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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著名作家尼古拉• 果戈理曾对“ 旅途” 作过这样的赞美 : “旅途” 这两个字, 包含着多么奇异、动人和和美妙诱人的意义啊, 而这个旅途本身, 又是多么美妙啊! “ 旅途” 有它奇妙的一面, 同时, 也有它艰辛的一面。中国有句俗语: “ 居家千日好, 出门时时难”。它说明人们上路外出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在家中意料不到的困难。“ 旅途” 所固有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因而常常被文学家利用来设计情节和建构故事。俄国形式主义文艺学家维• 什克洛夫斯基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结构》一文中概括了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两种基本的叙事手法。这就是“ 框架式” ( 如《一千零一夜》) 和“穿线式”(如《奥德赛》)。他认为, 用“ 穿线式” 布局手法更为普遍, 一个故事正是借助“ 穿线” 的方式把另一个故事的动机归并进去。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 “ 穿线” 布局的方式又可以划为不同的类型, 而在这些形式各异的类型中“ 旅行” 则是最主要的一种。由于“ 旅途” 本身的特点, 很早以前, 它就已经成为最常见的穿线理由, 特别是外出寻求出路的旅行。工的确, 从古老的史诗《奥德赛》中我们就已经看到“ 旅行” 自然而然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命运和那个时代的各种奇特传说。荷马史诗以后的许多文学名著的基本叙事结构就是“ 旅行” , 诸如《小赖子》、《格列佛游记》、《堂吉诃德》、《威廉• 迈斯特的游历时代》和《海底两万里》等等。这样主人公们旅行所赖以进行的“ 道路” 或“ 旅途” 首先获得了叙事的功能。在叙事类的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随着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文论家们发现, “ 道路” 或“ 旅途” 在文学中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 穿线” 布局范围。它获得了更为丰富的价值内涵。因此, 深人探究“ 道路” 在文学中的意义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课题。 诚然, 对于“ 道路” 功能意义的深人开掘依然是从叙事学领域起步的。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家们在叙事结构的研究中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前苏联文论家米哈伊尔• 巴赫金对文学中“ 道路” 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这位叙事学研究大师从时空关系x( po Ho To n , 一译“ 时空结构” ) 的角度对“ 道路” 作了多层面多维度的剖析。他在《时空的形式和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这篇专论中将“ 道路” 、“ 城堡” 、“ 沙龙” 、“ 门坎” 和“ 庄园” 并列为长篇小说的主要时空关系模式。巴赫金考察了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的欧洲小说后,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小说中的时空关系有不同的规模, 而“ 道路” 却是它们当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种, 道路的时空关系具有更广泛的规模2 。联系上面提到的什克洛夫斯基的论述,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从叙事手段, 还是从时空关系来看, “ 道路” 在文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 “ 旅途” 或“ 道路” 这一时空关系的涵盖面确实十分巨大, 除了那些以“ 旅行” 为基本叙事框架的作品之外, 还有大量的作品在不同的程度上包含着“ 道路” 这种时空关系。因此, 巴赫金“ 道路” 放在各类时空关系之首符合文学创作实际。 与其他文学理论家不同, 巴赫金这样重视“ 道路” 这一时空关系, 是因为他在“ 道路” 中发现了它所蕴含的最普遍的社会性, 换言之, “ 道路” 具有其他时空关系所缺乏的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 旅行是最常见的生活现象, 也是人人都必然要参与的行动, 因此, “ 道路” 即人们旅行的运动空间就包容着大千社会的各色人物。它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人, 既是开放的, 又是平等的, 真可谓凡人皆可上路。复杂的社会、芸芸众生, 他们社会地位不同, 职业各异, 个性和品格更是千差万别, 作家怎样才能使他们在作品里发生碰撞和交往呢? 从绵延数千年的文学创作中, 我们不难发现, 让各色人物“ 上路”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 旅行” 成为人们接触社会, 了解人生的一条重要途径, 同时也构成各类人物不期而遇的合理机缘。于是, 在文学的“ 道路” 上发生着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 相遇” : 大难不死又必登王位的俄底甫斯在回归故国的路上遇到了从未谋面的父王; 蒙冤落难的禁军教头林冲在野猪林里巧遇疾恶如仇仗义助人的鲁智深; 皇家的军官格利涅夫在赴任途中遇见了后来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 道貌岸然的政客居然与心地善良的风尘女子羊脂球挤在了同一个颠簸均车厢里; 以普渡众生为已任的乡绅骑士堂吉诃德也是在“ 道路” 遇见并认识了整个西班牙。的确, “ 旅途” 或“ 道路” 与社会中那些固定场所如工厂、农场、学堂军营相比, 具有无可比拟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工人很少下农田, 农夫难得进车间, 知识分子未必都能像彼埃尔• 别祖霍夫( 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 那样有意识地去欣赏炮火连天的战场。当然, 不同类型的人物也可能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相遇(“车站” 、“骚站”虽为固定空间, 但它们实际是“ 道路” 的另一种形式) , 而他们一旦“上路”,人物之间的碰撞和交往却能获得更充足的理由, 得到生活逻辑的更有力的支撑。 在巴赫金看来, “ 道路” 除了具有广阔的社会包容性外, 还具有平等的特点。这也是“ 庄园” 、“ 沙龙” 等时空关系所欠缺的。平等的特点也成为“ 道路” 在文学叙事中被广泛利用的一个主要因素。一般说来, 衣衫槛褛的流浪汉进不了富丽典雅的贵州沙龙, 腰缠万贯的富翁大亨也绝不会涉足恶臭熏天的贫民窟, 而“ 道路” 却是人人可以拥有的空间。巴赫金之所以这样青睐“ 道路” 和“ 旅途” , 归根到底是与他一向追求平等的人际关系、主张平等对话和交流的人文思想紧密相联的。在“ 道路” 这个时空关系中, 高贵与卑贱的社会界限容易被打破, 等级差别的人际鸿沟也易于被填平, 不同类型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交流甚至融合都势在必行。在前往西天取经的途中, 唐僧临危遇险生命难保, 他便不得不常常听从徒弟孙悟空的主意。此时此地• 人物之间的等级关系被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所取代。巴赫金指出, 由于空间的特殊性, 在“ 道路上” 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对照, 各种命运可能在这里相碰和交织, 在这里各色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的时空序列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并变得具体和复杂化。③ 而人物的社会差距越大, 叙事的情节就变得更为复杂和微妙。在《上尉的女儿》这篇小说中, 贵族青年军官由于同起义首领普加乔夫偶然的结识, 从而使两颗迥然不同的心灵碰在一起, 使两种不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经过交流, 两方都获得了对对方前所未有的印象, 普加乔夫认识了格利涅夫这个贵族青年的善良, 而格利涅夫也看到了农民英雄的纯朴和坚韧品格。这段偶然而奇妙的相遇又使格利涅夫的个人生活充满戏剧性的变化。由此可见, 巴赫金不仅发现了“ 道路” 的普遍社会性, 而且更强调了它对于促进社会交流的作用和可能性。 从巴赫金和什克洛夫斯基对“ 道路” 所作的不同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形式主义者只注重文学创作的内在形式, 因此, 他们把“ 道路” 或“ 旅途” 仅仅看作是叙事结构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 “ 道路” 仅仅具有纯形式的或纯技巧的性质。他们之所以刻意研究“ 道路” , 是因为它是诸种叙事功能最活跃的一种, 巴赫金则不同, 他从自己的文学研究之初就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学诗学。他认为文艺学研究真正应当避免的, 是把文学的环境变为绝对封闭的、独立自在的世界。因为, 每一种文学现象( 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 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 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 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所决定① 。所以, 对文学的任何因素不能从纯形式的观点去看待它和阐释它,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 巴赫金既看到了“ 道路” 对文学叙事的结构功能, 也发现了“ 道路” 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这正是巴赫金高于形式主义者之所在。 诚然, 巴赫金在分析“ 道路” 在文学中的意义的时候, 也继承了前人的某些成果。他指出, “ 道路” 对于描绘被偶然性支配的事件特别有利, 由此, 长篇小说中“ ` 道路” 的情节作用就显而易见了。且“ 道路” 的这一功能是由实际生活中旅途的不稳定状态和不可测性所决定的。漫长的旅途上多变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为文学家创作曲折生动的故事提供了生活逻辑的依据。常言说, 无巧不成书。“ 巧” 即事件的偶然性。作品中常常出现各种巧遇, 而这种巧遇发生在“ 道路” 或“ 旅途” 上通常更有生活逻辑性, 易于被读者接受。让贵族军官格利涅夫在赴要塞任职的途中与普加乔夫相遇显然比他们在“ 庄园” 或其他场所相遇更合理二道路” 或“ 旅途” 中的偶然性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偶然性或突然事件常常是作者用以吸引读者的法宝。契诃夫说得好: 小说中总是出现“ 突然”， 而作者总是对的。 与“ 偶然性” 和“ 突发性” 相关联, “ 道路” 或“ 旅途” 这类时空关系, 又通常具有“ 未完成性” . 即“ 道路” 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或多或少具有未完成的性质, 它们特别表现在巴赫金所概括的“ 相遇” 这一具体的时空关系中。比如我们在传奇故事中常常可以读到这一些情节: 突然, 英雄在道路上遇见落难的淑女, 于是引出一段海誓山盟的生死恋: 或者, 突然称雄一方的武林高手在云游途中偶送人末.交锋的劲敌, 于是展开了一场旷日挤久的人搏斗的确, 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 此类情景是屡见不鲜的, 主人公们不期而遇, 短暂的碰撞和交往之后, 他们常常会留下这样一句话: 咱们后会有期。此类套话的话语逻辑来自于“ 相遇” 的未完成性。因而, “ 相遇” 中所发生的事件往往有利于作者为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伏笔。正是因为有了“ 相遇” 的未完成性, 作者才有可能在后来的叙事中再次起用先前的情节开展故事。而“ 相遇” 的未完成性对于作者来说又是非常宽容的。作者可以利用“ 相遇” 深化他的构思, 丰富作品的情节, 也可以在后来的写作中弃之不用。因为, “ 相遇” 毕竟是偶然的, 相遇的双方有可能再次相遇, 也有可能从此永不谋面。《上尉的女儿》中的格利涅夫与普加乔夫的经历属于前一类情况, 而《围城》里方鸿渐与鲍小姐的纠葛则属于后一种。“ 相遇” 的未完成性因而是作品构思含蓄的一组成因素, 它给读者留下了广一阔的联想空间。 “ 道路” 这种时空关系除了“ 相遇” 这种表现形式之外, 还有“ 出走” 、“ 上路” 等具体形式。它们是同一大时空关系系统中的小系统。中外文学史上, 有许多作品用“ 上路” 或“ 出走” 来结束叙事。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 聂赫留朵夫自愿跟随被他伤害的玛丝洛娃走向荒凉的西伯利亚。聂氏的“ 上路” 寓示着一种良知的复活和灵魂的更新过程的开始。《红楼梦》里贾宝玉从大观园中出走表示他对现世生活的完全否定。文学作品中人物无论是积极地“ 上路” , 还是消极地“ 出走” , 都意味着开始新的生活之路, 因而这些时空关系仍具有未完成的性质。作者在对主人公生活作出阶段性评价( 即作者在作品结尾处对主人公行动的描写) 时仍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思维空间, 读者因此可以对主人公的命运进行更深刻的思考。笔者认为, 这一也是“ 道路” 这一时空关系在文学创作中的优势所在。 道路或旅途式的时空关系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主人公改变命运和转变思想的契机。主人公踏上征程后, 往往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此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在旅途上, 他与不同人物和不同观念碰撞交流有可能促使他改变原有的生活观念。漫游西班牙的经历和道路全的种种磨难终于使堂吉诃德改变了他对骑士精神的迷枉, “ 忧郁症” 患者叶甫盖尼• 奥涅金的感情剧变也发生在他的游历之后。与“ 城堡” 、“ 庄园” 和“ 沙龙” 等时空关系相比较, “ 道路” 则显得充满活力和生机。 在巴赫金看来, 许多小说中, 主人公经历的“ 异域” 实质上是“ 道路” 这种时空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 异域世界” 具有类似道路的性质。例如, 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人》、《高加索的俘虏》就有这样的特点。俄罗斯贵族青年在异域世界里同异族少女相遇了。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消除了彼此在文化和社会等级上的差异, 达到了暂时的沟通, “ 异域” 其实就是主人公生活历程的一个特殊段落。作者利用“ 异域” 既可以描写偶然的或奇特的事件, 又可以借此展示一种完全不同的地域风情。读者在普希金的这些传奇诗篇中可以尽情领略茨冈人和切尔克斯人的浪漫情怀和豪放品格。由此可见, “ 异域” 对于展示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有重要的作用。 巴赫金认为, 时空关系在艺术作品中对实际现实的关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统一。因此, 作品里的时空关系总是包含有价值的成分。⑥ 道路或旅途在改变主人公命运的同时, 它们自身在整个文学中也获得了巨大的象征意义。易言之, 道路在作品里不仅仅是主人公活动的背景, 而且它本身也具有超结构的意义。作家在描写“旅途” 的过程中, 常常将写实和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 道路” 随着情节的发展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道路的借喻: 生活的道路, 心灵的历程”。“道路” 从而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多层面的借喻意义纵观中外的文学创作, 旅途和道路最常见和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人生的抗争和对真理的探索。作品中那些心杯大志和个性坚强的主人公为改变自身命运, 攻变不合理的生活状况, 通常会打破旧的生活锁链, 毅然踏上一条虽艰辛但充满希望的道路。简•爱是这样, 娜拉也是这样。“上路”就意叶着摆脱原有的存在方式, 意味着战胜困难和招越自我,“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唐僧师徒一行跨越千山万水去西天取经, 他们一路战妖斗魔的艰辛旅程寓示探索和获取真理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考验的过程。庞大固埃劈波斩浪, 远渡重洋探找神瓶的旅程也同样是人类渴望文明、探索真理历程的艺术写照。文学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鲁迅先生当年便是抱着“ 走异路、逃异境” 的希望走向广阔的社会和人生的。英国浪漫派大诗人拜伦也有这样的希冀: 这是我命运的转折, 再出海去( A ga ni ot es a !) 生活与艺术的这种光与影的对应关系就决定了“ 道路” 在文学创作中必然获得结构与象征的双重价值。当作家意识到“ 道路” 这一时空关系的特性时, 他对它的描写通常具有写实和隐喻两方面意义。优秀的作品中写实和隐喻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例如,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 乞乞可夫乘坐俄罗斯常用的三套马车在乡间大路上飞奔, 它似乎有明确的目的地, 又似乎没有,“大路以难以察觉的坡度直线下降”, 三套马车跑得越来越快, 充分显示出它特有的力量和速度的美。作者和主人公一起陶醉在这飞旋的狂喜中随着马蹄的疾驰和车轮的飞转自然而然地引发出作者对俄罗斯命运的深情关注和感慨。作者从大路的广阔和三套马车神奇的魅力隐约地感悟到俄罗斯民族内在的无限巨大的潜力, 同时也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而感到惶惑。三套马车以充沛的力量在大路上狂奔, 而“ 大路” 却在下降读罢《死魂灵》, 再细细品味这一段精彩的抒情插笔, 便不难体会到, 主人公乞乞可夫独特的发财梦不正是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帝俄社会状况的一个形象写照吗? 这样, 乞乞可夫的旅程很自然地转化为俄罗斯社会的“ 旅程”: 沙俄农奴制已经腐烂透顶, 行将崩溃, 帝国的势力江河日下已到了灭亡的边缘。而俄罗斯新兴的资产阶级却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行程, 他乘上了飞奔的三套马车飞在新旧秩序的转换中, 在机遇和挑战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它来势如此汹猛, 以致于让整个俄国社会不知所措, 在乞乞可夫的“ 旅途” 中包含了多么丰富和深刻的社会内容。果戈理巧妙地用最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三套马车将主人公之路与俄国社会之路融为一体, 如此构思真是绝妙之极! “道路” 在文学叙事中的意义十分重要, 而它对于文学中抒情也有独特的价值。途中之情确有它自己的特点。“ 道路” 或旅途是一个变化着的空间, 这种时空关系的本质属性是运动。途中的变幻易于引起心灵的激荡, 因此, 途中情通常带有动感的特征。三套马车在俄罗斯原野上飞奔, 由此产生的情感也自然带上那飞奔的速度。心灵在向前突进, 在广裹的空间里驰骋。作者的思绪和情慷由现实飞向了未来。这就是果戈理笔下的“ 途中情”。旅途抒怀的动感特征更鲜明地体现在表现喜悦之情的诗篇中。“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笔下的“ 途中情” 象轻舟飞腾一般, 如风过耳。“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诗里的“途中情” 同样是气势磅礴, 一泻千里。“ 我的心啊, 象小鸟, 快乐地飞翔. 围绕着缆绳自由自在地盘旋, 天空万里无云, 帆船破浪向前仿佛天使陶醉于灿烂的阳光。” 波德莱尔的途中放歌同样是一支运动的旋律。道路或旅途的时空关系还可以加强“ 途中情感” 的力度。唐代宋之问有一首《波汉江》。其中“近乡情更迫, 不敢问来人”两句诗正体现了这个特色。在回归故里的途中, 随着空间的位移, 离家越近思念故乡亲人的情感越加浓厚, 因“近乡” 而“ 情更迫”, 旅途在抒情中的作用在这一句中表现十分突出。同样, 在普希金《冬天的道路》中也是由于远离故土的旅行而加深了诗人的离愁别绪:“迎来的是路, 送走的还是路。” 或许, “道路”在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远不止上述的梳理, 深化这个论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条没有止境的道路。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吴晓都 本文原载于：国外文学( 季刊) 1995 年第1期( 总第5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