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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瓦尔特·伯克特文 唐 卉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切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在内，都需要跨文化的接触。伴随着对古老近东的挖掘和楔形文字的释读，东方文化对古希腊的影响日益浮出水面。所谓希腊奇迹的背景和语境，假如曾经存在的话，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所以追溯早期希腊文明的文化环境，我们将致力于从研究它的东方邻居开始。 [关键词] 希腊文化；跨文化；东方语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 1931—)，男，瑞士苏黎世大学古典学专业名誉教授。国际著名的古希腊研究专家。著有《神圣的创造》（Creation of the Sacred）等十余部论著。唐卉（1977－），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古典文学、西方古典文论。（北京 100732） ——————————————————————————————————————— 荷马评论说，库克罗普斯人（the Cyclopes）[1]都是野蛮人，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库克罗普斯人没有船只……（他们）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们，可以通过航海到达许多城市，互相联络并建立友谊。”[1]因此库克罗普斯人居住在一个自然的天国里，没有农业，没有葡萄栽培技术，更没有城市或者国家，那里的人们一个个就像没有法律约束的食人怪物一样。相比之下，文明，通过旅行和商业这些主要渠道，加深了外国人之间和遥远的边境伙伴之间的联系。相互间的交流赋予人们这样的机会，令大家“见识到许多城邦和居民，以及了解到他们的内心思想”[2]，这正如荷马在《奥德赛》开篇时夸赞奥德修斯长时间冒险旅行的话语。一切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在内，都需要跨文化的接触。 一 十九世纪，出于对历史研究的新兴趣，古典学研究建立起来，这越发使得古希腊陷入孤立的状况[3]。拿破仑一世的战争结束了民族主义的浪潮，特别是在德国。后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的文化。正是在那个时候，印欧语言的发现和阐述，激活了比较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希腊语、罗马语、还有日耳曼部落语言，建立起横亘在这些语言之间和闪米特语之间、以及创造了《旧约圣经》的语言——希伯来语之间的界限。[4]荷马，这位在18世纪被尊奉为“起源天才”[5]的诗人，如今成了希腊起源的天才。 然而，古希腊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认识到十九世纪一项对古典学研究轰动一时的进展——对古老近东的重新发现。象形文字文献和楔形文字文献的释读给我们的历史记载增加了大约两千年的内容；最初语言的释读打开了最早的高等文化（high culture）。与发现这些被遗忘的文学相同，声势浩大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先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1842－1855），接着是在希腊。挖掘的成果丰硕，令人震惊。由此带来了一些特殊的研究领域，比如近东研究、古埃及学研究、《旧约圣经》研究和古典希腊的研究，这些研究领域自然而然地趋向分化并且各自成为具有专门化资格的领域，像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那样多门学问集于一身的人，只是例外。[6] 二十世纪新兴的发现带来了新的冲击。这些发现开始于1915年，中央安纳托利亚（Central Anatolia）地区的赫梯（Hittite）语言和文明随着赫梯的首都博阿兹昆—哈图沙（Boghazköy-Hattusa）的大量而丰富的文物发现，得以重见天日；在叙利亚，乌加里特（Ugarit）城[2]同乌加里特的文献一起被挖掘出土。大约在1930年，赫梯和乌加里特语言由闪族语言学家们释读了出来。[7] 上述两大发现把东方纳入研究领域，证明它们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曾经与古希腊发生过直接接触。由于赫梯已经被证实属于印欧语系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与闪米特的分界线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很明显，一些与希腊神话相类似的东方神话对本领域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1930年，瓦尔特·波齐格（Walter Porzig）撰写了《伊琉阳卡斯和提丰》（Illuyankas and Typhon）一文，比较了赫梯神话中龙的形象与希腊神话中的怪兽提丰的异同。随后，在1935年，福里尔（Forrer）出版了关于库马尔比（Kumarbi）的首部研究成果，说明这一神灵与赫西俄德（Hesiod）在《神谱》（Theogony）中所描绘的克罗诺斯（Kronos）形象明显地具有相似性。[8]可是，在当时所有的古典语言学家当中，只有弗朗兹·多恩塞夫（Franz Dornseiff）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意识到古典世界的新范围（广延性），并打算放弃将早期黑铁时代出现的文明归属于“幽僻之地”（provincial seclusion）的信条。[9]这一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找到更普遍的共鸣。1946年赫梯文献《天堂中的王国》（Kingdom in Heaven）出版发行，[10]没人能够否认这一文本与赫西俄德的《神谱》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然，前者更为古老。接下来，在1952年至1953年间，线形文字B（Linear B）的释读表明希腊脱胎于青铜时代的希腊和克里特。[11] 当古典学家们看到韦伯斯特（T·B·L·Webster）和丹尼斯·佩奇（Denys Page）的出版物时，在古典学家当中掀起一股对青铜时代研究相当大的探索热情。塞勒斯·戈登（Gyrus Gordon）自造出了一个新概念——“青铜时代的‘考伊奈’”（Bronze age Koine，意思是普遍文明中的共识）。[12]奥尔福德·霍拜克（Alfred Heubeck）则坚持迈锡尼（Mycenae）和荷马之间的年代距离和两者间的差异，他提请学者对后青铜时代（post-Bronze Age）的发展和交流加以关注。[13] 近年来，跨文化的研究眼界方兴正艾，而关于希腊起源的传统观点却越来越显得陈旧和苍白。造成这一转变发生的背景可能是，欧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社会中面临一个关键时刻：由于美国从欧洲出身中挣脱出来并努力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未来，于是欧洲人成为日趋萎缩的少数派。具有攻击性的批评则将这些老欧洲的特权嘲笑为“死去的白人”（dead white men），在这些人中就有年代最久远的古希腊人。因此希腊人比其他种族具有更多“死去的人”。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n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14]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在书中他指控传统的欧洲学术，认为德国学术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都忽视或模糊了南方和东方，尤其是古埃及青铜时代的文化成就。激烈的论战随之而来；马丁·伯纳尔和众多追随者在许多细节的论述上对有争议问题采取开放态度，由此出现的众说纷纭的论战就不值得了。研究者应当寻找进一步的证据和全新的视角，以求得出更为公允的判断。[15] 毫无疑问，我们对术语“东方的”（Eastern）或者“东方的”（Oriental）在传统意义上的使用，首先是预设了一个“西方的”（Western）的视域，似乎那些或多或少位处欧洲东面或东南面的国家和文明——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曾经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宗教和文化上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然而，笼统地说（其中包括远东），我们会同意起先最高等的文明是在那里发展起来，而后文明成就逐渐传播至周边地区的。所谓希腊奇迹的背景和语境，假如曾经存在的话，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所以追溯早期希腊文明的文化环境，我们将致力于从研究它的东方邻居开始。 这并不表示我们能够通过因果的方式解释诸多的文化发展。对复杂的文化现象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总是会处于实验性的和片面性的情况下。越是多元的观点越能孕育出更为周全的描述。因此，文化交流的动力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的确，仅仅提到影响问题是不够的。人们不得不搜寻对于文化影响各式各样的回应，于是改造和变形发生了，其中包括一些可能由文化误解所导致的文化发展。我们应该参照积极的文化输入，比如像技术、技能和大量观念的传输，同时也要看到消极的输入，像侵略、压迫和剥削。主要的问题在于存在着的社会系统和经济命脉是如何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的，其影响程度如何。它们是否被带入到更深远的发展当中，或者在发展进程中遭到禁绝和毁坏。虽然历史的事实无法预料，然而这些事实绝不可以在回顾之中遭到忽略。 二 希腊（的范围）尚未在地理学上得到明确地界定。[16]早在青铜时代，希腊人便已经越过巴尔干半岛移居到了爱琴海的岛屿、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沿小亚细亚海岸，甚至达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在那里展开了全方位的接触和交流。但是，由于西部地区被动地寻求原材料，特别是金属，以便为农业提供空间，而东部的高等文化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展起来，于是夹在中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位处旁侧的安纳托利亚在东西部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中逐渐领先起来。这些文明的显著特征是：一种高等的国家组织，包括文字的使用和社会权力，全部集中在国王和神庙之中。这些文明在公元前三千年代开始露头，伴随着兴衰浮沉和复杂多变的历史，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我们通常称之为中晚期青铜时代）达到繁盛，随后衰亡；这些文明在铁器时代的开始时期仍然保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 青铜时代的制度绵延至欧洲，形成最早的欧罗巴高等文化，也称为米诺斯文化（the Minoan），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前半期在克里特岛昌盛起来。一些城市以宫殿为中心，像克诺索斯（Knossos），法伊斯托斯（Phaistos），马里阿（Mallia）和卡尼阿（Kydonia或Chania），从事着政治管理和经济活动，使用同一种文字系统，即至今尚未破译的线形文字A（Linear A）。米诺斯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传播到希腊大陆，当时希腊有几座主要宫殿，迈锡尼宫、皮洛斯（Pylos）宫和忒拜（Thebes）王宫；这些王宫所使用的书写字母，也就是线形文字B，在1952年得到破译，那是迈锡尼的希腊文字。[17] 爱琴海周边大多数青铜时代的文明都在公元前1200年毁于一旦。当时一场离奇的灾祸突然降临，希腊、克里特、赫梯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无一幸免，那些巨大的宫殿石头建筑，甚至那些金属制品，几乎消失了几个世纪；几种文字系统逐渐停止使用，渐渐地遭到了遗忘。没有受到这场灾祸波及的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同的灾祸和持续的恶劣影响撼动着塞浦路斯。由于文字的失落，有关这场多重灾祸的详情和原因变得模糊不清；留给人们的只有臆测和假说——是由于侵略呢？还是由于经济衰败？或者源于社会动乱，瘟疫抑或干旱？[18] 一个新的世界在东地中海周围悄然兴起。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菲利士人（Philistines）；繁荣昌盛的海岸城市，比如腓尼基的泰尔（Tyre）和西顿（Sidon）；阿拉姆人（Aramaeans）的一些小王朝；统治北叙利亚到安纳托利亚的鲁维人（Luwians）；远至西北部的佛里几亚人（Phrygians）的主要王国。此外，还有一个强大的王国乌拉尔图（Urartu）[3]，它面向东方，如今位处亚美尼亚（Armenia）境内。那时，由三个支配性的因素引发了改变，取得了进步，也诱发了危机：一，为了找寻金属而与西地中海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先由腓尼基人成功地经营，后来希腊人在海上贸易方面获得成功；二，亚述人（Assyrians）的军事力量日趋兴盛；三，一种简单易行的书写系统扩展开来，字母（the alphabet）[4]的发明让书写不再受控于皇室或神殿，而是可以适用于具有进取心的个人。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致使文明的中心开始向西移动，也就是从近东向地中海方向的移动。而距离最近的西方人便是古希腊人。所以希腊人随即受益——实现了他们的转变，迎来了他们的“奇迹”。[19] 让我们先谈谈亚述（Assyria）。按照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传统，国王应该被称作万民之主，和世界四方之主。然而亚述的国王们用新的方式使用这些名号。他们组织优越的军事力量，开始征服和掠夺他们的邻国。亚述年复一年地通过有计划的军事行动针对毗邻的部落、王国或城市；他们强取豪夺，征收苛捐杂税，以便打造和维持强大的军队。公元前九世纪伊始，亚述开始向西扩张，逼近叙利亚。亚述巴尼拔（Assurnasirpal）[5]到达地中海。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亚述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期：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占领大马士革（Damascus）[6]，公元前722年占领了以色列，约公元前700年占领了塞浦路斯，那是阿卡德国王萨尔贡（Sargon）题有楔形文字碑铭的所在地；[20]大约公元前700年，在西里西亚（Clilicia）[7]的塔瑟斯（Tarsus）[8]附近，一场海上战役在伊奥尼亚人（Ionians）和亚述人之间打响；[21]西顿在公元前672年遭到毁灭；埃及在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55年受到亚述人的统治。耶路撒冷却通过外交形式得以保存。东安纳托利亚的乌拉尔图，也就是亚述的主要对手，大约于公元前700年遭到北部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9]的侵略而灭亡；佛里几亚也未能逃脱颠覆的命运。[22]在那时，希腊人熟知的古革斯（Gyges）[10]当上了吕狄亚（Lydia）的国王。他在那个地区[23]充分利用增长中的黄金生产。正是由于他的黄金，理所当然地留在希腊人记忆之中。[24]其时，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臣服于古革斯的势力。他一心向往得到东方的认可，于是与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缔结同盟，这个亚述国王依次接受了他的属国。[25]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实际表现为何种情况，反正一条从小亚细亚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尼微（Nineveh）[11]的直行通道从那时起便被开发出来，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随后这条道路被命名为国王之路（the King’s Road）。 在现代的历史编撰学中，侵略和征服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人们依然不能淡忘由于人类的文化发展所经历的灾难性后果。鲁维人、阿拉姆人、腓尼基人以及以色列人，他们的数代人都确确实实地遭受到痛苦。然而古希腊人很幸运，他们接触到了先进文化，却并没有因先进文化的猛烈攻势而受到打压。作为西方人中最东面的一群，希腊人主要受到了正面的影响。 物质财富来自于贸易而不是军事入侵。西顿和泰尔的腓尼基人成为最先在地中海地区[26]发展长途贸易的人群，他们不仅从事奢侈物品的买卖，比如华丽的染料和香水，而且也进行金属贸易；他们的贸易活动延伸至希腊群岛 [27]，还有大陆上的一些城市。训练有素的能工巧匠也来到了这里，相当多的人可能是来自亚述蹂躏下的城市难民，他们带来了东方文明的诸多精良技艺，比如青铜加工、大型建筑技术、象牙雕刻以及用模子制作陶器产品等技术。结果希腊人自己成功地发展起了长途贸易，与腓尼基人并肩发展并相互竞争，从叙利亚经由克里特至西西里和伊特鲁里亚（Etruria），希腊人与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展开贸易。在较早时期，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克里特岛和罗得斯岛（Rhodes）已经成为了贸易的中途停靠站和中转中心。尤比亚岛（Euboea）在这一长途贸易中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后来由于向西连接，科林斯（Corinth）占据了支配地位，特别是当塞尔西拉（Cercyra）成为希腊的成员之后。位于东部的伊奥尼亚，受益于“国王之路”的沿途陆地贸易，紧随着具有优先权的古革斯之后。[28]事实上吕狄亚王国一定在亚述和希腊之间作为连接的一环，保留了将近一个世纪。[29]在公元前7世纪伊始，伊奥尼亚便发展了与埃及的联系，[30]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北在色雷斯（Thrace）建立了一座堡垒，他们沿着黑海穿行于殖民地之间。希腊的活动意味着与腓尼基的竞争和合作，然而腓尼基却在自家的领地上三番五次地遭到亚述人越来越严酷的侵犯而苦不堪言；这也导致腓尼基的中心由泰尔转移到了迦太基（Cathage）[12]。 亚述的势力伴随着对埃及的征服（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55年）达到了鼎盛时期，亚述巴尼拔王朝（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31年）持续了一个阶段的和平和稳定，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整体提升。亚述巴尼拔是唯一一位学习写字和阅读的亚述国王；他在尼尼微建造了一座图书馆，这成为日后对亚述文化研究的一项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也正是在他统治时期，一种新的奢侈行为得以形成并传播，那就是从亚述经由叙利亚到伊奥尼亚，针对全体希腊人，让他们使用“克里纳伊”（Klinai）[13]——宴会上提供躺卧的长椅。关键的证据是一座尼尼微的浮雕，名为“亚述巴尼拔的花园宴会”；它成为一种插图类型被希腊人直接复制过去了。[31] 然而，在亚述巴尼拔死后不久，亚述的势力便由于巴比伦人和伊朗米底亚人的联合打击而覆灭了。尼尼微被攻占，最终于公元前612年遭到彻底地摧毁；二百年之后，色诺芬（Xenophon）途经这片断壁颓垣，听到一些奇异的传说，可惜没有一件是接近历史的，更别说这一处所的名称了。[32] 想必希腊人作为旁观者已经慢慢知道这些如同戏剧般的历史事件，好像它们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希腊诗人甫西里第斯（Phocylides）警告“愚蠢的尼诺斯（Ninos）”的诗句，可以作为存疑的真实事件进行考虑。[33]但是“伊阿乌那尼亚国”（Country Iaunaia）即伊奥尼亚，甚至在亚述文献中显示的伊奥尼亚国家的一些人物，也生活在尼尼微陷落之前。[34]希腊的商人似乎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经在叙利亚定居了[35]，而且极有可能，希腊的雇用者也曾加入到亚述人的军队当中。[36]大约公元前738年，一封叙利亚的楔形文字信件中提到侵略者来自“伊阿乌那尼亚国”，也就是说，伊奥尼亚人早已掠夺到了叙利亚海岸。[37]情况肯定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希腊人得到了一些青铜马具的所有权，这些漂亮的物品原本属于大约公元前800年的大马士革的国王哈扎尔（Hazael）所有，正如阿拉姆语的碑铭告诉我们的那样。 那么，这些物品是作为礼物由官位显赫的贵族阶级赐予的，还是仅仅属于雇佣军的战利品？希腊人将它们敬奉给了萨摩斯（Samos）的赫拉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的阿波罗。[38]当时，伊奥尼亚人与亚述人展开了一场海上战役，[39]，而在此之前亚述人侵占了塞浦路斯并向希腊的“国王们”下命令，让他们向“伟大的君主”进贡[40]。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大量令人惊讶的发现出现在皇室的墓穴里，对挖掘者来说它们表明的是荷马时代的风格，而实际上它们来自于亚述国掌握统治权的时期。[41]就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情况而言，自从灭亡的命运降临到鲁维、阿拉姆、腓尼基、埃及，连同伊朗和耶路撒冷这些国家之后，希腊的定居点却始终安然无恙。 由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公元前604年－公元前562年）统治的巴比伦王国，在尼尼微衰亡之后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兴盛时期。巴比伦的霸权扩张虽然带来了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的毁灭，但是它对希腊的影响却极为有限。希腊诗人阿勒卡欧斯（Alcaeus）的兄弟安提门尼达斯（Antimenidas）当时就作为一名佣兵受雇于巴比伦。[42]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遥远的重要城市的名字写进希腊文本之中。对于希腊而言，距离国门更近的也更为重要的是埃及，当时的埃及已由国王帕沙姆麦提图斯（Psammetichus）赢得了独立权，在东地中海扩张势力范围，与希腊缔结了睦邻友好关系。在此之前，希腊的佣兵已经在帕沙姆麦提图斯独立起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谋求到了更高层领域的位置。[43]一名来自普里耶涅（Priene）的希腊人派冬（Pedon），曾经获得帕沙姆麦提图斯的特别庇荫，并且因其“男子汉气概”接受颁发给他的“一只黄金手镯和一座城市”的奖励；为此，派冬特意让人竖立了一块具有典型埃及风格的石碑来庆祝自己的荣誉。虽说石碑上的碑铭是用古希腊文镌刻的，但是字里行间均随声附和着埃及人的生活习惯和价值标准。[44]贸易交往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利益：在爱琴海小亚细亚中间和其周围的希腊城市得到允许，可以在埃及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建立永久性的居住地。希罗多德（Herodotus）列举了建立在那里的十一座城市，包括萨摩斯和希俄斯（Chios）；[45]这些场所建立于阿玛西斯（Amasis）之前，考古挖掘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那个时候，塞浦路斯也开始采用一种埃及式的发展方向。大概当时最重要的进口物品也是后来带来无尽裨益、成为希腊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就是纸草（papyrus）。它是一种方便的书写原材料，适用于文献、信件和书卷。公元前七世纪或者在此时间之后，那些自书写开始起就一直使用的厚重且昂贵的皮革卷轴便明确地被纸草取代了。 在宗主制的东方帝国的边远地带，特殊的机运再次重演，并以令人瞩目和预想不到的方式发生。这样的机运曾经让亚述王朝长足发展，也曾让希腊人的土地遍地开花，接下来更加强大的有组织的帝国阿开亚迈尼得（Achaemenid）帝国出现了。它在希腊世界里停住了扩张的步伐，恰好驻足在曾经被命名为亚洲和欧洲边境的分界线上。历史上的这一刻，波斯战争（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79年）如此富有盛名，以至于我们大多忘记了当时的情况，它是怎样地自相矛盾而又不可预知。我们甚至不知道假如从东方的视角来看，那会是什么性质的事件。波斯记录的原始资料已经遗失，虽然希伯来人的文献得以保存，但是希伯来人并不关心在甲旺人（the Jawan），也就是他们所称的希腊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希伯来人依然对居鲁士国王（Cyrus）抱有感激之情，因为这位国王允许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的尤地亚（Judaea）重新建立一处神权政治的隶属国家。大致说来那些在安纳托利亚的，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希腊人，受到波斯人的统治长达数世纪，丧失了他们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其余的希腊人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持续保有自由，并由此发展出一种与东方相对的全新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在悲剧《波斯人》（Persians）中有所体现。这出悲剧由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创作，于公元前472年在雅典舞台上上演。剧中表现了以下这些关系：希腊人与野蛮人（barbaroi）的战斗，欧洲与亚洲的较量，自由与奴役的抗争，勇士与懦夫的对垒，众神的秩序与僭主（tyranny）的粗野之间的胜负。于是，这一切就被称为古典文明的开端。[46]结果，雅典成为希腊的文化首都，而阿提卡方言（Attic dialect）则取得希腊文学中语言使用的领导性地位。三百年以后，当西方帝国罗马长驱直入、征服整个希腊的时候，希腊人已经长时间地占据了文明的鼎盛位置，并且令自己的文化在优雅的艺术和辉煌的文学中经年不朽，永远留存。 三 “无论希腊人从野蛮人那里接收到了什么，希腊人只会变得更加出色。”这段出自柏拉图《伊壁诺米篇》（Epinomis, 987d）的陈述早早地出现在对东方做出任何深层了解之前，这句话被太多地加以引用，而且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其实我们在用一定的标准评价文明的好坏优劣时，也许已经变得更加犹豫不决了。但是正是模拟与仿效的关系表明了较高文化与较低文化之间相对的隐喻，同时客观地反映出文化的影响，它总是从一处源头流向另一处。当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新的事物。虽然希腊人曾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化接收方，但是不能否认这一文化成果毕竟属于希腊。正因为它们是希腊的艺术和建筑，所以才成为古典和经典，也正因为是希腊的文学，才使其最终成为世界文学。 让我们回顾一下大约公元前500年时的状况。那时埃特卢斯堪人（Etruscans）[14]使用希腊神话在他们的花瓶和金属制品上作画，并在上面铭刻上希腊文的名字；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的神灵——狄俄斯库里兄弟（Dioscures）[15]，不过罗马人将其更名为卡斯托瑞斯（Castores），在弗鲁姆（Forum）地区建立了一座神庙进行崇拜。同时罗马人也全盘接受了阿波罗的崇拜仪式，并没有更改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东方的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召集了希腊的雕塑师装饰波塞玻里斯（Persepolis），即他的新首都，这座城市是为了迎接新年庆典而建造。红色图案（Red-figure）的制陶术从阿提卡开始传播，不仅到达了地中海周围地区，而且远至中部日耳曼地区（central Germany）。具有希腊风格的艺术技巧和神话诗歌由此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典范，它甚至对东方产生影响。在某一点上，希腊早已成为具有统治性的世界文明，而且这种统治力中没有军事力量的干涉和政治势力的强压。 而在这之前的二百年，情况却完全不同。那时，东方——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无疑是领先的，影响的趋向也是由东往西的。对希腊来说，这意味着进步。专业性的技术大多来自东方。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和大规模巨型建筑技术，它们在迈锡尼文明衰败后逐渐在希腊变得过了时，正如早期文字遭到遗忘一样。希腊的手工业技术在那个时候方兴未艾，我们从最初的几何学陶器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些几何形图案都是由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东方化风格充实而来的。东方的模型给人的感觉具有诱惑力，不仅仅是优越而已。无论是腓尼基，叙利亚、乌拉尔图、亚述，还是埃及的模型，都是如此。在某一阶段，很难清楚地从希腊的青铜三脚鼎中辨认出某些乌拉尔图或是叙利亚的因素来，因为两者都被运进了希腊神殿，这些神殿在那时正在不断地聚敛财富。但是随后希腊的工匠们便明确地摆脱掉他们的东方师傅；乌拉尔图成为辛梅里安人侵略铁蹄下的牺牲品，灰飞烟灭了。 公元前7世纪末期，一种新型且特殊的影响波及到大型巨石的建筑上来，这股影响是从埃及传来的。这类大型巨石建筑的特征是站立着的年青男子形象，即考乌诺斯（Kouros）[16]类型：它是下埃及（Lower Egypt）依照教规制度所形成的产物。一个显著的不同处在于，希腊的考乌诺斯们都是让人感到刺激的裸体形象。裸体像开始成为希腊艺术联想中最具强力影响的形象之一。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希腊体育运动的发展带来的，运动时的常见形象反映在这类物品中。在这之前，一尊裸体女神雕塑由叙利亚运抵希腊，很快女神的形象便被鲜明地表现在碟子和图章上、陶器和金属制品上，表达出希腊人对此进行复制的热切心情。然而也仅仅在克里特才会制定一些措施将这一模型转换成为大型的神庙雕塑，就像在普林尼阿斯（Prinias）和高尔忒恩（Gortyn）那里的雕塑一样。裸体女性塑像再次从希腊艺术中消失了几个世纪，而裸体的男性像却以埃及人的姿势开始在雕像中占据支配地位。[47]希腊文明已经做出了自己明确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希腊的神庙，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以后，神庙朝着自己明确的形式发展。[48]它拥有一个复杂的系谱。米诺斯人也好，迈锡尼人也好，都不会按照这个样子建造神庙，虽然他们也有不同风格的神殿；克里特的亚米诺斯（sub-Minoan）神殿也不会这么建，那些神殿里的雕像非同寻常，它们是用黏土做成的，也没有发现后继者。[49]众神“伟大的家园”这一思想概念——苏美尔（Sumerian）的伊—伽尔（E-Gal）[17]——很清楚，这一概念是与东方古老而发达的文化相依相伴的。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座落着风格迥异的传统神庙。这种思想观念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展示出了地中海风格，体现在令人印象深刻的青铜小雕像上，我们曾经一度相信这些小雕像全是进行礼拜仪式用的物件。[50]在希腊和周围那些岛屿上，对神灵的崇拜长时期以来都缺乏礼拜用的场所——神庙；我们有毫无争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建筑群都是公元前9世纪以前的。后来，建筑者们开始在克里特、埃托利亚（Aetolia）、萨摩斯和以弗所（Ephesus）尝试进行不同风格建筑的试验。希腊文称之为纳奥斯（naos）或奈奥斯（neos），这些词，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似乎就是“住宅”（dwelling）的古老词汇。这些建筑的典型特征就是派力斯塔西斯建筑（Peristasis）[18]围着“家园”的一排圆柱子，它们的起源可能是木头制的建筑；不仅如此，埃及和叙利亚用作装饰的元素也被采用进来。陶制砖瓦的发明逐渐限定了山形墙建筑的坡度。公元前600年，希腊科林斯地峡伊丝萨米（Isthmian）的神庙最先采用了这一发明。[51]采用陶制砖瓦的举措一跃成为所有神庙争相模仿的对象，希腊的主要城市随后都紧锣密鼓地大兴土木。很快，非希腊（non-Greek）的邻国也跟在希腊身后效仿，这些国家著名的有伊特鲁里亚和罗马。这些神殿的附属物，也就是水盆、油灯、供神时焚烧的香、许愿用的器具、门厅以及圣器收藏室，全部沿用了近东——地中海地区的习俗（koine）。 四 在文学和精神领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或伊朗对于希腊的影响是不太容易说清楚的。大部分影响差不多还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便骤然消失。鉴于这一点，具有明显特征的东西十分匮乏。最终，希腊的成就当仁不让地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席位，甚至于我们只能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希腊的奇迹。[52]其实，我们很难评估出究竟哪一股影响是支配性力量，社会和经济因素引发并提升了工匠们的技术、商人的事业以及语言和思想的希腊方式。勿庸置疑，希腊的成功离不开自由——事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想象力的自由，乃至宗教的自由。希腊世界的多元化在当时一定发挥了它的作用，城邦经济蒸蒸日上，政治制度没有掺入任何霸权式的和令人窒息式的统辖势力，有奖竞争完全开放，即使这样的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欠缺一定的稳固性。假如在东方建立高度文化，王室权威和国家行政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成为必要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高度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就要依靠国家的暂时隐退，以及为小集团和个人提供毫无限制的开放性机会。证明这一点的例子就在希腊，尤其是希腊所从事的海上贸易，这项事业虽然伴随无数的危险，但是它还是大大地提高了生活的整体水平。那些具有高超技能的手工匠人们也是自由的人群，他们当初为了寻找工作和增长见识迁徙到了希腊。这些人甚至可以在他们选择居住的城市里获得居民身份并享有公民权。为了追求个性，匠人们在自己的作品里标上自己的真实姓名。[53] 通常，希腊人多半会排斥本国的国君或者激烈地消减国君们的势力。在一些小城市，群众队伍也参政议政，要求自治权。这种倾向矛头指向男性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民主精神大行其道。 当然也有文化因袭的惯例。一些聪明人出现在一所城市当中，作为政治同胞或是规模更为庞大的队伍的顾问。这样一来，在这些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持续不断，比如观点上的冲突、论争、演讲和激烈的辩论。如同在政治中表现的那样，话语与话语之间针锋相对。讨论和争辩的实际运用，最终都会在反抗顽固不化的权威方面获得胜利。[54] 毫无疑问，腓尼基的有些城市例如泰尔或者迦太基也曾经有过与希腊类似的发展趋势和众多机会，[55]，因为那时这些城市已经发展了相类似的经济模式。他们也曾得益于处在强大帝国边缘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拥有自由，并承受相对较小的压迫强度。正如希腊人所看待的那样，迦太基被赋予了一种构造形式，波力泰亚（politeia）[19]。但是即便如此，这所城市采取和输入了希腊的艺术风格。在希腊化时期（the Hellenistic peroid），哲学家们从迦太基动身——在它于公元前146年毁灭之前——前往雅典，在希腊的哲学领域从事他们的职业。 是什么铸就了世界文明的形态？是希腊。 注：本文节译自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Babylon Memphis Persepolis---Eastern Contexts of Greek Culture一书的导论部分 [1]《奥德赛》第9卷，第125－129行。 [2]《奥德赛》第1卷，第3行。 [3] Cf. Bernal 1987; Burkert 1991;1992. [4] 参见 L. Poliakov, Le mythe arien, Paris 1971. Cf. n. 14. [5] R. Wood, An Essay on the Original Genius and Writings so Homer, London 1769. [6] E.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I-V, Stuttgart 1884-1902. [7] 参见Burkert 1991,165 f. [8] W. Porzig, “Illuyankas und Typhon,” Kleinasiatische Forschungen I.3. [9] F. Dornseiff, Kleine Schriften I, Leipzig 19592, 30. [10] H. G. Gueterbock, Kumarbi.Mythen vom churritischen Kronos, Zurich 1946; H. Otten, Mythen vom Gotte Kumarbi, Neue Fragmente, Berlin 1950; H. G. Guterbock, The Song of Ullikummi, New Haven 1952. [11] 参见注释17。 [12] T. B. L. Webster, From Mycenae to Homer, London 1958; D. L. Page, History and the Homeric Iliad, Berkeley 1969; C. H. Gordon, “Homer and Bible,”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26 (1955) 43-108. [13] Heubeck 1955. [14] Bernal 1987; 他攻击传统的学术因其西方视野而怀有种族偏见。然而，事实明摆着，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既不是非洲或亚洲人民，也不是黑人——这两个人种在伯纳尔一书中的诸多细节中有所体现，它们对于专业的批评持开放态度。 [15] 参见Burkert 1992,88-127, 以及诸多最近的出版物：Kopche-Tokumaru 1992; Raaflaub 1993; Patzek 1996a and b; Ulf 1996; Rollinger 1996; Morris 1997; West 1997; Tsetskhladze 1999; Sommer 2000; Aro-Whiting 2000; Klinkott 2001; Whiting 2001; Paenfuß-Strocka 2001. [16] 也可参见Malkin 2001. [17] 基本的发行物是M. Ventris, J.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 Cambridge 1956, 19722; 参见F. A. Jorro, Dicdionario Micénico I/II, Madrid 1986/1993. [18] 埃及文本提到“海洋人”，这些人在1200年后侵扰埃及，其中有菲利士人，他们当时在巴勒斯坦定居，那里仍然保留他们的名字；参见T. Dothan, M.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The Search for the Philistines, New York 1992. 到公元前1200年，一些迈锡尼人好像已经移民到了塞浦路斯。 [19] 东方人接收了希腊的名字Iawones来整体命名希腊人：希伯来文叫做Jawan, 阿卡得文叫做Iauna(参见注释37)。Jawan在Ezekiel 27.13中是泰尔的伙伴。希腊的命名Iawones/Iones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在这里不做讨论。 [20] RE I A 2509. Text: Luckenbill II 36, 70; 关于塞浦路斯12个国王的Assarhaddon文本，同上第261页、690页；R.Borger, Die Inschriften Asarhaddons, Königs von Assyrien, Graz 1956, 60 line 63-73. [21] A. Momigliano, “Su una battaglia tra Assiri e Greci,”Athenaeum 12(1934)412-416= Quin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Rome 1974, 409-413. [22] 参见Ivantchik 1993. [23] 参见A. Ramage, P. Craddock, King Croesus’ Gold, London and Cambridge, Mass. 2001. “Lud”在商业贸易方面与泰尔是伙伴关系（Ezekiel 27.10），指的是吕底亚。 [24] Achilochus Fr. 19.1 West. [25] Main text in Streck 1916, 21 (Annals II, 95 ff.); 这一文本对古革斯之死进行了连续地追踪思考: Ivantchik 1993, 95-114; Burkert 2001, 229. [26] 参见Sommer 2000. [27] 因为腓尼基人在罗得斯，参见J. N. Coldstream, “The phoenicians of Ialysos,”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I (1969)1-8. 在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发现了一个印有腓尼基人题名的银碗。Archaeological Reports 1976/7, 11-14; Burkert 1992, 158,3. [28] Burkert 2003, 252-266: “La via fenicia e la via anatolica. Ideologie e scoperte fra Oriente e Occidente.” [29] 参见Burkert 1995. The “fable of the trees” in Callimachus Fr. 104, a clearly orientalizing piece (Burkert 1992, 121)，据说是吕底亚。 [30] 参见Pedon’s monument n.44. [31] London, Brit. Museum; Strommenger fig. 241; cf. J. M. Dentzer, Le motif du banquet couché dans le Proche Orient et le Monde Grec du VIIe au IVe siècle, Paris 1982.这种模式被Andocides著名的花瓶所复制，Munich, LIMC IV s.v. Heracles Nr. 1487. [32] Xen. Anab. 3.4.7-12. “Mespila”的名字意思在闪米特语中可能是“低洼城市”。 [33] Phocylides Fr. 8 West, quoted by Dion Or. 36. 13. [34] 参见注释37；Haider 1996; Rollinger-Korenjak 2001. [35] Boardman 1964/1999; Boardman 1990; Boardman 1999. [36] R. A. Kearsley in Tsetskhladze 1999, 109-134 argues that Al Mina was a settlement of mercenaries rather than merchants. 也可参见Burkert 1976 探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九卷第382行中描述的埃及的忒拜城。 [37] H. W. Saggs, Iraq 25(1963) 76-78; Burkert 1992, 12; 情形看起来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第14卷第257行中奥德修斯在埃及率多的情节十分相似。 [38] H. Kyrieleis, W. Röllig, “Einorientalischer Pferdeschmuck aus dem Heraion von Samos,”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then)103(1988)37-75; Burkert 1992, 16 with fig. 2. [39] 参见注释21。 [40] 参见注释20。 [41] V. Karageorghis, Salamis. Recent Discoveries in Cyprus, New York 1969, 23-150, “The Age of Exuberance.” 因为“带着银质钉子的刀剑”与荷马的风格相一致，参见Karageorghis 70. pl. 25。 [42] Alc. Fr. 48; 350 Voigt; 参见W. Burker, “Königs-Ellen’ bei Alkaios: Griechen am Rand der östlichen Monarchien,” Museum Helveticum 53(1996) 69-72. [43] Hdt. 2.152. Greek graffiti from Abu Simbel, about 589 B.C., SIG I. [44] S. Şahin, Epigraphica Anatolica 10 (1987) I f.; O. Masson, J. Yoyotte, Epigraphica Anatolica II (1988)171-179; SEG 37. 994; 39.1266; early 6th century; it is unclear whether Psammetichus I (656-610) or Psammetichus II (595-585) is involved. For a similar monument from Kamiros, Rhodes, see Jeffery 1976, 356 nr. 10. 也可参见infra Chapter 4。 [45] Hdt. 2.178 f. 参见Moeller 2000。 [46] 比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更加古老的是西蒙尼得斯所作的一首关于鲍桑尼阿斯和Plataeae战争的挽歌，这首挽歌最近得以复原，见Simonides Fr. 10-18 West2。西蒙尼得斯重点介绍了作为这次冲突的典范——特洛伊战争。另见Erskim 2001, 61 ff。 [47] 参见Kyrieleis 1997; for the Nude Goddess, 参见Bonner/Pirenne-Delforge 1999; N. Marinatos, The Goddess and the Warrior: The Naked Goddess and Mistress of Animals in Early Greek Religion, London 2000; 因为国王哈扎尔的坐骑的金属甲胄，参见注释38。 [48] 参见Bietak 2001。 [49] H. G. Buchholz, V. Karageorghis, Altägäis und Altkypros, Tübingen 1971, Nr. 1267/8; Burkert 1977, 79. [50] Buchholz/Karageorghis 1971 Nr. 1740; 1741; Burkert 1977, 89. [51] E. R. Gebhard, “The Archaic Temple at Isthmia: Techniques of Construction,” in Bietak 2001, 41-61. [52] 参见Papenfuß-Strocka 2001。 [53] Cf. Burkert 1992, 21-25. [54] 参见Lloyd 2000。 [55] 参见Sommer 1990, esp. 260-266。他强调“自由主义者”经济的成长以及商人们从事长途贸易的寡头政治的建立。东方的手工匠人们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要么用阿拉姆语，要么用楔形文字，参见Burkert 1992, 16注释10。 [1] 希腊神话中一些只有一只眼的巨人，也称独眼巨怪。荷马把独眼巨怪描写成强壮有力的巨人，他们住在遥远西方的洞穴里，不知耕耘，不敬神灵。 [2] 一座城市名，古称迦南。 [3] 乌拉尔图，公元前9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东部的奴隶制国家，得名于亚述对它的称呼。 [4] 读音来自希腊文字母α、β。 [5] 亚述末代国王（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26年）。 [6] 叙利亚首都。 [7] 古国，在今小亚细亚。 [8] 古城名，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南部，是圣保罗的故乡。 [9] 荷马所描述的国民，他们是永远生活在黑暗陆地上的神秘人民，属游牧骑马民族，其文化于公元前1200年开始。 [10] 古革斯是半传说性人物，原为吕狄亚国王坎道勒斯（Candaules）的宠臣，后来杀死坎道勒斯取而代之为王。 [11] 古代亚述的首都，其废墟在今伊拉克境内。 [12] 非洲北部的古国，在今突尼斯附近，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所灭。 [13] 希腊文κλίνω的名词形式，动词的意思是躺着就餐，这里指的是躺着就餐的卧具。 [14] 意大利西部的古国。 [15] 意思是宙斯的儿子。这一神话人物一开始是在阿该亚受到崇拜，后来遍及整个希腊，成为航海者的保护神和友爱的保护者。 [16] 古希腊的青年雕像，特别指的是公元前五世纪以前所雕刻的人物。 [17] E-gal，苏美尔语，意思是神庙。 [18] 希腊文写做Περίστασις，是一个四面围上门廊或在一个古老的寺庙的大厅。This allowed priests to pass round the cella (along a pteron ) in cultic processions. In ecclesial architecture, it is also used of the area between the baluster of a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ighar (what is usually called the sanctuary or chancel [19] 希腊文的拉丁写法，意思是“国家、城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