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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具有实体性质的文化研究机构的消失，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文化研究史书写中出现了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被屏显在了它与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联袂组成的支配着全球文化研究的“三A轴心”帝国之中。表面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了与之前频繁作为文化研究源头与中心被人论及的英国文化研究、时常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被人言说的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同的能见度，但实际上，它所获得的是一种屏/蔽。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被屏/遮的是什么？被屏/蔽的原因何在？如何看待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些既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关键词：去中心化 屏显 遮蔽 英国性 复杂性 引言 作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范式与知识领域之一，文化研究已稳稳地在学术机构内获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炫目地引发了言人人殊的“文化转向”。这一过程的发生直接联系着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美国文化研究联袂建立“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以及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实现全球播散，虽然一些学人有所不知，作为其间不可或缺的中继站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被遮蔽状态之中。直到文化研究史书写热在1990年代的出现，尤其是其间的“去中心化”趋势的出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方被屏显或者敞明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但我们不难发现的是，此间的屏显直接联系着有关学人集体无意识地聚焦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因而导致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再次被遮蔽，尤其是它独特的生成脉络与内部复杂性。鉴于文化研究于新时期之初带着美国的学院体制化包装来到中国时，诸多中国学人虚妄地把原产于英国、经过美国过滤的文化理论视为“元理论”，继而绘制以英美文化研究为主部的世界拼图，今天“做”文化研究于文化研究后发之地的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与审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从而更新、丰富与完善我们的相关知识谱系。 虚假的“英国性” 1997年，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患有历史健忘症而无力提供关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权威叙述， 其结果是它既未一如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文化研究，频繁被人论及，也未一如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的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言说，尽管正是因为它的中继站作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才得以被建立。米尔纳的观察可谓不无道理，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乎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致力于建构令人信服、条理清晰的起源神话，“像一个二十五岁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忙于写自传”， 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19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 彼得•古多尔（Peter 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 詹妮•克雷克（Jenny 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 约翰•弗劳（John Frow）与墨美姬（Meaghan 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 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 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 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 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纳的批评亦可谓是片面或不准确的。19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 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与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 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 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 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 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 汉德尔•K．赖特（Handel K. 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 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 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之前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的澳大利亚的地表的1980年代初，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因此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 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 鉴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显影与英国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时间巧合，上述观念颇为流行。众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筚路蓝缕、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随之出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 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所谓的从“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到“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的演变， 继而开始全球播散，于是便有了费斯克、特纳等人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程。他们于其间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包括举办文化研究课程、创办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发表文化研究著述， 不仅为澳大利亚学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们看来，承认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与重要性似乎显然为一大进步”，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大众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与仪式、他们的娱乐与消遣，不但包括艺术，而且包括体育与去海滨度假等实践”——根植于澳大利亚土壤。 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替英国是否在这个领域具有霸权地位背书”， 但一如费斯克与人合著的《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特纳独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著作所证明的，费斯克等人确乎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烙印。另外，虽然他们基于英国经验深知，体制化、学科化可能稀释文化研究的批评力量，导致文化研究丧失原本坚持的批评立场与政治目标，因而不愿充当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体制化的推手，但不可否认，正是因为他们，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很快便步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后尘，正式成为了一门学科。 费斯克等人能够成功“殖民”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澳大利亚智识文化的发展依旧主要受英国而不是美国智识潮流的影响。一如米尔纳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时所言，澳大利亚新左派博采众长，不断从《竞技场》（Arena）等本土马克思主义期刊到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毛主义（Maoism）等政治运动获取资源，但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英国的《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至少就1970年代的十年而言，似乎有一条驿马快递专线将巴黎与《新左评论》联系了起来，将《新左评论》与墨尔本及悉尼联系了起来”。 这一前提不但保证了费斯克等人的成功，而且导致“英国性”一直幽灵般徘徊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上空。历史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尝试，如苏珊•德莫迪（Susan Dermody）、约翰•多克（John Docker）与德鲁希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 Modjeska）合编的《内莉•梅尔芭、金杰•梅格斯与朋友：澳大利亚文化史论文集》， 约翰•辛克莱与吉姆•戴维森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 几乎都是结构以转借自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模式，而面世于1990年代的古多尔与米尔纳等人的著述，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为基线。 正因如此，诸多文化理论家往往集体无意识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贴上“英国性”的标签予以屏显，虽然殊不知的是，此间的“英国性”不无虚假成分。受历史与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亚的智识生活从一开始就受英国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内部发展而言，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地的研究传统从一开始便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主张英国文化研究以学术性为主，假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实践性见长——或者倘若它是英国文化研究，它就没有理解何为澳大利亚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兴趣于阐述象征行为的特定形式的含义、文化实践的特定时刻的影响，而不是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去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 即是说，受“理论工作亦可被视为一种文化实践”的鼓励，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虽然对理论并无敌意，但更愿意致力于媒体的性别与种族表征、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大众文化的用途、公众的政治、空间的实践等实践领域；所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话题的论争。一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显——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许让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国同行的，是它与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联系、与智识实践的特定参与形式的联系”。 随着安巴拉瓦纳•斯瓦兰登（Ambalavaner Sivannandan）所谓的“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诞生于1970年代这一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时常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而陷入进退维谷； 面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时，即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诸多文化理论家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有鉴于此，19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以自己创办的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为大本营，致力于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未竟事业，以期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抑或“重释”。考虑到英国文化研究彼时所遭遇的“范式危机”，本尼特呼吁启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视”（police）观念，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考察文化实践。 具体地讲，本尼特意在实现的并非是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地方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切实参与关涉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基于19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运动现实，约翰•福莱士（John Flaus）、墨美姬、海伦•格瑞斯（Helen Grace）、司图亚特•康宁汉姆（Stuart Cunningham）、汤姆•奥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纷纷对本尼特的工程做出了呼应，分别以评论家、独立电影制作人、产业理论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阐释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 最终，本尼特等人合力终结了19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造就了处于“日本人所谓的蓬勃发展状态之中”的199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作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凸显在了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成立之后；一如弗劳所言：“两个时刻记录了存在于19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终结：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在1992年的形成、格雷姆•特纳的《民族、文化、文本》与我及墨美姬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在1993年的出版”。 所以，本尼特等人所实践的这样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便是在进行错位的表征；此间更具意谓的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毋宁说是屏显这样的一种虚假“英国性”的原因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之所在。 遮蔽下的复杂性 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大放异彩的1990年代中期，文化理论家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与洪美恩（Ien Ang）多次告诫同道中人，作为一个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种误导性的同质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次，它忽视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亚的内部差异性。 因此，在基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其铁板一块的“英国性”的时候，人们很可能造成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间被遮蔽的是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部复杂性。这首先是因为系谱学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无论是考察个人行为还是开展智识工作，作为方法的系谱学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一如特纳所指出的，在关于文化研究系谱的英美叙述中，“几乎没有认识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异（更不必说第三世界的任何叙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识的新帝国主义运作——完全吻合生产它们的国家的政治史的运作”， 而非英美世界的叙述则明显缺乏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意识。 基于系谱学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术语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纠缠。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塑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人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办法”这一1980年代共识，以及围绕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体论争， 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曾受到过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英国性”，毕竟“在文化研究学术层面上，‘英国’具有相当领导力”。 另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如英国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运动之中： 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成人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滋养与保持了关于自学成才与业余实践的一种强大但不正式的智识文化，这种文化形塑了后来因教育系统的扩张而成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很多人的价值观。1960年代末，我们自己与一种“文化与社会”方法的首次遭遇并非来自阅读雷蒙德•威廉斯,而是来自参加约翰•福莱士举办于悉尼新港滩（Newport Beach）的工人教育协会电影暑假学校。 1970年代末，媒体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严肃学术力量的登陆，导致了以福莱士为代表的成人教育讲师被遮蔽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尽管1953年以降，福莱士一直以教师、评论家、演员的身份活跃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之中，穿梭在期刊与从实验电影到电视剧及商业片的诸多媒体之间，“为文化研究工程培养一批支持者，以及培养一代电影及媒体评论家”。 墨美姬之得以成长为文化理论家、电影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从福莱士的1969年与1970年电影暑假班获得了正规大学教育所无法提供的灵感源泉：“福莱士所介绍给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学界之外的一种批评性思考的文化，在独特的澳大利亚脉络文化理论的早期发展中起形构作用的一种文化。” 所以，特纳虽然坚称“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话……不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机构。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依旧是多重碎片化的”， 但同时断然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诞生“在电影与媒体研究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的边缘，在文学研究、艺术与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内，或者学术之外，女性主义之内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作为结构文化政策发展与批评之内的争辩的手段”。 根据特纳、弗劳等人的观察与考证，经过成人教育的孕育，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首先显影在借助1970年代澳大利亚教育现代化改革而崛起的澳大利亚新大学，或者定位于职业培训的科技学院及高等教育学院，依附于传播研究或相关专业。这些机构纷纷设置文化研究或相关课程，是因为它们对文化研究所寄予的厚望：与其它（人文）学科相比较，文化研究不但“资本”要求更低而且成果更具前沿性、更具当下关切性、更具社会意义，因此更适合作为它们在科研方面与老大学一争高下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显影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人一如英国的文化研究学人，往往协同作战，团结在某一期刊或研究中心的周围，或者借用彼此所教授的某一课程，如费斯克、特纳与米莱克合力创办刊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费斯克与特纳在科研中并肩战斗。然而，澳大利亚学人们的合作通常很短暂；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即使两位学者曾在同一家机构任职，也未必是在同一时间。 其次，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多重耦合。 弗劳与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时发现，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许比其它任何单一的智识影响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义与对日常生活及‘个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 他们所意指的女性主义是澳大利亚学院智识与社会运动的产物、本土力量与跨国影响的结晶，包括“女权主义官僚运动”（femocrat/femocracy movement）与“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New Australian Feminism）。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Women’s Electoral Lobby）的压力任命了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之开始，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女权主义者因此获得了公职。1980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阵营的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 Pringle）与索菲•沃森（Sophie Watson）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基于福柯的权力模式视政府为“一组竞技场”，而安娜•耶特曼（Anna Yeatman）则通过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干预政府政策。虽然鉴于“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化的实用性”， 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出现于澳大利亚丝毫不让人吃惊，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将法国理论应用于国家政策领域的方式却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Ian Hunter）与托尼•本尼特等人的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 “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即费尔斯基与索菲亚所谓的“澳大利亚‘流派’的身体女性主义”（Australian ‘school’ of corporeal feminism），源自1970年代以降的国际智识引入，以及本土期刊与出版业的积极参与理论建构。 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于一体，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代表了19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亚后结构女性主义工作，对国际智识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比如通过巴雷特（[Michèle]Barrett）合编的沃索出版社（Verso）“女性主义问题”系列——在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引入说英语的知识分子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很多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为了把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置入英美学术界，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无论是女权主义官僚运动还是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致力于本土与国际智识与政治轨迹之间的交汇。一如苏珊•谢里登（Susan Sheridan）所言： 总是在为“国际”（美国与英国，后来是法国）女性主义的移植提供着肥沃土壤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有着某些本土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将其它的那些特征与自身的发展相嫁接而且不时地培养出新品种的能力。一如澳大利亚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 Stead）对这个大陆本身的表征，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可以被想象为并非一个孤立的殖民前哨，而是位处世界贸易路线的交叉口，而且矛盾的是，被天生为旅行家的殖民者占据着。 然而，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所曾“嫁接”抑或与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关系”的，既有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也包括由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所代表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当代法国理论。 一如墨美姬所证明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始终基于自己的本土性、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法国理论的跨国性，与法国理论保持一定的临界距离，“1970年代以降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一批批思想并非是被写到了一张白纸上，而是遭遇与进入了流行于彼时的本土模式的激进文化批评的对话之中”。 在接触与译介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弗里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等人著述的过程中，墨美姬有意识地参照自己成长于其间的落后乡镇的情感结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智识传统的需要，有效地耦合了本土、民族、跨国元素，证明了智识的跨国流动何以促成以民族为基础的智识形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基于动荡的、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所驱动的1960年代与1970年代智识文化促成了理论运动在澳大利亚的学术合法化。1980年的“第一届澳大利亚传播与文化研究大会”（The First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以及1981年的“外国身体大会：澳大利亚的符号学/符号学与澳大利亚”（The Foreign Bodies Conference: Semiotics in/and Australia），标志着法国理论开始被体制化于澳大利亚学界，因而大大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虽然我们必须知道，直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创刊，“文化理论才自觉地假借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中心位置”。 1983年，费斯克、弗劳、特纳等人合力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期在凝聚人才的同时，通过发表定位于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费斯克等人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与“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个众所周知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的出现，而且刺激了英美学界对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兴趣。1987年，美国梅图恩出版公司（Methuen）收购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之为基础打造出了名为《文化研究》的国际刊物。1990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厄温海曼公司（Unwin Hyman）为特纳出版了专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在成就特纳为主要文化理论家的同时，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学生及其他读者衔接基本素材与概念背景之间的鸿沟，获得文化研究的基本教养。所有这一切在返身证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合法性与连续性的同时，将澳大利亚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推向了美国及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一方面通过举办文化研究会议吸引亚洲的文化理论家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借助直接参与各种亚洲文化研究活动。继1990年代应邀赴美教学与科研之后，2000年底，墨美姬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过与陈光兴、酒井直树（Naoki Sakai）等亚裔文化研究学者的合作，着实推进了陈光兴所谓的“新全球地方主义”（new internationalist 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亚洲文化研究与英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以，倘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状态屏显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就无疑是“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不折不扣的中继站。 结语 新时期以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固然获得了久盼的屏显，但从本质上讲，此间的屏显是与遮蔽相伴生的，在屏显一种虚假的“英国性”的同时，遮蔽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就曾深刻影响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资源而言，鲜有机会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至少还有马克思主义， 以及“社会成分混杂但高度家庭化的都市亚文化与维系它的小小期刊网络” ——它们中多数都并非直接定位于文化研究，但多以左翼立场参与政治与文化论争，先后向文化研究敞开了大门。或被屏显或被遮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多种多样，既有关涉利奥塔、鲍德里亚及福柯等理论家的“欧洲理论”，也包括 美国人类学、澳大利亚研究课程中所使用的“区域”研究方法、英国对异常行为与报刊的社会学研究、《银幕》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编码/解码电视研究）、感兴趣于政策与民族身份建构的一种本土媒体研究、后韩礼德社会符号学，以及澳大利亚历史的女性主义重写。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难以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追溯到某一特定的现场或中心，尤其是在屏显与遮蔽相生相克、共存一体的情势之下；无论是在地理的意义上还是在体制的意义上，它的发展都是散播的。本文所大致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屏/蔽诸维度难以全面呈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复杂而独特的发展历史，但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基于国族的文化研究叙述的被建构性，其间既有屏显，也有遮蔽。所以，当我们使用作为一个术语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所指其实不过是北京或上海的文化研究，甚至是仅仅作为争夺话语权的工具的文化研究；我们于其间旨在一如一些学人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屏显自己对文化研究的研究，而不是致力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所实践的“做”文化研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作为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对象的大众与大众文化。 作者：徐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