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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研究的视野下，对过往学术研究历史的具体过程、方法和成果进行回溯性的文献综述，探讨相关学术研究的经验，对主流权威学术期刊引导读者和本领域的研究者对学科现状的认识、决定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外国文学评论》从1987年创刊至今，其整体研究路径大致经历了从对外国文学的整体介绍、译介描述、个别作家作品评论、激昂的理论探索到更多地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出发，具有独特学术眼光和长期学术积累、对相应论题具有明显学术推进的，同时也是精细的个人化的创新研究。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地反映在刊物的古典(古代)文学研究栏目。 一 综观《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年（1987）及之后10年改革开放早期的《外国文学评论》中古典（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丰厚，为学界呈现了一批可资借鉴的研究论文：方平《小精灵浦克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观——<仲夏夜之梦>研究》（1987.1）、倪蕊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1987.2）、郭宏安《<恶之花>：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1987.3）、陈燊《列夫•托尔斯泰和意识流》（1987.4）、朱虹《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1988.1）、彭兆荣《痛苦的宣泄：从酒神、模仿的关系看希腊悲剧的本体意义》（1988.2）、郑土生《再谈哈姆雷特故事的起源》（1988.2）、郭宏安《<恶之花>：穿越象征的森林》（1989.1）、郅缚浩《<一千零一夜>中的印度母题和结构》（1989.3）、朱虹《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1989.4）、程正民《论普希金艺术思维的特征》（1989.4）、方平《莎士比亚喜剧和莎翁的喜剧精神》（1990.1）、罗新璋《漫话<特利斯当与伊瑟>》（1990.1）、黄宝生《印度戏剧的起源》（1990.2）、陈燊《论<罗亭>》（1990.2）、王守仁《论哈代的史诗剧<列王>》（1990.3）、罗志野《对莎士比亚商籁体诗的整体阐释》（1990.4）、韩敏中《坐在窗台上的简•爱》（1991.1）、陈燊《论<贵族之家>》（1991.3）、孙家琇《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1991.4）、孙法理《好拭明珠还故主<两个高贵的亲戚>何以新入莎集》（1991.4）、方平《希腊神话和<简•爱>的解读》（1992.1）、韩敏中《无穷尽的符号游戏——20世纪的<呼啸山庄>阐释》（1992.1）、陈才宇《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宗教诗》（1992.1）、徐新《现代希伯来文学一瞥》（1992.2）、王宁《战后荷兰文学鸟瞰》（1992.2）、陈才宇《论英国民间谣曲中的人文主义思想》（1992.3）、彭兆荣《“被缚的妻子们”——古希腊文学中女性性格的分离与原型辐射》（1992.3）、刘意青《现代小说的先声——塞缪尔•理查逊和书信体小说》（1992.4）、 何其莘《复仇悲剧还是道德说教——<哈姆雷特>再议》（1992.4）、盛宁《人•文本•结构——不同层面的爱伦•坡》（1992.4）、郑体武《丘特切夫的自然哲学诗》（1992.4）、冯至《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里斯的气质、禀赋和风格》（1993.1）、李伯杰《弗•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说初探》（1993.1）、陆建德《雪莱的流云与枯叶——关于<西风颂>第二节的争论》（1993.1）、丁宏为《重复与展开：布莱克的<塞尔>与<幻视>》（1993.1）、郑敏《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辩>的震动与困惑》（1993.1）、唐丽娟《欧洲第一部流浪汉小说——<萨蒂利孔>》（1993.1）、陈恕林《海涅与德国浪漫派》（1993.2）、杨武能《从Novelle看浪漫派》（1993.2）、陆建德《“我相信，所以我理解”——关于柯尔律治“论证循环”的思考》（1993.3）、郭宏安《诗人中的画家和画家中的诗人——波德莱尔论雨果和德拉克洛瓦》（1993.3）、郑克鲁《法国浪漫派诗歌的特点和贡献》（1993.3）、汪义群《莎士比亚宗教观初探》（1993.3）、王建《评克莱斯特的<论玩偶戏>》（1993.4）、任光宣《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1993.4）、赵德明《拉丁美洲：巴洛克风格的福地》（1994.1）、方平《人性的探索者——悲剧时期的莎士比亚》（1994.1）、张奎武《圣经典故在莎剧中的艺术效果》（1994.1）、刘立善《梅特林克影响下的武者小路实笃》（1994.1）、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1994.3）、张耳《<处女地>年代散考》（1994.3）、王钦峰《论“福楼拜问题”》（1994.4，1995.1）、方平《一个实验性的喜剧：<皆大欢喜>》（1994.4）、曾令富《象征与神话原型：<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环境描写》（1994.4）、朱虹《英国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临终遗嘱问题》（1995.1）、李辰民《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1995.1）、傅浩《约翰•但恩的艳情诗和神学诗》（1995.2）、张玲《晶体美之所在——哈代小说数面观》（1995.2）、郅缚浩《马杰侬和莱拉，其人何在——关于原型、类型、典型的例证》（1995.3）、王景生《“心灵辩证法”辨析》（1995.4）、方平《历史上的“驯悍文学”和舞台上的<驯悍记>》（1996.1）、赵文微《哈代诗歌简论》（1996.1）、王继辉《<贝奥武甫>与魔怪故事传统》（1996.1）、林精华《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传统知识分子——论屠格涅夫对贵族知识分子的审美把握》（1996.1）、吕莉《“炎”考——关于<万叶集>第48首歌的探讨》（1996.2）、肖明翰《试论弥尔顿的<斗士参孙>》（1996.2）、李公昭《秩序的毁灭与重建——<哈姆莱特>悲剧原因初探》（1996.4）、张哲俊《日本能戏与悲剧体验》（1996.4）等，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品味和学术质量，在引导新时期的外国文学阅读和批评中起到了中坚作用。 法国文学研究中，郭宏安《<恶之花>：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1987.3）和《<恶之花>：穿越象征的森林》（1989.1）两文相互映衬，为国内波德莱尔研究定下基调。文章写道：波德莱尔登上文坛时，面对的是浪漫主义的萧然残照，他如同其诗《浪漫主义的夕阳》所描绘的——“快朝天边跑呀，天色已晚，快跑，/至少能抓住一缕斜斜的光线！”他的《恶之花》就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开放，诡奇艳丽，占尽浪漫主义的外部风光；神秘幽远，深得浪漫主义的内里精髓。文章分析说，据法国批评家维克多•布隆贝尔的提法，法国的浪漫主义有四个基本主题（包括正题和反题）：孤独，或被看作痛苦，或被看作赎罪的途径；知识，或被当成快乐和骄傲的根源，或被当成一种祸患；时间，或被看作未来的动力，或被看作解体和毁灭的原因；自然，或被当成和谐与交流的许诺，或被当成敌对的力量。《恶之花》保留了这些基本的主题，而且几乎都是在反题中发掘和展开。孤独感，流亡感，深渊感，绝望感，流逝的时光，被压抑的个性及其反抗，对平等、自由、博爱的渴望，社会和群众对诗人的误解，等等，都带有浪漫主义的典型色彩。《信天翁》一诗，信天翁和异域的海洋暗示出流亡的命运；《献给美的赞歌》中天空和深渊、善行和罪恶、夕阳和黎明、欢乐和灾祸、恶魔的目光和神圣的目光等两两相对的形象和意念瀑布般倾泻而下；《唱给撒旦的悼词》和《毁灭》尽显恶的奇特的美和对恶魔的恐惧。总之，郭宏安总结说：远行，逃逸，怀旧，异国情调，是《恶之花》的重要主题，也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几本主题。《恶之花》笼罩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新奇，美丽，迷人。 当时，在国内评论界大多将关注的焦点圈定在《简•爱》中同名女主人公的女性主义基质时，朱虹的《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1988.1）却沿袭英国现代女作家吉恩•里斯和多丽斯•莱辛的评析，挖掘作品中伯莎•梅森形象的潜在意义。文章认为伯莎•梅森的形象是割裂的，在于勃朗特的《简•爱》本身就是割裂的，小说中那个放纵、图谋杀人的女疯子伯莎•梅森也是情节剧刺激性小说中的典型角色。《简•爱》中这一疯女人形象只是男女三角格局中简的陪衬，疯女人的丑与恶衬托出简的善与美。而那个相较于简的“仙女”、“精灵”，永远以幻象、噩梦、鬼怪示人的女疯子确是罗彻斯特（当然也是勃朗特）用语言建构的，为洗清自己，以正人君子的姿态展示给简，罗彻斯特充分利用了语言的魔力，描摹伯莎•梅森的丑恶形象，对关在楼阁里无能自我辩护的女人进行缺席审判，终至建构出伯莎•梅森的恶魔形象。文章指出，伯莎•梅森不仅是禁闭在桑菲尔德的楼阁里，而且禁闭在《简•爱》情节剧公式化的角色里。 在俄语界热议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对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罗亭的角色是否是“多余人”也颇有争议之时，陈燊的论文《论<罗亭>》（1990.2）超越了学界关于“多余人”的讨论，直接将分析的视角切向问题不在于罗亭是不是“多余的人”，而是他是怎样的“多余的人”，以及应该如何看待“多余的人”。文章分析了“多余的人”在俄国文学中是一个大家族，罗亭与所处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不和谐是导致其成为“多余人”的原因，而罗亭的完全忘我，醉心于公众的利益，为自己的思想而活着，特别是作为一个热情的宣传家，使他成为新的年轻一代的先驱者和精神导师。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新一代之所以能够向前迈进，是因为他们的先驱（奥涅金、毕巧林、尤其是罗亭等人）已为他们扫清了道路。 此外，倪蕊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1987.2）一文，比较研究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两位作家在小说文体发展上的贡献，做了精细清晰的论述。 与陈燊文章的同一期里，黄宝生《印度戏剧的起源》（1990.2）从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佛教诗人马鸣的三部梵语戏剧残卷《舍利弗》等入手，从舍利弗、目犍连皈依佛陀的剧情与文体、人物分布、对话内容及风格，总结出现存马鸣的三部戏剧残卷具有古典梵语戏剧的大部分艺术特征：戏文韵散杂糅，剧中有戏剧性的丑角，地位高的角色说梵语，妇女、丑角和其他地位低的角色说俗语，有“上场”、“退场”等舞台提示，剧终有祝福诗。认为这些艺术特征都符合印度现存最早的梵语戏剧学著作《舞论》中的戏剧规则。论文重点辨析了印度国内外学者对印度戏剧起源所持的五种主要观点——起源于古希腊戏剧的影响，起源于吠陀时代《梨俱吠陀》中的对话诗，起源于木偶戏（《摩诃婆罗多》等多有牵线木偶），起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吟诵，起源于波你尼时代——的得失，在对上述观点考辨的基础上，比照古希腊和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发展情况，提出印度戏剧起源于波你尼时代中的“戏笑”伎人，而它的成型时间难以确指，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后1、2世纪之间。 之后，冯至在《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里斯的气质、禀赋和风格》（1993.1）一文中提出，自然的生命化、语言的比喻以及类比性形成和滋养了诺瓦里斯的独特风格，而他的风格建立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在其思想的漫游下，万事万物都被解释或设定为相互关联的，他的诗如同一个世界，在这里一切界限都消失了，以至空间和时间也都具有了相互对应的关系（“如果时间友好而和善，/未来便会与现在和过去连在一起，/春天会连接秋天，夏天会连接冬天，/青年与老年在真诚的游戏中结双成对：/那么，我可爱的伴侣哟，痛苦的泉水就不再流淌……”）。而诺瓦里斯认为，人的一切关系在根本上都是相对的（“悲与喜、死与生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有‘最亲密的感应’”；“真理完全是谬误，健康完全是疾病”；“男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人，正如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男人”）。文章认为，诺瓦里斯或者是在周围世界中看见了巨大的关联状态，或者是在他认为似乎更真实的童话世界里预感到了这种关联状态。这种观看、这种情感和思维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其他许多思想家，例如在赫拉克利特、圣•保罗、老子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看到。冯至这种对诺瓦里斯“巨大有机体”思想的概括（“世界是一个永远在流动和运行的巨大有机体。一切既结合又裂解、既混合又离解、既联系又分割。”）对德语界的诺瓦利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盛宁的《人•文本•结构——不同层面的爱伦•坡》（1992.4）一文是国内最早的辨析爱伦•坡的学术史的论文，作者纵览一个多世纪的以来的坡的研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坡的身世和性格切入他的创作的传记批评话语、印象主义批评话语、精神分析批评话语；从坡与社会、历史关系切入的社会历史批评话语，从坡的文本世界切入的文本分析；以及从坡的作品的抽象结构切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话语。与其相联系，作者辨析了既往坡的研究如何局限于一种印象主义的“好恶之争”，论“人”而不是论“文”，而A.H.奎因的《埃德加•爱伦•坡评传》（1941）正本清源，把坡的研究重心拉回到作品。之后坡的研究进入到现代批评的分析框架之内，把坡的全部作品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存在，多视角、多层次地逐一读解或透视具体文本的复杂意义，这之中有侧重社会和历史的分析，也有受新批评影响的侧重文本本身的分析。而文本的意义显然并不是内在的，而是文本所处的语言结构、文化氛围所决定的，于是坡的作品终至进入了当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批评话语，甚至成为20世纪文本和阅读理论的象征（如《被窃的信》等推理小说）。 与此相联系，刘意青的《现代小说的先声——塞缪尔•理查逊和书信体小说》（1992.4）提出对理查逊的再认识对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总结了理查逊创造的“写至即刻”（巧妙分割每封信的内容，使小说中的场面有如戏剧里的场次详尽生动）和多元叙述（他对人、对女性及其心理的谙察，使他摈弃了外向的、简单追求情节的叙述，而寻求多元、多层面地表现人物）的手法，注意到理查逊率先让人物写自己的故事和书信体小说体裁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为现代各种新批评理论提供了讨论文本和小说技巧的巨大潜力。 陆建德《雪莱的流云与枯叶——关于<西风颂>第二节的争论》（1993.1）精细地辨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英美学界对雪莱《西风颂》第二节中“流云”、“枯叶”、“头发”及其比喻的不同解读，对李维斯《重新评价：英诗传统与发展》（1936）中所论雪莱诗中的比兴具有独特的自我繁殖力，其感情往往徜徉于太虚之中；刘易斯《雪莱、德莱顿和艾略特先生》一文的匡正时弊；理查•H.福格尔在其《浪漫主义诗人和玄学评论家》所接受的枯叶为死亡/新生的象征一说，称流云和枯叶都在风的作用下飘零；弗雷德里克•A.波特尔《雪莱的真相》（1952）一文暗示雪莱的描绘的图景朦胧，但不能因此否定某些自然现象的存在；以及具有浓重科学色彩的台斯蒙•金•赫利对“流云”、“枯叶”、“头发”所做的权威科学阐释逐一点评，分辨利弊，并提出上述学者囿于雪莱忠实地师法自然的出发点，而应将注意力扩展到雪莱的其他作品，起于一事一景的诗作，适用于彼时彼地的语言会被用来形容此时此地的场景，过去和现在会通过语言形成奇特的交汇——《西风颂》的雪莱或许在回忆几个月前海边偶见的壮观景象，或许沉浸在1817年创作的《伊斯兰的起义》的第1歌第4节，提出《西风颂》第2节与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尚未被学界所察。联系到诗人10月20日笔记以落发比枯叶，结论为流云、枯叶和头发三者在雪莱的创作意识深处互相纠结，不仅仅出于韵脚的考虑，或许反映了诗人写作该诗时败叶像枯发一般脱落的潜意识，由此诗人在第4节自比一片枯叶和流云，到了第5节终于向西风发出呼唤：“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有如树林：/尽管我的叶落了，那有什么关系！” 西班牙语文学研究中，赵德明《拉丁美洲：巴罗克风格的福地》（1994.1）一文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巴罗克是怎样传到拉丁美洲的？它是怎样影响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为什么当代拉丁美洲作家愿意接受并且发展了巴罗克艺术风格？文章从巴罗克词源“不规则、有瑕疵的珍珠”的意思理解在艺术上使用“巴罗克”或许对“规则”、“完美”抱有逆反心理，17世纪的西班牙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痛苦过程，极度的悲观和麻木不仁导致西班牙文学呈现出由剧烈冲突造成的强烈失衡状态，在痛苦的反思和令人愉悦的刺激这种对立的成分之间摇摆。巴罗克艺术风格从16世纪由西班牙征服者带入美洲之后，17、18世纪美洲殖民地的文学基本是宗主国巴罗克文学的翻版，同时美洲的作家更喜欢奇特、怪异的比喻、漫无边际的联想，反差强烈的对照，风格影响遍及宗教诗、抒情诗、讽刺诗、记事散文和戏剧。美洲本身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美洲充满不同民族文化的共生、形变，动荡和混杂的大陆一直就是巴罗克世界，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中就蕴藏着巴罗克的艺术细胞，因而是巴罗克风格的福地。 日本文学研究方面，吕莉《“炎”考——关于<万叶集>第48首歌的探讨》（1996.2）针对日本学界对《万叶集》第48首歌中的“炎”字所做的“曙光”说、“阳炎”说、“火焰”说、“水蒸气”说、“薄霭”说的不同解读一一辨析，并论证了表记文字“炎”的含义（初唐以前的我国古代诗文中，“炎”字除被用于表示“火焰”外，还被用于表示“日”、“光”和“阳炎”）和采用动词“立”的意义。结论为：“炎”一词在第48首歌中所表现的景物既非阳炎，亦非火光，而是阳光。这一表现意图实际上早已被柿本人麻吕清楚地体现在表记文字“炎”与动词“立”的组合之中。这首以日月交替为主轴的短歌还承担着由对草壁皇子的缅怀向展示只有轻皇子才是其真正继承人这一重要内容转换的关键一步。其核心词语正是这个“炎”字。 二 《外国文学评论》从1997－2006第二个十年，所刊发的论文涉猎的研究内容和文学题材更为广泛，研究者也更多地从跨文化等的多元视野设计论题，释读作品，大量优秀论文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引领着阅读和批评：孙法理《为政变者写下的挽歌——解析莎士比亚的<凤凰与斑鸠>》（1997.1）、李万钧《从跨文化角度看<老妇还乡>和<物理学家>》（1997.1）、郑达《交换的经济——评亨利•詹姆斯的<美国人>》（1997.2）、刘新民《济慈诗歌艺术风格散论》（1997.2）、吴芬《也谈对中世纪文学的评价》（1997.2）、林精华《屠格涅夫创作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1997.3）、李伯杰《“思乡”与“还乡”——<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的还乡主题》（1997.3）、张哲俊《母题与嬗变：从<长恨歌>到<杨贵妃>》（1997.3）、刘安武《剖析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论》（1998.2）、张冲《美国十九世纪印第安典仪文学与曲词文学》（1998.2）、陈庆勋《论哈代的乡土精神》（1998.3）、童燕萍《写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堂吉诃德>的模仿真实》（1998.3）、罗益民《济慈颂歌疑问语式的语用学解读方法》（1998.3）、吴芬《马利亚的神化与人化》（1998.4）、王丽亚《聚焦折射下的人际关系——亨利•詹姆斯<金碗>聚焦模式评析》（1998.4）、肖明翰《<失乐园>中的自由意志与人的堕落和再生》（1999.1）、金莉《从<尖尖的枞树之乡>看朱厄特创作的女性视角》（1999.1）、李均洋《日本文学的发生与起源》（1999.1）、孙宏《论庞德的史诗与儒家经典》（1999.2）、冯亚琳《德国十八世纪自传文学中的个体意识》（1999.2）、王晓珏《启蒙时期的德国国家小说》（1999.2）、李辰民《契诃夫与医学》（1999.2）、 黄宝生《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1999.3）、梁工《略论古犹太文人创作残篇的特质和地位》（1999.3）、苏文菁《情与理的平衡——对华兹华斯诗论的反思》（1999.3）、刘波《“文体场”与文学作品的阅读——兼论波德莱尔“深渊”的文体场意义》（1999.3）、吴晓都《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1999.3）、区鉷《透过莎士比亚棱镜的本土意识折光》（1999.4）、高奋《开创小说的传统——论笛福的小说观》（1999.4）、谷裕《论歌德小说<亲合力>中的神秘主义色彩》（1999.4）。 其中，吴芬《马利亚的神化与人化》（1998.4）考察中古时期宗教作品圣母剧中“马利亚的孕育”、“马利亚的神庙”、“马利亚的婚配”、“约瑟对马利亚的猜疑”、“童贞女升天”五部分，以说明圣女剧中马利亚的形象与其在《圣经•新约》中的原型相比经历了神话与人化/世俗化的双重变化，圣母剧因此对当时人而言具备了意义/教诲和慰籍/娱乐的双重功能。文章叙述道，对于《新约》各卷的作者而言，重要的是耶稣及其言行，马利亚的生平无足轻重，最初的马利亚形象简约、模糊。在马太福音中约瑟是中心人物，马利亚从始至终几乎完全被动：约瑟始终是施动者，句子的主语，而马利亚是受动者，句子的宾语。至路加福音，关注的重点从约瑟转移到马利亚，在一些重要场景中，马利亚成了施动者，句子的主语，被赋予更重要的作用。15世纪的圣母剧塑造出一个光辉神圣的圣母，处于救世故事的中心，马利亚所经历的普通人生、成长、衰老与病死的全过程都享受到上帝的特殊恩典，得以在救世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总之，从《新约》中轮廓模糊、作用有限的少女和妇人，到15世纪戏剧中的圣母，神化是马利亚形象变化的主流，但同时也有形象的人化/世俗化，戏剧为马利亚建构了真实的人的环境和真实可信的人的品质。马利亚形象的神化部分是基督教义的图解、形象的说教，杜撰的目的是教诲；而其人化部分的功能则是慰籍和娱乐。 黑格尔曾把18世纪特定历史环镜下的个体自我觉醒称作“人与自身的和解”，由于德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17世纪连年战争带给刚刚崛起的资产阶级的致命打击，使得人的这种自我发现和“与自身的和解”过程进展得十分艰难，即使是在各种革新思潮风起云涌的18世纪，自传文学中的自我觉醒在发展的同时仍充满矛盾和潜在危机。冯亚琳《德国十八世纪自传文学中的个体意识》（1999.2）一文从上述角度入手，通过对J.H.荣-施笛林的《传记》和K.P.莫利茨的《安东•莱瑟尔》自传作品的分析和评述，揭示18世纪自传文学对于德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体自我觉醒的特殊意义。文章提出，施笛林《自传》的深意在于具有18世纪虔信主义宗教思想指导下的自传作品所共有的天意思想，表现出某种既自信又谦卑的自我意识：一方面，个体确信自己是享受上帝恩惠的特殊选民；另一方面，个体又视自身为上帝的工具，是上帝而不是他本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自传》展示了以笃信上帝为前提的个体成长过程和建立在上帝话语和理智之上的自我意识，这对18世纪德国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意义既在于此，也局限于此。而《安东•莱瑟尔》的主人公过着双重生活：“一种在想象之中，一种在真实之中”，作者莫利茨在反思中从心理分析角度诠释自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揭示环境（历史）对个人行为和性格的影响所带给个体发展的矛盾性，这显示了其时德国资产阶级所处的矛盾地位。 刘波《“文体场”与文学作品的阅读——兼论波德莱尔“深渊”的文体场意义》（1999.3）一文重点评析了法国批评家吉罗的“文体场”概念，并以此概念释读波德莱尔的作品。吉罗认为通过对作家笔下某一词语文体场的研究，可以揭示作家运用词语的风格，以及使用中赋予词语的特定意义，进而透视作家的审美趣味和思想蕴含。以波德莱尔的《致一位过路的女士》、《苦闷与流浪》、《远行》、《忧郁之四》等诗中出现的“此地”一词为例，借助文体场的作用，一个普通的词具有了超出它自身可能性的表意功能，“此地”不再是一个孤立表示地理方位的词语，而是和主题——“泥泞”、“忧郁”、“苦闷”、“封闭”、“绝望”等——紧密相联。“深渊”是《恶之花》中的一个关键性词语，体现着诗人的独特体验，在《恶之花》中频繁出现（25次）。吉罗从众多的语境分析得出“陆地深渊”的要素——黑暗、阴冷、恐怖、晕眩等——与代表温暖、光明、深邃、欢乐的天空相对立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的灵魂听凭“恶”的召唤堕入的地域。而这种认为一个词语在作品中只有一个统摄一切的文体场的看法显然值得怀疑，批评家安托尼指出，阅读《恶之花》的每个诗句，也要看它跟整部作品的关系，正是从作品整体中它才获得完全的意义效果。刘文总结说，把“深渊”等同于地域和罪孽不能揭示波德莱尔深渊的真正本性，因为在波德莱尔的世界里，深渊尽管常常是地域，但它有时也是天空，精神的天空（《精神的曙光》）；有时则是“人心”，写的是“人心的深渊”（《人与海》）。而且虽然在波德莱尔的笔下，一切皆深渊，但却表现了诗人两重性的态度——他并非将世界分为两个独立并且相互对立的本原，而是同一整体中既包含了美，也包含了丑，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基因，两者互相交流，相互转换。因此，在波德莱尔的诗作中，诗人迷恋的对象时而是“善良的天使”，时而是“好斗的魔鬼”，但更多的是两种形象同时出现，互相纠缠的“天使－魔鬼”，而只有这种形象才能揭示人心的深渊之底最隐秘的因素，揭示人心的真正本性。正是：“投身源底，是天堂是地域又有何妨?/到未知世界之底去发现新奇！”（《远行》） 时值俄国伟大的作家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吴晓都特撰写了《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1999.3）一文，总结普希金以题材广泛、类型多样、风格独具的叙事文学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为俄国文学创造了经典文学叙事范式。普希金是19世纪俄国叙事主题的开掘者，俄罗斯国家的命运、有启蒙意识的贵族青年与俄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俄罗斯妇女问题、俄罗斯社会演变与传统道德的关系、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发展等重大主题均由普希金最先感悟并加以开掘。《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等表达了诗人对俄罗斯命运和对社会进步的关切；《叶甫盖尼•奥涅金》、《罗斯拉夫列夫》探索了俄罗斯文化发展走向的主题，以为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博采各国文化之长，是提高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普希金也是俄国小说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主题的开创人，《茨冈人》、《强盗兄弟》、特别是《驿站长》寄寓了诗人人道主义情怀和道德探索的主题，《驿站长》中冬妮娅思想感情的转变表征的即是传统道德的失落；普希金也是首位认识和评价妇女社会价值的伟大作家，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比男主角更有光彩——执著而勇敢的“上尉的女儿”玛丽娅成为青年军官的拯救者，而傲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塔吉雅娜最终成为整个俄罗斯妇女的“圣像”。 进入21世纪后，更多涵盖古典文学诸多领域的论文与时俱进，对相关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进行开拓性探讨，对于繁荣学术研究、推进理论创新，引导整个外国古典文学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杨金才《文类、意识形态与麦尔维尔的叙事小说》（2000.1）、姚继中《于破灭中寻觅自我——<源氏物语>主题思想论》（2000.1）、田庆生《梦与真——<驴皮记>中的二元对立体系》（2000.1）、陆建德《“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纪念王尔德逝世100周年》（2000.2）、王钦峰《从主题到虚无：福楼拜对小说创作原则的背离》（2000.2）、王志耕《神正论与现实视野的开拓——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综论》（2000.2）、杨慧林《早期基督教文学概说》（2000.3）、张哲俊《母题与嬗变：从明妃故事到日本谣曲<王昭君>》（2000.3）、邱紫华《<吉尔伽美什>的哲学美学解读》（2000.3）、陈凯先《<堂吉诃德>对现代小说的贡献》（2000.3）、王守仁《赋予生存以美的形式——论马修•阿诺德的戏剧片断体诗》（2000.4）、黄晋凯《巴尔扎克文学思想探析》（2000.4）、孙法理《关于新确认的莎士比亚四部作品》（2000.4）、李增《斯宾塞的<牧羊人日历>》（2000.4）、罗益民《<致他羞涩的情人>的艺术魅力》（2000.4）、丁宏为《海边的阅读——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构思》（2001.1）、程巍《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2001.1）、许德金《叙述的政治与自我的成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两部自传》（2001.1）、陈中梅《普罗米修斯的hubris——重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2001.2）、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2001.2）、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2001.2）、赵宁《乌托邦文学与<圣经>》（2001.2）、董爱国《埃米莉•狄更生隐退之因探析》（2001.3）、刘立辉《弥尔顿的诗学观》（2001.3）、孙宏《美国文学对地域之情的关注》（2001.4）、肖明翰《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2001.4）、刘新民《论勃朗宁诗歌的艺术风格》（2001.4）、蒋承勇《<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2001.4）、吕大年《人文主义二三事》（2002.1）、颜学军《论哈代的自然诗》（2002.1）、蓝仁哲《<哈姆莱特>：演绎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2002.1）、蒲若茜《<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2002.1）、汪剑钊《美将拯救世界——<白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末世论思想》（2002.1）、黄梅《<项狄传>与叙述的游戏》（2002.2）、李伟昉《试论<修道士>的“哥特式”特征》（2002.2）、吴笛《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间主题》（2002.3）、李维屏《评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艺术》（2002.3）、董爱国《狄更生的死亡比喻与基督》（2002.3）、章燕《走向诗歌审美的人文主义——谈济慈诗歌中的社会政治意识与其诗歌美学的高度结合》（2002.4）、刘新民《济慈诗歌新论二题》（2002.4）、陈中梅《目击者的讲述——论史诗故事的真实来源》（2002.4）、黄燎宇《瓦肯罗德与艺术问题》（2002.4）、李伯杰《论弗•施莱格尔的“交友”思想》（2002.4）、吕大年《理查逊和帕梅拉的隐私》（2003.1）、张箭飞《解读英国浪漫主义——从一个结构性的意象“花园”开始》（2003.1）、王志耕《“聚合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2003.1）、李均洋《“辞”的传承和“传奇”的结构——<古事记>文学性的由来》（2003.1）、王立新《特质、文本与主题：希伯来神话研究三题》（2003.2）、刘润芳《德国的巴洛克自然诗》（2003.2）、黄宝生《<摩诃婆罗多>译后记》（2003.3）、高峰枫《奥古斯丁与维吉尔》（2003.3）、陈中梅《人物的讲述•像诗人•歌手——论荷马史诗里的不吁请叙事》（2003.3）、殷企平《一段“进步”的历史——浅谈狄思累利的小说》（2003.3）、谷裕《试析冯塔纳小说的“疑难”思想结构》（2003.4）、李增、王云《论华兹华斯<塌毁的茅舍>的主题与叙事技巧的统一》（2003.4）、陈晓兰《左拉小说中的巴黎空间及生态表现》（2003.4）、章燕《审美与政治：关于济慈诗歌批评的思考》（2004.1）、殷企平《互文和“鬼魂”：多萝西娅的选择——再访<米德尔马契>》（2004.1）、丁宏为《济慈看到了什么？》（2004.2）、罗国祥《理性的反动——雨果小说美学的现代性》（2004.2）、刘戈《理查逊与菲尔丁之争——<帕梅拉>和<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对比分析》（2004.3）、何成洲《论梅达•高布乐是一个颓废者》（2004.3）、刘瑞芝《论狂言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2004.4）、周启超《徘徊于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之间——果戈理的文学思想轨迹刍议》（2004.4）、陈晓兰《腐朽之力：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2004.4）、殷企平《在“进步”的车轮之下——重读<玛丽•巴顿>（2005.1）、谷裕《拉伯小说对德意志市民性的悖论性认识及多元化叙事视角》（2005.1）、肖明翰《<贝奥武甫>中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并存与融合》（2005.2）、赵炎秋《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2005.2）、刘瑞芳《创新与开拓——论布伦塔诺诗歌的意义》（2005.2）、吴岳添《从拉伯雷到雨果——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谈起》（2005.2）、陈姝波《悔悟激情——重读<弗兰肯斯坦>》（2005.2）、乔修峰《<罗慕拉>：出走的重复与责任概念的重建》（2005.2）、耿幼壮《悲剧与死亡——英国伊丽莎白时期复仇剧问题》（2005.3）、陈众议《“变形珍珠”——巴罗克与17世纪西班牙文学》（2005.4）、韩敏中《黑奴暴动和“黑修士”——在后殖民语境中读麦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2005.4）、杨金才《论<皮埃尔>的创作意图与叙事结构》（2005.4）、殷企平《体面的进步：<纽克姆一家>昭示的历史》（2005.4）、刘晓晖《问题越界与意义空白：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书信》（2005.4）、吕大年《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2006.1）、袁宪军《<希腊古瓷颂>中的“美”与“真”》（2006.1）、张旭春《<采坚果>的版本考辨与批评谱系》（2006.1）、李均洋《金钱＋享乐＝模范町人——<日本永代藏>的町人道德文明观建构》（2006.1）、陈中梅《<奥德赛>的认识论启示——寻找西方认识史上logon didonai的前点链接 》（2006.2、4）、金衡山《<红字>的文化和政治批评——兼谈文化批评的模式》（2006.2）、刘润芳《德国浪漫派抒情诗探识》（2006.3）、区鉷、陈尚真《“诗法社”与英诗格律实验》（2006.3）、刘立辉《宇宙时间和斯宾塞<仙后>的叙事时间》（2006.3）、刘晓晖《阐释的悖论：狄金森研究中的分歧与争议》（2006.3）、吴兰香《霍桑与现代科学观——读<拉帕西尼的女儿>》（2006.4）、潘志明《罗曼司：<红字>的外在叙事策略》（2006.4）、颜学军《论哈代的<列王>》（2006.4）、吕莉《“白雪”入歌源流考》（2006.4）等大批文章都是扎实地解决具体问题，对相应的研究有学术推进的论文。 陈众议《“变形珍珠”——巴罗克与17世纪西班牙文学》（2005.4）一文考辨巴罗克概念、巴罗克的成因、巴罗克艺术和巴罗克文学的风格与特征。文章分析道：由温克尔曼1756年首先提出的艺术中的巴罗克概念和西班牙评论家梅嫩德斯•伊•佩拉1886年首先使用的文学巴罗克的概念表征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的一个复杂的间歇性流派，总体上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基因，同时又明显背离其托古倾向和理想主义情怀，内涵繁复而不乏玄奥，形式夸张而富于变化。巴罗克艺术源于西班牙神秘主义思潮，与宗教压迫有关。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天主教的西班牙形势急剧变化，天主教会竭力阻止宗教改革运动，但却无法应付新教和资本主义的挑战，王室一系列对外政策受挫，信仰和经济双重危机迅速降临。现实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奢华与赤贫、教义与物欲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动摇了理想主义的基础。巴罗克主义即逼真地反映了16世纪中至17世纪初西班牙文人从心态到创作方法的变化，此时怀疑主义抬头，有关天堂和死亡的思考及各种遁世绝俗思想复杂而又矛盾地流溢在巴罗克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同时，巴罗克文学的兼容和驳杂恰适成为西班牙文化本身的多元和混杂的表征。西班牙巴罗克文学主要表现为诗人贡戈拉的夸饰主义、克维多的警句主义，戏剧家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小说家塞万提斯等人的艺术思想及其作品繁复的内容和铺张的情节。巴罗克文学拓宽了拓宽了西班牙作家的表现空间，丰富了其表现手法，但也因过分强调雕琢和反常而使其对之后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特别是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既深刻久远，又利弊参半。 同年，在法语文学研究方面，吴岳添的《从拉伯雷到雨果——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谈起》（2005.2）分析具有典型狂欢化形式和内容的欧洲第一部长篇小说拉伯雷《巨人传》（1532－1564）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色，论述了狂欢化这种文学现象的历史渊源、基本特征和社会背景，以及它在法国文学中的演变过程及其意义，同时对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研讨和阐释。文章论述道，狂欢化在法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巨人传》是一部集古代神话、英雄史诗、骑士故事诗和民间故事等体裁之大成的巨著，正是拉伯雷把这些体裁糅合成了欧洲第一部具有粗俗、怪诞和颠覆功能等狂欢化特征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德廉美”（希腊文之意为“自由的意志”）修道院的建立，庞大固埃出海寻访智慧神瓶，及其相关教会黑暗和司法不公的描写等，特别是情节的怪诞、语言的粗俗和恶作剧的搞笑都是对中世纪的“神性”和骑士精神信条的颠覆。至17世纪，夏尔•索莱尔和保尔•斯卡龙继承了拉伯雷的传统，而19世纪雨果的狂欢化叙述与拉伯雷一脉相承。《巴黎圣母院》中把源于古罗马农神节的加冕和脱冕仪式转化为狂欢化的文学语言，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把怪诞融入人物性格的塑造，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善恶美丑之分。狂欢化的描写体现的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与颠覆功能正如巴赫金所总结的：狂欢节是一种批判性的亚文化，主要出现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过渡阶段，也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混乱时期。这种狂欢节用肉体享乐来取代精神的禁锢，用语言来显示对社会的对抗。它把神圣和渎神、高尚和庸俗、国王和疯子、乃至生与死等对立的概念相互混淆，动摇了官方价值的绝对性和永恒性，因而对官方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销蚀作用。 稍后，陈中梅《<奥德赛>的认识论启示——寻找西方认识史上logon didonai的前点链接 》（2006.2、4）也是创新研究的论文。文章论述道：秘索思（mythos）和逻各斯（logos）是研究西方认知史发展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古老，逻各斯新兴，但西方文化从荷马史诗开始就有不过多执迷于巫卜和非理性叙事的传统。文学是培育西方理性学观的摇篮，《奥德赛》里的主要正面人物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地具备实证的意识，他们的求证（或信证）行为反映了时代推崇的“务实”精神，明显不同于成诗年代更早的《伊利亚特》里人物的轻信。公元前5世纪，logon didonai (λóγον διδóναι)已成时尚，西方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他们忽略了逻各斯不仅可以，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有一个与之形成对接的学理先驱，几乎所有的人都未曾想到有必要可标示地寻找logon didonai的同一走向的前点链接。本文试图在mythos与logos之间找到一个中继点，提请学者们重视sēma的作用。通过细致和缜密的分析，文章论证了sēma（moi）eipe的标示功能，认为它具备极强的应释潜力，可以像logon didonai一样担当重任，为人们精当把握和学术化定位西方认知史的发展阶段，提供一个新的或许能起导向作用的坐标。塞玛(sēma)位居秘索思和逻各斯之间，一头粘连诗的古老，另一头连接新兴的实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德修斯之妻裴奈罗佩就像塞玛，浓烈的宗教感没有妨碍她同时具备注重观察和细致求证的时代品质。她爱听故事，容易被对方声情并茂的叙事所感化，但也知道如何妥善区分感情和理智，表现出很强的实证意识。在关键的时候，她甚至显得比奥德修斯更为冷静，审时度势,顺水推舟,虽说不一定刻意为之,但事实上却娴熟运用了高超的探察(peirazein, πειρα＇ζειν)技巧，欲擒故纵,引而不发地致使对方主动招供，和盘托出了那张自制睡床的“机密”。让我们吃惊的是，是裴奈罗佩，而不是以足智多谋闻名的奥德修斯代表着史诗人物探察和证事的最高水平，把他们屡试不爽的求证艺术推向新的高峰。裴奈罗佩所说的sēmat’ariphradea katelexas和莱耳忒斯喊出的sēma (moi) eipe异曲同工，共同向世人传递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早在logon didonai出现之前，希腊人就已经初见成效地开始了以sēma eipe为代表的实证。 此时期关于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杨慧林《早期基督教文学概说》（2000.3）即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缘起、早期基督教文学的代表作家、拜占庭文学以及西欧最早的俗语文学等进行探讨 ,并涉及基督教戏剧的传承、罗丝维萨的作品、欧洲东部与西部文学的各自特征等问题。文章从中世纪欧洲文学的萌动与基督教崇拜入手，叙述了早期中世纪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与基督教崇拜中的弥撒及圣餐仪式的密切联系，最早的弥撒仪式中的“衍文”作品“圣歌”或“续唱”在10世纪前基本上是些成双成对的句子或诗节，11世纪时已开始运用韵律，12世纪后韵律和诗节的安排更趋严整。此类“衍文”不仅是抒情或描写，还从圣餐仪式中延伸出一种对话的形式，如图提罗所写的《探访圣墓》，其后该作品又加入了耶稣等人的内容，最终演变成真正的戏剧。早期基督教代表作家罗丝维萨写有《加里卡纳》等六部戏剧作品，作者将对话作为主要的戏剧语言，对话运用得比弥撒仪式及其“衍文”更加成熟。而拜占庭文学在中世纪的欧洲较为独特，5世纪既有延续和复兴古代文学传统的史诗《狄奥尼西卡》，也有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叙事诗《特洛伊的陷落》等，至7世纪早期，皮西狄亚的乔治的诗作已完全采用了抑扬格三音步并以此形式叙述了拜占庭皇帝的战争和关于创世的故事，其后的拜占庭叙事诗大体仿照此种形式。同时，从4世纪中叶亚历山大利亚的阿萨那修斯所作的《圣安东尼传》开始，圣徒传记就成为拜占庭文学中的基本素材之一，在加上《圣经》故事及赞美词后发展成为拜占庭的圣餐仪式诗。6世纪中期后诗人又用诗作应和《圣经》中的诗篇，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带有重读韵律的诗节，至10世纪后，一种包括15音节的重读韵诗渐趋成熟，对叙事文学产生一定影响。而在过渡中的西欧基督教文学（古英语诗歌）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贝奥武甫》和卡德蒙的《圣歌》、琴涅武夫的《使徒的命运》等四首诗作。 肖明翰的《<贝奥武甫>中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并存与融合》（2005.2）进一步探究《贝奥武甫》中的基督教和日耳曼传统的影响。文章叙述道，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于6世纪皈依基督教后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比分地区实际上并存着两大传统：基督教传统和日耳曼传统。这两大传统一直处在矛盾、冲突、相互影响并逐渐融合的动态关系之中。这种冲突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英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这两大传统的并存、冲突与融合自然也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现存最早的古英语诗歌《凯德蒙圣歌》就没有直接使用圣经中对上帝的称谓，而是用了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里对日耳曼异教神的称谓来指称基督教的上帝；他还在圣歌中直接借用古英语中的一些宗教词汇，使其获得基督教含义。《贝奥武甫》在反映和体现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文化传统的并存、冲突与融合方面无与伦比，他是基督教拯救故事的寓言诗，模仿赎罪的神圣奇迹的寓言诗，也是基督教语境下的异教英雄史诗。《贝奥武甫》的故事发生在前基督教的英雄时代或异教时代，而诗人或故事最后成型者却无疑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基督教诗人，他必然遇到和解决如何塑造异教英雄和如何处理异教素材这个棘手的问题。作者巧妙地借鉴凯德蒙将异教词汇基督教化这一方法和利用已经被基督教化了的异教词汇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诗中提到的神灵、人物、事件乃至一些价值观念都可以同时在基督教和异教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解读。而巧妙使用基督教化了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使之能同时指称基督教的上帝和异教神祇，这实际上是暗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以此来促进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融合。 相同时期有数篇对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充满理趣，而且多是对所研究作品的重新解读或阐释。例如：程巍《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2001.1）、黄梅《<项狄传>与叙述的游戏》（2002.2）、韩敏中《黑奴暴动和“黑修士”——在后殖民语境中读麦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2005.4）和吕大年的《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2006.1）等。 程巍《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2001.1）一文将《傲慢与偏见》(1813)中的达西与《简•爱》(1847)中的罗切斯特还原于他们各自时代的历史语境,揭示 1813年到 1847年间英国社会理想男子模式的变迁及其政治经济原因。达西是摄政时代受欢迎的贵族,罗切斯特是维多利亚时代受欢迎的中产阶级，从达西到罗切斯特,摄政时代的伦敦蝴蝶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鹰,而英国文学再现了英国从乡村社会走向帝国事业这一过程。文章分析说，奥斯丁和夏洛蒂•勃朗特再现了英国社会对男子要求的变迁，并在欲望中分享了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1813年的达西是个有魅力的纨绔子，有钱，英俊，高雅，精神优越，无所事事，投合摄政时代女子对男人的集体幻想。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虽然动摇了这类纨绔子的政治和经济根基，但他们的文化标准却成为对中产阶级的心理压迫。达西作为一个有托利党色彩的贵族保守主义者，赞成《谷物法》，反对蚕食其土地和幻想的圈地运动，要在日益缩小的田园诗色彩的乡村土地上寻找传统生活方式的最后堡垒。与《傲慢与偏见》封闭的英国乡村气息不同，《简•爱》弥漫着海外气息，透视着扩张的地理意识，罗切斯特即充满向外拓展的激情，这也是勃朗特的激情。后者爱尔兰裔身份的疏离感使她缺乏盎格鲁人对英国土地和旧制度的依恋，而维多利亚女王的帝国事业想恢复的也是英国18世纪那种体现在航海家和殖民者鲁滨逊身上的有侵犯性和扩张性的男子汉气。勃朗特对罗切斯特的描绘正符合悄然变化的时代风尚——体育家的身材，又大又亮的鹰眼，像狮子一般的力。此时，中产阶级已为自己的形象加了冕，城市和工业已经具有了美学特征，时代要求也为中产阶级的工作伦理提供了合适的意识形态色彩，要“去扩大主的王国，为十字旗赢得胜利”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鹰们振翅而起，也由此成为了1847年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追逐对象。 黄梅《<项狄传>与叙述的游戏》（2002.2）介绍并讨论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的叙述特点和艺术风格,力求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 (包括作者的生活 )以及文学传统来分析作者的叙事实验和文本游戏，指出该书自由不羁的笔法与其说有“颠覆”意图或作用,不如说反映了小说在18世纪作为尚未定型的文类所拥有的巨大可塑性和相对宽阔的空间。文章提出，颠覆主流叙事范式、互文性、所指不可追索等等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术语似乎都可以毫不牵强地用于《项狄传》，以至有学者强调该小说中的断裂和不连贯性；有学者从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层面把握作品；有的从巴赫金的多声部理论切入，最终聚焦于对“欲望”的拉康式的分析；还有读者反映批评、女性主义的解读等等。但是，黄梅的文章指出，尽管《项狄传》为种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的剖析范例，但是作品本身并非理论先行，斯特恩对主流小说或文学传统的所谓挑战也绝非意在“颠覆”。他的文字游戏和讽拟笔法来自他实实在在的他和约克郡地主朋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小说中的怪人轶事是以作者“鬼魔社”的贵族、士绅朋友为原型，游戏姿态、闹剧精神和肉欲玩笑与他们的群体生活一脉相通。他创造的是和某一种现实生活气息相通的世界，其讽刺和揶揄也是他的张扬和自诩。不论他离题万里还是肆意耍笑，都是紧扣主题的自我展示，同时显示了斯特恩对拉伯雷、塞万提斯、勃顿等讽刺作家的继承和借镜，包括其大名鼎鼎的跑题等手法都可在勃顿那里一一找到范本。因此照上述当代时髦理论家的分析较多折射的是当下人的思想倾向和理论关怀，却未必符合斯特恩和《项狄传》的实况，《项狄传》体现的是其时调整阶级关系的社会格局中，仍处于成长与融合时期的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丰厚、驳杂和柔韧。 韩敏中的论文《黑奴暴动和“黑修士”——在后殖民语境中读麦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2005.4），在细读《贝尼托•塞莱诺》和其真实“原型”德拉诺船长所著《航海记》第18章并比对另一影响作品创作的“底本”威廉•斯特灵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隐修生活》基础上，提出小说中的黑人既是起义者也是白人阴谋家的看法，并解释了作品中的内在矛盾，同时认为当下过度政治化的阅读对作品中黑人形象的复杂性，尤其是麦尔维尔对玄学意义上的“黑暗”和“邪恶”的持久关注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文章辨析了围绕《贝尼托•塞莱诺》中有关贩奴、蓄奴制及其相关问题所形成的四种看法后，提出指责麦尔维尔为黑人暴力起义张目的观点缺乏立论的基础：作品有相当完整的真实黑奴起义的原型，而且扩大了贩奴船的规模，突出了起义者对塞莱诺船长的绝对控制，大幅改动了原型中的证词（只列塞莱诺的证词），尤其是大幅改造了原型中三方的形象——再创作后的白人形象塞莱诺、德拉诺得以提升，黑人形象则大大恶化，起义者被写成施虐成性的群体，其争取自由的目的被无休止的肉体折磨和恐怖气氛中模糊化了。所以倘若作者要为起义者张目，那么如此毒化真实的起义黑人形象又是意欲何为。而联系《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隐修生活》中的细节和词语，麦尔维尔在小说中似乎既将黑奴当成用暴力争取自由的起义者，又把他们当成了擅长阴谋诡计的“黑修士”，所以作品既体现了对德拉诺种族主义态度的批评，又呈现了起义者代表最深沉的黑暗和恐怖的形象。 吕大年的《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2006.1）也是一篇有趣的文章，作者以理查逊《帕梅拉》（1740）的出版风行为历史背景，以大量征引的《帕梅拉》的叙事、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942）的情节、菲尔丁的传记和他本人所撰的时评，以及18世纪社会史方面的材料，考察菲尔丁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的创作反映出的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的变化。文章论析了在《帕梅拉》风行的年代，在它大量印制、改编、翻译、盗版创造的多媒体文化现象下，它不仅是读物，谈资，还是品评人物、事件的比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影响。对此，菲尔丁有所不忿，于是也写出一个关于仆人的故事与之相对。婚姻双方出自不同的阶级，低就或者高攀，在18世纪的英语里叫“门户失类”，因而理查逊要刻画身为女仆的帕梅拉的礼貌得体、纤秀苗条、优雅娇柔，为她高攀的婚姻铺垫张本。而身为伯爵、中将之后的菲尔丁是个常常就社会问题、道德行为发表评论的作家，在文化风气新旧交替、各色人等社会地位的升降转移之中，菲尔丁仍具有深刻的阶级意识，言论行迹固守传统。《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中的约瑟夫是个仆人，既是菲尔丁用来玩笑《帕梅拉》的工具，也是表达菲尔丁社会理想的媒介。约瑟夫身份的改变与其所作所为无关，也非用作改变地位的手段，约瑟夫在身份改变之后笃守与范妮的旧情，亦不改以劳作为生的本来面目，而在个人的境遇变化之时持常守故原本就是菲尔丁的理想，所标示的是他对英国此间社会风气转变的反抗。 在俄语文学方面，周启超所作的《徘徊于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之间——果戈理的文学思想轨迹刍议》（2004.4）一文，针对学界对果戈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或“怪诞现实主义”的定位，提出就果戈理本人及其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而言,他更像是浪漫主义作家。果戈理的文学思想徘徊于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之间，他的文学世界始终暗涌着浪漫主义的情怀。文章分析道，果戈理早年以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甘茨•奎谢加丹》，1829）开启其文学之旅，晚期也是以一部带有浪漫主义乌托邦精神的“长诗”（《死魂灵》，1842） 终结其创作生涯。果戈理将《死魂灵》界定为长诗，显然受到了普希金将《叶甫盖尼•奥涅金》称为“长篇小说”做法的启迪，也表达了果戈理与西欧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叙事诗学上的分野，他要创作一种“小型史诗”，以小见大，通过描画某一体现民族精神的人物或事件，折射出全人类的精神生活历程所对应的宏大命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裁不仅仅是揭露、讽刺与批判，更有抒情叙述与体裁建构的追求。事实上，抒情主题与抒情笔调贯穿于果戈理的全部创作，从《狄康卡近郊夜话》到“彼得堡故事”，从《米尔戈罗德》到《死魂灵》，作家使用了大量的抒情插笔评点所叙故事（《五月之夜》），抒发作者情思（《索罗奇集市》、《死魂灵》），创作出具有整体浪漫主义品性的典型作品，《狄康卡近郊夜话》、《塔拉斯•布尔巴》与《罗马》既有魔幻情节、神话传说所特具的瑰丽色彩，震人心魄的灵魂的燃烧，悲壮激越的情感冲突，透视的是作家浪漫主义的情怀及其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乌托邦者相仿，果戈理骨子里钟情于理想的宗法制和君主制，认定其欲建构的“天国般的国家”能够满足所有人——斯拉夫主义者、官方君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这个浪漫主义者在审美乌托邦和宗教乌托邦之间徘徊，《与友人书简选》、《死魂灵》第二卷等的创作展示了作家审美乌托邦遇挫后更多地诉诸于宗教乌托邦的迁移，论文细致论析了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在果戈理文学思想中的复杂纠结。 此外，在德语文学研究领域，通常文学史认为，德国浪漫派著名诗人布伦塔诺的诗歌成就主要体现在民歌的艺术化和现代化上。刘瑞芳在《创新与开拓——论布伦塔诺诗歌的意义》（2005.2）一文中则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德语诗歌发展的角度对这一共识加以补充，进一步从语言、人物、意义等方面说明布伦塔诺的“艺术化”与“现代化”等创新；论述布伦塔诺诗歌体现的新的美学倾向，即摆脱了二百年来德语诗歌中的主体与客体以及情与景关系的纠缠，实现了自我心象的直接呈现，表现了自我的当下存在，从而为德语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在此之前，谷裕《试析冯塔纳小说的“疑难”思想结构》（2003.4）选取冯塔纳艺术形式上最完美、思想结构最具代表性的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为文本,通过对男主人公殷士台顿的形象特征与普鲁士官僚制度一致性的解释以及对女主人公艾菲社会性特征的分析后得出结论:小说虽然没有抛开人性自然去维护普鲁士的理性主义与社会道德规范,但同时也没有明确地以否定普鲁士社会和文化为代价去单纯地肯定前者。崇尚人性自然与认同社会规范两个层面的思想在小说中都得到了体现,且都被赋予了存在的理由。作者以“疑难”(Aporie)作为文学努力的最终结果,并由此将小说从单纯的社会批判引向对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文学审美认识。 这一时期，有关生态文学视角的研究文章大行其道，但许多文章的观点都不是从作品的精细解读阐发出来的。而陈晓兰《左拉小说中的巴黎空间及生态表现》（2003.4）所论左拉小说中冗长的巴黎物理空间和生态环境的描写不仅是其自然主义文学观和艺术手法的体现,而且形成了小说中独立的“生态主题”,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空间意识以及作者与巴黎关系的实质，就是通过文本分析论证出小说中的巴黎空间是恒定的、负面的、非人性的,作者用灰色、阴暗的笔调描绘了一幅破烂、肮脏的巴黎图景,与第二帝国的繁华巴黎相对照。此外,作者认为，将工业图景与犯罪相联系则反映了左拉对工业文明的否定态度。 日本文学研究方面，李均洋的文章《金钱＋享乐＝模范町人——<日本永代藏>的町人道德文明观建构》（2006.1）回答了为什么文明史家们称元禄时代（1688～1704）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前夜？井原西鹤刻画的模范町人形象提供了一个答案，即：金钱＋享乐＝模范町人。而这也是一种具有元禄町人生态个性的、前所未有的新型町人道德文明观建构，它对于我们审视日本由封建时代走向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进程，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 三 从2007年起，《外国文学评论》进入到第三个十年的发展期，《外国文学评论》古典（古代）栏目刊发的论文中，许多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论文考证翔实，论述精辟，分析细腻，为《外国文学评论》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其中，毛亮《文学阅读模式的伦理想象——亨利•詹姆斯的<阿斯本文稿>与<地毯中的图案>刍议》（2007.1）、沈弘《“或许我可以将你比作春日？”——对莎士比亚第18首十四行诗的重新解读》（2007.1）、丁宏为《灵视与喻比：布莱克魔鬼作坊的思想意义》（2007.2）、陈榕《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解读》（2007.2）、袁宪军《哈姆莱特“To be, or not to be”的隐喻性》（2007.2）、田庆生《“白墙”的建构——论<情感教育>的现代性》（2007.2）、蒋承勇《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2007.2）、杨金才《<奥穆>的文化属性与种族意识》（2007.3）、刘戈《笛福和斯威夫特的野蛮人》（2007.3）、朱振武《爱伦•坡的效果美学论略》（2007.3）、王志松《“直译文体”的汉语要素与书写的自觉——论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文体》（2007.3）、耿幼壮《奥古斯丁的“自画像”——作为文学自传的<忏悔录>》（2007.4）、刘凤山《疯癫，反抗的疯癫——解码吉尔曼和普拉斯的疯癫叙事者形象》（2007.4）、李会芳《沃波尔的<奥特朗托城堡>及其文化意味》（2007.4）、张巍《特奥格尼斯的“印章”——古风诗歌与智慧的传达》（2008.1）、张旭春《文史互证与诠释的限度》（2008.1）、郝田虎《论历史剧<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审查》（2008.1）、杨国静《<忽必烈汗>对性角色及诗人身份的重构》（2008.1）、彭俞霞《隐蔽的联袂演出——<包法利夫人>二线人物创作探微》、毛亮《历史与伦理：乔治•艾略特的<罗慕拉>》（2008.2）、龚蓉《反天主教语境下的<玛尔菲公爵夫人>》（2008.2）、陈戎女《佩涅洛佩的纺织和梦——论<奥德赛>的女性主义》（2008.2）、高晓玲《“感受就是一种知识！”——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感受”的认识作用》（2008.3）、吴建广《被解放者的人本悲剧——德意志精神框架中的<浮士德>》（2008.3）、曹明伦《“我是否可以把你比喻成夏天？”——兼与沈弘先生商榷》（2008.3）、黄梅《<爱玛>中的长者》（2008.4）、高峰枫《维吉尔史诗中的罗马主神》（2008.4）、张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新历史主义批评》（2008.4）、王立新《希伯来族长故事的文化诗学意义与叙述模式》（2008.4）、石小军《日本中古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考》（2008.4）、陈众议《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堂吉诃德>为个案》（2009.1）、杨宏芹《“太阳神”的颂歌——格奥尔格的<颂歌>解读》（2009.1）、陈琳《论<我的亲戚，莫里纳上校>中的“男性气质”问题》（2009.1）、熊云甫《斯宾塞<仙后>第一卷与英国中古文学传统》（2009.1）、董晓《从<樱桃园>看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性本质》（2009.1）、郭宏安《<高龙巴>：想象与真实的平衡》（2009.2）、殷企平《<拼凑的裁缝>为何迂回曲折》（2009.2）、卢敏《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与现代社会价值建构》（2009.2）、沈弘《乔叟何以被誉为“英语诗歌之父”？》（2009.3）、陈榕《<戴茜•密勒>中的文化权力之争》（2009.3）、蒋承勇《<新爱洛伊丝>与人性书写》（2009.3）、吴兰香《“教养决定一切”——<傻瓜威尔逊>中的种族观研究》（2009.3）、肖霞《一个对立元素的聚合体：乔叟卖赎罪券教士的解读》（2009.4）、苏薇星《“接轨”与“求道”：读荷马与维吉尔的两幅经典画面》（2009.4）、罗文敏《不确定性的诱惑：<堂吉诃德>距离叙事》（2009.4）、冯伟《羁勒、狮子与藤鞭：<一报还一报>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刑法思想》（2010.1）、黄梅《<理智与情感>中的“思想之战”》（2010.1）、李永毅《迷宫与绣毯：卡图卢斯<歌集>64首的多重主题》（2010.1）、吴圣杨《泰国庇护制礼教文化背景与<四朝代>主题剖析》（2010.3）、梁工《精神分析视阈中的<诺亚诅咒迦南>》（2010.3）、张德明《忧郁的信天翁与诗性的想象力——从<老水手行>看旅行文学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2010.3）、唐岫敏《传记中的小说化心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利顿•斯特拉奇》（2010.3）、陈明《印度佛教创世神话的源流——以汉译佛经与西域写本为中心》（2010.4）、陈雷《文森修公爵的“为政之道”——<一报还一报>中的道德哲学》（2010.4）、章燕《自然的想象与现实——略评<廷腾寺>的新历史主义研究》（2010.4）、殷企平《夜尽了，昼将至：<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2010.4）、罗灿《<米德尔马契>中的科学思想——从利德盖特的科学研究看乔治•爱略特的创作》（2010.4）、龚蓉《<少女的悲剧>：契约论与君权神授论的对话》（2011.1）、陈礼珍《<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2011.1）、吴晓樵《柏林：帝国时代的“沼泽”——论冯塔纳<卜根普尔一家>的潜结构》（2011.1）、梁锡江《谢拉皮翁原则与<堂兄的角窗>——德国文学的一段问题史》（2011.1）、张中载《被误读的苔丝》（2011.1）、刘林《由<堂吉诃德>伪续作引发的小说创作问题》（2011.1）、胡鹏《离婚案下的政治：<亨利八世>与<真相揭秘>》（2011.2）、何畅《“风景”的阶级编码——奥斯丁与“如画”美学》（2011.2）、胡稹《吉田兼好笔下的单瓣樱与重瓣樱：王朝与民众》（2011.2）、吴建广《濒死意念作为戏剧空间——歌德<浮士德>“殡葬”之诠释》（2011.2）、陈中梅《历史与文学的分野：奥德修斯的谎言与西方文学经典表述样式的初始展现》（2011.3）、陈雷《“血气”的研究——从柏拉图的角度看<雅典的泰门>》（2011.3）、马弦《“打造一个迟钝、污浊的新世界”——<群愚史诗>对初现的英国现代社会的批判》（2011.3）、张旭春《<秋颂>研究中的两种政治－历史批评及其问题》（2011.3）、张鑫《浪漫主义时期的阅读伦理与女性创作》（2011.3）、虞建华《文学市场化与作为心理自传的<马丁•伊登>》（2011.3）、肖霞《“你能化严肃认真为儿戏一场”——<坎特伯雷故事>中伙食采购人故事的解构分析》（2011.4）、王芳《承受与创造——<秋颂>之争及其哲理内涵》（2011.4）、龚静《<远大前程>对<简•爱>的借鉴与反冲及其对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的建构》（2011.4）、史敬轩《火烧屠龙王——<贝奥武甫>传播归化语境存疑》（2012.1）、陈礼珍《视线交织的“圆形监狱”——<妻子与女儿>的道德驱魔仪式》（2012.1）、周颖《想象与现实的痛苦：1800－1850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教师》（2012.1）、王辉《日本“片冈山传说”流变考——兼论其对日本佛教史、文学史建构的意义》（2012.1）、周玉军《服从或反抗：<白鲸>中的社会关系初探》（2012.1）、龚蓉《<克雷蒙复仇记>：政治化的殉道者阴影下的公共人》（2012.2）、王苹《<简•爱>里的“爱尔兰问题”》（2012.2）、李英《虚构成为现实的媒介——<欧努诺克>与早期英国小说发展》（2012.2），等等，都各有贡献。 毛亮在论文《文学阅读模式的伦理想象——亨利•詹姆斯的<阿斯本文稿>与<地毯中的图案>刍议》（2007.1）中阐释道：对亨利•詹姆斯而言，文学不仅是主观意识的自发表达，而且是作为现代性的诸多形式的一种，能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使自我得以摆脱极端个人自由理念中唯我论的心理与伦理困境。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和伦理形式必须通过具体的阅读实践与共有的阅读模式来构筑一个作者与读着，读者与读者之间的文学共同体。本文通过对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阿斯本文稿》和《地毯中的图案》的分析，试图理清詹姆斯文学观与文化观中的伦理学关怀。文章认为，这两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模式：在《阿斯本文稿》中，詹姆斯批评了以作家个人生活为目的的“私密化”阅读模式，《阿斯本文稿》的故事情节折射出一种文学阅读模式背后的欲望，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好奇心，它试图阅读的不仅仅是作家的作品，而是作家私密的个人生活。而在《地毯中的图案》里，詹姆斯批评了文学阅读中的“实证化”想象，即以为文学作品里存在着一个唯一确定的文本“意义”，它把文本的意义等同于一个唯一的、确定的、存在于文本之外的“理念”，使文本失去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性，而变成了此“理念”或“本质”的“表象”，读者与作家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根本无法形成任何形式的主体间的交往。詹姆斯认为这两种阅读模式都无法构建一个文学共同体，无法使文学成为客观的社会伦理形式，因而对文学作品的诠释应注重文学体验的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取向，使文学真正成为现代人共享的一种伦理生活形式。 田庆生在《“白墙”的建构——论<情感教育>的现代性》（2007.2）中叙述道，早在20世纪“新小说”代表之一萨洛特提出“怀疑之时代”之前，福楼拜就已经开始质疑传统模式，曾梦想写出一本不谈任何问题的书。他认为一部作品谈论什么主题并不重要，素材和题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产生美感，这就是艺术的宗旨。田庆生的文章即分析福楼拜不但从理论上对小说创作进行反思和探索，而且还通过《情感教育》来表达他的美学理想。他从故事结构、人物塑造和叙述技巧几个方面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规约，用精彩的语言和独具匠心的叙述技巧写出了平淡，写出了平庸，写出了美，并以此预示了现代小说的诞生。 恩格斯说歌德是既“伟大”又“渺小”的人，但蒋承勇在论文《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2007.2）中指出：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歌德同时又是一个“完全的人”和“世俗的人”。歌德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实现，关注并不断去体验世俗生活。本文认为歌德追寻“完全的人”和“世俗的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表现自然天性、实现自然欲望、获得人生最丰富体验的过程。浮士德身上无尽的自然欲望与生命意志、强烈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扩张意识、“满足于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以及在道德理想和理性精神制约下难以消解的内心矛盾，是歌德自身文化性格之反映，也是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之表征。由此，《浮士德》可称为欧洲近代人的《圣经》。 在一般读者看来，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第二部小说《奥穆》只是一则关于南海捕鲸人的故事。而杨金才《<奥穆>的文化属性与种族意识》（2007.3）一文认为，它其实是一部含义深广、意蕴丰富、主题鲜明的作品，不仅写出了捕鲸人独特的性格，而且描述了他们对待土著岛民的态度、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建构了一种反映19世纪40年代南太平洋流浪水手们独有生活情趣和精神世界的动态身份的叙事。本文就是以小说的导读性《前言》为切入点，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着重考察了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而审视叙述者的动态性文化身份建构和种族意识。 耿幼壮的论文《奥古斯丁的“自画像”——作为文学自传的<忏悔录>》（2007.4）针对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通常被视为西方文学自传的经典，但它是否是一部严格意义的自传却一直受到质疑的问题，以“自画像”这一绘画体裁为线索，从《忏悔录》的结构、内容和语言等方面考察这一作品的文本特征，以重新理解其文学自传性质。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讲述了自己33年的生活经历和转向上帝的心路历程，它既涉及了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如何与人在经验世界中的需要、欲望和希望相联系的神学问题；也提出了在人的感觉、情感和思想与文本的语言、叙事和结构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自传这一体裁的性质。《忏悔录》由13卷构成，但却似乎是由一个叙事部分和一个思辩部分组成的，这也是其不被视为自传的主要依据。这在耿幼壮看来，从时间的维度和自画像的绘画体裁切入是获得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比如，在伦勃朗的自画像中，伦勃朗意识到，他描绘自己的形象永远不可能捕捉住一个静止的现在，也永远不可能描绘出一个不变的自我，而是要展现一个自我的生成，即在一个统一于“现在”的时间之流中的存在。与之类似，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从未试图叙述自己生活的全部细节，作者也不想赋予自己的叙述确定不变的意义，这部《忏悔录》本身呈现的就是一个问题的过程，它探询的是作者自我的不断生成，一个向人们忏悔的“现在”的我。耿文提示说，如果我们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看作一幅自画像，那它也不仅是通过将自己呈现给他者，也是通过呈现隐在的他者来呈现自身的（圣保罗多次出现在《忏悔录》中）。而伦勃朗在题作《作为使徒保罗的自画像》中描画了自己的形象，却声称那是保罗的形象。这说明，无论是在一幅自画像中，还是在一部自传中，自我常常是通过他者来呈现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忏悔录》当作一部文学自传来读，或者当作一幅“自画像”来看。 高晓玲《“感受就是一种知识！”——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感受”的认识作用》（2008.3）一文梳理了维多利亚时代对“感受”和“知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辨析艾略特“感受”观的三个层面——感受力、同情和直觉，分析了它的认识论价值。提出了解该论点的话语背景和内涵，对于准确把握艾略特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艾略特与许多维多利亚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关注认识论问题，他们的知识概念包括了一切思想领域的尤其是对精神世界的认识，这就使得“感受”成为不可或缺的认知方式。维多利亚人享受着科技发明的成果，也困惑于宗教信仰的动摇，物质主义的泛滥。如何既接受变革又保留传统，既追求科学又珍视信仰，认识论由此成为整个时代关注的话题。“感受就是一种知识”观点的提出，便是艾略特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调谐理性与感性认识的一种尝试。艾略特的基本认识论原则就是：知识是有价值内涵的，知识的价值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关爱；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认识也要借助共有感受。艾略特小说的主人公如黛娜、麦琪、多萝西娅、罗慕拉、丹尼尔等都具有丰富的感受能力。而小说人物能够获得心灵的成长依赖对他人的同情和关爱。艾略特的“同情”观融合了斯宾诺莎和费尔巴哈的双重影响，她作品中的布尔斯特罗德和提托等人物即渗透着斯宾诺莎式的善恶观和决定论思想的影响，而马南、麦琪、多萝西娅等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刻画也体现了费尔巴哈人与人的关系是神圣的，具有救赎的作用之观点。该文总结道：感受力、同情、直觉作为感受的主要形式，能够以不同方式带给人真知，使人们获得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更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 高峰枫在《维吉尔史诗中的罗马主神》（2008.4）写道：《伊尼德》是维吉尔以荷马史诗为样本创作的史诗，由于诗人的哲学研习背景、对荷马史诗古代注疏的熟稔，又身处罗马宗教传统中，因此在塑造罗马主神朱庇特形象时，对荷马史诗的原型作了修正，使诗中的朱庇特带有罗马人的威严和持重。同时，维吉尔并不以朱庇特凌驾于“命运”之上，而是暗示主神朱庇特更像是“天道”的代言人或实施者。在维吉尔史诗中，朱庇特出场次数不多，不及维纳斯和朱诺那样活跃，他并没有跳到前台，直接干预人事。但朱庇特每每在紧要关头出现，或预言罗马人未来辉煌的业绩，或决定关键战役的胜负，于罗马建国的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盘考察朱庇特在全诗出现的段落，可以看出，史诗中的主神并非天地间最高的主宰，不管是解释、揭示、传达天意，还是积极囊助天意之实现，维吉尔笔下的朱庇特不是天道的设计师和创造者，而更像是命运的代言人。因而集中研究朱庇特在在维吉尔史诗中的文学形象，有助于深入理解维吉尔的宗教观以及这部伟大的拉丁史诗。 关于卡莱尔《拼凑的裁缝》，西方学术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把研究重心放在卡莱尔对语言隐喻性的关注上。然而，该书的意义难道真的像米勒等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说明有限的语言在表述无限的真理时的无能为力吗？如果不是，它还有什么其他意义？或许是更重要的意义？这些意义跟它的语言模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换言之，《拼凑的裁缝》问世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它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卡莱尔为何采用了迂回曲折的语言模式来传递这一中心思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殷企平《<拼凑的裁缝>为何迂回曲折》（2009.2）一文的主要内容。该文认为对于《拼凑的裁缝》所采取的“书中书”、“套中套”、叠床架屋式的叙事框架和将小说、自传、哲学政论文融为一体的体裁风貌而言，米勒等学者把研究焦点对准卡莱尔语言的比喻性或象征特性上并无不可，甚至颇有裨益。但是通过文本的细读和对卡莱尔创作的综合考量，《拼凑的裁缝》的最大意义确是，它是人类历史上对工业革命及其机械主义浪潮的最早、最有力的回应之一。“文化”一词多次在小说中出现，而且常与“先进”为修饰语，或是与“蒸汽机”意象相连，主人公托尔夫斯德吕克一生的经历凸显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他先是在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念书，后又进了一所“理性大学”，那儿的人热衷于“机械操纵方面的争论，全是些无用的蠢话，却被称为科学”。19世纪的英国在积累财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确实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但托尔夫斯德吕克却看到了表面繁荣背后的龌龊和社会不公。在卡莱尔的眼里，以自由选举权为标志的体制改革与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科技文明一样，都是机械的、缺乏思想活力的“反文化”现象。而《拼凑的裁缝》迂回曲折的语言模式与作者回应机械主义的主旨并行不悖。 以往批评家往往将亨利•詹姆斯的《戴茜•密勒》解读为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体现，忽视对小说所刻画的旅欧美国侨民场域进行细致考察。陈榕在《<戴茜•密勒>中的文化权力之争》（2009.3）的文章中，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指出：实质上女主人公戴茜所受到的排斥主要来自于本国同胞，小说体现的是美国侨民圈内部传统优势阶层和新富阶层之间借文化之名上演的权力争斗，与社会分层、文化资本等驱动因素有着紧密联系。戴茜身上带有强烈的美国文化的符号特征，独立，自由，不愿受到礼仪的束缚，她从美国来到欧洲，除了经历了地理环境的改变，也发生了社会空间的改变，用布迪厄的理论概念就是进入了新的“场域”。而场域是权力的领地，不同的资本和权力决定了置身场域的行动者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戴茜•密勒》涉及欧洲场域和旅欧美国侨民两个场域。事实上，戴茜并没有进入以欧洲人为主的交际圈，作为美国新富出身的她是进入注重文化资本积累的美国侨民圈产生的文化错位。文化资本是经济资本隐性化、固定化的重要表征，小说中的温特伯恩、考斯泰洛太太、沃格太太来到欧洲也都有积累文化经验、扩大文化资本的原因。戴茜事件其实是旧资本和新资本之间借文化之名上演的战争。在美国侨民场域中，考斯泰洛太太等凭借经济上的长期优势积攒了殷实的文化资本，而一旦他们的经济优势地位受到了戴茜的挑战，即联手利用手中的文化权对戴茜进行了压制。因而，小说中演绎的是美国侨民圈内的暗战。 肖霞《一个对立元素的聚合体：乔叟卖赎罪券教士的解读》（2009.4）一文提出，学界有关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卖赎罪券教士的阐释大多截选教士性格某一方面的若干细节进行论析并导出相应结论，忽略了诗人所创造人物的性格基本结构，因而只能得出具有某个层面的相对意义的结论。事实上，作品中关于教士的三部分主要文字一波四折，明暗交错，反复拓展了人物的内涵；而人物言行结构矛盾重重，所述故事也有多种反讽；这些反讽把不协调的因素整合起来，在特定的语境中互相压制调和，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既能产生张力昭示一个广阔开放的阐释空间，也生发一种合力抗拒概念化的解读，为人物性格增添不同的色彩。 陈明的《印度佛教创世神话的源流——以汉译佛经与西域写本为中心》（2010.4）叙述道：印度是一个神话发达的国度，其多种宗教（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等）都有各自的神话，佛教典籍中所载神话亦不在少数。佛教的创世神话别有特点，体现了佛教有关天地初成的构想，从中也可以理解印度文明的多元面貌。与流传至今的梵语佛教典籍相比，汉译佛经卷帙浩繁，是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的史料宝库。《中阿含经》、《起世经》、《大楼炭经》、《摩诃僧祇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等近三十部汉译佛典（经、律、论）中，比较详细地记叙了佛教创世神话。本文利用出土的梵语佛典、中古中土的佛教注疏以及敦煌吐鲁番文献，旨在对佛教创世神话的主体内容、结构、叙事模式及其功能进行分析并揭示佛教创世神话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情形。 陈雷《文森修公爵的“为政之道”——<一报还一报>中的道德哲学》（2010.4） 从以下四个角度分析《一报还一报》的思想特点：1.该剧与《哈姆莱特》和《暴风雨》的联系；2.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联系；3.与蒙田《随笔》的联系；4.与奥维德《变形记》的联系。作者认为，这里的每一个角度都有助于理解作品的一个侧面，而把这些侧面拼合成一个整体，莎士比亚在该剧中所作的道德哲学思考就能全面地展现出来。这一思考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是“美德是否可教”。与蒙田一样，莎士比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带有明显的马基雅维利印记，同时又试图淡化其学说中的非道德色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评论家从新历史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视角研究华兹华斯诗歌。章燕《自然的想象与现实——略评<廷腾寺>的新历史主义研究》（2010.4）一文提出，在对《廷腾寺》一诗的研究中，评论家或认为华兹华斯自然的想象是对政治与现实的逃避，或认为他自然的想象是对政治与现实的介入，但二者都将《廷腾寺》中诗人对自然的想象与现实的关系绝对化了。该文即试图超越上述两种研究倾向，提出华兹华斯诗歌美学的根本即在于想象与现实之间既联系又疏离的多重复杂关系。 陈礼珍的论文《<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2011.1）探查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演绎的“雅致经济”通过戏仿批判《谷物法》所代表的政治经济体系牺牲个体幸福换取社会进步的做法；同时，又以反讽笔法泄露日渐式微的贵族与乡绅阶层通过体面的言辞技巧使困窘的家政显得优雅化、以语言的象征力量来维持上层阶级道德优势的做派。作者认为，盖斯凯尔在 “雅致经济”上同时使用的这两种修辞策略在叙事中产生双重离散力量，造成对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伦理维度指涉的含混和不确定性，其复杂的语义内涵表达了盖斯凯尔对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多重反思。 胡稹在论文《吉田兼好笔下的单瓣樱与重瓣樱：王朝与民众》（2011.2）中提出吉田兼好在《徒然草》中有关樱花的论述不仅矛盾，而且意义不清。本文通过对日本樱史、日本有关植物学谱系、日本绘画以及对日本古代和歌、散文和兼好的身世等的考察分析，论证兼好的樱花评述指向一种固定不变的欣赏趣味，反映出兼好追慕已逝王朝、蔑视新兴武士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态度。结论为：兼好欲见的樱花，并非真实的花朵，而是他心中想象的“历史之花”——“王朝之花”。 针对学界对济慈的多种研究观点，张旭春《<秋颂>研究中的两种政治－历史批评及其问题》（2011.3）一文，论析在济慈《秋颂》研究中，以麦克干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以贝特为代表的生态批评，都以其敏锐的政治-历史意识揭示了《秋颂》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生态政治问题，从而弥补了形式-审美批评的褊狭。但由于这两种批评都过分坚持排他性的外在研究，因而又将《秋颂》研究引向了另一种褊狭，结果遮蔽了“美，尽管也有灿烂的绽放，但最后都归于凋零”这个主宰《秋颂》的根本主题。文章认为，《秋颂》研究的两种政治-历史批评的贡献及其问题提示我们，作为政治-历史阅读的外在批评与作为审美-形式阅读的内在批评并非不可通约互补，而应该相互补充、互为阐释。 史敬轩《火烧屠龙王——<贝奥武甫>传播归化语境存疑》（2012.1）论析了《贝奥武甫》被看作英国民族文学之源，但其主题却源自丹麦，而由丹麦神话到古英语文本乃至现代英语文本的传播及归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未知和空白，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论文确信《贝奥武甫》这部外来史诗的抄写、流落以及后来被当作“英国文学之始”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体现了国家建构其民族－国家语言文学史的话语行为，与其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政治息息相关。《贝奥武甫》的命运起伏正与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一一合拍，真正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倒并不是原本的那首古诗，而是它那份历经起伏的英伦传播履历了。 龚蓉《<克雷蒙复仇记>：政治化的殉道者阴影下的公共人》（2012.2）一文结合近代法国和英国盛行的阴谋论及近代英国流行的天主教与新教殉道叙事，分析政治化的殉道者在乔治•查普曼所著复仇悲剧《克雷蒙复仇记》中的缺席与在场。本文认为，在传统君主制趋于衰落这一大背景下，该剧刻意美化被新教叙事丑化但却被极端天主教徒视为殉道者的16世纪法国神圣联盟领袖吉斯公爵，突出他的政治参与者身份，澄清宗教立场对政治立场的影响，以此反思“公共人”这个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富有激进新教主义内涵的政治概念。文章以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文史互证的方法，从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第一，剧本对法国历史题材的挪用何以可能。第二，传统君主制的衰落在剧本中的表现。剧本暗示宗教改革造成宗教狂热，对立宗教团体以信仰之名放逐美德，马基雅维利主义代表的邪恶伺机入侵。受其影响，传统“君主制话语”（Discourse of Monarchy）体系内平衡神赐君权的“参政话语”（Discourse of Counsel）被迫失语；君主则丧失神圣性，凌驾于法律之上沦为暴君。从该角度审视，剧本生成语境中的新教与天主教殉道叙事是不同宗教立场的产物。在书写为某种宗教立场而积极或消极对抗君权并丧身的殉道者的事迹时，殉道叙事将这种“宗教-政治立场”去政治化，突出其为该宗教立场献身之行为。第三，剧本意图探讨能否将斯多亚主义同政治参与相结合，以斯多亚主义对抗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宗教狂热，帮助重振传统君主制。构成剧本生成语境的效忠宣誓争端，在本质上是君主威权与教宗威权的对抗，体现了宗教立场与政治立场的不可分性；富有激进新教主义内涵的“公共人”在根本上亦是将政治立场与宗教立场互相等同。剧本将吉斯公爵的形象去宗教化，使其与“公共人”之政治形象相吻合，以公爵的悲剧证明，传统君主制的重振无法在参政话语层面实现。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正稳步地向前推进，作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学术刊物，《外国文学评论》标示着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脉络，其中的“古代（古典）”栏目在追踪经典文学传统价值观和文学经验的同时，同样重视学者们宽阔的文学史和批评史视野下在重读经典、重新阐释古代文学作品中生成的新看法、新观点和新的阐释尝试，以作者们各具特色的个案研究丰富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思想文化需求。 作者：冯季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