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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马舍雷的《文学在思考什么？——文学性哲学的练习》 吴岳添 摘要：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源远流长而又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文学与哲学是两门关系密切的学科，它们在18世纪以前没有明确的分界，而从19世纪初至今却泾渭分明。马舍雷的《文学在思考什么？——文学性哲学的练习》一书，对两者之间的分割表示质疑，提出了“文学性哲学”的概念，这是当前跨学科研究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 Abstract: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s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re two close-related disciplines. There is no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them before 18th century, but they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19th century to nowadays. Pierre Macherey's What is the Literature Thinking? – the Practice of the Literariness Philosophy questione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m and presented the concept of “literariness philosophy”, which is a new cultural phenomenon generated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ep-going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关键词：文学；哲学；文学性哲学；马舍雷 Key Words: literature; philosophy; literariness philosophy; Macherey 文学描绘世界，哲学解释世界，所以先有文学、后有哲学。古人相信世界由神主宰，所以与世界和谐相处，没有疑问，也无需解释，那是荷马史诗的时代。史诗里战斗的胜败是神决定的，所以每当英雄出场说自己如何英勇的时候，就连他的敌人也不会怀疑他是在撒谎。人一旦对世界产生疑问，开始思考并且问“为什么”的时候，哲学就随之产生了。哲学“永远是内心与外界断裂的征兆，永远表明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本质区别，心灵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1]人与世界的裂痕一旦产生便不再消失，只会随着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化而日益扩大，所以史诗也就与产生它的和谐统一的古代世界一起，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永不复返了。 哲学虽然晚于文学，但它是解释世界的学说，所以产生之后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其它意识形态具有指导作用，决定着文学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文学从形式、内容到技巧，都必然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相适应，是作家自觉不自觉地信仰的哲学观点的反映。正如萨特指出的那样：“一种小说技巧总是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联系，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2]在哲学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里，出现过直接反映哲学观点的文学作品，例如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哲理小说，还有20世纪的存在主义文学。不过直到19世纪之前，文学的本意是人文知识，而哲学则是智慧的同义词，哲人并非专指深思玄想的哲学家，而是泛指所有的学者：从拉伯雷到卢梭，他们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分类越来越细，逐渐明确了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的界限。狄德罗（1713—1784）也许是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集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于一身，这样的全才以后再也难得一见了。1800年，斯塔尔夫人[3]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赋予文学以现代的意义，使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开启了迄今已有两个世纪的文学时代。这个时代里的文学拥有广大的读者，哲学则相反地成了少数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家的奥秘。人们往往会觉得优秀的文学作品富于哲理，尼采(1844-1900)等的哲学著作也文采斐然，哲学家柏格森[4]还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对这两门学科的界限却习以为常。直到1990年，法国文艺理论家皮埃尔·马舍雷[5]发表了《文学在思考什么？——文学性哲学的练习》[6]，才对“文学与哲学的分割是否已经过时？”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马舍雷以《文学生产原理》（1966）一书著称于世。他在书中对“生产”和“创作”这两个概念加以比较，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创作”就是创造，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是一个属于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念。但实际上西方现代社会里的人已经被异化了，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因此所谓创作其实只是生产。也就是说，作家只能在社会历史限定的范围内，像工人一样加工业已存在的各种素材，生产出反映特定意识形态的作品。所以作家不是创造者，作品当然也不是他创造的成果，而是他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个性和创作风格等都不再是重要的因素了。 作家在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使不同的素材成为不同的产品。在《文学生产原理》的《小说的功能》一章中，马歇雷指出：“在一部具体的作品里不可能再现全部意识形态，它只可能表现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这样就有了选择，而正是这种选择具有意义，因为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具有代表性。”[7]这就是说，社会的意识形态进入文学生产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而成为小说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会产生矛盾甚至对抗，以致使作品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往往与作家原来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这样也许可以解释具有保王党思想的巴尔扎克为什么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小说。马舍雷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和异化等理论的影响，所以他和写作《论小说的社会学》的戈尔德曼（1913—1970）一样，被公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家。 如果说在结构主义批评流行的20世纪60年代，28岁的马舍雷独树一帜地提出文学生产理论，显示了他敢于挑战的勇气，但观点难免略显偏激的话，那么他在出版《文学在思考什么？——文学性哲学的练习》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阅历和经验都大为丰富，他从哲学角度对文学经典作品进行的解读，就充分显示出对古今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马舍雷在思考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时提出了“文学性哲学”的概念，即以哲学研究方式来阅读文学作品，理清文本中将哲学和文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线团，从中找到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从而试图摆脱文学与哲学的正面对抗。为此他以若干经典的文学作品作为论证，认为它们有可能被当作哲学文本来阅读。 为了论证“文学性哲学”的概念，马舍雷有意不按年代顺序，而是围绕“历史的道路”、“在事物深处”、“一切都该消失”这三个题目，随机选择了9位经典作家的文本，其中不少还是被人们忽视或遗忘的作品。从萨德[8]的《索多玛120天》（1784）到福柯[9]的《雷蒙•鲁塞尔[10]》（1963），它们恰恰贯穿了整个文学时代。 马舍雷是怎样从哲学的角度去解读文学经典的呢？主要是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作家本人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 斯塔尔夫人著有《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和《德意志论》，也创作了《黛尔菲娜》和《柯丽娜》等爱情小说，因而被公认为文艺理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但是她的政治思想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却并未受到重视。当年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驱逐出境来到德国，她以欣赏的目光创造了理想中的德意志，赞同跨越国界的世界性文化，马舍雷认为她在《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中讨论的文学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民族身份、民族文化和文化交流的问题。她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 “外国美女” 黛尔菲娜和柯丽娜，也就是她在小说中的代言人，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了哲学的内涵。 又如法国文学史上声名狼藉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他的小说长期被列为禁书，写于监狱中的《索多玛120天》更是以描写残暴的性虐狂行为而骇人听闻。其实萨德曾经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甚至幻想建立共和国，他的小说中常有大段的哲学议论。《索多玛120天》这部理论性的虚构作品，提出了许多涉及哲学、政治、宗教和伦理等重大问题的观点。例如是自然导致了人的欲望，需要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只有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才会感到幸福，正如人只有在生病是才珍惜健康、在入狱后才渴望自由一样；在人人平等和不存在差别的地方，幸福永远不会存在；人的胃口越吃越大，坏事做得越多就越想做等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无疑属于哲学的范畴，马舍雷认为它们会令人想起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第三部分中所说的社会心理学。斯宾诺莎的看法与萨德一样，社会联系的构成将通过一个过程来联接，在这个过程中构成个人的心理，个人根据同样的逻辑与他自己竞争，也让自己进入与他人的对抗。 二、 哲学家对作家的影响 乔治•桑（1804—1876）是位多产的小说家，马舍雷却列举了她的《斯匹里底翁》(1838)，这部几乎被人忘却的小说, 以意大利修道院的恐怖环境为背景，讲述的是修道院长斯匹里底翁献身于思辨、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故事。小说起初在杂志上连载，乔治·桑想写的人物是对她很有影响的、主张宗教自由的思想家拉梅耐[11]。但是小说在1942年出版的时候，却体现了哲学家勒鲁[12]的哲学信仰和对天主教的否定，就连小说本身也被乔治·桑题献给勒鲁了。马舍雷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斯匹里底翁的演变过程，就是小说的写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乔治·桑从追随拉梅耐转向信仰勒鲁的过程。 勒鲁以“循环”理论一举成名。他认为人类没有创造什么，因为大自然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的一种循环：我们利用种子、空气、土壤、水和肥料生产食物，然后将它们转换成粪便，再生产出其他的食物。福楼拜的小说《布瓦尔和白居谢》写布瓦尔和佩居谢不厌其烦地研究一切学科，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一事无成还洋相百出，人们普遍以为这是一本嘲笑蠢人的书。马舍雷却认为他们的一次次努力和失败，正是体现了勒鲁的循环理论。福楼拜在《圣安东尼的诱惑》中对大自然生物形成的描写，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而安东尼看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后惊喜若狂，是因为他进行探索的灵感就借自于斯宾诺莎的哲学。 格诺[13]是位风格怪异的作家，醉心于文体实验和句法结构的革新，为文本设置神秘而复杂的结构，因而作品晦涩难懂。其实他的小说是参照了借自哲学、数学、宗教、历史等不同领域的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他听过流亡法国的俄国哲学家科耶夫[14]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时这部论著尚未译成法文，因此影响了梅洛-庞蒂、阿隆等一代哲学家，在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格诺在1947年根据讲义出版了署名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还把科耶夫写进了自己的小说：《生命的星期天》里的瓦伦丁•布鲁在1937年就预见到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他就是科耶夫的化身。《吾友皮埃洛》表现了两个世界的对抗：小说主要描述了这两个世界的对抗：喧闹冲突、飘忽变幻的团结乐园在科耶夫的体系中对应于“此岸”，而具有宗教和文化性质的平静的波尔德弗小教堂，则是与“此岸”相对的“彼岸”，因此必须参照科耶夫的哲学才能理解格诺的小说。 格诺的《典型的历史》（1966）最为神秘莫测。这本小书罗列了96个“章节”，有的只有几行字，却探讨了历史和宗教等问题，极像一本儿戏之作。其实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为了纪念几何学家德扎格[15]写于1639年的《试图处理圆锥与平面相交情形的草稿》，最初取名为《试图处理历史绝对科学的草稿》，并且借用了函数分析的创始人、意大利数学家沃尔泰拉[16]的研究成果来考察人类的历史，出版时才改名为《典型的历史》的。 巴塔耶[17]是著名的色情作家，还写有一本《色情史》。他听过柏格森的讲座，借阅过尼采、黑格尔的著作，在战前也是科耶夫的忠实听众，他主持的《评论报》发表过科耶夫的文章《智慧的小说》。他提议从哲学角度来阐释格诺的小说，认为格诺的作品虽然外表漫不经心，却遵循着科耶夫评论黑格尔时形成的观念。巴塔耶的随笔近于哲学思考：他从8世纪一部西班牙手稿的彩色插图中，发现了对恐怖权力的天真赞扬；他在《太阳的肛门》这篇文章中指出工人处于社会底层，被资产者看得像下身一样丑陋肮脏，但迟早会喷发出来砍掉资产者高贵的脑袋。即使是他的色情作品，也有一种显示出爱情与死亡的周期性互补的色情哲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耶与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勒东[18]就唯物主义问题进行的论战。他大力批判布勒东的唯心主义，以致布勒东在1930年发表的《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最后几页全是对巴塔耶的抨击：“谈到巴塔耶先生，他那一套是尽人皆知的：我们看到老式的、反辩证的唯物主义又卷土重来：这一回是想借助于弗洛伊德打开一条方便的道路。他说：‘唯物主义是对原始现象的直接解释，它排除任何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为了不被误认为腐败的唯心主义，就必须直接建立在经济、社会现象的基础上。’由于在这里没有明确表示是指‘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便不得不指出：从这种说法的哲学方面来讲，这过于空泛；从新货色的诗意方面来说，则毫无价值。”[19]马舍雷认为巴塔耶继承了与18世纪末的唯物主义相近的泛神论传统，应该恢复他在文学性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地位。 三、 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马舍雷在分析雨果的《悲惨世界》的时候，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处于社会底层的论述：“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20]他同时阐明了“连载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来龙去脉，指出随着大众新闻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读者群，从而使大众成为当时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集体创作的题材。其中雨果的《悲惨世界》达到了这种艺术的顶峰：他把冉阿让塑造成承载整个悲惨社会的人物，使小说具有了认识社会的功能，因而也具有了哲学的意义。 弗洛伊德对语言的反常现象极为关注，在《日常生活的变态心理学或《与无意识相关联的精神词语》中，他认为从这些机能障碍的病例出发，可以一直追溯到无意识中的另一种话语。超现实主义也主张语言表达要摆脱一切束缚它的规则才能显示真实的内容。福柯重视文学的理论功用，他的《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1966）这个标题就证明了他赋予文学的重要地位，他的《雷蒙•鲁塞尔》（1963）就是继续对语言障碍进行研究。鲁塞尔每天坚持不懈地写作，坚信自己的作品具有无法估量的艺术价值，自认为会比雨果和拿破仑更加光荣。精神病医生皮埃尔•雅内在《从焦虑到出神》（1926）中指出他患的是精神强迫症，而诱因就是文学创作，实际上是躲避到文学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去逃避现实的约束。但是福柯拒绝从人的角度去看待鲁塞尔的疾病，而是到鲁塞尔的作品中去探索文学与语言的根本关系，去考虑词语本身的问题，对惯用的语言实践和思考方式提出质疑。福科的研究涉及到了哲学的范畴，但未能像他的其它作品那样受到重视。 综上所述，马舍雷关于文学性哲学的论述，着眼点不是文本本身，而是与文本有关的时代背景、哲学思潮、作者的思想观点和创作形式，归根结底仍然是继承了社会学批评的传统。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性哲学是作家们自发的哲学，是没有哲学家的哲学，所以不存在雨果的哲学或福楼拜的哲学。作们家不是像伏尔泰或萨特那样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来写小说，而是像肝脏制造胆汁一样，由文学的形式本身生产出来的思想处于潜在状态，只有从哲学角度才能揭示出来。由此可见，文学性哲学是马舍雷文学生产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接受美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归根结底，马舍雷概括了本书的意义，也总结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正如本书封底上说明的那样：“文学除了能给读者提供乐趣之外，是否还能奉献一些哲学教诲呢？本书从文学领域中借鉴了萨德、斯塔尔夫人、乔治•桑、雨果、福楼拜、巴塔耶、鲁塞尔、塞利纳和格诺的，借助于对文学作品的哲学分析，积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文学也是一种思辨的操作者，是真正的思想机器。针对广为流传的‘科学哲学’的概念，作者提出其应该让位于某种‘文学哲学’的概念，文学哲学将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真理的效果。”[21] 在《文学在思考什么？——文学性哲学的练习》出版之后不久，法国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22]发表了《美德浅论》（1995，中译名为《小爱大德》）。这部著作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人类的18种美德，例如礼貌只是纯形式的美德，一个彬彬有礼的坏蛋比一个野蛮的坏蛋更可恶；勇气不是美德，而是歹徒和伟人共有的品质等，该书因通俗生动而被译成了23种语言。斯蓬维尔为哲学普及和大众化作出的贡献，与马舍雷的提出哲学融合于文学的文学性哲学理论可谓相辅相成，都在使文学和哲学这两门学科的界限相互接近。在当代跨学科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下，这些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 ———————————————————————————————————— 作者简介： 吴岳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法国小说发展史》、《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等。 [1] 卢卡契：《小说的理论》，巴黎，贡蒂埃出版社，第20页。 [2] 《<萨特文集>文论卷导言》，载《萨特文集》第7卷，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作家、文艺批评家。她主持的沙龙是巴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个中心。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她主张君主立宪的温和派立场，因而被拿破仑驱逐出境。她的两部文艺论著《论文学》（1800）和《德意志论》（1810）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论文学》的全名是《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论述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直到18世纪西欧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以及法国文学应该遵循的道路。她运用社会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文学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认为决定文学的是社会环境而不是作家的天才。斯塔尔夫人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黛尔菲娜》（1802）《柯丽娜》（1807），通过女主人公曲折的爱情经历和悲惨的命运，体现了她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对传统观念的反抗，是即将到来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声。 [4]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直觉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著有《形而上学导论》和《创造的进化》等。 [5] 皮埃尔·马舍雷（1938-），巴黎大学哲学教授，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家。 [6] 本书由张璐和张新木译成中文，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7] 马舍雷：《小说的功能》，吴岳添译，载乔·艾略特等著：《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8] 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作家。因犯有多种性变态罪行而入狱8次，坐牢达40年之久，并在狱中创作了《朱斯蒂娜，又名美德的不幸》（1791）、《闺房的哲学》（1795）等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集《索多玛120天》（1904）等。他的小说大量描绘性虐狂的暴行，长期被禁止出版，连“萨德”在法语中也成了性虐狂的代名词。但他的作品中夹杂的大段议论，却体现了他主张以恶来反对上帝的哲学思想，因而被超现实主义者尊为先驱。中译本《萨德文集》（3卷）1998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9]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著有《词与物》、《知识考古学》和《性史》等，对文论、历史学、科学史和知识社会学等都有重大的影响。 [10] 雷蒙·鲁塞尔（1877-1933），法国诗人、作家，行为怪诞，作品奇特，去世原因不明，是自杀或服用毒品过量。福柯以他为研究对象写出了《雷蒙·鲁塞尔》一书。 [11] 罗贝尔·拉梅耐（1782—1854），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于1833年出版了模仿新约《启示录》的小册子《一个教徒的话》，把贫穷的根源归结为个人的罪恶，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是“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 。他还著有《现代奴隶制》等。 [12] 皮埃尔·勒鲁（1797—1871）是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受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他于1824年创办《环球报》曾是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报。勒鲁后来脱离了圣西门派，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著有《百科全书评论》、《新百科全书》、《独立评论》和《社会评论》等。 [13] 雷蒙·格诺（1903—1976），法国诗人、小说家。早年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在1929年与布勒东决裂。从出版小说《麻烦事》（1932）开始，他不断地发表内容怪诞，形式出奇的诗歌和小说。例如《一百万亿首诗》（1961）收入了10首14行诗，但每句诗都印在一张活页上，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变化出14的10次方的诗。他的成名作是《扎齐在地铁里》（1959），用外省小女孩扎齐的粗俗言行来影射巴黎街头的恶浊环境。1960年，格诺组织了一个名为“潜在文学工场”的小团体，在对文字进行严格限制的条件下从事创作比赛，以便发现新的文学形式。 [14] 亚历山大·科耶夫（1902-1968），法国哲学家，原籍俄国。20年代他在德国接受哲学教育，从俄国流亡到法国后高等研究学院任教，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5] 吉拉尔·德扎格（1591-1661），法国几何学家，射影几何学的先驱。 [16] 维托·沃尔泰拉（1860—1940），意大利数学家，长期在罗马大学任教，是函数分析的创始人。 [17] 乔治·巴塔耶（1897—1962），法国作家，1917年皈依天主教。他的作品大多表达对死亡的恐惧、对肉欲的追求和对超现实境界的向往，主要有论著《内在体验》、《论尼采》、《色情史》和小说《眼睛的故事》等。 [18] 安德烈·布勒东 (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早年学医，在精神病院服役，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于1927年加入法共，后被开除。他先后三次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主要作品有《黑色幽默诗集》以及散文集《狂爱》和《娜嘉》等。 [19] 布勒东：《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丁世中译，载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28-329页。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283页。 [21] 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文学性哲学的练习》，张璐、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封底文字。 [22] 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1952—），法国哲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现为巴黎大学哲学讲师。著有《一种哲学教育》（1989）、《爱的语言》（1991）和《价值与真理》（1994）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