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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2008年《心的岁月——英•巴赫曼和保罗•策兰通信集》的出版，战后德语诗歌的双子星之间传奇而隐秘的爱情故事大白于天下，也让两位作家的研究者们一起深呼吸，重新修正自己的猜测和阐释。德国多个大学以此书为题开了讨论课，各种书评论文也接踵而至。《通信集》囊括了巴赫曼和策兰从1948年6月到1967年6月19年间的196封信件，以及巴赫曼和策兰妻子吉塞拉、策兰和巴赫曼爱人马克斯•弗里施的通信，共237封信件，包括献辞、电报、明信片。这些信件原本要到2023年才能解密，苏尔坎普出版社在取得版权所有人的同意后，提前将其集结出版为书。书的标题取自策兰自认为最美的一首诗《科隆，王宫街》，这首诗写作于两人的热恋时期，是策兰受巴赫曼启发而作、并献给她的情诗。和策兰在书信集开始第一篇献辞《在埃及》中一样，浓烈的爱情被字里行间的阴影所笼罩，这阴影就是历史，是始终困扰着诗人写作与爱情的纳粹大屠杀历史，就像彼得•哈姆（Peter Hamm）在《时代》书评中所说的：“对于这对情侣来说，爱情是凌驾于一切失败之上的苦难，对爱情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情史，而是历史。” 作为战后德语诗歌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大屠杀历史无论在他们的生活还是写作中，都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一方面他们用良心写作，对抗着对历史的遗忘和粉饰，拒绝一切无视真实的所谓纯粹美学；另一方面，历史却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投下巨大的阴影，导致他们的写作陷入绝望无出路的危机。作为写作者和爱人，努力地寻找自身创作和生活的表达方式，他们不甘如内莉•萨克斯那样直接的控诉、又不屑于海恩里希•伯尔那样的虚伪作态，于是被困在文学与历史的矛盾中，既不放弃文学对历史的责任，又不让文学成为历史的附庸。 通过这部书信集，读者可以看到两位诗人在这个问题上反反复复的挣扎。信件作为一种更直接、透明度更高的文本，忠实反映了作家的内心世界。在19年漫长的岁月中，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变化和文学上的转型，这反映在其通信中，成为了六个迥然不同、互不连贯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基调、主题和力度，同时也有着各自独特的沉默方式，唯一不变的是贯穿其中的爱情与写作的痛苦。 维也纳（1948） 策兰和巴赫曼于1948年5月在维也纳占领区相遇。他们的命运如此迥异：一个是纳粹党员的女儿，背负着父辈罪责的“内心流亡者”；一个是来自切诺威兹以德语为母语的犹太人，父母被杀、自己也九死一生、无家可归。历史是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背景和沉重的负担，却也给了他们写作的动力，激发了他们对德语语言的更高追求，文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要穷毕生之力和对历史的遗忘作战。 1948年5月20日，巴赫曼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一个叫保罗•策兰的超现实主义诗人爱上了”她，她的房间成了一大片罂粟地，策兰用花海将她淹没。 两天后，在巴赫曼的22岁生日时，策兰将《在埃及》献给了她。这首明显带着犹太教义和大屠杀历史痕迹的情诗，标志着他们爱情的开始，也预示着这一段爱情的悲剧和最终失败。 犹太性对巴赫曼来说，始终是一种正面的、救赎性的力量。早在她中学时期，一个犹太人——流亡英国的奥地利人杰克•哈麦斯就给了她巨大的影响，并促使她选择了学习哲学。即使是在战后的奥地利，“和犹太人在一起”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巴赫曼显然更乐于迎接这种挑战。 然而，对于策兰来说，选择巴赫曼其实是一种违背自己历史记忆和民族教义的冒险，于是，《在埃及》这首诗用圣经十诫的修辞法，为历史受害者和罪者之间的爱情制定了“九诫”。在九个“你应该”中，男性的“你”被要求牢记逝去的死者，他沉浸在曾经的犹太恋人的死亡痛苦中，这痛苦延伸并装饰着现在和“异乡人”的爱情。策兰没有为性伙伴的选择而责备自己，而是以祭祀和部族用语使那个选择显得合适。 路德、米利安和拿俄米“都在水中”，水保存着死者，她们来自与大屠杀和流亡联系在一起的犹太民族集体记忆。装扮异教徒是犹太教的仪式，这里的异乡人不仅仅指巴赫曼，而是所有被排斥在犹太记忆之外的情感，如之后策兰的妻子，法国版画家吉塞拉•勒斯特朗日，她的名字在法语中就是异乡人的含义。可以说，策兰与异教徒的爱情注定要以对被迫害者的纪念为前提，痛苦成为爱情的装饰，大屠杀历史的阴影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说都伴随着他一生的情感。 相应地，巴赫曼在其后期的小说《弗兰莎事件》中，也用了“在埃及”的标题。女主人公弗兰莎在埃及沙漠里，用沙子淹没自己，希望以此治愈自己的疾病。包括《延期支付的时间》里的“沙”都指向了策兰的“沙”的意向，对于策兰来说，沙是犹太人的宿命，埃及的沙漠是犹太人流放之地，《骨灰坛里的沙》是对无辜同胞死难的哀悼。 巴黎（1949-1951） 在一个月的维也纳热恋之后，策兰来到巴黎，开始了两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中，无论是从信的数量还是投入的情感来看，巴赫曼明显采取了主动，而策兰更多的是保持沉默和不回答。巴赫曼像一个浪漫而甜蜜的崇拜者一样，为策兰的诗歌沉醉不已：“我再次感触到罂粟，深沉，如此深沉，你的魔法如此奇妙，我永世难忘。”（24.6.1949）所有信的中心都是策兰和策兰的诗歌。巴赫曼透露，她是因为策兰才立志于写作。这个时候，她只是无名诗人策兰的一个狂热粉丝，策兰对她的态度也与对粉丝的态度无异：渐渐疏远，有时候近乎无礼。至于他们短暂的同居生活，则可以用一团糟来形容。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被策兰形容为“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筋疲力尽”，读者们不清楚这些误会和争吵的真实原因，因为巴赫曼1950和1951年在巴黎的两次停留在书信中都毫无痕迹。维也纳的热恋不可再现，他们之间只可能剩下友谊。 至少，巴赫曼在努力维持着和策兰的友谊，把自己的作品连带着四首单独的小诗送给策兰，而策兰非常不礼貌地不予回应。这些诗的挑选显示了巴赫曼的苦心，《维也纳的伟大风光》不仅有两人在维也纳的共同回忆，也引用了策兰早期的诗歌。尽管策兰没有回应，杳无音讯，但巴赫曼继续在自己的诗歌作品里保持着文学上的对话，《延期支付的时间》和《大熊星座的召唤》都在呼应着策兰。这种呼应是单一的，策兰方面从来没有过回应。 最决绝的时刻出现在巴赫曼的一封让人怜惜的信里，1951年，她被要求归还策兰送给她的戒指。这枚戒指是策兰的传家宝，传自他在集中营里被迫害致死的双亲。一年后，策兰就把这枚戒指戴在了新婚妻子的手指上。巴赫曼在信里痛楚地写道：“我知道这枚戒指的历史——对我而言，这历史是神圣的……我可以面对死者的良知佩戴这戒指。”(25.9.1951)从这里读者可以猜测这次情感的危机似乎与巴赫曼的身份背景有关。在《流亡之歌》中，巴赫曼提出了自己的申诉：“嘴巴，说出判决/手，指点着我……我有罪，救我。/我没有罪，救我。……我不是他们/我就是我。” 这一段时期的策兰正处于心情低落的低迷期，而在文学道路上顺风顺水的巴赫曼显然让策兰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更加耿耿于怀。在一封信里，他用微微酸楚的语调来嘲讽巴赫曼的“矫情”：省省你那些要求吧，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别人可没你那么有福气。（7.7.1951）是的，对于大屠杀受害者策兰来说，看着那些属于刽子手民族的作家们混得如此风生水起，那种厌恶感让他自觉地排斥这些人。1952年策兰在四七社的境遇就是这种情结的延续。 尼恩多夫（1952） 这次四七社的聚会可谓是德语战后文学的大事件，但巴赫曼和策兰的重逢并不怎么愉快。作为将策兰介绍给德国文学界的中间人，巴赫曼“所有的希望和努力都化为泡影”（10.7.1952），策兰那“可怕的不宽恕”让巴赫曼左右为难。策兰则指责巴赫曼没有站在他这一边，显然他与四七社的德国作家们势不两立。四七社的一些原则注定要影响他们对策兰的接受，他们喜欢用直接而坦诚的批评回应在会上展示的作品。策兰在会上朗读了《荒野歌声》、《在埃及》、《数杏仁》和当时尚无人知晓的《死亡赋格》，这次朗读的效果，见证者们各执一词，但没有一个人称之为巨大成功。一些作家带着讽刺的神情浏览那首诗，认为策兰制造了“一种近乎催眠的效果”，是一种“犹太礼拜堂里的平白音调”。作为反击，策兰这样评论四七社的作家们“是啊，那些足球运动员倒是朗诵得不错。”在策兰方面，对历史和德国人的敏感态度也影响了这次朗诵：“我真的曾经十分好奇与德国年轻作家的第一次相遇。我自问，他们可能会谈些什么呢？他们谈过什么，大众汽车吧。” 在一封信中，策兰写道：相比较海恩里希•伯尔那种联邦德国式的良心，海德格尔对自己错误的沉默更让他觉得舒服。（10.8.1959） 与策兰的境遇不同，四七社的聚会让巴赫曼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延期支付的时间》顺应了当时德语文学界对历史清算和文学自主的所有欲求。在这部诗集中，巴赫曼也对策兰发出一个情人的呼求，以痛楚的语调诉说历史带给爱情的毁灭。1953年，巴赫曼将《延期支付的时间》送给策兰，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诗歌的第二段描述了恋人的沉默带给诗人的伤害：“远处，你的爱人沉入沙中/沙升起在她飘扬的头发周围/他打断她的话/他命令她别做声/他发现她死去/告别/在每次拥抱后”。“远处（drueben）”——诗的第一个字——取自《骨灰坛里的沙》第一首诗的题目。这里的沙无疑和《骨灰坛里的沙》一样，指向了两人无法逃避的大屠杀历史。女性的恋人被沙淹没窒息，宛如《死亡方式三部曲》中女性的我消失于墙壁，弗兰莎在沙中的死亡，都是历史阴影导致的毁灭性打击。“飘扬的头发”和策兰的诗句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死亡赋格》中“你的金发玛格丽特/你的灰发苏拉米斯”，《在埃及》中异乡人的云发装扮着死去的受害者。在策兰的《旅途上》中，对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甚至禁止头发的飘扬。“当你出发时，你的头发就要飘扬起来，可他不允许。”《延期支付的时间》让沙掩埋飘扬的头发，显然是对策兰这首诗的呼应。第三段的第一句“不要回头”取自希腊神话，巴赫曼将自己与策兰比作俄尔浦斯和欧律狄克，血海滔滔中沉默的竖琴，拯救卡格兰公主的异乡歌者，都是策兰的化身。俄尔浦斯必须深入到死者之国去让真爱复活，可他的回头断送了和欧律狄克的爱情，巴赫曼以此来作为一段爱情终结的见证。他们之间似乎真的连友谊都不存在了。 《延期支付的时间》最终让巴赫曼名声鹊起，并在四七社里结识了年轻的作曲家亨策，被他的幽默和优雅深深吸引，应邀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的小岛上，巴赫曼和亨策度过了节日般快乐的四年，也是与策兰音信渺茫的四年。 乌帕塔尔（1957）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1957年策兰和巴赫曼在乌帕塔尔的一次会面使这段旧情复燃，这次两个人调换了位置，轮到策兰充满热情地用一首接一首的情诗将巴赫曼淹没，宛如9年前的维也纳，他用罂粟花将她淹没一样。而巴赫曼面对策兰的追求反而犹疑谨慎起来。这个时候的巴赫曼已经是一位成熟的诗人，不再是当年那个狂热的粉丝了。另一方面，策兰已经结婚，而且有一个孩子。当策兰闹离婚的时候，巴赫曼无疑站在他的妻子一边，她用赞赏怜惜的笔触描写吉塞拉的温柔和坚忍，谴责策兰对妻子的伤害。她和吉塞拉的通信也显示出两个女人之间的亲密无间。 策兰对巴赫曼态度的改变，源自对她诗歌的认同。在同期创作的《语言栅栏》中，“两个”、“一起”随处可见，随着书信集的出版，《语言栅栏》和巴赫曼的联系得到了明确，策兰终于第一次将巴赫曼作为和他平起平坐的写作者，“紧紧相依”在“地板上”，“两个/满口的沉默。”“如果我像你一样，如果你像我一样。/难道我们不是站在同一股信风中？/我们是异乡人。”（《语言栅栏》）在策兰的信中，他怀着发现新大陆的喜悦重新定义两个人的存在，两个写作并同时沉默者的存在。“仅仅，说是不行的，我愿意和你一起沉默。”（31.10.1957），策兰也是第一次在信里对巴赫曼的诗歌作出了回应：“而且我终于知道，你的诗是什么样子。”（12.12.1957） 现在，轮到策兰期待巴赫曼的诗歌了，他把一首首诗献给巴赫曼，并将早期的诗作为现下爱情的证明。他如此重读《在埃及》：“我每次读，我都在诗里看到了你：你是生活的动力，也正因如此，你是而且永远是我语言的守护人。”（31.10.1957）他将《科隆，王宫街》作为他最美的一首诗，这首诗源自巴赫曼的一个梦，“那些梦，那些我们曾一起做过的梦。”可巴赫曼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做梦的女子了，她劝策兰考虑一下妻儿的感受：“你所说的一定是所谓的‘进入生活’，这只能在梦里实现，可是我们仅仅只活在梦里吗？”（28.10.1957） 对于此时的策兰来说，艺术与生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爱情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巴赫曼这样看《语言栅栏》里的诗：“再次脱胎自我们的岁月”。（8.2.1959）在一趟火车上，策兰看到一个女子在读巴赫曼的诗，“我看到她的眼睛在读，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我是如此感激。”（9.12.1957）当他在法兰克福的一个朋友家过夜时，他看到自己和巴赫曼的诗集“肩并肩”地并立在书架上。他用“心之时刻”来描述这种新的和谐：“英格伯格，你的钟在我们内心深处。”（7.11.1957） 苏黎世（1958） 1958年，巴赫曼遇到了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并搬到瑞士和他一起生活。这一段时期对于巴赫曼并不轻松，在和策兰的通信中，巴赫曼用“空虚、怀疑、沮丧”这些词来描述自己的状态。这并非如一些评论所解读的是一种暗送秋波，而是巴赫曼在写作转型时经历的真实痛苦。在《大熊星座的召唤》大受好评之际，巴赫曼却放弃了诗歌写作，转向小说的创作。策兰和巴赫曼在文学上的步调惊人地一致，两个人一起对诗歌形式产生怀疑，一起尝试叙述体，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了文学理论的思考和创新。策兰的《不来梅文学奖获奖致辞》、《子午线-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巴赫曼的《致读者的诗》、《音乐与诗》、《真实是可以期待的》、《法兰克福文学讲座》都产生于1958至1960年间。 这一时期信件的主题是文学上的对话，和对自己写作的不同追求。策兰在一封关于《死亡赋格》的令人动容的信里写道：他的诗歌作为“墓志铭”,要承受多少妥协，总是要考虑生存的压力和他人的看法。（12.11.1959）在策兰看来，犹太诗人在德语文学界遭遇了许多不公正的阻碍和压力，相比较巴赫曼这种非犹太人更容易取得成功。这里策兰谈到了战后德语国家文化界中普遍的粉饰太平和无罪辩护，和它对自己的迫害，自己宛如处于孤岛，而文学作为“瓶中信”也许会在“某个时刻”冲上海岸，甚至到达中心地区。这一思想在《不来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策兰首先回忆了犹太人的历史，家园已经消失，但语言却幸存下来。诗歌“作为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从其本质上来说是对话性的”，它是“瓶中信”，它“处于前进的途中：它是有所企图的”。它在寻找一个可以交谈的“你”，一个可以谈论的现实。 巴赫曼并非像策兰想的那样成功，她也在经历同样的艰难和非难。小说集《三十岁》遭到了评论界的猛烈批评，和弗里施的关系也每况愈下，无论在写作还是生活上都处于不被理解的地步。然而，她与策兰的精神却是相通的，在《法兰克福文学讲座》中，她呼应着策兰对文学的思考，提出文学是乌托邦，作家是乌托邦式的存在，他们指向无限可能性的未来，有着“在任何现实中产生影响”的“最强烈的意图”。在她看来，作家要“代表他那个时代，表现某些对其来说时机尚未到来的东西。”这与策兰的“瓶中信”理念无疑是相通的。 终局（1959-1961） 在书信集的最后一部分，策兰和巴赫曼再次经历了决裂。这一时期的关键主题是戈尔遗孀对策兰的诉讼和贡特•布洛克对《语言栅栏》的反犹评论，这两件事让他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和打击。戈尔关于他剽窃的指控可谓是不堪一击，布洛克的评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抗议，尽管如此，它们对策兰造成的影响却是长期而且致命的。他不停地给巴赫曼、给弗里施写信，向他们“呼救”，并因为不满意他们的回应而指责他们。在巴赫曼和弗里施看来，策兰的反应有些过激，巴赫曼刚毅地请求策兰坚强起来，弗里施干脆说策兰的愤怒不过是诗人的傲慢而已，对此策兰在日记里写下：“胆小鬼、撒谎精、卑鄙！”他要求他们不要再给他写信或打电话，将巴赫曼称作谋杀他的“女凶手”。（12.11.1959） 在巴赫曼方面日子也不好过，日益严重的酒精和药物依赖，评论界的抨击和经济上的困难在几乎将她击垮的同时，也让她更加成熟和清醒。这一时期的信件里，巴赫曼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冷静态度，审视着自己和策兰的这段感情：“这么多年来，在你眼里我究竟是谁？”她第一次有胆量质问她的精神伴侣、她一度的偶像：“你想成为受害者，你可以选择不这样做，但你想这样，你希望借此被毁灭。”巴赫曼认为策兰对大屠杀历史的过度执着，已经让他迷失了自己，沉溺于受害者的痛苦无法自拔。她提到了策兰的妻子吉塞拉：“而且我想到了吉塞拉，惊讶于她的伟大和坚强，这是你所没有的。而且我相信，她的自我否认、她的骄傲和忍耐比起你的抱怨来更有意义。你将她溺在你的不幸中，但她却从来不会给你带来一丝痛苦。”“我实在认为，最大的灾难在你的内心。来自外界的恶劣东西——你不用向我保证它们的真实性，因为我对此相当清楚——确实是有毒的，但它可以克服，它必然可以克服。现在要靠你恰当地面对它，毕竟你看，每个解释，每件事，无论它可能有多么对，都没有消减你内心的苦恼，当我听你说话，我感觉似乎……许多人已经做出的努力对你来说似乎毫无意义，似乎对你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恶言、敌意、蠢事。”（27.9.1961）这封信是如此地大胆，以至于巴赫曼始终没有胆量把它寄出去。而且，这是巴赫曼陷入一种“写信的无能状态”前最后一封信。“长期以来，它像是一种病，我无法写作，当我写下日期或者往打字机里塞纸时，我都会有受伤的感觉。”（5.12.1961）在《马利纳》第三章中，这种写信的无能状态被描述为一种筋疲力尽、一种在诸多压力和打击下语言能力的丧失，并最终导致女性自我的毁灭。 1962年和弗里施分手后，巴赫曼就没有再给策兰写过信。两个人再次走上一致的道路，巴赫曼四处流浪，接受各种药物治疗和入院疗养，策兰的精神状态则更加严重，1965年，策兰因涉嫌谋杀妻子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1967年，他再次因试图杀害妻儿而被关押。1970年4月20日，策兰跳入塞纳河自尽。听到策兰的死讯后，巴赫曼在长达10年的联系中断后，重新开始了写作上的对话，在已完成的小说《马利纳》中插入一篇《卡格兰公主的秘密》，以此来纪念策兰和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在押运途中溺水而亡，……我爱他甚于爱我自己的生命。”巴赫曼深深地理解了策兰的自杀，认为他的死亡是大屠杀历史和犹太人苦难所导致的，是一种“持续的伤害”（spaetschaden） 。历史之钟深入到诗人的内心和命运中，流亡与迷失就是家乡。埃米尔•西奥兰（Emile Cioran）这样评价策兰：“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而巴赫曼就是将这道伤口捧在心口的女诗人，1973年，她死于罗马寓所的一场大火，年仅47岁。 巴赫曼和策兰用长达一生对写作的思考和实践，完成了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的任务。他们将历史融入自我，将历史之钟深入到内心深处，赋予文学以全新的使命和继续生存的意义。这部书信集不只是一本供人消遣猎奇的畅销书，它是一份忠实记录战后德语文学危机状态的史料，更是一部由两位作家合力创作的、集散文、哲思、文论为一体的作品。 作者：张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