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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历史小说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更加深化了长安作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可能。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借井上靖创作依据原典文献还原逆推，不难发现他对西域题材的偏爱以及对战后日本文学指向的理解，必然无暇使长安清晰化。 关 键 词：井上靖/日本文学/涉外文学/唐都长安/《天平之甍》 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对我而言，这本书是辞典、参考书，是在书写长安的场合不可或缺的座右之书”。①如果井上靖的这番热烈表述是事实，那么他的历史小说中长安形象的模糊、空洞难免令人疑窦丛生：1.《天平之甍》中对长安的“绕道而行”难道纯属史料之误？与井上靖憧憬的“神秘的、未知的、谜一般的”西域相对，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长安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长安—西域”的对峙是否影响了井上靖对长安的书写兴趣？2.作为历史小说创作基本素材的研究文献应如何化入小说？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其间是否存在着技术转换上的困难？围绕上述问题，以日本汉学界的长安研究为材料，或许可以阐释井上靖文学中长安书写的诸多矛盾性构造。 一、西京、东都纯属史料之误？ 井上靖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在中日文坛上获誉极高，小说开篇以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赴唐为背景，僧人们在风浪里生死未卜，支持他们的便是对遥远唐都的热烈期待：“只要不翻船，总到得了唐土。那时，就可以见见久闻大名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在那里走走看看，一定有许多感想”[1]11。遣唐使们对唐都长安的想象显然更多来自前辈们的经验描述：“以前的遣唐使都是乘官船一直去长安，到首都长乐驿，受内使的欢迎出席第一次宴会。以后骑马入长安，等不及在迎宾的四方馆里去恢复疲劳，即上宣化殿朝拜……这种在长安京豪华的礼节，广成等已经耳闻多次。”[1]14 然而，井上靖似乎并不理解僧人们对长安的迫不及待，而是安排他们登岸苏州后辗转至洛阳：“大使广成等到达洛阳，已是次年天平六年，即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四月。从到达苏州后八个月，他们不去长安，只在东都洛阳”[1]14。由热烈期盼到希望骤然落空，四僧的失落便可想而知了：“他们因唐廷留在洛阳，不免大为失望。……在洛阳虽也有同样的接待，但日本使节们总是愿意现身长安舞台上，饱享大唐初夏的阳光”[1]14。这段情节对长安的“绕道而行”是否尊重史实？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说：“如果说之前写《漆胡樽》那类的小说，不依据正史也可以，但《天平之甍》就完全不行。”[2]146据井上靖随笔《〈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文章》所述，他对《唐大和上东征传》的书名、著者以及传本之间的差异相当了解，所以才会特别指出其所依版本为“宝历十二年东大寺戒坛院刊本”[3]10。另外，安藤更生博士的研究成果也为《天平之甍》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史料。笔者通过对这批历史文献的还原逆推，并结合域外典籍、出土墓志相互印证，试图揭示井上靖对长安“疏忽”的真相。 据《续日本纪》天平五年闰三月条记载：“癸巳，遣唐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辞见，授节刀。夏四月己亥，遣唐四船自难波津进发”。[4]114与之对应的中国记载，见《册府元龟》卷9《外臣部》朝贡第四：“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多治比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小说《天平之甍》中关于本次遣唐使的选定、出发时间、登陆地点以及登场人物等与史料几乎完全吻合。“四月初二日晨，广成一行自奈良城启行，向忆良歌中所说的难波津出发。”[1]6“从筑紫大津浦出发，整整在海上漂了三个多月，其他三条，也在八月中先后漂到苏州海岸。”[1]14另据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附录鉴真年表记：“唐开元21年日本天平5年(公元733年)四月第九次遣唐使出发。荣睿、普照随行。八月到苏州。”[5]121小说中登场的荣睿、普照等人物也多是有据可考的。据《延历僧录》所收《高僧沙门释荣睿传》记荣睿：“至洛阳，奏敕、大福先寺大德定宾兼十德受戒毕”。②《高僧沙门释普照传》记普照：“唐开元二十一年至洛阳，奏敕受戒，敕福先寺定宾律师，为照等受戒”。只是文献中这些仅有寥寥几笔的人物，到井上靖笔下变得格外丰满立体而已。 在中日学界不乏对《天平之甍》做近距离剖析者，一心要把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区分开来。井上靖在《〈天平之甍〉的登场人物》一文中，对这部作品中人物的写实性与虚构性做了清晰的解释。但《天平之甍》终究是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史实，完全凭作家本人的取舍与喜好。笔者之所以执著于此，惟欲深入讨论：《天平之甍》中所记第九次遣唐使于长安之先到达洛阳，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小说虚构？ 推查与《天平之甍》有关的参考文献，首推《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也是目前所见的关于鉴真东渡的最原始材料。但《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并未记载本次遣唐使直接去洛阳：“日本[国]天平五年，岁次癸酉，沙门荣叡、普照等随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至唐国留学。是岁，唐开元二十一年也”[5]38。探讨这一问题的史料，还可见日本石山寺藏《遗教经》跋语题记：“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使、国子监大学朋古满于彼流传。开元廿二年二月八日从京发记”。经学者考证，此文中“从京发记”之“京”当指长安，因为唐人习惯称呼“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故单用“京”字，一般指长安③。更重要的是，遣唐使8月抵达苏州的时候，玄宗尚在长安，谁也无法预料秋后大水造成歉收，以至于玄宗不得不在新年伊始改驾洛阳。所以，“在八月份唐朝廷给遣唐使下达的通行证只能是到长安朝贡，而绝不会是到洛阳。故本次遣唐使到洛阳说没有成立的余地”[6]70。 另外，据2004年在西安市出土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促使这一问题更接近历史真相。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井真成墓志自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几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普遍同意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中的请益生。也就是说，井真成是随同多治比广成为首的遣唐使前来长安的，和荣睿、普照等人属于同一批遣唐使。 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那当时的场景或许可以还原如下：荣睿、普照等人于8月抵达苏州后，按诏令进入京师长安。然而，这年关中地区久雨致灾，《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是年记载：“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亥朔，制古圣帝明皇、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酣充奠。己巳，幸东都”。因此玄宗皇帝一直没有机会召见日本使者，致使他们一直滞留在长安。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井真成突然病逝，玄宗皇帝在离开长安以减轻当地饥荒的紧急时刻，还特别下诏追赠他为尚衣奉御，并让官府妥善安排他的后事。据《井真成墓志》记载：“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 矢野建一教授指出，荣睿、普照等遣唐使们大概是在参加毕井真成的葬仪之后，于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八日匆匆赶往洛阳，这与墓志所记载葬礼之日“二月四日”基本相符。他们直到4月才在洛阳朝见玄宗，《册府元龟》有相关进贡的记录：“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4]6”。 如此一来，事实就很明朗了。也就是说，公元733年遣唐使团登岸苏州后，直接奔赴长安，而并非如井上靖《天平之甍》所记直达洛阳。我们不由得追问，如此注重史实的井上靖，何以会犯这种“小错误”？抑或这根本就是作者有意为之？通过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以及其他以长安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纪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在《天平之甍》第2章，场景转至长安。按说遣唐使们经历海上风浪，到达苏州又辗转于洛阳，如此3年光阴已逝，如今终于到达梦想之都长安，无论如何也想要将眼前长安之街道、建筑、市井、风俗俱陈笔端，然而井上靖给长安的笔墨仅此而已：“开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长安是大唐京师，释教中心，国内外高德硕学，云集于此”[1]34。之后，荣睿、普照旅居长安数年，读者所获得的长安印象，仅是几个汉字符号构成的寺庙名——大安国寺、荷恩寺、崇福寺，至于寺庙建筑风格、内部构造、所在街道坊名并无交代，而关于长安都市的生活细节、民俗风情及市井俚俗就更是未曾着一墨了。 井上靖对长安类似的模糊处理在以遣唐使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僧人行贺的辛酸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中仲麻吕按照玄宗的命令，带领遣唐使同胞们游览长安，所见之景是三教殿以及“占满东西两街的僧房”，至于这“东西两街”景况如何并未描述。在胜宝五年的正月里，“他们应邀出席唐朝的新年贺宴，甚至跟新罗使节争座次”，关于新年贺宴的描写同样是空白。整部小说中，如果算是对长安的近距离描述，恐怕也就“那时渐渐强烈的夏日的阳光已经照射在城里九街十二坊的榆树上”[7]495这一浅笔。 井上靖自1950年代起发表的一系列“西域小说”中，或隐或显都有长安的影子。《漆胡樽》中那个历经千年漂至日本的神秘的西域器物，是被在长安娶妻生子的遣唐使当做替身送去日本的。归化的遣唐僧人在长安感到无法排遣的寂寞，所以才会执著地一次次将漆胡樽送走。《楼兰》中作为楼兰人质的尉屠耆曾长期留居长安，对长安抱有的感情只有恐惧。《明妃曲》中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一改《汉宫秋》中的受害者形象，主动请求离开长安远嫁匈奴。《异域之人》中的班超，认为惟有西域才是胸怀大志的青年神往之地，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离京远去。可见，在井上靖笔下，与“神秘的、未知的、谜一般的”西域相对峙，长安是凝固的、古板的、已知的权威的象征。去西域的人本都是被权力中心抛弃之人——失意的文人、败北的将军、失宠的妃子，甚至“连士兵也多是罪人、无赖或者不良之徒”8]286，但在井上靖笔下，这些奔赴西域的历史人物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离开长安是对自我命运的把握，是对未知生活的渴望。因此，井上靖对长安的“冷”，与对西域的“热”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而已：“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被匈奴迷住了。……匈奴这个民族的庐山真面目本来就很不清楚，倘若是了解得很清楚了，已经被人研究透彻了，那我对它也就不会有什么兴趣了。正因为它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我又不想去把它弄清楚，恰恰相反，而是希望让那些尚不清楚的地方永远搞不清楚”[9]461。 与对西域的膜拜与热情不同，井上靖对长安的态度是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作为当时东亚文化中心的长安，是一种高不可测的存在，这从遣唐使们带回日本国内的众多书籍、器物、经卷，一起构成了这种意象。“那是他所难以想象的未知的庞大的知识库。行贺记得很清楚，虽然有这些闪闪发光、令人不敢正视的宝书，可它却被人们无声无息地堆放在兴福寺回廊的地板上。”[7]435另一方面，现实西安无疑又是令人失望的，井上靖在随笔《西安之旅》和《桑原隲藏先生和我》中，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在1975年5月与水上勉、司马辽太郎等作家访问西安途中，他曾写过一首散文诗《长安纪行》：“那大唐之都已消逝，仅余城外山河。黄昏，二十世纪的西安街道，静静地徜徉在繁华中。脚步踌躇。踌躇之外，怕是没有更好的行走方式了吧”[10]16。在这段诗意性的表述中，难掩对昔日长安逝去的缅怀之情，而这种情绪带来的书写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影响了他对长安的热情。 二、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的转换 竹村则行在《杨贵妃文学史研究》第5章《关于鲁迅未刊出的腹稿〈杨贵妃〉——时间旅行的幻灭》中指出，唐代长安和1924年西安的巨大差异，导致鲁迅对长安的幻想几近破灭，以至于“腹稿《杨贵妃》”成了永远的未刊出的作品。就同一问题，陈平原在《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一文中指出，鲁迅的创作兴趣不在“古都”而在“古人”，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学界并没有给鲁迅提供“唐都长安的丰富学识——尤其是历史地理以及考古、建筑、壁画等方面”，[11]212-258这一切综合因素造成了鲁迅放弃杨贵妃题材的创作。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井上靖也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传》，但他似乎过于集中精力展现人物心理，并未对长安这个繁华之都赋予任何深度的文学表现，仅选取了几个模糊的点，实在难以构成大唐之都的盛世面影。对此井上靖也很无奈：“奈良都城也好，唐都长安也罢，都是距今一千三百余年的古都。以那个时代的都城为背景的小说，都必须描写两个都城的风貌，但这何其之难啊！”[12]219那么，上述引证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即井上靖作品中长安形象的模糊是否与日本史学界的研究积淀有关？ 日本学术界关于长安的研究，在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等领域都有涉足，但主要的知识产出无疑来自史学界。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隲藏博士曾于1907年游历西安，其考史随笔《长安之旅》④记录了清末西安地区的史迹、旧址、陵墓、碑碣情况。与桑原氏同行的日本哲学家宇野哲人以时间为顺序将游历西安列项叙事，其游记《长安纪行》恰好与桑原氏的报告互为补充，可谓看清末“长安”的绝好材料。桑原隲藏游历西安的同时，曾指导当时执教于陕西高等学堂的日本教习足立喜六，课余之暇“兼及汉唐旧都长安规模、遗迹之研究”，利用其数学、物理知识，对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测绘，著成《长安史迹研究》一书，初版由那波利贞作序，肯定了其学术价值。 除了文献资料外，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唐代传入日本的器物、绘画、碑碣等，更是为井上靖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参照和想象依据，其小说《漆胡樽》正是受正仓院收藏文物漆胡樽启发创作而成的。另外，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之前，中日民间文化团体异常活跃，井上靖曾以日本访华团成员的身份多次造访中国。他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遗址等实地考察墓碑、壁画，相比起鲁迅到达西安的1920年代，1950年代前后的西安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井上靖断不至于像鲁迅那样失望，但这种种的方便为何并未使井上靖笔下的长安清晰可见，反而模糊不清呢？我们不妨以对井上靖影响最大的两个日本汉学家——桑原隲藏和石田干之助关于长安的研究著作为例，进一步剖析在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中，历史长安与文学长安之间转换的可能与盲点。 桑原隲藏的《长安之行》以史学家的眼光记录了近代西安的建筑宫墙、陵墓碑碣、寺院楼阁、府兵制度等，并旁征博引史料对现实踏查佐证，且配有上百幅珍贵照片或插图，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都极高。岩波书店出版桑原隲藏全集时，将《长安之行》收入第5卷，月报上便刊有井上靖的文章《桑原隲藏先生和我》，细述了桑原隲藏的研究论文对其小说创作的借鉴意义。 据笔者考察，桑原氏的考史成果对井上靖书写长安的引用价值可谓微乎其微。其一，尽管桑原氏为访古而来，但文中所记清末西安图景，实为刚经历了灾荒、饥馑、满洲城被毁之后的“废都”，偏居近代中国西北部，在时空上和井上靖所要描述的汉唐长安相距太远。其二，桑原氏是极其严谨的史学者，“他把以科学家的身份来解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事实为己任”[13]182。旅行中他关注的重点多在于调查史料真伪，考证史迹细节，这与文学描述所需的感性的、诗意的描写相距太远。其三，桑原氏是日本京都学派中罕见的对近代中国抱有极度蔑视心理的东洋史学者，“他对中国人非常蔑视，经常在讲课及著作中故意侮辱和讽刺中国人”。他对近代西安的实地踏查，便时刻交织着这两种复杂的情绪，即一方面对现实西安的残破不遗余力地否定与批判，毫不掩饰失望与鄙视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曾作为日本文化上位记忆的古都长安充满缅怀与向往之情，从而在眼前之景中大发思古之幽情。“南面远对南山，近俯大小二雁塔，北面近临龙首山，远望北岭，眺渭水，极目所见，皆此周、秦、汉、唐之古迹，一山一水悉是怀古之材料。”[14]37这些描述作为近代西安导游手册具有重要价值，但若要还原为小说场景，实属不易。井上靖对此深有感悟，因此提到《长安之行》时才会说：“《长安之行》是最优秀的旅行指导书。……我能踏上西安之旅，多亏了从日本带去的《考史游记》，才使旅途倍感丰富”[15]1-3。 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因《长安之春》一书被称为完美再现唐都长安鲜活场景的第一人。石田干之助与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鸟山喜一和清水泰次等东洋史学者，皆系出自日本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门下。与桑原隲藏实地考察加文献辨伪不同，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书写纯属从诗歌、语言、文字上推演而来，这大概因其受白鸟库吉影响，注重透过语言学考证，善用语言文字考证法来治东洋史有关。 石田干之助写《长安之春》时，事实上正是发生中日战争的1941年。在由创元社发行的初版自序中，他这样说：“在我看来，即使是从头到尾逐字读完《太平广记》五百卷、《全唐诗》四万八千首，所找出来的(关于长安)材料也是微乎其微的，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如此做很愚蠢。在那样的时代摆弄这些悠闲的文字也许无法避免遭人非议。但是对于支那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有今日之用与明日之用之分，所谓明日之用或许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有结果。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愚蠢的事情，我想学问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吧。思虑至此，我就悄然聊以自慰了”[16]6。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非常大，芥川龙之介曾说，他创作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鼻子》《杜子春》《酒虫》等就是受到石田氏关于中国的研究而创作的。 但是，井上靖从《长安之春》中仍然不可能接触到更多的能转化为“文学长安”的有效信息，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长安之春》由《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胡商重金求宝的故事》《再论胡人求宝记》《胡人求宝补遗》《隋唐时代伊朗文化输入中国》以及《长安盛夏小景》等7篇文章构成，单纯从题目上看，便能发现近6篇文章都与“西域”有关，这与石田干之助以及白鸟库吉的学术关注点密切关联。白鸟库吉曾于1901年后留学欧洲，受欧洲汉学界对中国“周边”的实地勘察和文献探险影响，在那珂通世的启发下开始西域研究⑤。石田干之助继承白鸟衣钵，在西域史方面用功颇深，兼之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大大促进了日本的西域史、敦煌学研究。敦煌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和贸易中心，唐代留存的大量文献产生于长安，之后辗转敦煌藏经洞。长安与敦煌的特殊关系，为日本汉学家探讨两地的文化交往提供了可能。 第二，正如陈平原指出，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是靠传世诗文来复原唐代长安的生活场景，这本身就带有某种局限性”[11]253。尽管陈文并没有指出这种局限性具体何在，但我们很快会发现《长安之春》对于文学创作不那么有效的原因，在于其鲜活但零散无章，细腻但无空间纵深。对此，井上靖也有认识：“《长安之春》收集了‘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胡商’以及‘长安盛夏小景’等七篇文章，这些都是根据石田干之助博士渊博学识描述而成的研究随想。说是研究随想或许有些不合适，但仅称之为‘随想’又过于沉闷，如果称之为综合研究，我想这又违背了石田博士编写这一卷的意图。石田博士最初并没想承载什么主题，以无主题的方式编缀成一册，呈现给独具慧眼的读者”[12]219。另外，中国诗文善以“赋、比、兴“的方式呈现，其含蓄性、指涉性以及仅属语言层面的铺排，如果仅凭诗文断想，中国学者尚且未必能完全重绘千年前的盛世图景，更何况一位日本学者靠汉文文献考古、语言推演来还原，其难度与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总之，对井上靖而言，身处战后日本文学界，他对“古人”比“古都”更感兴趣，也就是说，他更专注于通过挖掘历史人物的精神性以对抗战后的日本现实，对这样的作家或学者而言，其知识储备及敏感点，必然更多地在于“时间”而非“空间”。从另一个层面讲，这必然涉及井上靖的文学主张与创作目的问题。 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曾谈到《天平之甍》最初的写作意图。他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再也无法忍受将自我作为表现对象的私小说，这种狭窄的、向内收缩的文学根本无法与战后的日本社会相适应，无法支撑起整个文坛。“我所写的几部历史小说，都是因为战后这个时代。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融入战后这个时代不是吗？但仅仅有私小说怎能支撑整个文学呢？”与之对抗的，就要创作大文学、大杰作，而“《天平之甍》就是出于对这种大文学、大杰作文学理念的思考而从历史中取材的”。[2]144-145在与辻以及篠田的对谈中，《天平之甍》的创作意图更加清晰。辻说：“在《天平之甍》中，有许多受命运支配的年轻留学僧，不惜牺牲性命，只为了移入象征天平之辉的唐文化，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吧。”篠田则说得更明白：“《天平之甍》与其说是仅写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鉴真，不如说是写为了请鉴真东渡日本付出努力的日本留学僧人。”[2]149-151井上靖对此深表赞同。 这一创作意图在小说《僧行贺的泪》中同样清晰可见。行贺对于僧人仙云到长安始终纠结于心的问题是：“你到底来长安干什么？”[7]498而这恰恰是井上靖对所有遣唐僧人的发问。对这一发问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是：1.在选赴唐朝的日本使节中不仅有官员、僧侣和文书，还有医师、乐师、画师及各行业的工匠，但井上靖关注的似乎只有遣唐僧人群体。2.对遣唐僧这一群体，井上靖思考的重心已经从“到长安”转向了“从长安获取什么”，即遣唐僧人的最终使命，而长安的终极价值仅在于其对日本文化的意义。僧人仙云对这一问题如此回答：“给晁卿(阿倍仲麻吕)上坟来了。”[7]498行贺听了这句话后的反应，井上靖这样写道：“而在行贺看来，仙云和他正要去上坟的仲麻吕一样，也是一个正在丧失故国之心的人”[7]498。显然，这位中国称颂的友好楷模、日本赞赏的成功人士——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井上靖眼里不过是一个“丧失了故国之心”的归化人，而对于同样归化于长安的贵族清河，他也是否定的：“特别是对清河忘掉遣唐大使的职责，为唐朝效力这件事，他和仙云一样打心眼儿里反对”[7]496。 井上靖通过对清河、仲麻吕等唐朝归化人的否定，提醒日本社会反省遣唐使时代的长安记忆有夸大评价的可能，日本人对过去累积的文献典籍中的长安印象的依赖，加速了战后这一幻象的形成。“清河做官也好，仲麻吕留唐朝不归也罢，行贺都未必不能理解。但对牺牲人命派遣遣唐使团，不能不有所怀疑。在行贺看来，这次他们两个人给唐朝做官，似乎是对日本当政者的无声抗议。”[7]496在井上靖看来，作为遣唐使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唐朝文化尽力传播到日本，为日本的文化、宗教更新服务，否则再怎么用功有名也是无用的。井上靖所赞赏的遣唐使就是荣睿、普照这些为了日本文化舍生忘死奉献自我的人。他们到长安的目的就在于像蜜蜂采蜜一样取日本之所需：“我看这个国家，现在已发展到了顶峰……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得到一些可以得到的东西，有多少外国留学生，像蜂儿采蜜一样，在这个国家的两大都城采蜜，我们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1]12。 另外，如果从井上靖的创作道路来看，他从战前的现代小说转入战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绝非偶然。1945年以后的日本学术界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对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的或者传统的东西都是应该予以重新审视的对象，而对中国以及遣唐使时代中日关系的重新思考，对战后日本文化的更新与创造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井上靖对长安的思考，必然是以日本人所属文化的普遍性和中心论为前提，来检验中国影响的有效性。 通过长安这一视角观察井上靖的创作就会发现，他对古典中国、现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抱有清醒的认识。他与沟口雄三指出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日本研究者不同，他具有将中国文化视为“外国”和“他者”的意识；他也与“不顾实际中国的日本中国学者”不同，他对现实中国并不盲目热情，更未将“古典中国视为一个悬置的孤立的文本”⑥来顶礼膜拜。因此与中国学界认为《天平之甍》的重点是写鉴真东渡不同，井上靖更关注的是奔赴长安的日本僧人。他高度赞赏的是荣睿、普照这些为了日本奋斗不息的留学僧，展现他们探求真知的韧性和冷静孤傲的日本精神。 概而言之，战后日本文学中涌现了大量涉及长安的文本，其中不乏以“我日本文化的乡愁”、“永远的都”之类的词来形容长安者。但在井上靖看来，长安不过是日本文化与宗教在某一特定时期“采蜜的场所”，是展现日本精神的舞台，这一态度最终导致其作品中的长安，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空洞的历史符号。 注释： ①井上靖为《长安之春》题序时称其“必读之书”，在后记中又大赞为“我的座右之书”，足见其对《长安之春》的推崇之情。引文详见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后记”，东京讲谈社1979年版，第217页。凡未标注译者的日文引文，均系笔者自译，原文出处业已注明，下文相同，恕不赘述。 ②《延历僧录》系随鉴真东渡日本的天台僧思讬所撰，成书于延历七年(788)，是书5卷，入传142人，是继《续日本纪》之后奈良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原完本散佚，仅《日本高僧传要文抄》《东大寺要录》《扶桑略记》等可见其逸文。中文文献可参考王勇对《延历僧录》中唐人传记的辑佚、校注及研究。 ③《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景龙元年杖锡东都，因入长安。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文中注释：“东都，即洛阳。西京，指长安。”详见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36页。 ④桑原隲藏关于长安的旅行报告于1908年2月交由文部省，3月开始连载于《历史地理》杂志。1942年弘文堂书房以书名《考史游记》结集出版，中译本由张明杰翻译，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⑤李庆在谈及白鸟库吉的西域研究时，始终将其置于世界汉学的视野内讨论，认为白鸟的西域史研究与欧洲汉学界的影响有关。详见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8—411页。 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又译《作为方法的中国》)，李甦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6页。相关评论见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0页。 参考文献： [1]井上靖.天平之甍[M].楼适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井上靖.わが文学の軌跡[M].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 [3]井上靖.歴史小説の周囲[M].東京：講談社，1973. [4]藤原继绳.続日本紀前[M].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 [5]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6]韩昇.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7]井上靖.僧人行贺的辛酸泪[M].赖育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8]井上靖.洪水[M].郭来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井上靖.明妃曲[M].赖育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井上靖.井上靖ツルクロ一ド詩集[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2. [11]陈平原.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井上靖.私にとつて座右の書[M]//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東京：講談社，1979. [13]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桑原隲藏.考史游记[M].张明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井上靖.桑原隲蔵先生と私[M]//『桑原隲孟全集』第5卷『月報』5号.東京：岩波書店，19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