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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1712-1778）和伏尔泰（1694-1778）都是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都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当中，伏尔泰比卢梭年长，登上舞台的时间最早，活动的时间最长，著作也最多，因而在当时的欧洲影响最大，被视为启蒙运动的泰斗。正因为如此，几乎在所有的《法国文学史》中，伏尔泰都被誉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卢梭则相反地历经坎坷和磨难，最后还被看成性格怪癖的孤独者，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始终是批评家们抨击的目标。 在卢梭诞生300周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卢梭和伏尔泰，因为我深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卢梭比伏尔泰更伟大，理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政治思想 卢梭与伏尔泰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反映。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目标是反对专制政府和教会的统治，然而相互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分歧。伏尔泰、霍尔巴赫（1723-1789）和爱尔维修（1715-1771）都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赞扬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相信人能够成为自然的主人。卢梭出身平民，熟悉乡村和农民的生活，对上流社会的腐朽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抨击贵族阶级的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他肯定人生来是善良的，是社会使人堕落。他在《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赞美劳动人民的朴实自然，认为是文明束缚了人类的天性，掩盖了社会的罪恶，所以他对科学和艺术、对现代文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伏尔泰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因写作剧本上演成功而获得了作家的名声，加上他又靠经商和投机发了大财，得以出入上流社会，成了贵族们争相恭维的名人。可是当他与一个小贵族发生口角的时候，不但被贵族的仆人用棍棒殴打，还被当局投入巴士底狱关了七个月，之后又被驱逐出境而流亡英国。他由此对法国的专制政体深恶痛绝，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奉为楷模,撰写了赞美英国、抨击法国的《哲学通讯》（1734）。 卢梭与伏尔泰虽然都反对专制政府，但根本立场却大相径庭。卢梭本来崇拜伏尔泰，曾经阅读了伏尔泰的全部作品，特别是《哲学通讯》。然而从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开始，他们的矛盾就已见端倪。卢梭在论文中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把原始社会描绘成黄金时代，指出人类的不平等源自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是财富的不平等造成了社会的一切罪恶，并且批判了封建专制和暴政，提出了以暴力推翻暴力的主张。 伏尔泰收到卢梭的赠书后，在书上写下了“打算让穷人掠夺富人的流氓哲学”的评语，并于1755年8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谢卢梭赠书的信，对卢梭进行了尖刻的讽刺： 先生，我收到了你抨击人类的新书。为此，我对你表示感谢。人们将欣赏你的直言不讳，可是你不可能使他们改弦易辙。谁也不会用更加强烈的色彩描绘人类社会的劣迹，而我们由于无知和软弱对此是惯于逆来顺受的。 从来没有人为了把我们说得愚不可及如此用尽心机；读了你的书，我们不禁萌生用四条腿爬行的欲望。可是，很遗憾，由于六十多年前我已经丧失了这种习惯，我是无法返老还童的。因此，我把这种天然的行走方式让给那些比你我更合适的人...[1] 从《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两篇论文中，人们曾经以为卢梭是一个反对社会进步和否定科学艺术、主张回到原始时代去的野蛮人，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卢梭严厉批判现代的人类，并不等于说他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如果说卢梭的这两篇论文是提出问题的话，《社会契约论》提供的就是一个答案，即在现实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民主和平等的理想社会的原则。 百科全书派的哲学思想虽然比卢梭进步，他们在社会改革方面却主张改良主义，不如卢梭激进。例如在政体方面，他们都喜欢开明的君主，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奉为楷模，寄希望于贤明的国王：伏尔泰当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高级侍从，狄德罗曾被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所利用。只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提出了“社会契约”这种全新的国家组织原则，主张推翻一切旧的社会体制，人民有权用暴力推翻暴政，从而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卢梭作为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最为坚决，提出的政治理论也最为激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2]。归根结底，法国批评家勒赛克尔最精辟地指出了卢梭与伏尔泰的根本分歧： 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一般都把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决裂说成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们认为卢梭的多疑、敏感和自寻烦恼的怪癖，狄德罗的疏忽，格里姆的阴险都是造成决裂的原因。这些无关紧要的原因，很可能反而掩盖了存在于双方思想意识本身中的更深的原因......这本来是阶级的冲突。百科全书派中的前进派（狄德罗、霍尔巴赫）同中间派（伏尔泰）一样，都是发展资产阶级进步纲领的，而卢梭则代表民主大众的利益。[3] 卢梭的政治思想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不仅奠定了现代欧美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且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的世界上，伏尔泰喜爱的君主立宪制度正在逐渐消失，而卢梭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等思想却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 宗教信仰 伏尔泰和伏尔泰都是自然神论者。伏尔泰的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信仰的却是唯物主义，对上帝抱着嘲笑的态度。他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为被教会迫害致死的新教徒卡拉鸣冤昭雪，使卡拉事件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平反的冤案。伏尔泰不仅因此成为当时欧洲进步思想界的领袖和导师，而且在法国开创了作家干预政治的传统。 卢梭相信灵魂不灭和上帝的存在，认为是上帝安排好了宇宙的秩序。但他拒绝把上帝与教会混为一谈，因为他信仰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礼拜的上帝。他肯定“人生来是善良的”，这个观点与“原罪”说截然对立，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教义。他在《爱弥儿》中第一次论述了顺应自然和本性的教育方针，否定了教会把持教育事业的合法性，还无情地嘲笑了教会对人的欲望的压制。他指出唯一值得信仰的是以智慧和情感为基础的自然宗教，从而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教义、奇迹和神秘。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第四卷第八章《论公民宗教》中指出：宗教分为人类的宗教和公民的宗教。人类的宗教即普遍的宗教，没有庙宇和仪式，只是发自内心地崇拜上帝，这与今天的基督教是截然不同的。公民的宗教服从本国的神及其教义，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君主就是教主，这种宗教全是谬误和谎话，是欺骗人民的空洞仪式，当时的基督教就是如此： 基督教只宣扬奴役与服从。它的精神是太有利于暴君制了，以致暴君制不能不是经常从中得到好处的。真正的基督徒被造就出来就是作奴隶的；他们知道这一点，可是对此却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短促的一生在他们的心目之中是太没有价值了。[4] 基督教获得胜利后就会变成最狂暴的专制主义，因此卢梭主张应该宽容一切能够宽容其他宗教的宗教，把胆敢说“教会之外，别无得救”的人驱逐出国家之外。当时人口的大部分是信仰基督教的农民，卢梭的观点等于是向基督教宣战，对于教会来说比嘲笑上帝的伏尔泰更为危险，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教会的仇视和迫害。同样，日内瓦的牧师们也宁可与不信教的伏尔泰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要把卢梭视为基督教的敌人。 三 文学价值 在戏剧问题上，卢梭与伏尔泰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伏尔泰认为戏剧可以提高道德和增强理性，对社会风俗有利，他的理想就是成为高乃依（1606-1684）和拉辛（1639-1699）那样的古典主义剧作家。他一生写了52个剧本，还把笔名伏尔泰作为自己的名字。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的戏剧介绍到法国，他创作的《中国孤儿》（1755），更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在晚年的定居地菲尔奈，伏尔泰还建造了家庭剧院，亲自登台扮演了许多角色。他的剧作富于启蒙精神，在欧洲每次上演都引起轰动，但是他从来不敢违背“三一律”等古典主义的规则，所以到19世纪初就没有多少观众了。现在伏尔泰的剧作已经被人遗忘，流传下来的是一些文笔幽默、篇幅不长的哲理小说，如《老实人》（1759）和《天真汉》（1767）等等。它们揭露了18世纪法国乃至欧洲各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其中也夹杂着讽刺卢梭的内容。 日内瓦是新教统治的城市，禁止演戏。在伏尔泰的鼓动下，达朗贝尔[5]为《百科全书》第七卷写了一个名为《日内瓦》的条目，对日内瓦人禁止演戏表示惋惜，认为要使日内瓦人变得幸福，缺少的只是一个喜剧剧场。卢梭为此写了《致达朗贝尔的论戏剧的信》（1758）予以驳斥,指出戏剧对道德风俗没有任何好处，剧场和演出是疯狂和堕落的象征，只会造成骄奢淫逸的风气。他抨击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剧本，因为在这些悲剧里，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建功立业和感情高尚，而平民只能充当配角或卑贱的角色。 卢梭的哲理小说都是不朽的杰作。《新爱洛伊丝》第一次冲破了古典主义时代理性对情感的束缚，把爱情放在首要的地位，不但形象地体现了卢梭关于婚姻平等的主张，而且也使习惯了古典主义说教的读者耳目一新，从而为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开辟了道路。《忏悔录》是卢梭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坦诚剖析，尽管后人对它的真实性有不少争论，但它毕竟是一部思想和感情都极为丰富的艺术作品，而且促进了回忆录、内心日记和小说化的回忆录或者自传体小说这三种体裁的繁荣。勒赛克尔非常中肯地指出：“《忏悔录》并不完全是卢梭生活的历史，而主要是他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这是对心理分析的杰作；是动人的论辩……同时也是一首抒情的诗歌，一首世界文学中最美的诗。”[6] 相比之下，卢梭的文学作品无疑比伏尔泰具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四 道德人格 伏尔泰早年投机发财，具有商人的精明和手腕，晚年他定居于瑞士和法国边境的菲尔奈，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他还与自己的侄女玛丽-路易丝·米涅夫人同居，由此可见他或多或少有着狡猾和无耻的一面。 伏尔泰心胸狭隘，报复性极强，即使对曾是朋友的卢梭也是如此。当卢梭被迫流亡英国，由于精神不正常而与休谟发生矛盾的时候，达朗贝尔等还主张家丑不可外扬，而伏尔泰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不仅鼓动百科全书派联合起来对付卢梭，而且自己赤膊上阵，用最恶毒的语言把卢梭骂成是疯狗、叛教者、好色之徒和卑鄙的小人。1765年元旦，伏尔泰匿名发表了《公民们的看法》（1764），指责卢梭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抛弃在育婴堂里，是个不尽父亲义务的可怜虫，要求日内瓦政府打倒这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实弃婴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习俗，即使在贵族当中也不例外，例如达朗贝尔就曾被他的母亲丹森夫人丢弃在教堂门口。对于非常喜爱孩子的卢梭来说，这是他在生活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选择，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了许多非议，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开始撰写《忏悔录》。 卢梭生性直率诚实，他的田园风格的喜歌剧《乡村卜师》为国王和王后演出获得成功，路易十五非常喜欢歌剧里的插曲，曾让人通知卢梭说散场以后要接见他，给他终身年金。但是卢梭却故意不修边幅，穿着寒酸的衣服来到剧场，而且不等散场就溜之大吉，放弃了国王赏赐的年金，只靠自己手抄乐谱为生。 卢梭本来健康不佳、生性过敏，长期的漂泊和过度劳累，政府的追捕和教会的迫害，伏尔泰煽动的百科全书派的围攻，终于使他逐渐近于疯狂，饱受被迫害妄想症的折磨。但是他晚年回到法国后还能过正常的平民生活：每天上午抄写乐谱，下午到街上和文学咖啡馆去，与民众讨论，会见文人和下棋。有时到乡间去采集植物标本。由此可见卢梭并非天生的怪癖性格或精神病患者，他的被迫害妄想症的发作与伏尔泰的恶毒抨击是分不开的。 伏尔泰尽管受到贵族的侮辱和当局的迫害，却始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名人，不会乐于放弃一切既得利益。现在他的剧作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他的影响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卢梭的著作面向未来的新时代，至今仍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两百多年来现代世界的走向，几乎都遵循着他的意向。他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无以伦比的深广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正是照他的理念打造而成的”[7]。因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认为卢梭比伏尔泰更加伟大。 [1] 伏尔泰：《论卢梭》，范希衡译，在冯至主编：《世界散文精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57-3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6页。 [3] 勒赛克尔：《让-雅克·卢梭》，载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页。 [4]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3页。 [5] 达朗贝尔（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主要成员。 [6] 勒赛克尔：《让-雅克·卢梭》，载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22页。 [7] 江弱水：《圣卢梭：对人民开讲》，《读书》，2012年11月，第1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