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国资本汹涌，全球化势不可挡，盖因文明的演进犹如时尚，虽系人为，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甚至是强制性的。换言之，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事实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声色)正在使许多传统乃至语言化为乌有。但是，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情感诉求构成了矛盾。无论是自易还是被易，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不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价。中东和拉美便是其中的两个个案。前者不必说，后者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引入新自由主义以来，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为例，这个20世纪40至80年代初高速发展的欢乐、好客的国家顿时倾斜并面临坍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欲望空前膨胀，贩毒、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这不仅止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如商品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移民等)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精神错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变成了地雷村！”  一 消费主义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时尚的瞬息万变、信息的五花八门大都瞄准了人们的腰包、刺激潜在的消费欲望。这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的结果。我们或可从中梳理出几个并不新鲜，却常说常新的话题：一是何谓文化消费主义；二是谁主世界潮流；三是消费意识缘何成为大众意识，作家、理论家如何在写作或思辨中实现或抵抗所谓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换言之，它至少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何谓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第二，谁是大多数？第三，谁主世界潮流？ 关于第一个问题，西方过来人早有议论，他们对现代性或现代意识的疑窦和反思出现于19世纪，甚至更早，而焦点或靶子正是消费主义。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现代主义虽然走进了观念和技巧的死胡同，但其所表现的异化和危机却具有片面的深刻性(袁可嘉语)。而后现代主义则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娱乐至上、消解意义，虽然使文艺顺应了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但模糊了后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根据马尔库塞(《单向度人》)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同时，他认为大众文化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并使之单向度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但是，后来的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却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也即所谓的“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存在价值。显然，现实助费斯克战胜了马尔库塞。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战胜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证。而后现代主义指向一切意义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为所谓娱乐至上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王小波曾一语中的，谓“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拿金字塔作比附，那么人类的大多数毫无疑问地便是被压在低层的那个庞大的基数。他们大都还在为生存权挣扎，何谈话语权？！而今，虽然互联网和微博微信为众生提供了言说的机会，但它又何尝不是淹没在资本这个汪洋大海、被资本玩弄的小小泡沫。而“在安静的书屋里孕育翻天覆地思想”(海涅语)的西方文人从卢梭到尼采到斯宾格勒到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到卡夫卡到弗莱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波兹曼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对现代化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尽管总体上是保守的、否定的取法。 至于谁主世界潮流，文学界也许还不大关心，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被一些伪命题欺骗了，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云云。然而，世界是谁？它常常不是全人类的总和。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大国、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常常是大国、强国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一直存在，而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决定一切。换句话说，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强国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总之，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谋，并与名利制导的大众媒体及人性弱点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正推动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国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甚至自我毁灭。于是，历史必然与民族情感的较量愈来愈公开化、白日化。这本身构成了更大的悖论，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必然时所阐述的那样。如今，文化消费主义之流浩荡，而且其进程是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宁唯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来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这在“全球化”时代更是显而易见。而所谓的“全球化”，说穿了是全球跨国资本主义化。我们当何去何从？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当何去何从？这本来就是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曾经的做法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也是文学经典之道。然而，我国文坛却提前进入了“全球化”“娱乐至死”的狂欢，或轻浮或狂躁，致使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 当然，我并不否定“全球化”或跨国资本主义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不可避免，而且本质上难以阻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而且是其积极的推动者。 然而，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的认知上预言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国别、不论民族，为了剥夺的剥夺，向着资本和资本家开战，进而实现人类大同——社会主义。但前提是疯狂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让世界有那么一天(用甘地的话说，“世界足够养活全人类，却无法满足少数人的贪婪”)；前提是我们必须否认“存在即合理”的命题，并且像马克思那样批判资本主义。这确乎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若不为，则意味着任由跨国资本及其“现代化”毁灭家园、毁灭世界。 二 那么，文学何为？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这一方面源于文学的复杂，另一方面却是因为文学从“无用”到“有用”再到“无用”循环往复，恰好经历了不少轮回。 首先，在我们古人那里，文史不分家，因此文的涵盖面极广。其次，即使狭义的文学，它至少也是文与学的叠加。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摹拟，是反映，是表现；是再现；“熏、浸、刺、提”，“陶、熔、诱、掖”，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但它终究是“无用之用”，不能吃，不能穿，就像庄周眼里、老汉门前的那棵歪脖子树。此外，文学又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为了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不妨套用一句业内老话，谓文学是创作和批评构成的双桅船，抑或创作与批评犹如鸟之两翼、人之两腿。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批评和广义的研究，《诗经》既不会产生，也难以流传。从孔子编《诗》到《毛诗正义》到今天多如牛毛的“诗学”，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可称之为最高层次的心路历程。再举个例子，没有众多评点者、注疏者、赓续者、传抄者及“维新派”、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人的钩沉、研究与推崇，《红楼梦》没准早埋入历史的尘埃或跌入永远的忘川了；反之，封建道统的“诲淫诲盗”之说也不失为是一种批评。它们与《诗经》《红楼梦》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天空。但光阴荏苒，时移世易，以消遣为取向的大众消费文化迅速崛起。精神的天空忽然飘满了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以现代美国为例，其文化本质上服从于跨国资本主义政治，其背后则是资产者(资本支配者)的经济利益。这一政治发扬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并逐渐形成了两大新基点，一是现代化，二是大众消费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不消说，除了上述三精神，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四大“合理性”上：一是自由经济的“合理性”，它以每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前提，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调动和利用有效资源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满足人的需求；二是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它确保社会公平与公正，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民众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权利；三是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它维护人的尊严、人的本质诉求；四是多元文化的“合理性”，它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从而保证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的精神诉求。当然，这些相对空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理念必须依附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于是，现代化成了资本主义的首要追求和现实承诺。它一方面以刺激需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结伴而生的大众消费欲求反过来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循环从现代化初级阶段以满足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逐步发展至如今以制造和刺激消费、激活和培养欲望为目的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因此，现代化和大众消费文化二而一，一而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所谓“民众资本主义”便是这二化的高度体现。 总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见证了奈斯比特、托夫勒们所说的“第二次浪潮”，却并没有就此歇脚，而是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导致文学及狭义文化与商业的界限彻底模糊。用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话说，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 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创作)及广义的文学研究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标志。孔子固然实在，却为我们编纂或修订了吃不得、穿不了的五经和《春秋》，可谓功莫大焉。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自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和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同样，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需要伟大的传统，否则我们将失去地气、丧失底气，成为文化侏儒。这就是所谓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换言之，洞识和研究人心不能停留在切身体验和抽象理念上，何况时运交移，更何况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也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各民族无数外国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 再换言之，文学为我们接近和了解世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画面与现实情境。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这就是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三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易经》对文化的界定。在西方，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同样主指培育、崇尚，即“Culto”。诚然，外国文学理论“大破”之后远未大立。尽管它们正在或已然“转向”，但这种“转向”所导致的依然是发散性的多元。于是，“甲方唱罢乙登场”变了共时性狂欢。这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将是一种常态，而且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倾向。它符合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多数外国学者，包括西方学者一直孜孜矻矻地执著于民族经典。他们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当代文论，却大都采取有用取之、无用弃之的新老实用主义态度。然而，我国同行中仍有不少热衷于“后理论”的，甚至将歌德式的世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空想与科学的界限。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文学及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本该为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研究范式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养分，而不是来者不拒，甚至引发肠胃功能紊乱的盲目吞噬。且不说大多数西方学者一直孜孜于经典研究，一些曾经的后文学、后理论“新贵”也早已转向。譬如文学伦理学的崛起，分析实证主义的回潮，生态批评与后人道主义的合流，认知美学的发展等等，都是这种转向的佐证。 世界主义由来以久，且从来内涵模糊、外延不清。它几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同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过类似的怀想，他将理想国描绘得美轮美奂，并将国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哲学家等级、勇士等级和大众等级；至于诗人缘何必须被逐，则是另一个话题。在他看来，大众受欲望驱使、按欲望行事，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即工匠、商人和农民。勇士作为二等公民靠勇气生活，是国家的卫士(军人)。作为最高等级的哲学家(爱智者)则用智慧治理国家；一旦由智者掌握权力，那么动乱就无处栖身，天下也就太平了。这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美虽美矣，然非现实，及至两千多年以后的当今世界一仍其旧。 如果将世界主义这个模糊而又宏大的概念缩小至可喻的范畴，那么首先它与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其次它业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残酷的现实：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再次它的消费主义取向违背了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 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是建立在对资本从地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批判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形态)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也是事实。但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提是资本对民族性的消解；而且在这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地位并不平等。所谓的“世界文学”本质上不外乎欧美文学或极少数为欧美所认可的亚非拉作家作品。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周边国家文坛都有些什么，何谈“世界文学”？当然，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是另一回事，老挝有文学，柬埔寨有文学，缅甸也有文学，但世界市场和时流风尚有所偏侧，古来如此。 如今，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情感“共舞”和精神“狂欢”的必然结果，不少人对此持审慎态度，甚至提醒共存和交流的背后正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持后一种观点的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詹姆逊、伊格尔顿、佛克马，以及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家和东方文学翻译家如阿普特、韦努蒂等。 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市场已然形成，资本对文学的主导地位也早已露出端倪。村上春树、阿特伍德、波拉尼奥、赛阿维达以及丹布朗等(这个名单亦可无限延续)东西方作家的国际化、“全球化”取向和市场份额有目共睹。因此，村上战胜大江、阿特伍德战胜门罗、郭敬明战胜莫言在市场的天平上毫无悬念。 四 一如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民族文学不一定就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反过来说，所谓的“世界文学”恰恰是建立在消解民族文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学传统基础上的。譬如当前“世界文学”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倾向，概而括之，便大抵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绝对的相对主义盛行；二是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学国际市场的形成；三是文学创作机制、创作理念的改变，即“畅销书”背后不仅有文化工业和市场等强大的推手，也有理想主义脱离实际的面壁虚构，等等。这显然与《世界文学》杂志的宗旨背道而驰。 先说第三点(前两点或可不言自明)： 例证之一：阿特伍德相对于门罗的“经典化写作”。前者创作于1969年的长篇处女作《可以吃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姑娘玛丽安有了未婚夫，正等着结婚呢。她本该高兴，却上班下班，过着寻常的生活。她喜欢她的生活，喜欢她的工作，但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却充满了狐疑。于是，表面顺利、自然而然的日子悄悄发生变化，玛丽安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就这么结婚、生子、一天天老去……这种内心的不安破坏了她的心境，并对她的消化系统产生了影响。随着婚期的临近，玛丽安发现她愈来愈厌食，简直无法正常进食了。最后，她做了一个真人般大小的蛋糕，让它参加婚礼，自己却逃之夭夭了。阿特伍德是一个很会用“女性”素材、“女性”话语夺人眼球的女作家。换言之，她是拿自己的性别做卖点的“女权主义”作家。此外，她的畅销与其说是在建构加拿大的“传统”，毋宁说是在消解之，而其有效方法无疑是拥抱国际元素。 例证之二：村上春树相对于大江健三郎。《挪威的森林》自1987年问世以来，在日本国内即创下了近千万册的销售纪录。这部被村上春树本人及其东西方粉丝奉为经典的作品，2010年被搬上了银幕。小说很简单，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因为它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三角恋爱”：男主人公渡边在多情善感、沉默寡言的直子与阳光而不乏野性、活泼而充满幻想的绿子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之间所经历的迷茫摇摆和颓废无助。后来，直子自杀，这表面上似乎与男主人公无关，因为早在后者爱上绿子之前她已然躲进了偏远的精神病院。最后，男主人公在直子的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新的生活。 再譬如拉丁美洲的阿连德和波拉尼奥，阿拉伯世界的赛阿维达，等等。欧美作家中这样的“国际化”写家更是不胜枚举。 以上作家作品无论技巧还是内容都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倾向，故而也十分有利于全球传播。抽去其人物姓名、事发地点，那么他们和它们完全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个人、任何地方。这些作品甚至连时间都相当模糊，盖因其来源不再是现实，即传统意义上的生活，而是各种文本。此外，不是巧合的巧合是，以上三个作家的代表作均有“科幻小说”的影子和众多畅销元素。 总之，跨国资本汹涌，全球化势不可挡，盖因文明的演进犹如时尚，虽系人为，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甚至是强制性的。换言之，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事实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声色)正在使许多传统乃至语言化为乌有。但是，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情感诉求构成了矛盾。无论是自易还是被易，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不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价。中东和拉美便是其中的两个个案。前者不必说，后者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引入新自由主义以来，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为例，这个20世纪40至80年代初高速发展的欢乐、好客的国家顿时倾斜并面临坍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欲望空前膨胀，贩毒、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这不仅止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如商品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移民等)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精神错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变成了地雷村！ 伊格尔顿们或许正是基于忧患意识或理想主义，希望文学在这个“后信仰时代”承担起拯救灵魂的责任。他们的努力能成功吗？但是，努力本身即希望之所在。况且，纵观人类文学经典，又有哪一部不是反时流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