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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 绝对天皇制也称为近代天皇制，在战败后被象征天皇制所取代，然而战前和战争期间支撑着绝对天皇制的社会伦理并没有因此而消灭，近年来反而显现出越发活跃的势头，成为复活国家主义的肥沃土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借助最新长篇小说《水死》对自己的精神史进行解剖，认为日本社会种种危险征兆的根源皆在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呼吁人们奋起斩杀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迎接将给日本带来和平与安详的民主主义的这个新王！毫无疑问，这是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相关论述的最新解读成果，也是大江本人和诸多身处“铁屋子”里的人“始自于绝望”的最大希望之所在。 一 “天皇陛下万岁”引发的有关时代精神的思考 如果说，社会伦理是有关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规范之总称，那么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当然是指围绕绝对天皇制的社会共同生活道德之规范。近年来，日本社会越发显现出由这种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引发的种种危险征兆，比如1999年通过《国旗国歌法》法案；翌年5月，时任首相的森喜朗公然声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2005年以《冲绳札记》“严重侵害原告的名誉和人格权”为由，右翼势力将其作者大江健三郎及发行商岩波书店送上法庭被告席；2006年更为特别：小泉纯一郎最后一次以总理大臣的公职身份于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当天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对象认可小泉的参拜，这在战后尚属首次；同年12月，日本政府不顾在野党和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强行修改了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为今后修改宪法第九条打下了基础；2007年1月，防卫厅被升格为防卫省…… 在谈到上述诸问题中的冲绳诉讼案时，大江健三郎在题为《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①]的演讲里，介绍了日本保守势力把他送上法庭的经纬： 这是一起由图谋复活引发太平洋战争（贯穿整个近代直至战败）的超国家主义，并且强暴干涉现今中等教育的人士提起的诉讼。在持续阅读由这些人士幕后指使的原告方的材料时，我开始思考对自己而言的‘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 ………… 当时的这种思考，影响了这五年来我持续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截至目前为止我的最新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 为什么我要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后，即刻开始创作《水死》呢？这是因为我决心思考刚才提到的两种‘时代精神’的前一种，并且采用表现内心思考的根本手段——小说这一形式进行。[②]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的姐妹篇《水死》与前者一样，也是大江作为冲绳诉讼案的被告对时代精神进行思索的产物。如果说这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这部小说，表现了我所经历过的、战后的‘时代精神’。而且，这是一种与权力相抗争的民众精神”[③]。这里所说的时代精神，是指“从我十岁那年的战败直至七十四岁的今天，这六十多年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战败之后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④]。 《水死》则是这种思考的进一步延伸，为了表现“我十岁之前一直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精神’……”，为了检验自己“还能否抵抗‘天皇陛下万岁’的‘时代精神’的再次来袭”[⑤]，大江借助文化人类学家詹·弗雷泽的巨著《金枝》中的“杀王”表述，在《水死》中构成多重对应关系，用以表现包括父亲/长江先生、父亲的弟子大黄和“我”在内的各种人物及其时代精神，以及这些人物面对错综复杂的时代精神进行的必然选择。 在进入文本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行了解引文中提及的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问题。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分别成立于1995年和1997年的右翼团体，前者的发起人暨后者的副会长藤冈信胜将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视为“自虐史观”和“黑暗史观”，于2005年4月声称要在“战败六十年之际，揭开‘冲绳战集体自杀事件’的真相”[⑥]。为了达到“通过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向日本青少年灌输修正主义史观作为其战略”[⑦]的目的，这些右翼团体把“把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军队性暴力受害者）、冲绳战概括为‘侮辱日本国家和军队的名誉’的‘三件套’”[⑧]。在他们的策划和怂恿下，曾在冲绳担任守备队长的梅泽裕少佐与另一位同为守备队长的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于2005年8月5日提起的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便是这三件套中的冲绳问题之一。 此案被告大江健三郎如此介绍了那场集体自杀惨案和诉讼案的背景： 这起诉讼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日本的两座小岛上……发生了岛民被强制集体自杀的悲惨事件，而强制岛民集体自杀的正是日本军队，我在三十九年前的文章[⑨]中如是批判。对此，惨剧发生时的守备队长以及另一位已故队长的遗属提起了诉讼。在这两座小岛上，渡嘉敷岛的三百二十九名岛民，坐间味岛的一百七十七名岛民，均被强制集体自杀死亡。 但是，图谋复活日本超国家主义的那些人士，企图将这幕由日本军队强制造成的集体自杀惨剧美化成为国殉死的义举。在他们策划的接二连三的事件中，就包括这起诉讼案。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也参与其中，从高中生的教科书中删除这一历史事实的图谋已经公开化。我正为此奋力抗争。[⑩] 由以上叙述中可以得知，日本文部科学省作为主管教育的政府机构也参与其中。早在2001年4月3日，文部科学省便宣布藤冈信胜等人编撰的、严重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检定合格”，更于2007年3月“在审查高中历史教科书时，删去有关日军在冲绳之战中强制当地居民集体自杀的表述。在遭到冲绳11万民众于当年9月29日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后，仅仅将‘强制’置换为‘参与’这种极其暧昧的字眼。”[11]这部经删改的教科书很快就被原告方作为证据出示在二审的法庭上，以表示文部科学省所代表的政府立场同样否定了集体自杀的真实性。 二 失败的杀王尝试——“父亲”的时代精神 在《水死》中，为少年古义人的世界观带来重大影响的，便是主人公“我”的父亲了。战争进入最后的惨烈阶段时，父亲以酒肉招待手持高知县一位先生的介绍信函来到村里的年轻军官，席间听他们说起“必须改变维新以来的历史进程”，以避开即将到来的战败结局。于是，父亲带领弟子大黄越过四国山脉拜访高知的先生，受其教诲之后得到大部头《金枝》全集中的三卷。尤其在第三卷“The Dying God”（《走向衰亡的神》）的相关处，将书借给父亲的那位先生特意在应予重点阅读处一一画上记号。其中一页的内容是这样的： ……不管如何予以注意和给予关怀，都无法防止人神变老、衰弱以致最终死去。他的崇拜者们不得不关心这个悲哀且必然之事，必须竭尽最好的努力进行应对。这个危难是非常可怕的……为了避开这个危难，只有一个方法。一旦人神的力量开始显现出衰弱的征兆，就必须立即杀死这个人神，在他的灵魂尚未因可怕的衰弱而导致严重损害之前，便将其转移至强健的继任者身上。如此杀死人神而不使其因年老和疾病而死的优点，在野蛮人来说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崇拜者们一旦杀死人神，首先，能够在他的灵魂逃出之际准确地捕捉到并将其转移至合适的继任者；第二，在人神的自然精力衰减之前将其杀死，能够借此确切无误地防止世界与人神的衰弱同步走向崩溃。像这样杀死人神，趁他的灵魂尚留存于全盛期之际，将其转移至强健的继任者身上，由此而使得所有目的都能够达到，一切危难全都能避免。[12] 弗雷泽在这篇调查报告中还表示，王/人神之所以拥有超人的力量，只是因为寄宿在他体内的灵魂/神在发挥着作用，保佑着人、畜、庄稼的繁盛和丰收。然而，任何人都会生病、衰老和死亡，寄宿于王/人神体内的神也会随着宿主/王/人神的衰弱和死亡而衰弱和死亡，因此，就像内米湖畔阿里奇亚丛林中那位守候在圣树下的森林之王那样，只要“体力或防身技巧稍微减弱一些”，便会有人将其杀死后取而代之。换句话说，为了保证人畜兴旺，庄家丰收，人们有必要在王显现出衰弱迹象后便将其杀死。 我们必须注意到四国那位先生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图——面对不可避免的战败前景，先是把青年军官介绍给信奉国家主义的“父亲”，随后耳提面命，让其重点阅读《金枝》全集中有关杀王描述的三卷，使其“向青年军官们传达‘为了避免国家的危难而杀死人神！’，从而一度把他们引往那个方向”，探讨“会在多大程度上现实性和政治性地将贯穿三卷本的‘杀死人神’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恢复的神话构想……与这个国家的天皇制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13]。于是，“在最后那次会议上，大家情绪激昂，认为战争好像将比此前一直议论的时间更早地以失败而告终，因而必须立即实施长江先生的一贯主张——安排特攻队的飞机飞往帝都的中心。”[14]这里所说帝国之都的中心正是皇宫，不言而喻，轰炸皇宫的目的当然是杀死天皇，以此来防止国运的衰微。然而，当一位与会军官提出为了掩藏秘密弄来的载有炸弹的飞机，需要在森林中因陨石撞击而产生的开阔地修建临时机场并炸掉那块巨大陨石时，“长江先生”却激烈地大声反对，认为外人不可以踏入森林中那块名为“鞘”的开阔地，因为那里“从非常古远的时代起就是非常重要的场所，绝不是可以让你们为修建临时机场而大兴土木工程的地方”，因而“怎么能让你们这些外人的脚踏入‘鞘’呢？！”。显而易见，以森林这个边缘场域的神话和传说为核心的边缘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国家主义思想以及杀王/杀天皇的计划对父亲/长江先生的诱惑。尽管他并非出生于此地，却仍然无法容忍因修建临时机场而破坏那座拥有暴动历史之记忆的森林，同样无法容忍青年军官们踏入森林中那片神话和传说的空间，哪怕这样做是为了杀死天皇这个现人神进而“给国家带来巨大恢复”。 父亲/长江先生的下场是悲惨的，为了在保住这座森林的同时设法杀死天皇，他只能先行为天皇殉死以明志，从而激励青年军官们起飞特攻队的飞机轰炸帝都中心。翌日晚间，他独自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顺流而下，带着那三卷《金枝》和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杀王/杀天皇的宏愿，溺死在不远处的下游。 三 东施效颦的“杀王”——大黄的时代精神 父亲/长江先生的思想倾向和行事风格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弟子大黄。当年，大黄目睹恩师在青年军官们的胁迫下为了自己的时代精神而殉死。其后，大黄为继承遗志而在深山里组建国家主义团体，多年以来在当地的右翼分子心目中拥有很大威信，且与各种右翼人物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这些人中就包括曾任日本文部省某局长要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教育行政领域留下了成就”的小河。 关于小河及其妻子的政治取向，其侄女髫发子说得非常清楚：伯母的“丈夫是文部省土生土长的官吏，也不知道是被丈夫所感化，还是反过来被伯母所影响，这对夫妇都是右派……”17年前，小河的妻子带着髫发子参拜靖国神社，髫发子多年后如此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从不曾见过的那么巨大的旗帜在迎风飘扬，白布的正中央是鲜红的圆圈。虽说知道这是“太阳旗”，那种巨大还是很特别，让我感到害怕……那面旗子之所以飘动，是一个将旗杆举在身前、身穿黑色服装的男人在操弄。巨大白布中央有着红色圆圈的旗子猎猎翻卷，完全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 旗子在移动，一个穿戴着旧军队的军服、军帽（从军帽后沿垂下的帽裾披展在肩头）的男人站立于其后，拔出长长的军刀高高捧举着，然后说着像是誓言的话。那些话语虽然被缓慢地反复说着，我却不明白其意思…… 然后，我就呕吐起来。伯母试图用从胸口掏出来的东西摁住我的半截脸面，可我却以冲开这东西的势头一直不停地呕吐着。伯母就脱下短外罩，包裹被呕吐物弄脏了的我的上半身，冷酷无情地将我押解出去。那个挥舞着军刀的军人于是追赶着犯下如此不敬之过的我，不仅仅是我，伯母好像也有这种想法，我们拼命地奔逃而去……[15] 在伯母的逼问下，17岁的少女说出了14岁以来被伯父长期猥亵，最后惨遭强奸以致怀孕的隐情，随即被伯母训诫道： 伯父从文部省的高位上……退下来，为了努力完成他的事业刚刚调动到另一个工作岗位。这是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时刻，因此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怀孕之事，也许你不明白，那将成为国家性的丑闻……[16] 伯母当天便将少女送到医院秘密堕胎，于堕胎后的三天内将少女独自赶回大阪老家。此后两年间，少女只在家中思考遭到强奸和堕胎这件事对自己的意义而没能去上大学，在22岁时参加剧团“穴居人”，同时继续思考遭致强奸和被迫堕胎的经历。十多年后，髫发子为了进行自己的抵抗和批判，决定排除当地右翼势力的各种干扰和破坏，在拥有暴动历史记忆的当地女人们帮助下，编排和饰演古义人剧本里的暴动女英雄“铭助妈妈”，把女英雄惨遭藩府武士们轮奸、儿子则被对方用石子活埋等受难场面，与自己遭强奸和被强迫堕胎的不幸经历连接起来，认为“由于文部科学省就是国家……”，因而是国家强奸了自己，便打算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编入话剧，在公演的舞台上展示被强奸时留下的沾满血渍的内裤以及堕胎后经过处理的实物，用当年参加暴动的女人们吟唱的曲调，勇敢地唱出“……出来参加暴动呀/咱们女人 出来参加暴动呀/男人强奸咱们，国家强奸咱们/咱们女人 出来参加暴动呀/不要被骗呀、不要被骗呀！……”[17]意在警示观看节目的中学生，一百四十年以来，日本的女人们一直在遭受着男人的强奸，国家的强奸。 显然，作者大江健三郎借此向我们喻示，在这条浸染着女人们和儿子们鲜血的连线的暗影里，还有一条极为隐秘的、与此平行的连线——用绝对天皇制、靖国神社、皇国史观、甚或各种右翼组织混糅而成的平行线。这里说到的绝对天皇制也可以称之近代天皇制，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指出，“‘天皇制’实质上指的是明治维新之后成立的、经《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方式予以确立的绝对主义性质的政权机构。”[18]那位“神权天授”的明治天皇除了身为陆军和海军的最高统帅并总揽统治权，还是国家神道的绝对权威，代表皇家和国家进行祭祀，把为天皇而战死的士兵升格为国家的英灵，普通士兵完全可以通过为天皇战死来获得神格并受到天皇和国家的祭祀。于是，国家神道因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而成为政教合一的绝对天皇制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小森就这个问题回答记者时表示：“支撑象征天皇制之情感结构的其实就是靖国神社。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当时尚未发表《人间宣言》，也就是依然号称具有神格的昭和天皇裕仁……参拜了靖国神社。正是在这次参拜中，天皇裕仁把从‘满洲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为止的十五年中战死的二百五十万日本人一起作为‘英灵’加以祭祀……。这确实是一个用意深远的政治谋略，用另一位日本学者高桥哲哉的话说就是‘情感的炼金术’，通过号称具有‘神格’的天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把二百五十万死者的遗属的悲哀转化成似乎沐浴着‘神’的光辉的欣悦。”[19] 另一方面，右翼学者中西辉政则从“忧国之士”的角度作了这样的表述：要“将靖国神社作为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即阵亡者慰灵的核心设施，今后也永远守护下去，这也是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上占首位的重大课题。”、“对于发挥为国家的存在而奉献生命这种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国家必须全力予以表彰，使之传诸后世。否则，此精神作为国家对道义心即告崩溃，在将来的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当然也就不可期待。”[20]从而“用赤裸裸的语言印证了子安宣邦阐述的‘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逻辑，并且使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的政治神学意义再次显现出来”[21]。正是在中西辉政们的这种政治神学、更是在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影响下，穿着各种制服的右翼人员、穿着日军军服的旧军人、穿着笔挺西服的政府阁僚、当然，也包括《水死》中穿着和服的小河夫人等等便络绎不绝地走进靖国神社“沐浴着‘神’的光辉”并感受着这种“欣悦”…… 至于第二条连线中的皇国史观，《广辞苑》的相关词条是这样表述的：“基于国家神道，将日本历史描绘为万世一系的、由现人神天皇永远君临之万邦无比的神国的历史观。”如果以这一表述为参照系，日本文部省于1989年4月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战后最大规模的修改，规定小学、初中和高中在举行入学、毕业等重要仪式时，要像战前和战争时期那样升太阳旗和唱国歌“君之代”之行政命令应该是这种皇国史观的体现；小渊惠三内阁于1999年8月通过的《国旗国歌法》法案体现了这种皇国史观；翌年5月，继任首相森喜朗声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等言论体现了这种皇国史观；自1980年铃木善幸首相率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多届继任首相及其阁僚以及诸多右翼政客相继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体现了这种皇国史观；髫发子的伯母对靖国神社的虔诚参拜，无疑同样体现了这种皇国史观。由此可以看出，战后的日本保守势力继承了皇国史观，在《水死》文本内外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各种事件，其共同特点便是企图恢复皇统，以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为中心并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处于这第二条连线末端和外缘的战后国家主义组织以及《水死》中的各种右翼组织和人物，便是构成这条连线的基本材料。 让我们回到文本中并继续此前的叙述。通过当地右翼势力打探到公演内容后，同为右翼分子的伯父和伯母带着律师和保镖等人马很快赶到当地，先由伯母出面阻止，失败后再由伯父小河出面，干脆动用当地右翼势力将髫发子连同古义人等一同绑架到右翼分子位于深山老林里的巢穴，威逼不成后，在雷电交加、风雨大作的长夜里再次彻夜强奸髫发子，以摧残她的身体，摧毁她的意志，使得她无法参加翌日的公演……彻夜未眠的大黄见证了小河再度强奸亲侄女髫发子，终于用两声枪响结束了小河的可耻生命。在潜入森林之前，大黄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追随恩师而去，因为“长江先生最得意的弟子，还是俺大黄啊！”。当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忽视森林中的边缘文化在大黄的潜意识里发挥的重要作用。就像他对小河以及古义人和髫发子所清晰表明的那样，“俺认为这台戏剧是应该上演的”，认为这能让当地人回想起历史上的暴动以及暴动者们遭受的种种苦难。如同他的恩师“长江先生”一般，当他发现小河的所作所为只能给复活国家主义之大业的教育带来灾难时，便模仿恩师开始了自己的“杀王”行动并以此为恩师殉死。意味深长的是，杀死小河所用的武器是他于六十年前从美国军官皮特手中抢夺来的手枪。联想到历史和当下的日美关系，作者的这种安排便有了颇为深刻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杀王”成功后，大黄没有像恩师那样在暴风雨中顺流而下，而是带着那把手枪潜入曾多次发生暴动的森林深处，潜入追捕的警察队伍无法进入的场所…… 大黄的所为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若干空间：（1）大黄在恩师死后继承其遗志，数十年间一直发展坚持皇国史观的国家主义团体，甚至与身处日本文部省某局局长高位的小河多有合作，并且协助小河将髫发子、恩师的儿子长江古义人、女儿亚纱、孙子阿亮等多人绑架至自己位于深山中的巢穴，胁迫髫发子按照小河的意愿修改剧本。在所谓“调和”不成并目睹小河彻夜强奸髫发子后，或许是觉察到依靠这种人更有可能给复活国家主义之大业带来消极影响，同样是“为了避免国家的危难”，大黄只能像他的恩师一样杀死这个已不能发挥“王”之作用的“王”。（2）大黄是少年时代被恩师从中国带到那片森林里去的。然而，数十年间在森林中的生活，使得他像恩师那样深深接受了当地边缘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他才明确地表示“俺认为这台戏是应该演的”，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个认识终于超越了他的国家主义观，促使他用两颗子弹结束了小河的生命。（3）杀死小河后，他没有像恩师那样乘坐小船死于风雨之夜的洪水中，而是在暴风雨中携带手枪潜入曾多次发生暴动的森林深处，潜入追捕的警察队伍无法进入的场所……在作者的写作预期中，大黄可能会“将面孔埋入树木里最繁茂的枝叶上积攒的雨水中，站立着溺水而死吧”。与此同时，我们或许无法否定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仿效森林中历代暴动的先民，以手中的美制手枪为武器，将再次暴动的枪口指向愈发右倾化的权利中心甚或政府的盟友美国……或许，这也是作者的一种写作预期？ 四 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古义人”的时代精神 皇国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围绕针对天皇的立场和态度来评判相关人物或事件之于天皇是忠诚或是叛逆。有关长江古义人的评判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大黄是如此界定古义人这个人物的：“古义人，十五年前，据说你表示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因而不能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所以你就成了俺的修炼道场那些年轻人不共戴天的仇敌……”[22]这里所说的修炼道场，是古义人的父亲长江先生初创、其大弟子大黄继承的国家主义分子的巢穴。数十年来，一代代右翼分子从这里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由于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后竟然“不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之“大逆不道”，在《被偷换的孩子》和《愁容童子》等诸多前文本里，无论是在参加国际文学大奖颁奖仪式前的斯德哥尔摩、在从东京飞回故乡的机舱里，还是在东京自家的宅院中，在故乡的菜馆里等诸多地方，古义人一直遭到这些“家乡人”如附骨之蛆般的盯梢（包括长途甚或跨国盯梢）、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威胁以及式样翻新的殴打。在《水死》这个文本中，回到家乡的古义人照例成为各种右翼势力围堵和挑衅的头号对象。面对这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威胁，长江古义人这位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的著名作家认为，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表现具有积极价值的时代精神，即便因此而失去所有读者也在所不惜，如果由于这个原因而死去的话，那就是在为时代精神而殉死了。 然而，即便是如此追求民主主义时代精神且不惜为之殉死的长江古义人，在他来到故乡的森林中，观看“穴居人”演员们彩排的、由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请亲自拭去我的泪水之日》时，当演员们演唱《请亲自拭去我的泪水之日》之际，古义人被战争时期改自于巴赫“康塔塔”作品第65号中4、5两节的歌词[23]所打动，开始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附和着歌曲，及至演唱发展为合唱时，“原本在观众席上的我”，也开始用德语怀着激情大声歌唱起来：“天皇陛下，请您亲自用手，拭去我的泪水。死亡呀，快点儿到来！永眠了的兄弟之死呀，快点儿到来！天皇陛下，请您亲自用手，拭去我的泪水。他们正在唱着的是，盼望天皇陛下亲自用手指擦去他们的泪水。”[24] 显然，古义人这个民主主义作家的儿时记忆被激活了！儿时所接受的皇国史观教育的影响被激活了！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之遗传基因被激活了！这使得古义人意识到，绝对天皇制的幽灵仍然存活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换句话说，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都不同程度地存留着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时代精神，这是连接着战争、死亡和毁灭的时代精神。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外部环境出现所谓的消极变化时，包括文本内外的长江古义人和大江健三郎在内的诸多日本人“还能否抵抗‘天皇陛下万岁’的‘时代精神’的再次来袭”？一如大黄指出的那样，古义人身上确实存在着两种时代精神，第一种是直至1945年战败，作为军国少年而接受的、以皇国史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精神。大江曾如此表述这种时代精神： ……村长高声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聚集的村民也随声附和。手榴弹引爆后仍然活着的人，则由家人代为绞首断头，一共死亡329人。此番强制集体自杀的行动，是由‘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引发的，这种情形令我感到异常恐惧。 因为，这句话当时也曾支配着我这个年仅十岁的日本山村少年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如果我所在的村子也被强制集体自杀的话，它无疑将成为鼓动我走向死亡的话语。这句象征性话语，对遭受侵略或殖民的亚洲人民来说，是为自身带来死亡威胁的呼喊声。这句象征性话语，我在人生的最初十年间也曾呼喊过，如今是否依旧在我的内心深处具有操控力呢？[25] 由此可见，至少在十岁之前，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时代精神“曾支配着我这个年仅十岁的日本山村少年”，而且六十余年来一直积极提倡民主主义之时代精神的大江本人现今仍在怀疑，“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象征性话语……如今是否依旧在我的内心深处具有操控力呢？”，进而反省“在不远的将来……我还能否抵抗‘天皇陛下万岁’之‘时代精神’的再次来袭呢？或者，它将成为撼动老年的我内心世界的、复活的‘时代精神？’”。 让我们感到惊悚的是，无论在少年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实际生活经历中，还是在作家大江健三郎创作的诸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皇国史观教育留下的痕迹——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时代精神。 促使大江意识到潜隐在自己精神底层的这种时代精神的，无疑是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引发其“也在思考，如果让出现在我小说中且热烈拥护‘天皇陛下万岁’的角色们在此法庭上作证的话，反方询问将会如何进行？如果作者被要求提供相关证言，那么我小说中隐藏的部分将会揭露出什么？”显然，揭露出的真相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和颤栗——林林总总的右翼团体和人物自不必说，他们极力提倡的皇国史观和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不仅存活于在渡嘉敷岛的纪念牌上刻下“一家人，或围坐一圈拉响手榴弹，或由身体强健的父亲以及兄长，中断柔弱无力的母亲以及妹妹的生命……存在于其中的，则是爱”[26]这段文字的女作家曾野绫子的心中；存活于在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的法庭上为原告方作证的、表示“毋宁说，我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以那般为国捐躯的美好心灵赴死的那些人的事迹，为什么到了战后，却被说成是在命令之下受到了强制？这样的说法，是自己在玷污慨然赴死的清纯之心。对于这种说法，我无法理解”的、在渡嘉敷岛之战中幸存下来的前日军军官的心中；存活于《水死》里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的民主主义作家长江古义人的精神底层；存活于这个文本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民主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底层；存活于无以计数的普普通通的日本人的精神底层！ 至于大江健三郎及其《水死》中的分身长江古义人的第二种时代精神，大江本人是这样界定的： 一九四五年夏天之前，倘若身处冲绳强制集体自杀的现场，毫无疑问，我将成为奋起响应“天皇陛下万岁”的号召并引爆手榴弹自决的少年。此后，日本战败，在被占领两年后，我成为一名热情支持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站在与主张绝对天皇制的超国家主义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现在，我是由全国近八千个市民团体组成的宪法‘九条会’的一员，坚持和平宪法中的反战、非武装思想。 说起我所经历的‘时代精神’，即《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中描绘的‘时代精神’，对我来说，从我十岁那年的战败直至七十四岁的今天，在这六十多年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是一种战败之后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27] 在这种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大江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天皇制社会伦理，也如同一根棒子般从上往下地扎了下来。……儿时所感惧怕的那种具有沉重压力的社会伦理的纵向大棒，现在仍然扎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处。战争期间，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扎着那个纵向的棒子。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真的获得了解放吗？”[28]这里表述得已经非常清楚了，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根大棒子至今“仍然扎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处”，也不可避免地扎在《水死》的作者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和肉体”里，扎在《水死》的诸多主人公——大江在文本内的分身古义人、髫发子和律子等青年演员、文部省前高官小河夫妇、大黄及其培养出来的一代代国家主义弟子——的“精神和肉体”里。 被“从上往下扎了”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根大棒子的大江健三郎早在青少年时代便开始痛苦地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29]等问题，在对鲁迅有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论述的长期解读中，从不曾间断地借助文学创作在绝望中寻找着希望，同时与加藤周一、井上厦、小田实、泽地久枝等贤达结成“九条会”，在东京、在北京、在首尔等地到处演讲，以呼吁更多人共同维护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大江的这些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接连冲撞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可避免地接连触犯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禁忌。于是，长江古义人因为“蔑视故乡，重写自虐般的近现代史”，更是因为竟然“不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他越发成为故乡各种右翼势力的攻击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大江健三郎同样不可避免地遭致各种右翼分子长期的攻击和迫害，至今尚未审结的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便是这形形色色的攻击和迫害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起诉讼案，使得大江更清晰地意识到，如果任由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在日本列岛上肆意蔓延，“倘若这个国家的文化朝向复活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朝向我们的祖先、甚至孩童时代的我们自己都曾经历过其悲惨的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30] 2007年1月12日，大江在给笔者发来的传真中曾这样写着他内心里的苦楚和担忧：“祝愿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这个新年里取得进展。去年，我访问了中国，以此为中心，我还访问了法兰克福和弗洛伦萨，确实是收获丰盛的一年。然而在国内，却在教育基本法上吃了败仗，因而也是苦涩和痛苦的一年。”[31] 这里说的是日本政府依仗执政优势，于2006年12月强行修改战后基于和平宪法而制定、实施了将近六十年的《教育基本法》，重新提出战争期间曾灌输的“爱国心”。大江之所以如此感到“苦涩和痛苦“，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很快就将通过全国的教育委员会的全力运作，使得这个国家的初中等教育出现异常显著的巨大变化……这与面向修改宪法而开始实施的具体手续相连相接”[32]，因而“无论怎么说，现在这种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意见，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33]。大江没在这份传真里说出的另一件令他为之苦涩和痛苦的事，则是在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同时，防卫厅被升格为防卫省，由此一举完成了“事实改宪”，“和平宪法”随之成为一纸空文。而在此前四个月，“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在8月15日进行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34]，“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35]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严峻局面，大江所能做的，就是借助写作《水死》进行思考，试图以此斩杀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的王/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从而迎来新生之王/民主主义之时代精神，并时刻准备为这种时代精神而殉死。 为此，长江古义人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个虚拟和实在的人物都把希望放在了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之地以及拥有暴动历史之记忆的边缘人物身上。面对小河的恶行“不屈不挠”的妹妹安佐是这种边缘人物，再度遭到亲伯父彻夜强奸的髫发子是这种边缘人物，“穴居人”所象征的、远离中心的诸多青年男女演员当然也是这种边缘人物。如果说，“父亲”是“为了回避国家的危难，向青年军官们传达杀死人神的指令并将他们引往那个方向”的话，长江古义人则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的恐怖景象成为现实，而向那些边缘人物乃至更多被唤醒的日本人“传达杀死人神的指令并将他们引往那个方向”，而且同样“将贯穿三卷本的‘杀死人神’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恢复的神话构想，……与这个国家的天皇制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当然，与“父亲”所不同的是，古义人宁死与之对决进而试图杀死的，是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这应该是、也只能是“杀王”意象在《水死》中的最大隐喻，也是作者大江健三郎在当下的绝望中寻求新的时代精神的最大之希望！ [①] 2009年10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文学哲学研究所在台北共同举办“国际视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 《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是大江健三郎为研讨会所做的主题演讲，全文请参阅《作家》杂志2010年8月号相关译文（熊淑娥译）。 [②] 大江健三郎：《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熊淑娥译，《作家》2010年8月号，第3—5页。 [③] 同上，第4页。 [④] 同上，第5页。 [⑤] 同上，第6页。 [⑥] 陈言：“代译后记 当内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冲绳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81页。 [⑦] 董炳月：《平成时代的小森阳一》，载《天皇的玉音放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89页。 [⑧] 胡冬竹，转引自《南风窗》杂志社官方网站文化栏，2009年3月11日。 [⑨] 大江健三郎曾于1970年发表随笔《文学家的冲绳责任》，同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冲绳札记》。引自熊淑娥注，《作家》2010年第8期。 [⑩] 大江健三郎：“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熊淑娥译，《作家》2010年第8期，第2页。 [11] 转引自《作家》2010年第8期，第3页，熊淑娥之注。 [12] 大江健三郎：『水死』，2010年2月，講談社，309—310頁，引文由许金龙翻译。 [13] 大江健三郎：『水死』、2010年2月、講談社、318頁。 [14] 同上书，第317页。 [15] 同上书，第90页。 [16] 同上书，第387—389页。 [17] 同上书，第408—409页。 [18] 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中文版序言，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5页。 [19] 小森阳一：《靖国神社问题与现时代的语言运动》，赵京华译，《博览群书》2006年第10期，第6页。 [20] 中西辉政：《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精神》，载《国家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6—167页。 [21] 董炳月：《子安宣邦的政治神学批判》， 载《国家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89页。 [22]大江健三郎『水死』、2010年2月、講談社、320頁。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文部科学省依循惯例，建议向尚未获得文化勋章的大江健三郎颁发这一勋章。每年的授勋仪式应于11月3日在皇宫“松之间”举行，由天皇颁发文化勋章。在此前的1994年10月15日，大江便表示自己作为“战后的一位民主主义者”，他无法接受天皇授予的“国家荣誉” —— 文化勋章。他还表示，天皇坐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顶端，他接受这项奖就等于接受他所拒绝的日本等级制度。 [23] 巴赫“康塔塔”作品第65号4、5两节内容如下： 第4节：我已经准备好/带着向往和渴念/从耶稣的手中/接受我至乐的遗产。/如果我能看见宁静的港口，/我会多么地幸福。/那时我将忧愁埋入坟墓，/救世主会拭去我的泪水。 第5节：来吧，啊死亡，你睡眠的兄弟，/来吧，只带我离去。/请解开我的船桨，/带我去往安全的港湾！/可能有谁会害怕你，/而你却让我快乐，/因为通过你，我来到/最漂亮的小耶稣的身旁。（李永平译） [24] 大江健三郎『水死』、2010年2月、講談社、第71页。 [25]大江健三郎：“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熊淑娥译，《作家》2010年，第8期，第2—3页。 [26] 大江健三郎《面向“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许金龙译，《作家》2008年，第7期，第3页。 [27] 大江健三郎：《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熊淑娥译，《作家》2010年第8期，第5页。 [28] 大江健三郎：《致君特·格拉斯》，李均洋译，载《小说的方法》，2001年，第253页。 [29] 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2010年2月，第45页。 [30] 大江健三郎：《面向“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许金龙译，《作家》2008年第7期。 [31] 参见《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译者序《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32] 大江健三郎：「教育力にまつべきものである」、『なぜ変えるか？教育基本法』、岩波書店、2006年、24頁。 [33] 辻井喬：「ほんとうの伝統とは何か」、『なぜ変えるか？教育基本法』、岩波書店、2006年、第11頁。 [34] 大江健三郎：《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许金龙译，载《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0-21页。 [35] 大江健三郎：《北京讲演2006》，李薇译，载《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8页。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