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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三代》的叛逆者形象之比较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和韩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的家族小说《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叛逆者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位作家通过新一代叛逆者的形象,分别展现了当时作为中韩两国时代精神的“五四”精神和“三一”精神, 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对于“反抗”和“斗争”的理念的向往,以及对于以“同志爱”为模式的社会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体的构想。更可贵的是,两位作家通过叛逆者所揭示的“反抗”理念和“斗争”理念并不停留于单纯地提倡反抗精神或斗争精神,而是在宣扬和克服悲剧意识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并引导新一代付诸实践。
    关键词:巴金 廉想涉 《家》 《三代》 叛逆者
    巴金和廉想涉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最具有文学才华的作家”之一,而他的代表作《家》被评价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之一 。廉想涉同样被称为韩国现代文学史上“为确立现代小说做出了贡献的作家” ,其代表作《三代》是“殖民地下的作品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
    巴金和廉想涉虽然相互间不曾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在中国历史和韩国历史剧变期的1931年,各自在上海和首尔的报纸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描述“封建大家族衰落过程的长篇小说”《家》和《三代》。特别是他们两人均为本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这两部作品均在其国内被评价为杰作。从这一点上说,比较他们的作品是在怎样的现实和主题意识下,塑造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一代叛逆者形象的,考察它在两国怎样的现代文学基本格局内迎合怎样的社会趋势而成的,都是很有意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写到,在现代社会,“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报刊和小说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力量是现代文学形成的主要动力。 的确,报刊和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和韩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根据时代的变化,各自在意识中构建了未来的“新中国”或“新韩国”, 并将这种构想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和韩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位置。
    巴金和廉想涉通过报纸接触到了于1919年分别发生在中国和韩国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并积极参与其中,其结果使他们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写作《家》和《三代》之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的巴金,或以民族文学者身份活动的廉想涉,正如安德森所说,积极运用了小说这一“技术上的手段”,显示出他们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共谋”作用。这一点,为将文学当作人生的追求或谋生手段的两位作家与其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提供了依据。而且,通过他们的作品来考察他们构想了怎样的共同体是很有趣的。
    《家》和《三代》通过父权解构的叙述,不仅展现了在中国和韩国现代史上被称作戏剧性转折期的”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后的时代变化,而且通过新一代揭示了新时代精神。本文拟就两部作品中出现的新一代激进的叛逆者进行比较,考察通过其形象所展现出的时代精神和美学价值,以及所构建的新“共同体”的内涵。
    一、叛逆者的激进性与时代精神的体现
    《家》以阴历1920年末到1921年中秋节前夜这一较短的时间为小说的叙事时间,《三代》同样叙述了20年代后半期里不足一年的时间。
    《家》和《三代》的封建大家族,都由儒教的家族原理运转的典型的封建大家族,因其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这一家族结构的二重特点,家长们表现出了二重形象。即一是作为像“君主”一样的支配者的家长形象;另一个是出自纯粹的血缘关系的仁慈的祖父形象。作为封建家长的典型,他们的形象所具有的意义,首先是代表了封建大家族的末代家长。
    现代转型期,在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中,新旧势力人之间的矛盾,源自家长和不接受作为支配者的家长的新一代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却由于其血缘延续性和各自不同的处境和态度而显露出复杂形态。
    在《家》和《三代》中,觉新和赵德基处于长孙的特殊位置,使他们费神去处理好大家族内诸多人的关系,解决诸多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两部作品通过刻画长子的双重性格,深化了对现实的认识。同时通过对叛逆者高觉慧和金炳华的塑造,反映了时代精神和对前途的探索。两部作品的年轻一代的反抗,揭示了他们的心理成长过程,同时暗示了对于更新更美好的世界的憧憬。
    《家》中对于封建家长的反抗精神,在觉新的两个弟弟觉民和觉慧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觉慧的二哥觉民是顽固保守的大家族中,第一个进行不妥协斗争,争取婚姻自由的胜利的人。觉民在给琴教英语的过程中对琴产生了爱情。在爱情的态度上,他与觉新截然不同。觉新向腐败的封建家族制度妥协,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所爱的人,觉民却说为了他所爱的琴可以“牺牲一切”。觉民听觉慧说高老太爷对冯乐山承诺了自己的婚事,受到很大冲击,断然拒绝了祖父的决定,并与觉慧商量着决定逃婚。他在给琴的信上说“我是怎样勇敢地斗争,怎样地保护琴,你看着吧。”觉民不仅不屈服于高老太爷,而且为了和琴的爱情而离家出走,历尽艰难始终不肯妥协。在封建统治顽固盛行,父母包办婚姻的封建观念仍然支配人们的社会状况下,经济上尚未独立的觉民进行反抗,必须有准备牺牲的勇气。当然,觉民的反抗和斗争得到了对他忠诚的新女性琴的合作和弟弟觉慧的一贯支持。因为觉民的反抗而震怒并威胁要断绝祖孙关系的高老太爷,最后在临终时叫来觉民告诉他婚约可以取消,觉民为取得婚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作品中,觉民的反抗和斗争仅限于争取个人的幸福和自由。但其积极意义在于,他成为实践了现代爱情观的楷模,奠定了建立平等的同伴者型夫妻关系的基础。
    觉民的反抗意识发展到弟弟觉慧身上,显得更为深化。对封建大家族的旧封建势力坚定不移地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是作品中18岁的主人公觉慧。觉慧是在新旧势力的矛盾中,斗争最为坚决和最为激进的过激派。觉慧被塑造为“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他的存在给“闷得透不过起来”的家里“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
    《家》中的觉慧可以说是巴金的分身,观察一下觉慧是如何发展自己思想的,便能从中看到当时对封建势力反抗的年轻新一代成长的典型形象。正如第12章叙述的,觉慧自幼便与佣人们打成一片,萌发了朴素的民主主义。觉慧随着成长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五四”运动兴起后,“带着极大的热诚去接受新的、而且是更激进的学说”,成为大哥觉新所称呼的“人道主义者”。觉慧在”五四”运动中通过介绍新思想的报刊以及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所接受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是“在“五四”、以至后来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都曾发生过广泛的影响,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有用的思想武器。” 觉慧幼稚而大胆的性格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唤起了对封建的封建势力的反抗,这是”五四”运动这一时代特征在觉慧思想上的深刻反映。如果说安德森所说的报纸和小说等现代印刷媒体使觉慧接受了现代思想,那么”五四”运动则影响他转变成了时代主动的“共谋者”并走上反抗之路。
    觉慧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认识到家族内的腐败和家长的绝对权威的不合理,并展现出批判的视角。
    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 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他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他知道他们祖孙兩代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麽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似乎有许多东西沉重地压在他的年轻的肩上。他抖动着身子,想对一切表示反抗。
    在作品的前部分,觉慧因为参与学生示威后被高老太爷叫来的时候,觉慧清晰地认识到祖孙间的关系是敌我关系。在互相视为敌人的状况下,彼此的血缘关系已失去意义,祖父只是新一代要打倒的对象,而非可依赖的人。觉慧对以祖父为首的旧势力的斗争,强烈地显出了革命的性质。
    觉慧的激进性和反抗性格,通过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和对婢女鸣凤的爱情发挥到极致。作为官僚地主家族子弟,觉慧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族中大胆地爱鸣凤并暗示要娶他为妻。但是,觉慧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身份差异,内心时而动摇时而矛盾。因此在鸣凤面临嫁给高老太爷的朋友冯乐山为妾的危机时刻,他不仅没有寻找任何对策,还决定放弃鸣凤。究其原因,客观上当时的“环境仅仅具有民主思想的爱情观念形成的可能性,还不具备这种爱情观念实行的条件” , 而在主观上,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这里的“献身热诚”暗示了当时作者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觉慧对鸣凤的爱情是超越男女之间的爱情范畴的,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表现了在思想和行动上由“个体”转向“集体”的的转变过程。
    以鸣凤自杀为契机,觉慧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和批判更加激烈。高老太爷死后,目睹因为封建遗制导致觉新的妻子瑞珏成为又一个牺牲品之后,他毅然离开阴郁腐败的大家族,投身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觉民主要是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觉慧却不满足于此,而是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活动,企望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大幸福。这可能与写作当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的巴金的思想和时代趋势有关。“虽然‘个人’曾是五四启蒙的中心概念,但个人在五四时代只是被当成社会解放的力量,个人的张扬正是为了实现民族国家主体的目标。”
    《三代》的叙事结构是纵轴和横轴交叉的。纵轴是由家族内三代构成的纠葛,横轴是纵轴上的第三代赵德基和其社会上的朋友即社会主义者金炳华等人物之间发生的社会理念纠葛。金炳华是位于横轴上的中心人物。他是主人公赵德基的中学同学和朋友,是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反抗者性格的人物。无论从性格上看还是从理念上看,金炳华与觉慧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被描写为既“幼稚”又“热烈”,既“纯真”又“过激”的性格,与“多愁善感”和较之23岁的年龄显得“老成”的赵德基形成了对照。
    至于金炳华的现代思想的接受过程,作品并没有像描述觉慧那样具体地交代。但是,通过他亲身参加“三一”运动,发扬“三一”运动精神并积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表明了他也是时代积极的“共谋者”。
    金炳华的反抗者性格首先表现在背叛家族,为寻找自由离家出走。金炳华的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他命令金炳华去神学院学习回来当牧师,但是金炳华去早稻田大学经营管理系学习。因为父亲不给学费艰苦地在东京过了一年,在赵德基的帮助下勉强回国。回家后过了两个月与父亲发生冲突而离家出走。金炳华作为当时在朝鲜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形成风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寄居在因参加“三一”独立运动入狱而丢掉了工作,依靠当工人的女儿毕顺维持生活的独立运动家的家里,过着最下层的生活。
    赵德基规劝金炳华与父亲和解,金炳华强烈地拒绝了赵德基:“妥协?重要的不是向父亲妥协,而是向白米饭妥协,拥护米饭—你的意思是叫我向布尔乔亚的哨兵妥协?”
    不仅如此,他出于彻底的反封建思想,认为赵德基在批判祖父的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继承财产,不过是对生活的妥协。对于金炳华来说,无论赵德基意图如何,最终的结果是赵德基接受了“布尔乔亚的哨兵”。不过对于赵德基来说,金炳华因为理念而断绝天伦是不道德的。不过,尽管在观念上是对立的,但他还是始终与金炳华保持“对话关系”,以“兄弟”般的关爱理解并同情金炳华。
    德基可是个看保险柜的。他是个吵着说自己不会作一个保险柜的看守而终其一生的富足的少爷,所以他肯定也有难言的痛苦。想起他为了不是命中注定的苦楚,代替自己去熬夜,就觉得反正这是一件令人感激的事。
    炳华心理充溢着爱一切人的心情,这倒不仅仅是气愤之余的感伤情绪。
    这是金炳华在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殴中被打伤,毕顺父亲为了他而受伤住院,周边的其他人也受苦之时,感激帮助他的赵德基的场面。可以看出,金炳华在表面“过激”的性格背后隐藏着“多情”,其“过激性”源自他只有革命才能推翻既存制度的坚定信念。
    与《家》中的觉慧不同,已经成功地离家出走的金炳华作为社会活动家,对殖民地体制的抵抗性格更为明显。“殖民地统治下的朝鲜的社会主义可以解释为两种含义,一是通过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一是韩民族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 在民族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的日本占领下,这些信仰主义的人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制。
    金炳华的彻底的反抗精神,是在丧失了经济基础后艰辛地生活着依然坚守志向的生活态度,在时刻要面对日本人的逮捕和牺牲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实践其反体制计划的行为中刻画的。他与带着运动资金从中国上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皮革(真名为李友三)接头,并给予帮助,因事情败露而入狱。
    二、“出走”的艰难和“出走”后的苦行
    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现代社会的转折均对传统家族造成了很大冲击,传统家族日益成为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阻力,离家出走走向社会成为当时先进青年的流行行为。巴金和廉想涉的《家》和《三代》作为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作品,在小说里共同反映了“出走”这一模式,同时通过单纯而又激进的新一代的出走行为,展现了与封建家庭的决裂和社会主义志向。但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并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得以顺利实现,而是要受到客观现实的制约,历经艰难曲折的道路。
    如果说对于觉慧而言“社会主义理念是能够摧毁封建的君主制,创造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指针”;对于金炳华来说则“社会主义是摧毁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最有力的方法” 。因此,对于叙述的中心,《家》放在了反抗的主人公的“出走”的困难;《三代》则放在了抵抗主义者金炳华的“出走”后的苦行上。
    《家》的主人公觉慧在高公馆里,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反抗不断遭到压制,还要目睹周围人物的悲惨命运,使他的生活无比痛苦。
    首先,在作品的前部分,觉慧因为参加要求民主和平等的学生示威被祖父强行关在家里。外面“好的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多,而被关在所谓‘家’的囚笼里的觉慧,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更着急。”他想“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于是决心“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们把我怎样!”但是,因经济能力不足等原因,他的出走只有到了作品的结尾,才在觉新的帮助下勉强得以实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进步青年的出走有多么困难。
    其次,觉慧对鸣凤的爱,象征着觉慧的“个性解放”和迈向理想社会的意志,但因高老太爷的横加干涉而以悲剧收场,它是觉慧从大家族中精神脱逃的失败。觉慧与鸣凤恋爱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追求自由恋爱和打破身份秩序,还表现了对于全民平等和富裕的社会追求。在觉慧的梦里,鸣凤作为富家少女出现,表明了觉慧潜意识里的封建思想,而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认为跨越局限的根本而有力的理想方法是同时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所表现出的这种思想意识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再次,作为封建大家庭中的长子同时又属于新一代的觉新,在思想和意识上都与觉慧存在差异,而觉新又不予配合,因此觉慧的出走只能往后推迟。觉新被描绘成夹在既存封建阶层和新一代之间的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 他一方面对遭受高老太爷等上辈的压制并奋力反抗的弟弟们表示同情,一方面又劝说弟弟们向长辈屈服,而且从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出发反对觉慧的出走。觉慧也对被封建势力迫害的觉新报以同情的同时,针对他向封建势力的妥协采取了批评态度。新一代之间的这些纠葛不仅使作品摆脱了单纯的新旧势力二元化的对立结构,而且给他们带来了对于现实的深层且多层的认识。觉新通过觉慧的批评,以及在经历了接踵而来的悲剧事件之后,思想上逐渐有了变化,最终帮助觉慧出走。期间,觉慧通过觉民的自由恋爱的胜利,开始对现实怀抱希望,但是瑞珏的死给了他更大的痛苦,使他走上彻底的反抗之路。由此更切实地揭示了“出走”的极其艰难历程和心理路程。
    “出走”的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在于觉慧的反对封建制度,走向新世界的意识活动不局限于家族,而是始终如一地与社会进步力量相携手,展现“五四”战斗精神,融入“五四”运动的时代潮流,去建设理想社会。 如果说对于觉慧,主要问题是在自由被拘禁、爱情被枯竭的大家族里遭受精神痛苦和难以从中摆脱出来;对于金炳华来说,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贫困是首要的大问题。这是因为前者依然生活在富裕家庭里,后者已经与家庭断绝了关系。这一矛盾是中国和韩国的转型期进步青年的普遍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
    德基走进屋里,脚下的地板简直像冰窖窿一样冷。
    炳华一直盖着睡觉的被窝几乎已分不清哪是里子,哪是被面。凉 气从脚底下朝上钻,一股像臭猪油味道似的男人气味直刺鼻子,令人翻场倒胃。
    ……
    “这种日子怎么过!”
    德基一方面感到吃惊,一方面觉得炳华可怜,心想他过着这种穷愁潦倒的生活,还在为自己的主义而奋斗,不肯向别人低头。换句话说,这是因为它有一种受难者的坚强意志。德基不禁更加深深地同情炳华。同时,他又想到,要是我,我一天也受不了,早就跑回家去吃爸妈的饭了。
    引文是透过富裕的资产阶级子弟赵德基的目光看到的金炳华的生活处境。赵德基对于金炳华的“深深地同情”不单是因为朋友“穷困潦倒的生活”,而是出于对“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的“一种受难者的坚强意志”的钦佩,其钦佩与他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局限性联系了起来。但是正如在前面看到的,赵德基对于金炳华的偏狭的阶级意识是持否定态度的。作家廉想涉“一脚踩着劳动运动,同时又通过它进行民族运动的双重性格” ,正是源自这种矛盾,他在作品中要通过统合赵德基和金炳华的思想来克服自己的矛盾。廉想涉正是通过这种对现实矛盾的多角度认识和对于克服方法的探索,构筑了“同情者”的伦理。
    对于金炳华的更大的考验,是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艰辛。因为在殖民地状况下,“在没有正统性的总督府向原居民挥舞死亡的威胁下,只能以虚无主义对应,或冒死以恐怖主义进行对抗” ,由此,死亡是随时随地存在的。更不幸的是,金炳华用皮革转交给他的活动资金,经营了一家叫“山海珍”的食品商店,因社会主义者阵营的另一派别蒋勋派的误会遭到恐怖袭击,他在袭击中受伤,而毕顺的父亲死亡。这一情节展示了当时朝鲜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局限性和其组织的混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德基始终作为赞同者帮助金炳华,从而塑造了赵德基的作用,揭示了“同情者”伦理的重要性。
    此外,革命者艰难的斗争生活,也表现在金炳华对于恋爱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他也跟普通人一样,对男女间的爱情抱有幻想,也对作品的前部分中当酒吧女招待、已经牺牲的爱国志士之女洪敬一见钟情,但社会运动的风险使他打消了追寻爱情的念头。在这方面的矛盾心理,金炳华跟觉慧很相似。金炳华和觉慧有个共同点,就是为了进行通往理想之路的社会斗争而放弃了爱情。不过他们也有所不同,觉慧认为爱情和社会斗争绝对无法协调,因此为了全心全意“献身”于理想事业,放弃了自己所爱的鸣凤,而金炳华的放弃则是不希望家人因自己而受苦和不幸。他在投身于社会运动时,声称家族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进行斗争的制约因素,因此拒绝拥有家族。在觉慧和金炳华身上出现的这种共同点和差异点,来自于他们的理念上的异同点。
    但是,金炳华后来在与洪敬爱一起经营“山海珍”、进行秘密活动的过程中,对洪敬爱产生了爱情,这就说明他们的爱情是以“同志爱”为前提而萌发的。因此,金炳华在平等的“同志爱”的基础上发展爱情关系的行为是革命性的,这一点同样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虽然觉慧和金炳华各自参加了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但都以牺牲“个人幸福”来献身革命。这与他们的社会主义理念有关,也与东亚的文化传统有联系。“东亚的文化一向是重‘集体’、‘民族’而轻‘个体’的,所以,在现代化追寻中,‘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会一直处于优先的地位,而‘个人’则处于“服从”的被动地位。”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中韩现代主流文学也必然趋向“个人叙事让位于民族叙事,个人的现代化让位于救亡保种的民族化。”
    三、悲剧意识的渲染与不同的美学取向
    《家》和《三代》中的反抗者,均对家族或社会制度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不过因作品从头到尾所显示的“出走”的艰难和“出走”后的苦行而必然具有悲剧意识。不仅如此,从作品后半部分开始,由于其身边人的接连死亡,悲剧氛围越来越浓厚。
    在《家》里,首先是在第26章,鸣凤因高老太爷令她嫁给冯乐山做姨太太而选择了自杀;然后在第32章,觉新的初恋梅因封建婚姻而遭受了无尽的精神痛苦,后来因病离开了人世;之后在36章,高老太爷死后,家里的长辈以‘血光之灾’的迷信为借口,将即将分娩的觉新的妻子瑞珏赶出家门,结果在城外的一个荒凉的棚屋里难产而死。这三名年轻女性的死亡,均是遭受了人为的封建专制的迫害,因此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悲剧” 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情感,三位年轻而美丽的女性的死亡,可以说是彰显悲剧意识的文学手段。作品几乎全是以贯穿整部作品的主人公觉慧的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评价的,这些悲剧也不例外。在36章中,瑞珏死后,觉慧为自己只能同情却无能为力而感到痛心。而且他还为“被逼着来看另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走上灭亡的路”而深感恐怖,因此他对那些夺走“年轻可爱的生命”的“黑暗势力”爆发出无比的愤怒。他的悲剧意识根本上是源于对生命的热爱,而因悲剧意识而引发的对他人的同情和恐惧心理便变成了斗争的动力。他还是以生命意识出发,采取了克服悲剧意识的对策—“反抗精神”,最终走上从封建家庭“出走”之路。
    作家巴金的“生命意识”可以概括为,“人生、个体生命的价值”,“‘奋斗’思想”,“‘放散’意识” 三个层次内容。巴金在《家》里通过等于自己身份的觉慧,宣扬着自己的“生命意识”。觉慧“既是作品中人,高家悲喜剧的直接参加者;又是局外人,在高家悲喜剧中又具有某种超脱感” 。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价值评价和宣扬生命意识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觉慧的爱憎感情和批判意识,以及反抗精神都源于生命意识,它们有力地强化了作品的主题意识,赋予作品以独特的氛围。
    正是缘于觉慧对生命的尊重,树起了其在家不分身份高低、同情弱者的模范形象。同时,不仅自己始终不渝地与封建势力坚持斗争,还号召新一代起来反抗,不要妥协。因此,这部作品更大的文学价值在于,觉慧源于生命意识的悲剧意识不仅没有停留在悲剧本身,还进一步发扬了“反抗”精神。
    在《三代》的后半部,也因与金炳华关系密切的人的连续死亡,悲剧性更为浓厚。前半部主要展现金炳华“出走”后的生活困境,从中半部开始即他帮助皮革直至进监狱,则若明若暗地描述了以他为中心的抗日地下运动。换句话说,叙述者在前半部引发读者对金炳华的生活处境的同情,后半部则营造时时刻刻伴随逮捕和死亡之危险的紧张气氛,同时引起同情和恐怖。不出所料,金炳华被捕和受酷刑,不过他并未死亡。但是,作者进而推之,通过 “强化悲剧性的战略性化身” 的蒋勋,以他被日本人受酷刑后的死亡宣扬了悲剧意识。
    蒋勋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因为李友三事件才出现,是生活背景像谜一样的人物,读者只能通过他死前后的有限的描写认识他的地下运动者身份。作品中,蒋勋被日本人逮捕后受尽严刑拷打,《三代》最后进入悲剧高潮。
    金川主任的房里,抬进来的人好像被扔什么东西似地砰的一声被抛在泥地上。直到现在还被看作僵尸的人,在外套衣襟里蠕动了一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发出了呻吟声。
    金川主任走到跟前,部下马上呼拉一下把盖着的外套掀开。那人呼吸沉重,胸口不停地起伏,嘴里直吐白沫。金川迟钝的眼光也显得有点害怕,担心他是不是会在医生没来之前就断气。
    那人面目全非,已是一只漆黑的血团子。鼻子、嘴、眼睛……不用说都是乱七八糟的血糊糊。那张脸已不像人的脸,而像三十晚上随手捏成的豆酱饼。嘴看不清在哪里,只有眼睛闪着光。
    叙述者通过对遭受日本刑警严刑拷打的蒋勋的悲惨形象的客观描绘,首先使读者对抗日斗士产生“怜悯”,并产生“恐怖”的感觉,使悲剧效果最大化。然后使读者进一步联想起跟他一起被捕的金炳华及其周围的人,引导读者对遭受侵略者迫害的人们的同情,从而刺激和深化民族意识。
    接着描述叫来医生命其救活蒋勋的刑警金川,“那样子像是可怜只剩下一口气的子女的慈父”,用反语来表现日本人的惨无人道。 通过揭露慈父般的外表下怀着险恶用心的日本人的真面目来警示世人,对悲剧的制造者怀有期待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因此,在强化悲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同时,暗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搏斗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廉想涉反复暗示的民族意识,并不是以自己民族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旨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以兄弟般的友爱来谋求民族的大团结,以推翻日本人的压迫并赶走侵略者。
    蒋勋顽强地抵抗警察的野蛮拷打,最后服用藏在内衣里的可卡因自杀。他自杀时的内心独白,虽然由于使用了隐晦的暗语,意思传达得不很明晰,却明显地显示出蒋勋的牺牲不是单纯地为了某个个人,而是为了他所从事的崇高的事业,从中可以看出忠实于信念的革命家的精神世界。他以“不能说是代替几十个同志去死的”及以“我担负的责任”来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引人注目。
    为了信念,牺牲了27岁的年轻生命的蒋勋,他的忠诚和超然的牺牲精神令读者由同情和恐惧到肃然起敬。金炳华和洪敬爱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按照事先与蒋勋的约定,将一切责任推给蒋勋,他们将继承蒋勋的遗志,继续进行革命事业。由此,作品根据悲剧性的民族意识,暗示了艰难的抗日斗争后继有人,斗争将进行到底。金炳华“出走“后历经艰辛的价值就在于,在如此悲剧的气氛中,反映了抗日斗士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对“斗争”理念的坚持。
    但是,从赵德基进行的对被捕的“山海珍”人的释放运动中可以看出“同情”伦理的重要性,这在最后赵德基答应临终的毕顺的父亲照顾遗族时,再次得以证明。以赵德基的视角观察这位老革命家的死亡,此时是同情的色彩比恐怖更浓。赵德基认为“穷人,苦人,仅仅是用他们的穷,他们的苦,作为人生最大的劳役”,“理所当然地应该收取报酬”,而自己负责照顾其遗族是“道义上的理念”、“义务和责任”。 这些足以说明,他的想法和行动已超越了对逝者的单纯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代》中,无论是“斗争”理念还是“同情”伦理,都强调主体的选择和责任。
    巴金和廉想涉通过叛逆者所揭示的“反抗”理念和“斗争”理念,并没有只停留在单纯的反抗精神或斗争精神上,而是在宣扬和克服悲剧意识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其内涵并引导新一代付诸实践。也就是说,由于他们不同的处境和奋斗目标,使他们将悲剧意识与各自的生命意识和民族意识联系了起来。由此,两部作品表现出了不同的主题和美学价值,进而反映出了两位作家不同的意识世界和文学追求。
    巴金和廉想涉的悲剧意识虽然都是通过其作品从生命意识和民族意识出发并展开,反抗者的牺牲精神也旨在克服不同内容的悲剧意识,但所有根源都在人道主义上,从这一点上能找到两者在本质上的共同点。
    四、“同志爱”的叙事和共同体的想象
    安德森将民族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的造型物”, 他将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潮流分成四波:第一波是美洲民族主义;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第四波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
    依照安德森的理论来看,韩国的情况可以被看作是第四波的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在韩国也显示出许多与之不同的特征,在中国有更多关于共同体的构想。这一点,在巴金的《家》与廉想涉的《三代》中如实反映了出来。
    不仅如此,安德森否定了民族构建中的血缘关系,忽略了政治关系对其产生的重要性。尤其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和历史,运用它就没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他所揭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模式,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作品的解释提供了方法论。
    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 被称为“平等的同志爱”的这一共同体模式,在巴金的《家》与廉想涉的《三代》中也有真实的再现。
    《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全部否定或反抗封建家长。新一代批判封建家长,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并非是对基于血缘的亲族关系的否定,而是对崭新的家族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探索。这两部作品的长子觉新和赵德基,有一个共同点,即一方面否定家长制,另一方面却看重血缘。觉新憧憬的是打破旧习俗,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以“兄弟爱”为模式的新型“家族共同体”;而赵德基构想的是超越阶级的,以血缘为基础,以“兄弟爱”为范本的“民族共同体”。与此相反,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的觉慧和金炳华,较之血缘更看重共同的理念,他们追求的是以“同志爱”为模式的共同体。而觉民则在肯定以血缘为基础的“兄弟爱”的基础上,渴望一种强调个人主体性的“自由民主的共同体”。但是,觉慧和金炳华由于均在东方儒家文化环境中成长,不可能完全摆脱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影响。尤其是以相互间的平等和爱为前提的“兄弟爱”,对于“同志爱”的建构具有参考价值。而且,觉慧、金炳华和赵德基共同关注在同一阶级或同一民族内部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打破它而努力,较之安德森所揭示的“共同体”有了进一步发展。
    觉慧和金炳华之所以能够强忍艰辛持续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有时代所要求的坚定的信念,有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同志,以及基于理念之上的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
    觉慧的反抗精神是通过张惠如、黄存仁等具有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基本特征的同学的积极影响和支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张惠如和黄存仁各自是觉慧和觉民的同学,是觉慧参加的《黎明周报》的主要人物。张惠如是觉慧所佩服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带头参加学潮,而且表现出用典当衣服的钱缴纳周报社的月捐的牺牲精神。他是以巴金少年时代的朋友吴先忧为原型的。巴金敬佩他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依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故称他为“我的第三个先生” 。《家》中的另一位人物黄存仁也是学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对觉民的逃婚和觉慧的出走给予了很大鼓励和帮助。
    在《家》里,觉慧正是通过与以张惠如和黄存仁为中心的一群不到二十岁的新文化的播种者共同集会聚谈,“已经感染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和他们一起“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了。”他的这一“责任”意识,一方面出自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参政”意识相关。但是,这一“参政”意识“已经剔除了这一意识里与帝王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君主观念”,它是 “以肯定个人价值——个人的生存权利、个人尊严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条件” 而 “改造”的。因此格外引入注目。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谈笑,友谊, 热情, 信赖, ……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美丽。这一次十几个青年的茶会,简直是一个友爱的家族的聚会。但是这个家族的人并不是因血统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他们的是同一的好心和同一的理想。在这个环境里他只感到心与心的接触,都是赤诚的心,完全脱离了利害关系的束缚。他觉得在这里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孤独的人。他爱着他周围的人, 他也为他周围的人所爱。他了解他们, 他们也了解他。他信赖他们, 他们也信赖他。
    这是觉慧在周报社的青年聚会上的感怀。与他的大家族形成鲜明对照的充满友爱的集体,正是觉慧头脑里勾勒的“理想共同体”的模型。他所梦想的幸福家族,究其实是“吸收了传统家庭观中的重情、和睦、仁爱等因素,与现代民主、平等、自由思想相结合”, 而形成的新型家庭。觉慧强调“友爱的家庭的聚会”,对封建大家庭中家族成员之间冷酷的利害关系和被破坏掉的纯粹的血缘关系表示惋惜。实际上,觉慧在家族内部树立了实践“兄弟爱”的模范。因此,觉慧憧憬的“理想共同体”,可以说是消灭贫富和阶级差别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兄弟”般浓厚情谊的“人类共同体”。虽说消灭所有不平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动员社会所有人的积极因素,只靠以“同志爱”而团结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要建立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理想社会,只能说个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而已。
    《三代》主要描绘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金炳华等社会主义者的理念和同志爱。这部作品里政治斗争的形态,主要有李友三(皮革的真名)潜入国内转交运动资金,和用资金购买及经营“山海珍”食品店,掌握了情况的警察一举抓捕和残酷审讯等。其中,蒋勋指使手下对金炳华等人施以暴行是一种策略,其旨在通过金炳华与李友三单独接头,制造蒋勋一派怀恨在心的假象,令警察感到两派不能联合,从而让金炳华继续进行独立运动。
    对于蒋勋等人的暴行,金炳华不仅不埋怨,反而出于对同志的信任和理解,感激蒋勋说“与其说是坏,不如说今天我了解了他的本心。” 。蒋勋则表现出了为了保护金炳华在监狱里不惜牺牲生命的高尚的“同志爱”。
    不仅仅是蒋勋,小说里还有许多谜一样的人物,特别是以金炳华为首的信仰主义的人的身份也不明确,研究者们甚至认为具有推理小说性质。这是作者出于躲避日本人审查的目的,也是意在号召读者的积极参与,共同揭开时代的苦恼,建立平等而合理的“民族共同体”。
    有趣的是,蒋勋有“蒋介石”的绰号,李友三有“皮革”的别名,在社会主义者的对话里经常使用幽默讽刺的语言。通过这些细节形成的特殊氛围和“革命的同志爱”, 给悲剧色彩浓厚的作品展示了浪漫而乐观的社会前景。另外,社会主义者之间常常提到“西伯利亚”,李友三从上海带着运动资金回国等等,这些使人确信前景是乐观的,可以实现的。众所周知,“西伯利亚”一词能使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上海”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而言之,这些似乎都源于作家廉想涉的“大陆之风”。由此可见,“作为反体制作家的廉想涉的抵抗据点,虽然是首尔和他的内心,但是气脉总是与大陆相通”,“大陆文学在苦难时期给了他依赖之处” 。
    这部小说中,金炳华所构想的共同体的性质,通过“山海珍”多少显露出了些轮廓。而在把理念放在首位这一点上,金炳华等人组成的“山海珍”家族,与觉慧和周报社的朋友们组成的共同体很相似。还有,在杂志社的青年聚集的“家族”似的聚会上,觉慧受感动的场面,与在信仰主义的人打架时挨打的金炳华因在“山海珍”里的“家族”成员而受感动的场面如出一辙。不过与金炳华提倡阶级感情不同,觉慧以人类普遍的“友爱”为前提,这一点上两者是不同的。
    “山海珍”是以金炳华为首的由独立运动家家族和贫穷的人们建立起的小集体,可以看成它的“前景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它将“作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心发挥作用”, 由此可以推测,金炳华等构想的是以无产者为中心的“社会共同体”。
    同时,对金炳华的斗争发挥主要作用的“山海珍”这一共同体的支援者却是赵德基,而且将金炳华和赵德基之间理念的对立和纠葛,置于依据“对话关系”的相互干涉中进行刻画,金炳华的“理念共同体”是受赵德基根据“血统”的“兄弟爱”乃至“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这些是不能忽视的。赵德基在对“山海珍”人不平等的处境表示同情的同时,认为帮助他们的实践活动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责任”,可以说是作家廉想涉对殖民地现实和社会主义运动关注的结果。从《三代》的时间背景看,1927-1928年的韩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开始上升”的同时,“民族主义势力在独立运动中开始丧失主导权”的时期,而《三代》连载发表的1931年是“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人农民的大众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 。一言以蔽之,作家通过《三代》所要构筑的,是超越阶级的、以血缘为基础、以“兄弟爱”为范本的“民族共同体”。由此可见,《三代》中通过赵德基揭示的韩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依据“血统”,也是在受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影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总之,《家》和《三代》通过新一代的“共同体的想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所进行的,对于现代国家或者现代社会的多种探索以及相互间的影响。
    

作者:金成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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