小说的结构：如探戈般不断地前后跃动，由一位幕后人操纵着。最后，它也是一种隐喻，暗示地狱和死亡气息。克拉斯纳霍卡伊的小说句子怪异，地点含糊，意思难以捉摸，情节跳跃性极强，结构常常呈放射性，叙事者总是模糊不清，结局充满神秘意味。字里行间还有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那种黑色幽默感。他偏爱这些主题：搁置的时间，启示录般的危机感和衰败感。 拉兹洛·克拉斯纳霍卡伊（Laszlo Krasznahorkai,1954— ），匈牙利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出生于匈牙利居拉市一个律师家庭。大学期间，曾攻读拉丁文和匈牙利语言文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自由撰稿人。198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撒旦探戈》，获得成功，从此登上匈牙利文坛。之后，又写出《抵抗的忧伤》（1989）等多部长篇小说。《撒旦探戈》和《抵抗的忧伤》均已被改编成电影，在匈牙利上演。他的作品艰深，主题阴郁，常常被归入后现代派小说。克拉斯纳霍卡伊酷爱旅行，喜欢体验异域生活，曾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蒙古、中国和日本等不少国家旅行和生活。他还获得过无数国内外奖项，其中包括匈牙利最高文学奖科苏特奖。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称他为“匈牙利当代启示录大师，令人想到果戈理和麦尔维尔”。德国作家和学者W.G.塞巴尔德如此评说：“克拉斯纳霍卡伊视野的普遍性完全可以同果戈理的《死魂灵》相匹敌，远远超过了当代的众多作品。”可以看出，他是继凯尔泰斯、纳达斯、艾斯特哈兹之后，又一位引起欧美文坛广泛关注的匈牙利小说家。 《撒旦探戈》之外，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1936—）的新作《巢》(The Lair)(和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1936— ）的《错宴》同样引人注目。但与克拉斯纳霍卡伊不同，马内阿和卡达莱，一个定居美国，另一个定居法国，早已以东欧移民作家身份融入欧美文坛，作品得到广泛译介，并已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因此，他们的新作得到瞩目，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读者，对于他们，同样已十分熟悉。 诺曼·马内阿的最新长篇小说《巢》数年前在罗马尼亚出版。其英文版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瓦娜·桑齐阿纳翻译，323页。三位移居美国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显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们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奥古斯丁·戈拉，以及彼得·加什帕尔。“我”在小说中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之后又短暂出现过几回。奥古斯丁·戈拉在冷战期间获得富尔布莱特奖学金，来到纽约，后以寻求政治避难为由定居美国。而彼得·加什帕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数年后，同戈拉的前妻一道来到美国。加什帕尔受雇在一所大学里担任助教。他应约撰写一篇有关谷斯敏·迪玛回忆录的书评。谷斯敏·迪玛显然以流亡美国的罗马尼亚作家和学者米尔恰·埃里亚德为原型。撰写书评，必然会涉及迪玛在回忆录中竭力回避的与纳粹主义的瓜葛。就在加什帕尔尚未完成书评之时，另一名罗马尼亚流亡者在校园洗手间被杀害。遇害者曾追随过迪玛，后又与之疏远。这一情节显然取材于埃里亚德弟子伊昂·库里阿努被杀事件。书评发表后不久，加什帕尔便收到一张死亡威胁明信片。至此，同加什帕尔一样，读者也被拽入一座复杂的迷宫。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有意无意中都被牵扯了进来。这太像巴尔干错综复杂的历史了。从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处处能感到大屠杀的阴影、集权统治的桎梏和自由世界的迷惘。这恰好也是作者马内阿人生经历中的三个重要阶段。因而，欧美评论界认为该部小说有着浓郁的自传色彩，实际上描写的正是作者的心路历程。马内阿曾在自己的随笔中提出反对简单化。《巢》是他这一思想的又一次努力。他在小说中同样抨击了美国文化的简单化和程式化，抨击了美国文化中存在的“实用主义暴政”。 几乎与英文版同步，中文版《巢》，由余中先翻译，也已于2013年1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新作《错宴》英文版标题为《石头城沦陷》(The Fall of the Stone City )，由美国格拉夫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约翰·霍杰桑翻译，171页。《错宴》的人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古拉梅托大夫。战争扰乱甚至颠倒了一切。曾经的异国同学却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关键时刻，大夫宴请了这位同学，为了拯救几十名无辜的同胞。可宴会中，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这始终是个谜，也成为大夫后来蒙冤的直接缘由。爱国者，最终，却背上了叛国者的罪名，成为悲哀的牺牲。这是历史的玩笑和误会，还是时代的荒诞和悲哀？也许，两者皆有。由此，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探究和有力的叩问：对人性、对存在、对专制、对政治、对社会。书评作者克里斯托弗·比德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称这部小说“充满了谜，充满了问号，凭借童年创伤之力量展现了日常智慧，是一部反对暴政的力作”。 而年轻的克罗地亚小说家米尔琴科·杰尔哥维奇（Miljenko Jergovic,1966— ）的小说《莱奥内老妈》（Mama Leone）（美国阿契佩拉戈出版社2012年出版，戴维·维廉姆斯英译）则以有趣的结构引起了欧美读者的兴致。小说的第一部分题为“当我出生时，一条狗开始在妇产科吠叫”，是个中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而第二部分题为“就在那时，一段童年故事结束”，由十二个短篇小说组成。这一结构因而将小说分成两个主题和背景不同的两个段落。开头部分以叙述者的家乡萨拉热窝为故事背景。叙述者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而第二部分中的故事则发生在世界各地，主人公大多是逃离波黑内战的流亡者，试图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的生活。第二部分中，并非一个叙述者，而是一些相似的主题将这些故事统一在了一起。 《当我出生时，一条狗开始在妇产科吠叫》实际上共有二十一个短章。叙述者米尔琴科描写了童年最值得回忆的二十一个瞬间。这些短章以一个孩童的视角讲述了父母复杂的关系、非同寻常的生活安排、个性鲜明的家庭成员、学校中遭遇的问题，以及对人生的理解。在最后一章中，作者终于讲到了死亡主题。诞生和死亡是叙述者童年不断遭遇的两大问题。“从相对比较早开始，也就是当我五六岁时，我就得出结论：与死亡有关的一切具有可怕的吞噬力，因此，我决定暂时将死亡威胁搁置起来，直到有一天我相信了上帝的存在。”儿童视角和儿童语言中，夹杂着死亡的纠结，这就使得《当我出生时，一条狗开始在妇产科吠叫》成为一个层次丰富、内涵复杂的文本。欧美评论界由此认为，杰尔哥维奇无疑是最有前景的克罗地亚作家之一。 历史之重：纠结和复杂 在2012年出版的英文版东欧作品中，乔治·戈莫利和玛丽·戈莫利编选、英国阿尔巴出版社出版的《我曾在这片土地上活过：匈牙利诗人大屠杀主题诗歌》（I Lived on This Earth:Hungarian Poets on the Holocaust）以其沉重的主题和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编者在封底介绍道：“匈牙利犹太和非犹太诗人表达自己对大屠杀的思想。他们的思想，除去针对死亡集中营经历外，还针对纳粹统治在邻国的勾当。再者，制造大屠杀的意识形态瘟疫同样影响到其余世界，因为直接的刽子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这部选集，除了它的文学品质，还在于它的警示意义：在2012年提醒人们记住一九四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诗选中的作品均用匈牙利文写成。两位编选者，同英国诗人克里弗·维尔默联手，将它们译成了英文。所选诗人包括拉德诺蒂，英籍匈牙利诗人乔治·斯尔特斯，瓦司，卡斯特罗和居基斯，拉卡托斯，佐尔曼，梅泽伊，费尔德玛尔，克索里，利博特，泽克里，罗伯茨和库尔迪，托特法卢斯，奥尔班，戈尔曼，K.米克洛斯，择拉吉，麦克肯德里克，达洛茨，贝伦加滕，苏蒙伊，波斯莱，图尔茨，门采尔，比林斯基，和博贝利。诗选汇集了老中青三代诗人的诗作。记住历史，反思历史，捍卫记忆，是该诗选的主要意图。 波兰著名传记作家和记者阿佳塔·图申斯卡（Agata Tuszynska,1957— ）的传记小说《被告维拉·格兰》（Vera Gran:The Accused）由美国阿尔弗莱德·克诺夫出版社出版，查理·卢阿斯英译自伊萨贝拉·雅内斯-卡利诺斯基法译，305页。这部传记更多地呈现历史和人性的幽深和复杂。小说主人公维拉·格兰是犹太人，二战期间曾在华沙犹太区一家高档酒吧当歌手。各色人等出入于这家酒吧，既有犹太贵族和知识分子，也有被纳粹收买的犹太线人。格兰的一名伴奏演员名叫沃拉迪斯拉夫·斯皮尔曼，后来写出一本《幸存者回忆》。波兰导演罗曼·博兰斯基将之改编成电影《钢琴师》。战后，斯皮尔曼就职于华沙电台。格兰觉得他欠她一大笔人情，肯定对她心存感恩，于是，就去找他，请他帮自己找份工作。但斯皮尔曼却对她板下脸来，冷冰冰地说了句：“我听说你曾与盖世太保合作。”从此，整整一生，格兰都被这一谣言纠缠着，难以还自己以清白。 这时，作者在叙述中有意识地将各种事实和情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模糊、幽深、真假难辨的画面。面对这一幅幅画面，读者很难对历史作出结论。 格兰认定自己清白无辜。她经历过三番五次的审问，没有一次能证明她有罪。然而，谣言依然在流传，影响并破坏她的生活和工作。在一组织威胁说要身穿集中营制服来听她演唱后，她的以色列之行被迫取消。最后，她不得不移居巴黎，但谣言很快接踵而至，导致她无法加入法国国籍。就在遇到华沙出生的女作家图申斯卡时，格兰，由于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已变成一个苦难的隐士。谣言甚至使她不断陷入各种受难幻觉：“他们从所有方面来追踪我。夜晚，他们闯进我的家，破窗或者撬锁而入。他们抓住每样东西。他们偷走我的相片，我的文件；他们随心所欲地拿走并销毁任何东西。他们对我下麻醉药，直到中午前，我都醒不过来……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拍摄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渐渐地被人遗忘。但格兰却不能忘却和原谅。1980年，她自费出版一本回忆录，将矛头指向斯皮尔曼，指责他曾当过犹太警察。她曾见过他穿着制服，拽着女士的头发，迫害她们。图申斯卡承认，格兰的这一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也许，她只是想以此方式来反击斯皮尔曼。 历史之重，有时，恰恰在于它的纠结和复杂，难以澄清，难以描述。历史可靠吗？历史会不会有着众多的空隙，无意中掺入误解、冤屈和仇恨？维拉·格兰迷人而又悲剧的一生，无疑是对历史和人性最有力的追问。 而一位昔日波兰军官维托尔德·皮莱茨基（Witold Pilecki,1901—1948）的纪实报告《奥斯维辛自愿者：超越勇气》（The Auschwitz Voluteer：Beyond Bravery，阿奎拉·波罗尼卡出版社2012年出版，雅雷克·加尔林斯基英译，401页）则试图见证一段惊人的历史。纳粹占领期间，皮莱茨基曾参与创办地下抵抗组织。1940年，他有意陷入德军围捕，被送往集中营。他的这一惊人的选择是在波兰地下抵抗组织内部作出的。他深入集中营，主要为了了解战友们的情形，收集有关集中营的真实情报，并将这些情报传递给盟国和全世界。皮莱茨基的报告披露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许多令人惊骇的细节：波兰人的悲惨状况，纳粹对波兰人的残暴杀戮，战争进程中集中营的演变，等等。皮莱茨基在报告中指出，波兰人属于第三牺牲群体，排在匈牙利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之后。1939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盟友，波兰于是始终处于冲突的中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就在皮莱茨基的华沙战友被抓进德国集中营时，另外一些波兰军官则被送进了苏联古拉格。1941年6月，德国进犯苏联之后，有一段时间，集中营里，苏联俘虏成为最大的牺牲群体。他们受到百般虐待，常常成批成批地饿死，或被枪决。 自愿进入奥斯维辛，并在那里坚持了整整三年，是皮莱茨基一生中所做过的最英勇的事情。但他的这一英勇举动并未为他赢得应有的尊敬和荣誉，反倒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1947年，波兰当局下令逮捕了他，指控他为帝国主义间谍。在法庭上，皮莱茨基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坚持声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一个波兰人的义务。1948年，皮莱茨基被处决。一代英雄就这样蒙冤离世。 欧美评论界认为，《奥斯维辛自愿者：超越勇气》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人的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 域外关注：发掘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东欧之外不少作家长期关注东欧，并以东欧历史和现实为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们或是东欧后裔，或是犹太血统，或长期在东欧生活和工作过，往往同东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就写出过《布拉格飨宴》等出色的小说作品。他还曾于1974—1989年间为“企鹅出版公司主编过“另一个欧洲的作家们”丛书，将米兰·昆德拉、布罗诺·舒尔茨等众多东欧作家介绍给了英语世界。加拿大匈牙利裔小说家塔马斯·杜博齐也常常从匈牙利历史中挖掘素材，创作了不少独特而优秀的短篇小说。这种来自域外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又刺激和鼓励着东欧作家和学者本身的创作和研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 美国女学者和女作家玛希·萧（Marci Shore）任教于耶鲁大学，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东欧现状，对东欧有着深刻的了解。她本人同东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曾在东欧上过学，当过老师；作为犹太人，探究过后大屠杀时期波兰犹太人状况，研究过斯大林主义盛行时犹太人的命运。她曾出版过一本传记，讲述自己和东欧的种种故事。2012年，玛希·萧出版《灰烬的味道:东欧极权主义的来世》（The Taste of Ashes：The Afterlife of Totalitarianism in Eastern Europe,皇冠出版社出版，370页）一书，试图呈现1989年剧变后东欧社会的情形。 1993年，玛希·萧来到刚刚分离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渴望接触那些曾为自由呼吁和斗争的人。她惊讶地发现，知识分子们从不考虑极权主义之后生活的实际。就连当上总统的剧作家哈维尔都依然继续在大谈特谈存在、真实、人性等哲学话题。另外，让她意想不到的是，那些前持不同政见者对“人民”表现出相当的蔑视，有人认为“大多数人为了活着，都同当局达成了某种妥协，就像套着狗链的狗，不想令主人不安”。 东欧历史比较特殊。在苏联势力渗透之前，东欧有段时间曾处于纳粹主义控制之下。在此之前，东欧不少国家的政权都带有某种法西斯主义性质。时隔数十年，法西斯的幽灵依然在这里徘徊。在罗马尼亚，作者就遇到不少铁卫队同情者。而铁卫队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罗马尼亚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组织。在波兰，一些反犹主义图书堂而皇之地摆在书店里。许多犹太人出于恐惧和自卫，不得不长期隐瞒自己的身份。有些索性寻找各种机会远走他方。 人们往往认为，专制垮台，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实在过于天真。而玛希·萧在自己的书中，通过大量的事例表明：每种专制都会培育出成千上万的专制者，专制垮台，但那些专制者却会长久地存在。 2013年4月28日《纽约时报书评》发表题为《影子王国》的书评，详尽介绍了玛希·萧的新书。书评作者亚当·霍希切尔德引用波兰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卡普钦斯基的话说：“想到任何专制崩溃时，我们不该产生这样的幻觉：整个专制制度，犹如一个恶梦，从此完结。”卡普钦斯基这番话是三十多年前针对伊朗王朝垮台时说的。但他的忠实的波兰读者心里明白，他说的一切都同样适用于波兰社会。“一种专制往往会留下一片荒芜的盐碱地。在这片盐碱地上，思想之树难以生长。”对照卡普钦斯基的话语，我们似乎更能理解玛希·萧所想表达的一切。 霍希切尔德在充分肯定此书的同时，也指出了此书的一些不足和遗憾。比如，缺乏一份科学严谨的索引；涉及的东欧国家过少，因而书中的不少事例是否具有普遍性，还值得商榷；有些结论有简单化倾向；等等。不管怎样，玛希·萧的新作还是为人们观察和了解东欧社会提供了不少线索和视角。 英国作家派切克·麦克圭尼斯（Patrick McGuinness）2012年出版的《最后的百日》（The Last Hundred Days，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377页），以小说的形式，见证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瓦解。小说叙述者来到罗马尼亚首都一座大学里教书。课堂上发生了什么，他似乎并没有太在意。相反，他却十分关注他的罗马尼亚同事们的生活。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受到了严密监视。后来，他同罗马尼亚同事莱奥的友情，使他得以广泛接触到罗马尼亚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不少故事也因此发生。其中就有叙述者和罗马尼亚某高官女儿恋爱的故事。恋爱故事之后又染上了政治色彩。正是通过这些故事和故事人物，作者呈现出了齐奥塞斯库政权晚期罗马尼亚社会的奇异画面。小说中还有描述齐奥塞斯库夫妇受审时的情节。当时，作者刚刚乘飞机逃离罗马尼亚，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在电视上观看了审判。“我们只看到齐奥塞斯库夫妇，坐在一张小卓子旁，在特尔戈维希代一座地堡里。他们始终没有低头，但在礼仪上却出奇地温和。也许那是因为他们似乎已能坦然面对死亡：她扣好衣服，果断地抬起下巴；他抚摸着她的手，理了理自己的头发，挺起胸膛……给他们定了一系列罪名，从饿死他们的人民，到拥有太多的鞋子……”这样的描写显然只能出于一个英国作家之手。要是换了罗马尼亚作家，就很难不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 《最后的百日》有不少自传色彩。作者麦克圭尼斯上世纪八十年达末曾在罗马尼亚工作和生活。因此，他既是亲历者，又是旁观者。这一特殊身份使得小说既有无数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又有许多客观准确的分析和思索。 书评人弗朗希内·普鲁斯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书评，介绍了麦克圭尼斯的这部小说。他夸赞麦克圭尼斯的文笔十分精彩，常常一段中就能让读者领略到不同的文体。智慧，精确，幽默，生动，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所有这些都牢牢吸引着读者的目光。小说中有关齐奥塞斯库雕塑与萨达姆·侯赛因和金日成雕塑的比较，就十分有趣。他认为，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形象地刻画和记录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和特殊的时期，以及这一社会和时期中人们的心理世界和行为方式。派切克·麦克圭尼斯是诗人，牛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最后的百日》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是，第一部小说就以得天独厚的题材为他赢得了足够的影响力。 文学事件：出版和纪念 说到2012年东欧文学领域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我们不禁会想到一本小说选的诞生，和一位女诗人的离世。 2010年,旅居美国的波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er Hemon)编辑出版英文版《最佳欧洲小说（2010）》（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0,Dalkey Archive Press），获得极大的成功，甚至还引发了一场有关“欧洲”和“欧洲文学”的大讨论。据他本人介绍：“读者、评论家和翻译家——这个文学项目的幕后英雄——的反响都十分热烈。兴奋、激动和鼓励接踵而至。《最佳欧洲小说（2010）》的出版好像一道闪电，照亮当代英语文学领域核心地带的一个缺口。”这显然给予他巨大的鼓舞。2011年，他再接再厉，推出《最佳欧洲小说(2011)》(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中国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版权，从2011年起开始出版中文版。这是本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集，打破了所谓的“文学大国”称霸世界文坛的局面，让不少欧洲小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在评论这部小说选时说过这样的话语：“‘欣喜’两字已难以形容我的心情。我甚至感到了某种惊讶和激动，面对这独特的文学景观，面对这贴心的文学氛围和布局：平等和独立，以及在平等和独立中展现的丰富和复杂。我一直关注的东欧作家，在这部选集中，竟多达十余位，几乎每个东欧国家都有了自己的文学代表。你分明在走进一座小说共和国。而走进这座小说共和国，你又绝对能逢到那命定的作品。瞬间，小说欣赏演变成一种心灵默契，超越时空，让你感动，甚至让你震撼。” 2012年，黑蒙又编选出版了《最佳欧洲小说（2012）》。集子共收入欧洲三十四名作家的短篇小说，代表着欧洲三十四个国家和语种的文学。其中包括来自波兰、克罗地亚、捷克、立陶宛、匈牙利、波黑、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黑山等十名东欧作家的作品。除了一些功成名就的老作家，编选者更加注重发掘和推举目前活跃于欧洲各国文坛的年轻作家。美国著名青年女小说家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1974- ）为小说集作序。她在序中称赞《最佳欧洲小说》是一件天赐之物，让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文学景观。她还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赞扬这部小说集“在最小的空间中展示出了最大的丰富性”。 亚历山大·黑蒙（1964— ），波黑裔美国作家，出生于萨拉热窝，曾就读于萨拉热窝大学。自1992年起，定居美国。目前活跃于美国文坛，已出版《我的生命之书》《爱与障碍》等5部作品。 2012年2月，波兰女诗人、199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在克拉科夫去世。希姆博尔斯卡1923年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博宁，1931年随父母迁居克拉科夫，从此便在那里度过一生。她曾就读于克拉科夫著名学府雅盖隆大学。后长期担任文学编辑。她将诗歌写作当做“寻求魔幻的声音”，极度重视诗歌质量，一直在缓慢的节奏写作诗歌，在半个多世纪中，只发表了两百多首诗歌，出版过《呼唤雪人》《盐》《大数目》《桥上的人》《结束与开始》《瞬间》《冒号》《这里》等诗集。她善于以轻松和幽默的语调描述和揭示沉重和深邃的主题。她把宁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宁静中生活，在宁静中写作。最终在自己的公寓里宁静地离世。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希姆博尔斯卡的声望远不如波兰的其他几位诗人：米沃什、赫贝特和鲁热维奇。诺贝尔文学奖一下子将她照亮，既给她带来了荣光，也让她陷入了惶恐。绝不能让诺贝尔奖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她发誓。她做到了。她轻盈而深刻的诗歌，以及她安静的生活方式，为她树立了极具亲和力的迷人形象。在她去世后，波兰文学界和出版界通过举办朗诵会、出版诗集来纪念这位和蔼可亲的女诗人。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还组织并举办了希姆博尔斯卡展览，展览别开生面，极具特色，名叫“希姆博尔斯卡的抽屉”，因为女诗人一生酷爱抽屉，家里共有六百多个抽屉，收藏着她喜爱的各种东西。打开一个又一个抽屉，参观者看到了女诗人收藏的明信片、打火机、工艺品等等。展览还展出了她的不少图书，和她用过的打字机、电话和沙发。只要拿起挂在墙上的电话，拨通她家的电话号码，人们便能听到女诗人的声音。 1996年10月，当希姆博尔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绝大多数美国读者甚至都没听说过希姆博尔斯卡的名字。但诺贝尔文学奖让她变得家喻户晓。希姆博尔斯卡去世后，欧美许多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出版纪念专辑，高度评价女诗人的诗歌创作。《纽约时报》如此赞誉希姆博尔斯卡：“她的诗可能拯救不了世界，但世界将因她的诗而变得不再一样。” 二，2012年，中国出版的东欧文学作品 2012年，花城出版社正式启动“蓝色东欧”出版计划，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在我国，由于种种文学以外的原因，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 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想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这套译丛已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计划在十年内甄选出版近百部东欧经典文学著作。按照编选者意图，所选作品基本为国内首次引进，尽量从原文译介，也不排除在必要的情况下从英语和法语等权威版本转译，且邀请各语种的权威翻译家与具备潜质的青年翻译家来担任丛书的翻译，内容上除作品本身外更附加延伸阅读，以求优质、全面、清晰、立体化地将原作品呈现给读者。文体上，呈开放姿态，小说，散文，诗歌，传记，凡是有代表性的优秀的东欧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被纳入选题。 “蓝色东欧”第一辑于2012年出版，共推出六部作品，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三部长篇小说《错宴》（余中先译）、《石头城纪事》（李玉民译）和《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邹琰译）。此外，还有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的长篇小说《权力之图的绘制者》（林亭、周关超译）、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说集《石头世界》（杨德友译），以及《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高兴译）。从篇目可以看出，第一辑中，主推作家为伊斯梅尔·卡达莱。卡达莱是个复杂的作家，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时期，曾写过不少诗歌，歌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恩维尔·霍查，同时又写了不少小说，抨击专制统治。他的小说精致，写作路径多元。在艺术手法上，一贯表现出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各种写作手法，兼具深刻性和可读性。卡达莱近几年在世界文坛声誉日隆，频频获奖，并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家。 《错宴》的人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古拉梅托大夫。战争扰乱甚至颠倒了一切。曾经的异国同学却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关键时刻，大夫宴请了这位同学，为了拯救几名无辜的同胞。可宴会中，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这始终是个谜，也成为大夫后来蒙冤的直接缘由。爱国者，最终，却背上了叛国者的罪名，成为悲哀的牺牲。这是历史的玩笑和误会，还是时代的荒诞和悲哀？由此，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探究和有力的叩问：对人性、对存在、对专制、对政治、对社会。学者、翻译家余中先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总会“莫名地想到卡夫卡的《审判》，正是一种无常、无解的谜一般的氛围，一种无情、无形的命运之神，让一个清白无辜者无端、无奈地一步步地走向规定的死亡”。他在译序中指出：“卡达莱深刻之处，在于他把制度的错幽默地转化为了一个很自然的错，连牺牲者都觉得自己无法避免的错，因为，那个“错”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是命运加在他的头上的。这与卡夫卡的《审判》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如此，读者会越发地感觉那不是古拉梅托大夫的错，这种荒谬感，恐怕是任何客观评论和理性分析都说不清的。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在《没有真相的“错宴”》（载2012年6月18日《南方人物周刊》）一文中，青年学者和书评家云也退评论道：“就像一盘盲棋没有棋谱，这场招来杀身之祸的‘错宴’也是没有真相的。卡达莱本人习惯性地与故事的核心秘密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但是，这更让人对独裁的隐秘、予取予夺不寒而栗。它的淫威覆水难收，不得不永远依靠暴暴力、欺骗、语焉不详的律法条规来解决问题，无怪乎这一制度下的人们，总要感慨现实始终比小说更加荒诞不经，你身边随时都飘浮着肥皂泡，戳破一个又冒出一个，可你实在无法以看戏的轻松心态去面对它。” 《石头城纪事》则通过童年和少年目光来观察世界。这样的目光往往更能抵达本质。叙事也有特别的效果。小说涉及战争，战争中的人性，家庭，民族历史，爱情，革命，权利斗争、巴尔干历史问题等诸多主题。这些主题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衬托，互相辉映，让一部二十来万字的作品散发出巨大的容量。在艺术手法上，卡达莱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回忆、对话、暗示、反讽、沉思、心理描写等手法，始终控制着小说的节奏和气氛，让意味在不知不觉中生发，蔓延。这是他的小说路径。这样的路径往往更能够吸引读者的脚步和目光。青年学者和书评家河西在《石头城纪事：阿尔巴尼亚苦难的缩影》（载2012年5月29日《新京报》）中称赞卡达莱“以文字和幻想的方式，建造了一座梦幻般的城市，这便是他的《石头城纪事》”。他极为欣赏卡达莱的小说艺术，认为：“卡达莱用一种夸张、笑中带泪的手法写作阿尔巴尼亚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近代史，那些超现实的段落不仅没有让残酷的现实变得虚无，反而增加了它的想象维度和阅读快感。” 而《谁带来了杜伦迪娜》乍一看完全是部侦探小说。作家也确实采用了许多侦探小说的写法。小说中充满了一个又一个谜。而斯特斯上尉也努力地在破解一个又一个谜。但就在最后的一刻，当斯特斯上尉宣布一名死者（康斯坦丁）带回了杜伦迪娜时，小说一下子获得了艺术的深刻和升华。对此，作家赵荔红理解得特别精准，她在《承诺：一定带回杜伦迪娜》（载2012年7月18日《中华读书报》）一文中也点出了小说的主题：“关键是一种‘承诺’的信念，找回一种期待与希望，具体如何带回杜伦迪娜的细节并不重要。正如‘基督复活’说法，关键是一种等待，一种信心，有了这样信念，哪怕是最远的罗马人，异乡人，都会得救。这是保罗从耶路撒冷直到罗马所宣扬的。保罗曾是追捕传播‘耶稣复活’使徒的税吏，却变成最有力执着的门徒之一。小说中身为警察的斯特斯，一直不相信康斯坦丁复活之事，最后却宣布：杜伦迪娜确实是被康斯坦丁带回的。他相信，是所有人，透过康斯坦丁，带回了杜伦迪娜，无论生者、死者，只要有承诺在，都可以带回杜伦迪娜。承诺，是一种崇高力量，代代相传，成为一种传统，会突破生死，突破种族、宗教、政治、法律，能让阿尔巴尼亚在严峻的世界形势以晦暗不明的未来中生存下来。承诺，就是希望本身，就是家园和祖国。”而青年评论家胡传吉在《卡达莱笔下的罪与罚》（载2012年6月17日《南方都市报》）一文中则从罪与罚这一宗教角度评说这部小说：“如果真有信仰在，罪与罚就无须论辩。《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道出：人类的苦楚，恐怕就在于对原罪的无知无能。承诺是忏悔之道，信仰是得救之道。两者是矛盾不可分的悖论。卡达莱既谨从宗教，又冒犯宗教。文学家的不羁与尖锐，表露无遗。《谁带回了杜伦迪娜》的叙事灵巧，意识大胆，让人叹服。叹服之余，我在想，在没有原罪感的族群里，众生如何得救，众生的呼告，谁能听得见！文学家在没有宗教的世俗格局里，如何 得知生命的真相？” 学者张宁和申霞艳在读了这三本小说后，对这位有着独特魅力的阿尔巴尼亚小说家发生了浓郁的研究兴致，分别在2013年第3期《世界文学》和2013年第1期《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论文，对卡达莱的小说艺术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题为《卡达莱，欧洲的另一盏“明灯”》的论文中，张宁用比较的目光评点卡达莱，认为“在中国靠一场‘先锋文学’运动才彻底引入并合法化的‘艺术迷宫’式的表现手段，在卡达莱那里却先天就存在着，而且是那么朴素，那么引人入胜，不似中国许多先锋文学那般，充斥着人为痕迹和无病呻吟的矫情。这也为卡达莱广泛展示阿国历史画卷和民族心灵史，以及无意间通过叙述张力保留着原始的政治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申霞艳在题为《天堂的召唤与集权的恐怖》的论文中通过对卡达莱多部代表作的研读，得出结论：“卡达莱的叙事让所有个体的生命事件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怀抱中，同时对宏大历史事件的表现落实在家庭内部。这就让他的写作既有切身的生命经验，又有人类共同的感情；对神话、传说等民间资源的征用使小说显示出暧昧、隐约、苍茫的质地，并由此延展出更阔大的想象空间。” 在《权利之图的绘制者》中，罗马尼亚小说家基富试图用现代手法重述一个古老的主题：人与撒旦的关系。政府职员马太·帕维尔意外收到一封信，说有一笔数额巨大的遗产在等待他继承，前提是他必须在佛尔谢特等三个城市各生活一段时间，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写出一篇关于权力和力量的论文。马太·帕维尔早已厌倦自己平庸的生活，自然要抓住这一有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意外和悬念的探寻之路。最终，他发现原来是魔鬼撒旦在操控着这一切。财富探寻于是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心灵探寻。学者史晓晨在题为《权利之图的绘制者：后现代撒旦和权利之图》的评论（载2012年8月31日《文艺报》）中指出：“需要承认，加布里埃尔·基富在讲述传奇故事上是个高手，虽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讲述一个故事。”书评作者认为“小说建立的是一座寓言化的丛林，它布满了象征”。同时，对小说最后结局的处理，书评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收入罗马尼亚当代四十多名重要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卢齐安·布拉加、尼基塔·斯特内斯库、马林·索雷斯库等代表性诗人的作品，直接从罗马尼亚文译出，呈现出了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罗马尼亚当代诗选，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中国读者的青睐，短短几个月便全部售罄。诗人黄梵在阅读罗马尼亚诗歌时，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亲切感：“书中诗歌所具有的现代性、抒情性和自主性，既颇具启发也令人钦佩。我从中看到罗马尼亚当代的现代诗与中国当代的现代诗，具有几乎一致的立场和态度，大概是两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时共有一种文化体验，或者说，现代诗是现代国家无法回避的一种美学，就看我们如何再为它添加新的民族个性。”诗人蓝蓝发表评论《庄重的抽噎：语言重建意义》(载2012年5月23日《时代周报》)，指出了此书存在的价值：“坚持抒情诗的写作，说到底是从人的感受出发，抵达语言创造的真实。在此过程中，人的情感方式、亲历体验，尽管会分化为抽象的观念和理念，但抒情诗能够携带生活复杂感受、由此及彼以及从特殊到普遍的特性，依然能够通过语言将它们细节化和具体化，从而再次返回人的想像力重视和感受之中。没有哪个诗人愿意为苦难写诗，但这并不是拒绝诗歌的理由。在此，诗歌承担的是记录和见证的责任，为了那些人性中最微观风暴的呈现和意义的建设，《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无疑是一个文本上的例证。”作者还通过文本细读分别评论了斯特内斯库、米尔恰、索雷斯库等诗人的作品。在她看来，罗马尼亚诗人，连同其它东欧诗人，最大的贡献在于独特的诗歌语言：“语言是生命的居所，是一切隐秘事物的幽居地，也是爱和意义的诞生之处。诗人的作用在于激发出语言的某种独特的形式，使无语中的事物开始说话和表达自身，这即如对生命和爱的呼唤，以便和人内心对爱的渴望和牺牲付出的愿望相对称。在这两者交汇的雷电中，生命和诗互相被照亮，洞彻我们晦暗不明的存在。” 《石头世界》收入了波兰作家博罗夫斯基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全都是集中营主题。作家本人曾被关进集中营，对集中营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和了解。这些小说从多种角度揭露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大规模制造死亡的滔天罪行。法西斯集中营不仅摧毁人的肉体，而且摧毁人的精神和道德。《石头世界》以极端冷峻和客观的笔调，揭示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恶。他说这样的写法是“探访某种道德极限的一次旅行”。正是在这一点上，《石头世界》获得了另一种深刻，超越了其他许多反法西斯作品。塔杜施·博罗夫斯基（1922-1951），波兰著名作家。1943年由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被德国纳粹宪兵逮捕，投入奥斯威辛集中营，因为在那里当上了卫生员，才幸免于难，后又被转到德国境内的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解放。由于长期抑郁，在未满二十九岁时自尽。 除了“蓝色东欧”第一辑六本书外，2012年，我国出版的东欧文学作品还有保加利亚作家安吉尔·瓦根施泰因的长篇小说《别了，上海》（余志和译，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博尔斯卡的诗选《万物静默如谜》（陈黎、张芬龄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和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长篇小说《色》（杨德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从书名就可看出，在《别了，上海》中，上海是故事的关键地点。那是在二战前夕和大战初期，德国一些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历经磨难，经由柏林、巴黎、土伦、热那亚、突尼斯和埃及，辗转来到当时世界上唯一开放的城市上海，幸运地活了下来。作者就从那段历史中汲取素材，以二战为背景，用蒙太奇手法和诗意的笔触，刻画了一组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和谍战情节的自然融合，使得小说既具有画面感和音乐性，又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安吉尔·瓦根施泰因（1922— ），保加利亚著名电影编剧和小说家。曾编写过50多部电影剧本。上世纪九十年代转入小说创作，著有长篇三部曲《以撒五经》《远离托莱多的地方》和《别了，上海》。 2012年8月，就在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去世后不久，上海浦睿文化传播公司适时推出希姆博尔斯卡诗选《万物静默如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台湾译者陈黎和张芬龄将女诗人的名字译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一看就译自英文，而且对波兰文发音毫不了解。诗选收入希姆博尔斯卡各个时期的诗作七十五首。由于译文优美，装帧考究，推广得力，加上女诗人逝世这一契机，《万物静默如谜》很快便成为畅销书，销售量竟在半年之内达到10万册左右，成为诗选出版和销售史上一个奇迹，甚至在出版界引发了一股出版诗集的热情。其实，在希姆博尔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国内曾出版过两个希姆博尔斯卡诗选中文版，直接译自波兰文，但反响平平。当时，起码在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特别照亮这位低调的波兰女诗人。没有想到，时隔十余载，她的诗作竟在中国受到如此的厚爱。这是翻译的胜利，是诗歌的胜利，还是商业营销的胜利？恐怕各种因素皆有。但不管怎样，这一出版事件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内的诗歌出版和诗歌阅读，并且让不少中国读者重新打量和评价希姆博尔斯卡，因此，还是值得肯定的。 书评人吴萍认为女诗人最迷人之处恰恰是对日常的关注，因为“世间任谁都不能逃脱‘单调的日常生活’的困锁，诗人所经历的，我们也必将经历。辛波斯卡笔下‘日常’的普世性跨越了‘国界’和‘翻译’，即使是异国的读者，也无需注释和知识链接就能打开那只诗的宝匣，欣赏到藏于琐碎和残片下的诗意。同时，这也让辛波斯卡散发出很强的亲和力，拉近了与普通读者的心理距离”。 “追踪辛波斯卡的创作，可以说深挖‘日常’从未让她的话题泛滥浮空，也没让她在老之将至时突然地绒默不语。辛波斯卡遥遥的一生，视野一直低伏于这些日常的主题和瞬间，终由最简单的生命构成发现出了最不简单的诗意”（见《日常的，也是迷人的——读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载 《书城》2012年第12期）。 就在2012年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刻，中国读者读到了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的长篇小说《色》。这是上海九久读书人引进的“贡布罗维奇小说作品”中的一种。《色》是贡布罗维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其故事情节大致如下：战争期间，波兰，两位年长的知识分子遇到一对少年男女，看似某种强烈的性吸引力把他们联系了起来。实际上，这对少年男女并没有相应的情感。这令两位先生失望，因为他们渴望通过这美好的情感重返青春，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深入窥探，试图接近少年男女，并计划以共同参与的罪行建立亲密的关系，于是，他们策划了一场谋杀行动。小说的标题极容易让人想到色情主题的通俗作品。但读后，读者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部手法独特的严肃作品，探讨了理想丧失、心理崩溃、道德和价值危机等诸多重大主题。贡布罗维奇曾在自己的日记谈到这部小说：“我最想指出的是‘色’与形而上学之间有什么关系。” 由于贡布罗维奇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也由于小说赤裸裸的标题，《色》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学者思郁在题为《当作家变成色情狂》（载2013年3月11日《21世纪网》）的书评中，对此小说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说：“这部小说同样没有任何色情的描写，它的色情是因为一种幻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色情狂的意淫之作，也可以看作一个窥阴癖和恋童癖的各种疯狂念头的媾和。这部作品之所以显得肮脏，恰恰因为它的纯洁。但是这种纯洁又有着一种癫狂的不安。小说中充斥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这种念头的压抑与爆发是失序的必然结果。谋杀几乎是注定的，从开始的描写所携带的时代气息，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在战争与时代的裹挟之下各种扭曲的影子不安地流动着：‘在许多污秽、压抑、羸弱、灰色、被疯狂歪曲的年代之后。在这些年份里，我几乎忘记了什么是美。在这些年份里，只有尸体的气味。’当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荒芜的年代，被压抑扭曲的心灵得到瞬间的释放，对快感的渴求最容易导致隐秘的欲望滋生。这是这部小说不安的源泉。”这一解说也许能帮助读者更深地理解贡布罗维奇及其作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贡布罗维奇并不是为大众写作的作家，我们不必指望他的小说成为畅销书。 来源：《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6期 作者：外国文学研究所 高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