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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国科学史学派 张 锦 摘要：福柯在其后期的访谈和文章中不断说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主题是主体，而权力关系、真理游戏等都是用来分析主体的有效策略。但福柯的主体研究既不是建构主体，也不是解构主体，而是在批判性反思的意义上询问主体的代价，考察主体之为“主体”的合理化历史形式。这一点使得福柯在与法兰克福学派遭遇之后觉得，尽管自己是从权力和事件化（événementialisation）等方式介入主体批判的，但自己的研究以及法国的科学史批判传统与该学派对启蒙理性“主体”的批判工作是相似的。本文便是要从主体的角度说明福柯对自己著作的定位，福柯与法国科学史批判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 Abstract: Foucault has ever uttered that his topic and theme of all his life studies is subject. Power relations and truth games and so on ar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analyze subject. However, Foucault’s subject analysis is not to construct or deconstruct subject simply, but to question the price of being a subject and the historical forms of subjects with the aspect of critical thinking. Although, Foucault and Frankfurt School have the different ways to re-think subject and Enlightenment, they still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on Enlightenment critique. This paper will talk about the relation among Foucault, Frankfurt School and School of French History of Science through critical thinking on subject. 关键词：主体 合理化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 科学史批判 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一文中说道：“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1]281。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化地理解这句话，比如以此为据研究福柯如何致力于主体的建构或解构；这样的理解并不能揭示福柯思想的关键。而如果像国内有些学者将福柯一生的研究定义为“解构”主体，又将“解构”理解为弃绝、放弃、拆毁、否定，那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福柯意义上的“解构”至多只是拆解和解析，以使某种真实显现出来的含义，他本人事实上几乎没有用过“解构”一词。同时，在福柯的文本中，他从未将“主体”视为一种本质和实体性的存在，认为它有固定不变的内涵。对他而言，“主体”的形成和认同总在一种关系和过程中。所以，我们认为在福柯的“主体”概念中，权力关系、权力策略、真理游戏、话语机制、实证性的“机器”（apparatus）都是在场的，相互作用的；而且“主体”内在本质的探究不是他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主体”的条件、代价，“主体”形成的机制，“主体”的合理化形式，“主体”在真理游戏、社会机制和各种社会运作程序中被构造的过程才是他的考察对象和理论目标。他正是通过对这些使得主体被建构和认同为合理的主体的方式的分析和批判来对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进行深刻的揭示。 “主体”和“策略”显然成为我们思考福柯的关键词，但它们在福柯那里的定义不同于其他学派。福柯在讲到权力关系时曾描述过他的“主体”概念：“正是权力形式，使得个体成为主体。‘主体’一词在此有双重意义：凭借控制和依赖而屈从于他人；通过良心和自我认知而束缚于他自身的认同。两个意义都表明权力形式的征服性。”[1]284而福柯的主体分析就是研究一切使得主体认同为或者屈服为主体的权力形式、真理游戏、话语策略等合理化运作的过程。“策略”一词也是福柯本文中不断出现的术语，福柯借着这样的术语都是为了表明一种技术、关系、程序、形式、方式等内涵，我们也可从中窥见福柯哲学的意指何在。福柯说：“‘策略’一词，在当今有三种运用方式。首先它表示一种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旨在达到目标的合理性问题。其次，它指的是某种游戏行为方式。在这种游戏行为中，游戏的一方所想到的，是另一方的行为；他也将别人的想法，看做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一种人们试图战胜他人的方式。最后，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步骤：在一个对抗状态中，剥夺了对手的战斗手段，使之放弃抵抗。因为，这是一个意在获胜的手段问题。”[1]294-295可见对福柯而言，“策略”和“游戏”这些我们熟悉的语汇都被学理化了，它们都表示一种操作程序，一种过程和达到目的的迂回手段。本文旨在从“主体”问题出发，讨论福柯对法国当代哲学的划分，他对自己学术体系的定位，以及他对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科学史批判传统与自己就批判、理性以及合理化形式分析的关系的问题。 一.福柯对法国当代哲学的划分和对自我的哲学定位 福柯从来不只是从内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而是不断地通过分类学的自觉来反思哲学的条件和背景，这样的思考为我们研究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些清晰的通道。在《康纪莱姆<正常与病理>一书引言》一文中，福柯就法国当代哲学的主要倾向做了如下说明： 我并不否认战后以及近些年来使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派和非弗洛伊德派、……之间形成对立的那些区分，但我认为，还可以发现另一条区分这些对立面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区分了经验的、感觉的、主体的哲学与知识的、理性的、观念的哲学。这条分界线的一边是萨特和梅洛-庞蒂这条线索，另一边是卡瓦莱斯，巴什拉和康纪莱姆。换言之，在1930年左右，当现象学终于若非被认识至少是得到承认时，这种区分表明了法国重新研究现象学的两种方法论。法国当代哲学始于这个年代。《笛卡尔沉思》是胡塞尔于1929年发表的演讲，1931年被译成法文并出版，这正标志着这个时代：现象学通过此文进入法国。但是，对此文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种是主体哲学的角度……；另一种是追溯到胡塞尔思想的根源性问题，即形式主义和直观主义问题、科学的理论问题……不管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派生、相互的影响乃至接近，这两种思想形式在法国构成了始终迥然相异的脉络。[2]449 这里我们看到，福柯首先承认一些其他的哲学区分标准，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等，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对战后当代法国哲学的思考和区分方式。他区分的两边，一边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当然这二者也有区别）为代表的以感觉、意识和主体主动选择为研究层面的哲学脉络，一边是以巴什拉、康纪莱姆等为代表的概念哲学。后者对知识的标准、认识论的历史、认识论的障碍、科学史的历史认识论基础、概念的形成基础和过程等问题进行研究。“概念哲学”不是将知识基础建立在先设的“主体”或感觉上，然后开始对知识和存在进行思考，而是研究观念的变迁，知识形式的变迁。福柯所举的例子，即法国哲学界对现象学家胡塞尔的不同接受方式，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考脉络，进行了很好的说明。在萨特对《笛卡尔沉思》的阐释中，自我的超越性，自我选择的可能性，自我的主动性引导了一种主体哲学（即认为主体是主动选择的个体）的现象学发展方向；而在卡瓦耶莱斯的论文中，形式主义同科学史、科学理论的结合成为问题的关键，胡塞尔通过逻辑学、严格的批判性思考所主张的“将现象学建立成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形式主义研究路径得到了发展。福柯认为这二者在法国当代哲学形态中的关系是“始终迥然相异”。用他自己的原话说就是，“主体问题在第一个潮流中始终是核心。不管理论家门是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还是语言学框架内工作，提出真理（或知识）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的笛卡尔式的我思，始终都是出发点。在此关于主体（或者其缺失）的思考导致关于知识的结论。巴什拉颠倒了哲学的先后秩序(根据此处的意思，order最好译为次序 笔者注)；通过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它的各种行构或变形，他们导致的是关于主体的结论。”[3]13第一种潮流就是指主体哲学，即前者，这个潮流在实际的行动中始终是以主体为预设，在主体的确定性前提上获得关于知识问题的结论，也就是说主体保证了知识，而巴什拉所代表的潮流恰恰与此相反，他们从知识出发，研究知识的建构、变形、种种变形迁转的条件、取舍的标准，即从知识出发，从科学史的具体经验出发，得到的却是对主体的各种形式化的条件和机制的分析，所以福柯说是关于“主体的结论”。即对于后者而言，主体是在各种知识问题和标准中生成的，而不是成为知识的前提和保证。这就是所谓的巴什拉等的颠倒。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两种哲学潮流都可以建立与主体的关系，只是方式不同。这就是福柯和我们的主体分析策略与纯“解构”和弃绝“主体”策略的不同。我们绝不弃绝任何东西，我们只仔细的分析和批判。 那么福柯的研究与上述两个哲学脉络中的哪一个更接近呢？他对自己著作的定位是什么呢？福柯说： 我拒绝的是从主体理论开始的想法——例如，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做法——拒绝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询问一种既定知识形式是如何可能的。我努力想表明，主体如何以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形式，如何通过特定的实践活动，诸如真理游戏和权力实践等等，把自己建构成疯癫的或者健康的主体，建构成有罪的或者无罪的主体。我必须拒绝关于主体的先验理论，以便分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存在于主体的建构或者不同的主体形式与真理游戏和权力实践活动等事物之间。……它（主体笔者注）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非从根本上或者自始至终与自身一致。当你把自己建构成一个在会议当中投票和发言的政治主体，当你寻求在性关系中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你并没有拥有相同的自我关系。……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同一类主体。在每一种情形中，人们扮演着角色，建立不同类型的自我关系。我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与真理游戏联系在一起的不同主体形式的历史建构。[1]357 福柯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结合的主体哲学在“主体”理论的基础上，寻求既定的知识形式的因果关系没有兴趣，他要做的是在各种形式、各种真理游戏的方式、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中实证性地和实际地考察主体是如何被建构成这种或那种合理性形式的主体的，所以他的工作方式与萨特等意义上的现象学主体哲学是完全相反的。他拒绝有一个先验的主体，然后保证了对现有知识的分析的这种理论预设，他主张的是非实体的主体观，而对这种主体的反思和认识只有在各种分析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在此，同一个体可以认同为不同实践环境与机制中的不同的主体身份，而同一种主体身份也可以是不同个体在同一实践活动中的共同认同。就像福柯感兴趣的不是权力而是权力关系一样，他感兴趣的不是“主体”，而是在各种关系中建构主体的历史形式和使主体以某种方式出现的合理化方式。福柯在晚年书写自我技术的伦理学时他再度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区分了他的工作与萨特的工作：“从理论的角度上讲，萨特避免将自我看作某种既定事实，但是通过本真性这个道德概念，他又重新提倡我们必须成为自我——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真实的自我。……但是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我们不应该把人们的创造性行为归因于他与自我的某种关系，而是应该把人们与自我的关系归因于某种创造性行为。”[1]305也就是说不同于萨特假设了某种本真性的“自我”概念，福柯一直试图将自我看作在创造性行为过程中与他人关系的建构与生成。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福柯研究“主体”，不是因为它是知识追问和人生追问的开始与出发点，不是因为它是固定的实体，也不是要单独研究它，研究它乃是因为它身陷在各种关系中：权力关系、真理游戏、权力策略、知识话语、伦理话语等的复杂交织中，而它最终又是以一个实在的实证性结果的状态呈现在我们眼前以便于我们开始分析。所以福柯才说自己是对“主体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对主体如何进入、适合真理游戏以至被悄无声息、合情合理地建构为如此的主体的方式感兴趣。知识、权力、话语等都是福柯的分析策略和手段，基于实践活动的主体和真理的关系才是他的目的。而他的分析就是揭示军队、医院、学校、工厂等各种机制中的伪装问题，揭示在这些实证机构中主体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这样我们明确了福柯对“主体”的特定理解，以及他对他的哲学体系的定位即对“知识的、理性的、观念的哲学”脉络的接受。 二.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 1．法兰克福学派的福柯分析 前文我们曾提及在法国当代哲学的潮流中，福柯比较接受的是科学史批判[①]或者说概念哲学这一边。那么，这种批判和哲学为何与福柯的思考更接近？它在世界哲学潮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要思考什么？由于法国的科学史批判，也就是俗称的科学哲学并不太为外人所知，又由于在福柯看来，它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承担着启蒙理性批判的功能，所以我们这里借着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批判的主题来描述福柯的科学史批判方式，将有助于定位他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任务。 说到启蒙，康德1784年的《何谓启蒙？》是不可绕开的文章，虽然它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要取消对主体的托管，使主体进入成人状态，而实现启蒙的手段就是关于知识的批判[②]，也就是思考知识的条件、前提和界限的问题。如福柯所言：“在康德眼里，就与启蒙的关系而言，批判就是他打算对知识说的东西：你知道你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吗？任你怎么推理，但你真的知道你能推理到什么程度而不会有危险吗？……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有什么看法的问题。”[1]139 所以在康德那里启蒙反思与批判的任务就是通过对知识与认识的界限的询问来确定理性的边界。人应该在这种反思中认识自己的境况和局限，进而走向独立与成熟的状态。对康德而言，“取消托管”而不是按着别人规定的方式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福柯后来谈到人的反思和反抗应该表现为“不被如此统治”与此也是相关的。如果说康德是在知识的批判意义上询问理性的界限，那么继承了启蒙批判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则面对一种新的历史境况即现代技术社会的全面发展，此时，理性成为认识和技术的重要工具，“理性的”也成为技术有效和合理的前提，所以启蒙的批判在19世纪和当代主要是对理性——特别表现为技术理性的批判，即询问技术理性的问题、危险和界限，询问技术理性对主体的征服方式。韦伯所区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和艺术的批判，都是在这种理性批判的传统的延续当中。而在法国，承担此项任务的则是科学史批判或者说科学概念批判的学者。福柯曾说过，要是早点知道法兰克福学派他就会少走很多弯路，然而，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国当时都是鲜为人知的。对此他总结道：“从马克斯·韦伯到哈贝马斯，我认为，是同样的问题被提出来：理性的历史是什么？理性的统治是什么？理性的统治通过哪些不同的形式起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哲学思想应该可以通过科学史以及合理性历史的问题而相互沟通，但实际上这种沟通没有形成。”[2]492-493也就是说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理性的统治形式问题被提出，理性统治的条件本身得到了反思。这里的理性不止于康德对知识的批判，而是对各种理性形式的分析和质疑。那么，对于为何法国哲学思想没有通过科学史和合理性历史的问题与法兰克福学派取得沟通？福柯认为也许是因为二者的相似性恰恰遮蔽了二者所存在问题的一致性。这也是比较文化研究一个很好的案例。但无论如何，福柯自己则在进行一种沟通和对话。 2．福柯与法国科学史批判传统 首先，福柯对“批判”进行了与康德相关的重新定义：“什么是批判？……借助于对哲学的批判而迈向一种未来的哲学，或许会取代所有可能的哲学。在康德式的崇高事业与那些可称之为批判的琐碎的论争性的职业活动之间，在近代西方世界（经验上大致从15世纪到16世纪），在我看来似乎出现了某种思考、言说和行动的方式，某种与存在物、与人们之所知、之所为的关系，某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还有某种与他者的关系，我们不妨把后一种关系称之为批判态度。” [1]135对福柯而言“批判”是一种迈向未来哲学的方式，这种哲学方式并不是一种继续抽象的推理研究，而是一种批判态度，所以福柯所言的“批判”是一种持续性的行为和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不仅依靠自己的反思，而且它必然涉及到与他者的关系，事实上各种关系才是这种批判行为思考的根本。对于福柯而言，这种“批判”的对象是一种不被察觉的被统治状态，即一种主体的屈从状态。而他就是要对各种难以觉察的治理和统治技术进行批判和反思。 这样，反抗的结果就是实现主体存在的一种不被如此统治的状态和不被如此治理的状态。 福柯认为这种“批判”的使命在德国有一个康德以降的传统：在德国“无论如何，从黑格尔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着对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合理化、对技术与技术化的彻底批判，对科学的基本规划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全面批判，意在揭示科学的幼稚假设与当代社会所特有的统治形式之间的关联。……1936年，胡塞尔把当代欧洲的人性危机归因于知识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危机。”[1]140这样我们看到了德国批判传统的对象与内容，即对知识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共谋方式所造就主体屈从的状态的全面批判。而与在德国的政治反思运作条件不同，福柯认为在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无疑普遍地妨碍了我们真正地、深刻地质疑合理化与权力的这种关系。……在法国……启蒙思想被贬低为哲学史的一段次要的插曲。与此相反，在德国，启蒙无疑被理解为一段重要的插曲”[1]141在法国这种对于理性与技术的批判被大革命的思考与狂欢所压抑，启蒙因此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然而，迟来总比未到好，在福柯看来,在法国“一个时代事实上已经到来（就像启蒙问题在德国思想中曾如此重要，从门德尔松、康德、一直到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在这个时代，正是这个启蒙问题被重新加以探讨，其方式意味深长地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1]141这个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呢？“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通过现象学及其提出的问题，已经回到我们身边。事实上，它是通过意义和意义何以构成的问题回到我们身边的。”[1]141这个问题基本是从萨特开始，包括了萨特在战后的追随者都在追问的问题，然而，在法国都是通过现象学，但福柯认为真正直接回应了法兰克福学派问题的是对科学史的历史批判学派：“我也想到对科学史的分析（这项研究当然要做），想到这种对科学史的全面问题化（这无疑也根源于现象学，在法国，现象学通过卡瓦耶（Cavaillé）、巴什拉（Bachelard）和乔治·康吉扬（Georges Canguilhem），完全属于另外的历史），想到科学的历史性的历史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这种意义的构成问题相关、相似和相回应。……这里我们遇到了与启蒙问题互逆的反问题：合理化如何导致了权力的狂热？”[1]141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对福柯而言,合理化与权力的关系将成为他不同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支点。无疑福柯肯定了在法国对科学史的批判承担了在德国康德以降的启蒙反思和理性反思的职责：“我可以说的是，在法国，科学史在哲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是继续追随康德的问题：‘何谓启蒙’在法国，对这个康德问题的重复和继续取得了一个精确的形式——或许还不够精确——即：‘何为科学史？从古希腊的数学到现代物理学，人们建立了科学的宇宙——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从孔德到1960年代，我相信科学史的哲学功能就是重提这个问题。然而我认为，在德国，什么是欧洲的理性历史或合理性形式的历史的问题，并未在科学史中明显表露出来，而是大体上在从马克斯·韦伯到批判理论的思潮中表露了出来。”[2]492如果说在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契、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和马克斯·韦伯等人, 启蒙批判这个问题从未消失过，那么在法国成为启蒙哲学反思支柱的正是科学史反思，“孔德及其后人的实证主义正是在社会通史的范围内重新提出门德尔松和康德的问题的一种方式。”[2]450 3.福柯的批判方式及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同 福柯对这一启蒙“批判”问题的具体思路为何？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似性何在？他不止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批判，而是进行各种主体的合理化形式的批判方式是什么呢？ 在前文揭示了法、德不同的学派对相似的启蒙批判的承担后，在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福柯所接受的法国科学史批判学派的共同批判任务后，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福柯实现这种批判任务的方式是什么？他分析的前提和预设又是什么？首先，在方法论上，福柯强调这种批判与现象学的方向是相反的，福柯对宣称“有一个理性或者人性等的本质、基础，然后因为遗忘，人们背离了基础，现在需要返回，需要找回本性和基础计划”，这样的研究路数是没有兴趣的，因为这是另一种霸权的表现，是真理预设的又一种形式，是理性的又一种计谋，福柯感兴趣的是一种在过程中的分析，而不是预设本质，再争夺真理的话语权：“我将尝试摆脱曾经作为我的视域的现象学，因为，我不认为有一个创建行为，通过它，理性在其本质中被揭示或被建立，而后则被这样那样的时间改变了方向。我认为实际上有一种理性的自我创造，正因如此，我一直致力于分析的是合理性的形式，即各种各样的建立，各种各样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变革。正是通过它们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合理性，而它们之间则相互对立、相互驱逐。”[2]495也就是说不是先有理性，然后它就停止了，而是说理性的地位处在一种不断的自我创造中，即处在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建立、变革而不断创造理性合理地在场的方式的过程中。福柯的分析不是别的，正是这些使得理性合理存在运转的形式化机制，或者说就是这些形式本身，是这些形式使得理性以合理的身份出场。而且产生理性的合理性存在的这些形式是处在动态的力的过程中的，它们体现了理性实际的斗争形式。所以理性是偶然的，但它却伪装成真理的；理性的统治地位是斗争的，但它却伪装成自然的：“科瓦雷、巴什拉、康纪莱姆等人的作品能够采取科学史的一些准确的、‘局部的’、时间上很确切的领域作为参考依据；这些作品之所以作为哲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在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谈到了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的启蒙问题。如果要在法国以外去寻找某种同卡瓦莱斯、科瓦雷、巴什拉、康纪莱姆的工作相应的东西，则必定是在法兰克福学派那方面。……这些问题正是应该向某种理性提出的，这种理性虽然是在偶然性中发展出来的，却企求普遍性”。[2]451所以在法国科学史研究，德国批判理论的研究中，要进行彻底批判和分析的正是这样一种“理性”，它本身就表征着专断和专横在历史中的积淀。福柯对此批判道：“从马克斯·韦伯开始，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和许多科学史学者（如康纪莱姆）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合理性的形式，是合理性的形式占据统治地位，而人们则给了它一个理性的身份，使它显现为合理性的工作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种。”[2]494所以，对于科学史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要研究的不是理性本身，这样只会加重理性的专制，而是要研究赋予理性以合理性身份的形式化运转方式。福柯认为,法国的科学史学者就承担了理性批判这一使命：“科学史发挥了在18世纪末期渗入哲学的一个主题，即，人们首次向理性思维提出了不仅是关于其本质的、根本的能力和权利的问题，而且是关于它的历史和地理的问题，是关于它的最近的过去和当下的问题，是关于它的时机和地点的问题。”[2]449-450科学史的研究不仅是询问理性的界限，而且把问题的研究方式变换成非传统哲学的历史和地理问题研究方式。对时机和地点的历史考察成为科学史理性批判的实证研究方式。这种实在的事件化分析方式避免了纯理论的抽象性，同时它假设的前提是理性的合理化运作方式,而不是理性的本质遗忘，所以它们的哲学使命完全不同，方法论也完全颠倒了。 这样，福柯认为现代哲学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什么是启蒙”，指出差异，以置换对启蒙问题的分析形式。在这个解决启蒙问题的不同方式中，福柯还明确指出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伙伴关系可以归结为一种他称之为历史—哲学实践的研究方式：“使启蒙成为核心问题显然有几层含义。首先，它意味着我们正在参与某种与历史哲学或哲学史无关的历史和哲学的实践。它是某种历史—哲学实践[③]，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哲学工作所涉及的经验领域绝不排斥任何其他领域。”[1]142-143在这样的“启蒙理性”作为普遍真理，统治人们的权力时刻，福柯认为他们和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任务是“试图弄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过什么样的修正或概括，我们可以使启蒙这个问题——即权力、真理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适用于任何历史时刻。”[1]143因为启蒙问题将权力、真理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可见，所以对此进行全面的批判就是现代哲学的任务和课题。 那么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方式有何差别呢？回溯前文，我们说康德在启蒙问题的批判上主要针对的是“知识”的历史命运这个问题。康德的启蒙反思主要在“知识”的限度上，这种对知识理性限度的考察在狄尔泰、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福柯将这种研究总结为：“还可以更简单地说：知识对自己有什么样的错误观念，它受到怎样的滥用，因而它与什么样的统治相关？”[1]144而福柯没有再走知识批判这条路，他的历史—哲学实践方法有别的指向：“除了这种作为认知的历史模式之合法性研究的分析程序，也许我们还可以设想一种不同的程序。它可能把启蒙问题当作它接近权力问题，而不是知识问题的途径。它不是作为合法性研究，而是作为我所说的‘事件化’[④]检验而进行运作的。”也就是说不同于康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对知识、理性的合法性问题的批判，福柯将会通过“权力”策略和“事件化”方法来对启蒙问题进行分析和批判。这里知识和权力都将变成分析的策略和要素，它们具有策略的功能，具有方法论的功能，而不是分析的目的。福柯对他所分析的知识和权力做了明确的定义：“因此，知识这个词指的是在一个特定时刻和一个特定领域被接受的认识的所有程序和所有结果；其次，权力这个词仅仅涵盖所有似乎可能引起行为或话语的特殊机制，不管是可确定的还是已确定的。” [1]145与前面我们所说的游戏是一种程序、规则一样，策略亦是一种取胜的程序和规则，这里知识也同质于福柯世界的其他术语，指一种程序和结果，这种结果不是纯粹和抽象的认知范畴，而是特定时刻与社会各种机制的相互作用的知识。权力不是一种宏大的等级制指向，而也是指产生话语和行为的所有社会机制。所以在福柯的批判中，只有“某某知识要素、某某权力机制。”[1]145知识和权力永远是隶属于具体而实在的范畴，对它们的重新定义和分析不是要表明它们是目的，是本质，而是要表明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分析策略和形式，它们都具有方法论的功能：“知识和权力只是一种分析格栅。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格栅不是由具有互不相干的要素的两个范畴构成的，这些要素一方面来自知识，另一方面来自权力”[1]145权力和知识建立起来的网络系统是实现福柯批判的有效策略，二者相互关联，相互生产，互相共谋。在医院、精神病院、监狱、教育机构等社会实际机制中，知识和权力都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合理化方式，所以要对它们的共谋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启蒙的敲诈。事件化程序研究就是福柯这种分析方式表征，即寻找知识与权力在社会机制和经验生活方面的复杂联系和结合方式。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纯粹的理性和知识批判不同，福柯的事件化程序分析方式与经验生活机制和实际的实践是紧密联系或者说就是分析这些程序本身。 福柯要做的是在他建立的多元策略和互动关系中打开启蒙批判的新领域，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网只是一个有效的形式，而不是目的；在这个新开启的分析空间中，福柯将批判变成一种问题和事件分析，而这种分析必将引起“启蒙”的重估，以及对引起“启蒙”合理化方式的缘由的重新思考。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 福柯读本[M]. 汪民安 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 米歇尔·福柯. 福柯集[M]. 杜小真 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3]杨大春 语言 身体 他者 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M]. 北京：三联书店 2007. [4]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7. [5] 米歇尔·福柯. 主体解释学[M]. 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 米歇尔·福柯. 不正常的人[M]. 钱翰，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 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9]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 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M]. 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1] 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M]. 刘北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①] 本文中不使用“科学哲学”的原因是康纪莱姆等并不是在研究关于当代科学的哲学，而是研究科学史中认识论标准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本文所用的“科学史批判”、“科学史哲学”、“概念哲学”、“观念哲学”都是指福柯所说的当代法国哲学的另一个潮流即不同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科学主义路线。 [②]当然这里的“批判”的含义是我们全文使用的批判含义：即分析、反思、追问、反抗等。 [③]历史—哲学实践的研究领域，既不是内在经验，也不是科学知识的基本机构。它也不是一组在别处得到详尽阐发、经历史学家处理并作为既成事实被接受的历史材料。事实上，在这种历史—哲学实践中，我们必须构造自己的历史，仿佛通过虚构，根据某个横贯其中的问题来编织历史，这个问题即表达真实话语的理性结构和与之相关的压制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将历史学家熟悉的历史对象，置换为他们并不常关注的主体和真理的问题。我们还看到，这个问题将哲学工作、哲学思辨和哲学分析投入到它所指定的经验内容之中。……这是由于降落、回归到那种甚至不是基于内在经验的经验性的结果。 [④]参见《福柯读本》，第144页，我对事件化程序的理解……就是：首先，我们选取几组从那里可以完全从经验上暂时识别强制机制与知识内容的关联的要素。……我们想要弄清的是，在强制机制与知识要素之间可识别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关联，它们之间发展出什么样的相互接替和支持的游戏，以至一个特定的知识要素在一个特定的系统——它在其中被确定为是真实的、可能的、不确定的或错误的要素——中具有权力的效应，以至一个强制的程序获得了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技术上有效的要素的形式和正当理由。 原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科学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