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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说旅居英国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将19世纪中期的曼切斯特当作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活体进行观察，那么，他的隔了好几代的信徒、爱尔兰裔的英国人特雷•伊格尔顿则将2008年的华尔街看作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或者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病体，并发现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曼切斯特——以及路易•波拿巴（即“小拿破仑”）治下的金融资本家的巴黎——的诊断依然适用于一百多年后的华尔街。 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系列足以带来革命以及动荡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见证并揭示这些危机的并不仅是马克思以及那些被归类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左派，许多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背景以及政治-社会诉求的评论家——从英国托利党的贵族土地所有者、文化保守主义的道德家，一直到天主教复兴运动（“牛津运动”）的领导者，还包括那些被马克思在《评谢努<密谋家>及德•拉•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中称为“波西米亚人”的反叛的艺术家等等——也对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不管怎样，资本主义成了许多彼此之间具有相互冲突的政治诉求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共同靶子，它被指控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并通过将本来诗意盎然的乡村社会“工业化”而使之变成“散文”：一方是占人口小部分的财大气粗的资产阶层，一方是占人口比例大部分的一贫如洗的劳工阶层，而本来处于“菱形”社会的中间部分的“中产阶级”则经历了自身的分化——其中大部分降入劳工阶层，少部分则升入资产阶层。不过，在少数欧洲观察家（例如马克思本人）那里，“中产阶级”占人口大部分的美国成了一个理想国，把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美国民主及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在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与同时代英国的“中产阶级”相比，更像是小康之家，有几英亩土地，有一座木头房子，就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称为“中产阶级”，因此美国才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即一个介于少数富豪与少数穷人之间的“中间阶级”。 对美国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及其对民主政治的意义作出最雄辩的阐释的，不是美国人自己，而是一个对动荡不安、杀伐之声盈野的老欧洲已经失望的年轻的欧洲人——著有《论美国民主》的法国的托克维尔，尽管托克维尔在为美国民主祝福之后，又隐隐担心这种大众民主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遗憾的是，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尽管持续九个多月，他却未特别注意到“少数人”黑人的存在，而黑人不仅在美国《宪法》中被折算为“3/5”个选民，而且美国对黑人施行的是一种种族歧视以及种族隔离政策，“少数人的权力”在当时就已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此外，将近二百年后，在2008年，恐怕大大出乎当初的托克维尔的预料的是，在声称自己是“99%”的美国人眼中，出现的却是“1%”的美国人的统治。 二 经历了一连串足以动摇欧洲旧制度的革命、动荡以及反革命之后，西欧一些国家仿效美国模式，进行了多项社会制度改革，1870年代之后，其制度渐渐“美国化”，社会财富和权力渐渐集中于中间阶层。尽管欧洲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短暂的挫折，但战后恢复的速度非常惊人，看起来资本主义似乎摆脱了周期危机的怪圈——事后看来，危机的怪圈其实依然存在，只是周期变得很长，以致难以辨认周期的存在，并把来临的“危机”当作一个偶然事件。 “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事关社会的分层，但这种分层的标准却不同，而不同的标准带来不同的阶层权利分配。按说，就人口的阶层分布而言，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极富与极穷的阶层总是只占社会人口的少数，大部分处于不那么富裕也不那么贫穷（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状态。 关键在于国家的权利分配是以哪个阶层为基础，例如以占社会人口少数的极富阶层或极贫阶层为制度基础，则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社会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政治话语处于极端状态，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协商的中断，容易滋生高压和革命；而以占人口大部分的中间阶层为制度基础，则形成多数人的民主——此外，由于“中间阶层”自身的“中间性”，其上端接近极富阶层，其下端接近极贫阶层，因此也能顾及这两个阶层的利益，而政治话语也就趋向于不同阶层之间的理性协商。 不过，就财富的阶层分配来说，社会分层又可能与人口比例意义上的分层不同，即同样在人口比例意义上处在“上下小、中间大”的“菱形社会”的三个阶层，在财富的阶层分配上可能出现“上大下小”的格局：占人口比例极小的极富阶层占有了社会财富的极大部分，以致中产阶层和极贫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迅速缩小，彼此之间突然有了“同一阶层”的感觉。如此一来，社会就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分裂为“两个阶层”。这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打出“我们是99%”的标语并以此进行社会动员的原因。 与工业化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同，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盈利方式更加具有神秘性和投机性，盈利不再被认为与勤勤恳恳地工作相关，而与对只有少数人才能洞悉其奥秘或能参与进来的新信息技术、银行、房地产等相关。假若说早期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被称作“小店主的国家”，那么，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无数的小店主已经消失，少数跨国大企业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而国家的各项政策也倾向于为这些跨国大企业提供便利——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被西方当做社会财富增长手段的“自由贸易”原则因为当今国际竞争的加剧且西方在这种国际贸易竞争中常常落在下风而渐渐失效，反倒是那些曾经作为西方的剥削对象的当今那些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上成了西方当初的“自由贸易”的真正维护者，因为这为它们的大量商品进入西方市场提供了法理依据——其结果就导致社会财富迅速向一个小小的社会阶层（即“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所说的那个“1%”）转移，并使多数人相对贫困化。 三 因此，“华尔街”，作为西方金融地位的象征，在2008年之后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就并非偶然了。它不仅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财富阶层分配日益“两极化”的状况息息相关，也与国际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后发国家之间的贸易状况及其带来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这两者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跨国资本”时代，任何国内问题都一定同时是全球问题，因此一方面是“环球同此凉热”，一方面是各国更加尖锐化的博弈。 如此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然吸引无数观察家和分析家的密切注意。由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使得那些敏于历史联想的人很快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经常出现在欧洲国家街道上的抗议运动和革命浪潮，因此，马克思当初所说的“历史的还魂”就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危机的“还魂”，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当初的对手的“还魂”。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自己依然处在马克思当初所批判的西欧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那时，由于财富社会向一个少数人阶层迅速集中，本来三个阶层构成的社会渐渐变成两个因“中间”的缺乏而直接对立起来的阶层。 伊格尔顿并不是第一个观察到“历史的还魂”的人，尽管他或许是第一个以一本专就此事件而写作一本理论著为马克思的“回来”祝福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与伊格尔顿的立场大有差异的纽约《时代》在2008年夏就以显著的字体吓唬它的读者：“他回来了！”这个“他”，谁都知道，是马克思。实际上，大部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反应比较迟钝，在他们看来，自19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了很大的灵活性以及“自我纠错”的调整功能，倒是他们在1950年代以前曾寄予厚望的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变得越来越僵化，其当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活力大大衰退，而199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似乎证明了他们的预感。因此，尽管有一种失败的感觉，但他们以消极的态度接受了诸如弗朗西斯•福山等政治理论家的“历史终结论”，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可能设想的最佳的社会制度。 当然，对这些自70年代以来就已退守到书斋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一刻也没有离去，只不过他们将马克思从街头革命带向了“象征革命”，从政治-经济层面带向了文化层面。假若说50年代之后的西方后马克思主义还幻想在书斋或讲台上通过颠覆资本主义的文化之根从而颠覆——至少“象征性地”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在1990年代之后，当这种“象征性”的颠覆越来越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宽容边界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头渐渐被流行的政治话语等同于“脱离时代的怪人”、“偏激分子”、“出风头的人”的时候（1980年代见证的是里根-撒切尔的光荣，而大西洋两岸的当政集团都把哈耶克当做自己的理论代言人，以一套“自由主义”的词汇对西方的“左派病毒”进行了全面的清洗），他们变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也相应地不那么有激情了，他们可能更加关注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为一个可能具有左派倾向或社会民主党背景的总统候选人投上一票，成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参与的行为之一。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那些乍一看来是他们的政治同道的候选人很快证明自己其实只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从政治-经济层面向文化层面或者说从“经济基础”向“象征领域”的转移，使得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教授，其高深莫测的术语以及同样高深莫测的运思方式只能让受过很好教育并且在当代理论方面有过专业训练的人感兴趣，因此，即便“象征性的颠覆”在那些具有新左派氛围的大学课堂密集上演，但鲜能“外化”为一场场社会运动。他们对社会运动的厌恶程度不下于他们的理论对手——那些“新右派”。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老左派”）的话语风格完全不同，“老左派”知道自己的理论的诉求对象是那些没有受过很好正规教育的人，因此倾向于用一种明白易晓而且生动的方式谈论那些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E.汤普森在其大部头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中描绘了19世纪的英国工人在一起朗读马克思著作的场景，不过，很难设想，21世纪的纽约码头工人会聚在一起读福柯或者德勒兹的著作。另一方面，由于“新马克思主义者”已纷纷将他们的理论思考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领域”，因此，他们从“经济”——尤其是越来越高度复杂化以致与神秘的核物理一样令普通人从知识上望而生畏的当代经济——的“战略性退出”就使得他们在经济问题上越来越缺乏兴趣以及观察-分析的能力。 四 与平静的大学校园内轰轰烈烈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现如今几乎所有流行的激进理论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或者声称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关键的灵感——相反，对生活在纽约以及别的西方大都市的大多数市民来说，马克思仅仅是一个带点魔力的过去的名字。不过，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普遍的经济危机一样，一旦他们的经济生存受到损害，那么，仅仅是马克思这个曾是资本主义的恶梦的富有魔力的名字，就能在他们那里唤起一种——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以及性情——动荡的焦虑或革命的激情。他们压根儿就没兴趣像那些书斋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挑灯夜读，书桌上摆满了从马克思本人到“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部头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早期的更关注抽象的“人性”而不是实实在在的“阶级”的著作。 如果说“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太碰《资本论》这类著作，那并不意味着《资本论》失去了读者。实际上，马克思这类著作的最细心的读者反倒是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理论敌手的那些人，他们在如今的东西方政治话语中常常被称作“右翼”或者“新右派”。当然，他们阅读马克思，不是为了唤起自己本来就缺乏的革命激情，恰恰相反，他们把马克思视为一个对资本主义的顽疾只有最为内行的眼光的医生，他们研习马克思，是为了研究他们的祖辈如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失败，以拯救资本主义。的确，我们从自己的理论敌手那里可能比从自己的理论盟友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以及自我理解，因为理论盟友并不挑战我们的假定的意识结构，而是给予一种情感的或者政治的同情和声援——这种同情和声援会造成我们的进一步的自我遮蔽并油然而生一种自大。 自马克思以来，一百多年里，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在前赴后继地为其对手——那个一次次被预言“垂死”而竟一次次“不死”的资本主义——进行诊断。不过，他们的理论对手却偷来了他们的诊断，将其化作多少带点复杂意味的技术手段，以改良资本主义，使之度过一次次经济危机，且在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使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高度不稳当状态的合法性浴火重生，到苏联解体之时，资本主义似乎已取得全球的胜利。此时，反倒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日渐凋零，并被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指控为一种偏执的有害的理论。冷战时期造成的意识形态壁垒使得本来可以互补的两种制度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尽管西方阵营的右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所获甚多，但他们不会光明正大地承认他们的一些关键药方来自马克思的厨房，而东方阵营的左派却把他们的理论对手的著作全部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因此他们的理论配备已不如兼学并用的西方的右派。 与东方阵营的左派们在越来越不可能的现实性中依然幻想一场世界革命不一样，在西方，与其右翼的理论对手一样，那些书斋马克思主义者不建议采取街头革命的方式。在他们看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揭示现代国家的暴力机器的压倒性优势以来，这种革命在他们看来已技术性地失去其可能性，你不可能通过一支游击队来战胜拥有强大的暴力机器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形下，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者”实际成了资本主义的诤友，他们提供的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诊断很快就被资本主义体制采纳，其结果反倒是资本主义体制似乎显示出一种越来越宽广的容纳性，而这种宽容性又被理解为民主和自由的胜利。如果说马克思当初的本意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恰恰是马克思拯救了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这就印证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屡试不爽的定理：一个聪明的论敌远比一个愚蠢的盟友能够提供更多的洞见。对此，伊格尔顿也深有体会，他说：“如今，马克思最忠实的信徒似乎反而是那些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屑一顾的人们。这些人包括银行家、金融顾问、财政官员、公司管理人员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证明他们坚信经济的重要性。他们全都是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 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不好过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他们的窗外攻城略地，不时传来一阵阵为资本主义喝彩的欢呼声，而退居书斋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整天孤独地凝望着窗台上摆着的一朵玫瑰，一边回忆当初的辉煌岁月，于窗外的现实就似乎无足轻重了。他们痛定思痛，并且从苏联解体的事实发现，如果社会主义不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敌人，而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或者补充，那或许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按伊格尔顿的说法，“有一种运动被马克思认为是必然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离不开资本主义”。但那些“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当伊格尔顿把那些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层的“银行家、金融顾问、财政官员、公司管理人员”说成是“自发的马克思主义”时，言下之意，是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了资本主义用以改造自身的一种良方。以此来看，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时代》宣布“他回来了！”，只不过是为了制造舆论效应而使用了耸人听闻的词汇而已，因为马克思的幽灵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纽约，没有离开过那些交易所和跨国大企业，没有离开过书斋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对手“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能够诊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内因外因的“技术专家”的马克思的“返回”，只是对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新左派”而言，因为自从他们“战略性地”从经济层面向文化层面转移之后，这个马克思就开始变得陌生了。另一方面，对那些“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新右派”来说，“返回”的马克思是另一个马克思，一个他们的父辈曾经非常头痛而他们自己仅仅留有一个淡淡的历史记忆的马克思，一个以其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唤起革命激情的马克思。 但《时代》的一句惊慌失措的“他回来了”，还是能振奋自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以来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哈耶克主义者痛加指责并感到失落和抑郁的书斋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尽管他们既不乐意也不指望一场街头革命的到来。或许，华尔街的危机使他们感到自己为之辩护的理论并非如同其理论对手所说的那样过时，因为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宣布的“危机周期”在经历长达几十年的潜行后如今又重新浮现出来，以致自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末年以来匆匆宣布资本主义已在全球大获全胜的“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吃一惊。对书斋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向其理论对手发难甚至报一箭之仇的机会。可是，由于他们对高度复杂的当代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缺乏内行的了解，他们就只能从情绪上和文化上进行维护，而罕能从经济理论层面对这场危机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也因此不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制度设想。这就像曾经设计1990年代之后的西方经济格局的那些“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后者面对经济危机和因此导致的社会危机似乎也无高明之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呈现的政府与抗议人群的旷日持久的对峙状态，就体现了两者在理论上同样陷入困境。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出台的救急措施仿佛只对那些使国家经济陷入这场危机的罪魁们有利：为共度经济难关，贫穷的阶层最好掏腰包来救助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这就像后发国家将自己近几十年来赚来的血汗钱不停地往发达国家的金融无底洞里灌，以维持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准高得多的发达国家的国民的体面的生活水准——否则，经济学家警告道，如果发达国家的国民无钱购买后发国家的商品，那后发国家就将立即陷入大量失业人口的困境。这种救急措施虽名曰一时的权衡之计，但它们造成的后果却是使社会财富更加向极少数人集中，而财富集中于少数金融大鳄本来就是这场危机的成因。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自己难以想象十几亿中国人若过上美国人的那种生活，会给地球资源和环境带来怎样的危机。不过，换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若美国人——及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人——降低其生活标准而过一种传统的东方生活，对地球资源和环境将是一个福音。然而如此一来，东方和西方就平起平坐了。这对追求平等和自由的西方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情景，因为它瓦解了自十七世纪殖民主义时代以来西方建立在经济高增长之上的政治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既然发达国家不想放弃“不断增长”的欲望，那么，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对等的体面，那么后发国家也就不可能放弃模仿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但2008年西方爆发、一直持续至今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却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的不足，而一向被看做经济增长的制度障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监管被认为能够弥补这一漏洞，于是一种“混合型制度”的构想就顺理成章了，而近几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即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纳入社会主义体系而又不危及处于相对优势的国营部门，即“改革开放”之初所说的所谓“有益的补充”）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不俗的中国被认为是这一“混合型制度”的一种成功的尝试。 五 2011年4月1日，伊格尔顿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顺便说一句，这部为马克思辩护的著作对依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至少在名称上——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仅是这一铿锵有力的标题——再加上其作者是西方世界的一个著名学者——就能在一些年轻的新左派理想家那里唤回社会主义理想曾经具有的那种魅力，并给某些虽已被历史变局弄得沮丧颓废但年轻时期的理想还没有完全死寂的老左派带来安慰，尽管自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中国已经很少谈论“姓资姓社”的问题，而采取一种“混合经济”的实验方式。《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中译本（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几乎在其英文原本出版的同时就出现在中国书市，速度之快，不是“商业炒作”一语能够完全解释得了的。毕竟，在西方世界出现一个德高望重的理论同道，对处于夹攻之中的中国左派来说是值得振奋的事，尽管这本书本身并没有达到其标题所许诺的那种雄辩。此外，在许多方面，这本书还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这对正在启动“文化去殖民化”进程的中国新左派来说也是颇为尴尬的。 稍稍有些奇怪的是，尽管伊格尔顿在书中谈论起马克思来就像马克思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却在书名中使用了“was”这个表示过去的词，因而可能造成一种歧义，即如果说“马克思[过去]是对的”,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现在]是不对的”。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过去是对的，现在依然是对的。”——这正是伊格尔顿想要论证的观点。正如上文所言，说“马克思是对的”，就等于将马克思简单化或者说平面化了，连马克思本人都不会说自己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对的，因为马克思与他所反叛的唯心主义传统不同的是，他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牢牢扎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一旦将结论从具体历史语境中抽离出去，就可能成为谬论。马克思的那些结论可能并不重要，但其无可比拟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高度复杂的方法，它既是历史的，又是辩证的，同时不放过哪怕微小却掩藏着重大意义的细节，以此构成一个整体的视野。 此外，如果说马克思在其前后两个阶段的思想存在重大变化，那么，可以说，至少存在“两个马克思”，而此次“归来”的马克思显然不是“新左派”所津津乐道的喜谈“人性”的早期的马克思，而是后期的那个马克思，一个深入揭示资本的秘密并对资本主义进行全方位诊断的马克思。但即便是后期的马克思，他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也并非一种基于情绪，否则他就不会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不小的篇幅赞美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正表现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其天生的邪恶而应该被推翻的，而是它早期生机勃勃的发展已受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反倒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只能历史地退出舞台，同时也相应地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已高度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才能取得成功，言下之意，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之间构成某种历史连续体。按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历史连续体可能恰好印证了“正-反-合”的规律。 不过，当伊格尔顿将“银行家、金融顾问、财政官员、公司管理人员”说成“自发的马克思主义”时，他自己就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了，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魅力正在于它的开放性，它总是可以被赋予新的阐释，除非那些僵化的所谓“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非历史唯物主义的、非辩证法的方式）将它停留在19世纪欧洲的历史语境，而不是根据变化着的历史条件以及新出现的理论范式来发展它。 伊格尔顿像在论战中搜集对手言论似地将这些“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马克思的种种说法归纳为十条，逐一反驳。如果说这种论战风格损害了论述的严谨性，那么，对论战的修辞策略的过度使用则使一部本来严肃的理论之作变得过于花哨，仿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在他那里已退化为一种修辞魅力。的确，自“后马克思主义者”退入书斋之后，他们有着大量的时间模仿马克思的那种高度风格化的修辞魅力，但马克思本人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家，此外，他还否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关键的是，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且认为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与“后马克思主义”退守“文化领域”大不一样，尽管可以说他们集中发展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忽略了的一个方面，却同时过度放大了这个方面的重要性。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出版次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成员瞿斯权•亨特就在《观察家》上发表书评，称“老伊格尔顿”这个“诱惑人的天主教的思想家”（暗指伊格尔顿的爱尔兰裔）的这部新作尽管不乏机智的句子，但整体上令人失望。它本来是为马克思辩护的，到头来却削弱而不是增加了马克思的思想魅力。他特别指出伊格尔顿此书与其说是冷静的论证，不如说是火气的论辩，而且过度使用了修辞术。他说：“偏离了马克思，结果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种火气、活泼的文笔以及虚张声势变得毫无意义；幽默、嘲讽和新奇的表达并非马克思遗产的核心部分。说实话，此书读起来倒像是为美国中西部大学的某门课程而匆匆写下的一连串提要，里面充斥着课堂风格的玩笑以及没有多少价值的夸张。” 有意思的是，伊格尔顿本人似乎反感这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尽管他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大量使用此类修辞，以达到一种戏剧效果，却在书中写道：“也许马克思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后人会咬文嚼字地解读他的思想。毕竟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是为了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而这类宣传性的作品中往往会充满夸张的修辞。即便如此，马克思的理论涉及多少内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视作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这样显然是不对的。即便马克思主义不能告诉你怎样酿造麦芽威士忌酒，怎么理解潜意识的本质，为什么玫瑰花的香味如此令人难忘，或者世界终究是‘有’还是‘无’，马克思的理论仍然真实可信。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哲学。它没有提及美或者色情，也根本没说为什么诗人叶芝的作品能让人感到如此强烈的共鸣••••••”这样的句子在他笔下不断涌现，是一些说得十分俏皮的废话，可其中有多少理论，却是一个问题。 六 没必要逐条评论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对他归纳的十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的批驳，仅分析其第十章就能大致了解他的批评的锋芒及其限度。在第十章，他主要批驳“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十”：“过去四十年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和民族政治、动物权益、反全球化以及和平运动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传统，它们所代表的全新的政治激进主义形式也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远远地甩在后面。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的贡献微乎其微，也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政治左派却是依然存在，但是它适合一种后阶级、后工业化的时代。” 但这些“谬论”似乎是伊格尔顿本人虚构出来的，因为无论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还是民族政治、动物权益、反全球化运动及和平运动都声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一些理论灵感、批评资源乃至话语方式，而且，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其“阶级”一词并非特指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相当晚出的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存在别的阶级的斗争。哪怕是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核心斗争的时刻，也还存在别的类型的斗争，例如男人与女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等等。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中，紧接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句，是以下文字：“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西语“class”一词并非只有“阶级”之意，它还可以被理解为“阶层”、“等级”、“等第”等等，因此，马克思又说“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阶级”无所不在，充斥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之中，其中自然也就包括父权制对于女人的压制，因此，马克思没必要特别强调男人和女人，而是谈论“人”的最终自由和解放，其中自然就包括女人的自由和解放。没有任何理由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对立起来，或说马克思主义对女权主义毫无影响，甚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漠视女权等等——这不过是伊格尔顿自己假定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他驳斥此观点的方式则大有可能是男权主义甚至殖民主义的，他说：“恩格斯娶了一位工人阶级姑娘。他通过这种方式把同无产阶级两性间的团结和政治团结同时付诸实践。妇女解放与阶级社会的终结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他的看法（恩格斯的爱人是爱尔兰人，这为他的夫妻关系中增添了反殖民的内容）。”以恩格斯（他至少在资产的意义上是资本家，尽管是一个资助革命的资本家）娶了一个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年轻女工为恩格斯的男女平权思想辩护，可以说举错了例子，因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会分别将其解释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征服的性隐喻。假若有财产的恩格斯是女人，嫁给了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一个穷男工，那对殖民体系以及种族政治来说倒具有真正的颠覆作用。 一个白人奴隶主与他的女黑奴之间发生性关系（假若不是强迫性的性关系）并不会引起白人社会的愤怒（自古以来，对外族女人的性征服，都是提升本族骄傲的事），而一个白人奴隶主的女儿与男黑奴之间发生自愿性关系，就等于黑人对白人的性征服，这肯定会使白人产生一种种族贬低感，是决不能宽容的行为。实际上，在后来美国突破黑白之间的种族界限的斗争中，黑人男子对白人女子的性征服起了重要作用，它击中了白人种族的最为骄傲也最为脆弱的地方。并非偶然的是，在美国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斗争中，一些同情黑人的主张的白人女子就常常以同黑人男子发生关系的方式来打击白人种族优越感。换言之，如果伊格尔顿准备反驳他自己假定的那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那他似乎更应以普通市民出身的马克思与贵族之女燕妮的性关系而不是以贵族出身的恩格斯与爱尔兰女工的性关系为例子。 伊格尔顿在上面的引文中以括号的方式注说明“恩格斯的爱人是爱尔兰人，这为他的夫妻关系中增添了反殖民的内容”，是为了反驳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殖民问题上态度暧昧的观点，尽管他承认：“马克思自己在反殖民主义政治问题上态度很不明朗。早年的马克思只对那些他认为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整体目标的反殖民斗争表示支持。他也曾经令人惊愕地宣称，某些民族是‘没有历史的’，是应该消失的。他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姿态，傲慢地认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西亚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摩拉维亚人、乌克兰人等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恩格斯一度强烈支持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征服墨西哥。马克思也曾对拉美解放运动者西蒙•玻利瓦尔缺乏尊重。他评论说印度自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英国人的征服却无意中给了南亚次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马克思对殖民主义持肯定态度不是因为喜欢看到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践踏，而是他认为这种压迫虽然肮脏可耻，却能够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素带给‘未开发’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还能够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好铺垫。” 伊格尔顿在这里转换了逻辑，即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是在默认、肯定甚至支持殖民主义，但另一方面却说他们对殖民主义的默认、肯定甚至支持乃是因为殖民行为会给这些“未开发”地区带来好处，为此，伊格尔顿——作为爱尔兰裔的英国人——不惜以爱尔兰遭受英国殖民的经历为例，写道：“像殖民主义这种庞大而复杂的现象，席卷了广大的土地，历经了数个世纪，难道不会产生任何一点积极效果吗？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在英国统治下经历着饥荒、暴力、贫困、种族至上主义和宗教迫害，但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有了文学、语言、教育、有限的民主、技术、传媒和民间机构的起步发展，这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和最终夺取政权提供了条件。这些东西都无比宝贵，正是它们促进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事业。” 伊格尔顿是在英国接受的教育，而英国的教科书声称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并非一无是处，至少给它带去了文学、语言、教育等等“无比宝贵”的东西。可是，在英国殖民爱尔兰之前，爱尔兰难道不拥有自己的语言（凯尔特语）、文学以及教育？早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爱尔兰已达到一个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空前繁荣的阶段。12世纪中叶，英国入侵爱尔兰，到1801年，爱尔兰被并入英国版图。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伴随着对于当地语言的消灭，语言被消灭，也就不可能产生以这种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而在英国消灭爱尔兰语言而使爱尔兰语的文学探求停滞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英国作家们却得以磨砺他们的语言和文学才能，在十四世纪出现“英国文学之父”乔叟，在十六世纪末出现莎士比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当初在他众多文学研究著作中深刻揭露了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诸如持续的停滞状态等等，而在这里，在一部为马克思辩护的著作中，仅仅为了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殖民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开脱，他却声称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实际有利于爱尔兰。 有意思的是，伊格尔顿当初的论敌哈耶克也是以几乎相同的话反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诬陷”，他称之为“神话”：“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有一个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人们一直用它来贬低令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这个神话就是：随着‘资本主义’（或者是‘制造业’、‘工业制度’）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有谁没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惨状’？有谁没有下面的印象：这种制度的出现，给从前知足常乐、心满意足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新痛苦？”哈耶克则以他的证据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是恶化了，而是大大改善了，工人阶级应该对这种制度心存感激，而不是在“神话”的煽动下破坏它。哈耶克以下一段话，如果我们将“工人阶级”一词改为“爱尔兰”，就几乎是伊格尔顿上面那段有关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的评论的引文的倒置，由于倒置，这段话听起来就比伊格尔顿的话更委婉一点：“承认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现代工业的崛起中受益匪浅，与下面的事实当然并不冲突，也即，这个阶级中有一些个人或一些群体，或者还有其他阶级，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遭受了这一过程带来的痛苦。”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本意是为马克思的正确性辩护，不过，当伊格尔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而是从“论战策略”来向自己虚构的“谬论”进攻时，他——按照瞿斯权•亨特的说法——就“偏离了马克思”。 作者：程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