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佟芭·安德里娅 巴尔提斯·阿提拉 费尔贝尔·卡塔琳德拉古曼·久尔吉  塞琪·诺艾米 谢恩·高博尔 基什·诺艾米丹尼·佐尔丹  《瘦弱的天使》 《瑞典》 《清道夫》 2015年夏天，作为从亚洲前往西欧的交通要塞，匈牙利成为了大多数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前往奥地利，进而去往意大利、德国、丹麦等欧洲发达国家最重要的中转站。但是在整个难民潮中，匈牙利在国际媒体中的形象却颇耐人寻味：他们在本国与塞尔维亚边境用铁丝网阻挡难民；他们关闭了国际铁路线，只有在难民们示威性地徒步前往奥地利，干扰了奥匈交通要道的正常运行时才迫于压力派出大巴将难民送走；他们任由难民聚集在火车站，不提供任何政府性的援助，只有少量志愿者在难民中分发一些生活必需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甚至公开发表言论称，“我们不喜欢和穆斯林共同生活，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迫使我们与穆斯林生活在一个国度”。 移民书写的多种尝试 匈牙利曾经在16、17世纪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殖民，这段屈辱的历史在这个国家的灵魂深处烙下了深深的伤痕。对匈牙利人来说，其他民族，尤其是穆斯林的大规模迁入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尽管他们只是途经。事实上，一直以来，匈牙利都不是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迁入匈牙利的人大多来自其周边国家，比如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匈牙利族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作为战败国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根据此条约，匈牙利割让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一大半人口给周边各国，一夜之间上千万匈牙利人从此离乡去国。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交界处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两国的争夺焦点。一战后特兰西瓦尼亚划归罗马尼亚，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虽然成为了罗马尼亚人，但这里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被归为匈牙利文学。 作家德拉古曼·久尔吉曾说：“对东欧和南欧国家来说，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总是跟随着边界的改变而变化。很多时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境遇与边界的位置息息相关。边界是一个点，是我们称为历史的客观故事与我们称为人生、记忆或命运的私密故事相重合的那一部分。”特兰西瓦尼亚作家的作品常常反映了他们创伤性的历史经验。1980年代末，齐奥塞斯库政权逐渐没落，特兰西瓦尼亚作家的身份认同创伤成为罗马尼亚民族文化中的异类，一大批作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匈牙利定居，这其中就包括2015年凭借小说《从头至尾》获得马洛伊奖的女作家佟芭·安德里娅。这部作品描写了两名特兰西瓦尼亚医生的生活。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结束后，《特里亚条约》的签订导致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战争后的边界变化给生活在那里的匈牙利人带来的不仅是国籍的改变，更多的是深刻在心灵中远离故土的悲伤。小说全方位展示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战前后的社会现实、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当地人民的心理建设历程。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最终相遇，并互相倾吐了真实的内心世界，揭示了这一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人为适应剧变的社会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佟芭是来自罗马尼亚克鲁日的匈牙利族人，她在获奖后的采访中再次提及了这一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显性存在：“我很羡慕那些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再也不从事写作的作家们。尽管如此，目前，我仍然只对写作感兴趣，虽然这很有可能在将来会改变。作为一个作家，我很幸运能够同时拥有本土和外来的视角：我既是一个局内人，又是一个局外者。在特兰西瓦尼亚，我被当成匈牙利人，这常常会引起一些尴尬的局面。我在克鲁日大学的学生们无法对一个生在特兰西瓦尼亚、却住在匈牙利、又回到这里来教书的老师产生共鸣：她究竟是特兰西瓦尼亚人还是匈牙利人？在匈牙利，我却仍然被当做特兰西瓦尼亚人，有时我也会被读者当成罗马尼亚人，他们写信告诉我：‘没人逼你住在我们国家’。我想如果我的身份不是如此复杂，在这儿或者在那儿，我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一批成熟作家同期回国的，还有一些当时仍是少年的作家，巴尔提斯·阿提拉就是其中一员。他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书香门第，母亲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父亲是一位作家。1984年，巴尔提斯全家被罗马尼亚当局驱逐出境迁往布达佩斯。巴尔提斯在与作家凯梅尼·伊斯特万的对谈中提到，自己从记事起身上就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屈辱感。他在十四五岁时就感受到了一个成年人对自我身份认识的焦虑，而且只有在写作中才能释放内心的压力。酷爱摄影的巴尔提斯对在作品中使用图像与文字相结合的手法颇有心得。早在2001年出版成名作《宁静海》时，他就使用了“变化聚焦”的写作手法处理小说情节与读者距离的问题。同时，巴尔提斯还在小说封面的折页上附上了一张嘴角叼着香烟的自拍照。照片中，他冷静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前方，仿佛一个局外人洞察一切。2015年，在沉寂了14年后，匈牙利读者又迎来了巴尔提斯最新的长篇小说《结局》。此书的主人公萨博德·安德拉什于1960年代与刚刚出狱的父亲一起来到布达佩斯。他们在满目疮痍的首都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小说中不断穿插出现《特里亚农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56年事件”、随之而来的专制统治、人民内心的颓丧情绪以及高压下的艺术自由等一系列问题。《结局》的书中有一两章的篇幅使用的全是效果震撼的照片。主人公萨博德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摄影师，这些图片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通过这些图片认识世界，也因为拍摄了这些图片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然而，这些图片也是构成小说最重要的部分，是巴尔提斯用画面诉说故事的又一种直观手法。 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德拉古曼·久尔吉也在2015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狮子合唱团》。德拉古曼2005年发表的成名作《白色国王》描绘的是1986年的罗马尼亚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处于政治高压状态下的整个东欧社会，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1973年出生的德拉古曼，于1988年随全家迁居布达佩斯。小说背景中的这一阶段，恰巧也是德拉古曼的少年时代。因而，这部小说“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观察、描述集权政府制造的恐惧与苦难”，这个叙述者不带任何政治和道德偏见，他只用孩子的口吻对所见到的一切做出直白的陈述，为小说营造了令人信服的氛围。德拉古曼的前三部作品均是长篇小说，而对于这次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他表示：“我的前两部作品《白色国王》和《火堆》都是从短篇小说发展出来的。”《狮子合唱团》这部短篇集中收录的作品，是德拉古曼13年来陆续创作的。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自白，与音乐相关，因而题目也与音乐相关：“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这本书中交织着各种声音，所有人都在述说自己的故事，吟唱自己的歌曲，而这个题目也勾勒出了这部作品中情绪浓烈的词汇与音乐的狂野，这是一次艰难的英勇之举。” 作为匈牙利在转型后第一批随移民潮移居国外的经济学家，费尔贝尔·卡塔琳于1988-1989年在加拿大维尔弗里德·劳瑞大学做客座教授，1989年以后又回国，先后供职于匈牙利图书出版及传播集团、《世界经济周刊》《世界经济》和国家审计局。1993年，费尔贝尔定居日本。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她与日本籍丈夫恰巧在欧洲旅行，当听到福岛核电站泄漏的消息后，他们决定不再回日本，而是去德国定居。2015年，费尔贝尔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背叛日本：回福岛的路》引起了强烈反响。她在书中介绍了一个外国人在融入日本社会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福岛核电站泄露后，她的丈夫从核能专家的角度考量，做出了一个让两人都倍感伤痛的决定：必须离开日本，再也不能回到这个沉默、排外的国家了。 生活的真实 随着时代的进步，同性恋话题早已成为无法回避的论题。被艾斯特哈兹·彼得称为“人类灵魂建筑师”的作家纳达什迪·亚当撰写的《厚脸皮的含羞草：关于同性恋者与同性恋》一书掀起了匈牙利探讨同性恋话题的热潮。这本书本着严肃的态度，用讽刺的手法揭示了同性恋者内心的真情实感，但同时又不失趣味。艾斯特哈兹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纳达什迪是一位“伟大的情感作家，痛苦的是他懂得很多，更痛苦的是，他也有许多不懂之处”。纳达什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同性恋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感谢上帝，我不用在生活中感受作为同性恋者所需要面对的黑暗世界。我的父母没有否定我，没有把我关进监狱……同性恋是一件公众的事，因为你需要告诉银行或政府，你是否结婚了。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同性恋不只是个人的事。当然，这其中的界限尚难以界定……我持有的是一种保守的立场，人们必须坚持做自己，承认自己，并担负起长期的责任。一个人需要在世界面前承认：‘这就是我，我要住在这里，我要与她/他在一起。’”纳达什迪还认为，同性恋问题的现状，就像100年前女性要求独立的场景一样。这是一个缓慢争取的过程，但无论如何都应该承认并接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这一事实存在。 提到100年前的女性境遇，不得不提到塞琪·诺艾米的《布达佩斯贵妇人的私生活》。这部书中记录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14年间布达佩斯贵妇们的爱情、婚姻、育儿、学习、死亡、家务等生活各方面的故事。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匈牙利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朝着现代社会的目标迈进，女人们依附于男人的生活中，也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妥善安排，塞琪在书中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女人不光可以凭自己的美貌或丑闻闻名于世，也能以她的科学、艺术甚至经济成就博得众人的目光。 另外，“事实与证人”丛书在去年推出了两部纪实文学，分别是瑞兹·帕尔的《移至脚踝的香槟》和兹曼迪·伊斯特万·皮乌斯的《日记中的一年：1944.3.19—1945.3.17》。停刊了的文学杂志《东西》的传奇编辑，现年85岁的瑞兹在采访实录中回顾了他与匈牙利现当代作家们的一些交往故事，其中包括德利·蒂博尔、内梅特·拉斯洛、伊叶什·久拉等人。兹曼迪的《日记中的一年》则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一段被人所熟知的历史。这个牧师、教师和文学历史学者记录下的日记，从一个中产阶级基督教家庭的视角，观察了二战结束前的匈牙利社会。兹曼迪日记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的私密性，也就是说这部日记的创作前提并非是被公众阅读，因而忠实地记录下了日记主人在当时的所思所感。 现实的虚构 虚构作品方面，有三部小说值得一提，分别是谢恩·高博尔的《瑞典》、基什·诺艾米的《瘦弱的天使》以及丹尼·佐尔丹的《清道夫》。 被好几张榜单评为2015年最佳虚构类作品的《瑞典》讲述了一个被瑞典夫妇领养的男孩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自己的亲生母亲住在匈牙利，随后展开了自己的寻亲之旅。我们可以选择与亲生父母分别的命运吗？当我们成长在一个故事的真实性中，并将其他故事的真实性与它做比较时，我们还能如何内化一种有意义或正确的观点，无论接受这种观点需要一个小时还是一天？谢恩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现代语境中被提及频率最高，也是当前匈牙利人最关心的问题。这部作品的重点并没有放在调查的过程中，而是放在了寻亲的过程中：悲剧就像一颗洋葱，在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面前，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的皮，把悲剧命运的各个层面都展露在读者面前。 《瘦弱的天使》不只是一部简单讲述女性命运的作品，它同时还展示了匈牙利在改制前后的社会矛盾。一个在婚姻中备受屈辱的女人，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学校体制，而国家改制的快车裹挟着她滚入了命运的洪流中。基什在文中细致刻画了女主人公与命运作斗争、在社会的空虚中近乎绝望的心理状态。 《清道夫》描述了一个匈牙利人被卷入南斯拉夫战争，而这具邪恶的战争有机体却将他嚼碎、啐吐在地，迫使他奋起反抗。但此时的主人公却早已迈入了死亡、谋杀、痛苦、暴力，换言之，就是战争的魔掌之中。美国是他的永无乡，然而，尽管他逃离了南斯拉夫，回到匈牙利，甚至到了德国，却再也无法前往美国，他永远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中。这部令人不安的战争小说虚构了许多地名，作者有意识地用这些虚构地名误导读者认为小说与战争紧密相关，但实际上，《清道夫》更倾向于探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人类是否能真正从环境中解脱？ 由于欧洲移民问题的爆发，移民文学是今年比较受关注的方面。匈牙利的移民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绝大多数从周边国家移入匈牙利的作家没有经历文化休克的过程，但背负着过重的历史负担则是这些作家前期作品中最突出的特色。随着创作的深入，一部分青年作家开始逐渐将自身的移民经历与匈牙利当代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往往既具备思想的深度，也展现出时代的特征。离开匈牙利的作家今年比较沉寂，没有引人瞩目的作品出现。虚构与非虚构作品开始探讨了一些以往未过多涉及的话题，比如纳达什迪抛出的同性恋话题就是一个例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