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海花 托尼·库什纳是美国当代戏剧界举足轻重的剧作家。他的成名作《天使在美国——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狂想曲》（Angels in America：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以下简称为《天使》）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戏剧界的一个神话：这部剧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演出长约七个小时，在百老汇、洛杉矶、伦敦等地一经上演，便引来好评如潮；该剧的上半部《千禧年来临》（Part One： Millennium Approaches）获1993年普利策戏剧奖，并获同年托尼戏剧奖、纽约剧评界最佳新作奖等多种奖项。1994年，《天使》以下半部《变革》（Part Two： Perestroika）再次获托尼戏剧奖，并获得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奖。这部戏剧面世不久很快被评论家和文学界收录为经典之作，这在美国戏剧史上几乎前所未有。该剧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是所有获普利策戏剧奖的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是当代的《推销员之死》和《等待戈多》，对日益衰退的美国当代戏剧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被推崇为“拯救美国戏剧”的划时代作品。 托尼·库什纳于1956年生于纽约，生长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个音乐家，母亲是个演员。他从四、五岁时就坐在剧院里观看母亲的表演。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对音乐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学的是中世纪艺术、文学和哲学。在纽约大学攻读戏剧导演时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明亮的房间是白天》（A Bright Room Called Day，1985），讲述纳粹政权建立之前生活在德国魏玛共和国一群思想自由者的故事。这部有着明显政治批判倾向的处女作可以说是库什纳成名之前最好的作品。虽然该剧在纽约上演后反响平平，却引起了奥斯卡·尤斯迪斯（美国著名戏剧艺术指导）的注意。正是在他的鼓励和资助下，库什纳开始构思、创作《天使》并一举成名。 照美国主流文化标准，库什纳绝对是一个离经叛道、我行我素的人：犹太人、同性恋者，还公开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并把这一切都写进剧本里。当今美国戏剧的潮流是避开个人权益、种族、战争等“公众”话题，而库什纳却对政治剧、历史剧情有独钟。时下由于受到电视剧、电影的冲击，美国的严肃剧逐渐衰微。在百老汇的舞台上演的戏剧通常分为两类：一类剧本在制作过程中尽量削减费用，减少开支，因此往往是一些场景简单的家庭剧；而费用昂贵的大制作剧目则为了能够回收投入资金而试图迎合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在剧情、场景、道具等舞台设计上往往有模仿电影、电视之嫌。库什纳创作的《天使在美国》场面宏大、道具制作要求很高（剧中天使从天而降的场面及幻境和现实之间的转换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震撼），但它又偏偏是一部严肃剧，试图唤起观众对诸多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反思。此外，库什纳很清楚“美国真正的禁忌是谈论一个与之不同的社会”，而他在戏剧创作中却不止一次地“犯忌”：在《斯拉夫人——对美德和幸福这些永恒话题的思考》（Slavs! Thinking about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s of Virtue and Happiness，1995）中考证社会主义，在《居家者/喀布尔》（Homebody/Kabul，2001）中关注阿富汗问题。 库什纳把自己归为政治剧作家。他认为所有的个人心理活动都源于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因此“公众的” 和“隐私的”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和女权主义观点“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不谋而合。 库什纳对于时政、历史和政论有着强烈的兴趣，对历史脉络把握精确，特别擅长在“个人的”和“公众的”、“政治的”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库什纳对政治的敏感性当然要归功于其家庭的潜移默化。此外，库什纳作为一个信犹太教的同性恋者，不见容于美国主流文化。作为一个被社会异化的边缘人，他切身体会到种种歧视、偏见和不公正对待，因此很关注弱势群体和游离在主流文化外的“他者”的生存现状，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与众不同。 《天使》正如其副标题《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狂想曲》所指，是一部关于同性恋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千禧年来临》围绕两对人展开：同性伴侣路易和普莱尔，以及异性夫妇乔和哈柏，时间是1985年里根执政期间。普莱尔患上了艾滋病，他的同性恋人路易出于对艾滋病的恐惧而和他分手。就这样，普莱尔在与病魔和孤独苦苦斗争，常常由于服用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而进入幻境，而路易也因抛弃普莱尔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乔和哈柏信奉摩门教，他们的生活表面看来平静，事实上却是危机四伏。丈夫乔是个支持共和党的律师。他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羞耻感和宗教信仰的约束又使他不愿向自己的本性屈服，因而精神趋于崩溃。妻子哈柏对此有所察觉，却不敢面对事实，对安眠药依赖成性，靠服用药物引起幻觉，以此逃避现实中的无性婚姻带来的痛苦。剧中两对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路易和乔同在上诉法院工作，后来成为恋人；普莱尔和哈柏则在彼此的幻境中见面。剧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罗易·科恩，纽约的知名律师、政治掮客。乔对他像对父亲一样尊重和崇拜，殊不知罗易是腐败的政治界的典型代表：追逐权力、厚颜无耻、顽固不化。他表面上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同性恋分子，但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个同性恋，并因患艾滋病而将不久于人世。罗易出于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前途考虑，也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掩盖起来，对外声称自己患的是肝癌。（罗易·科恩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历史上的科恩是个激进的右翼律师，因50年代追随议员麦卡锡迫害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普莱尔在患病后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在《千禧年来临》结束时，天使从天而降，来到普莱尔的房间，传达上帝的神谕：普莱尔被选为上帝的先知，将开始一项伟大的事业。在《天使》的下半部《变革》中，普莱尔来到天堂，向上帝说明他不想当先知，只想做个普通人，多活几年。全剧结束时已经是1990年的一月了，普莱尔正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天使像前。冬天里天使像前是没有泉水流淌的。普莱尔和他的朋友们在期盼着当真正的千禧年到来时，天使会带来能治愈一切病痛的神奇的泉水。 诚然，《天使》是一部关于同性恋的戏剧。但库什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这一主题上写成愤怒的抗议剧或是自怨自艾的伤感剧，而是放眼于广阔的政治、历史、文化现实，成功地将同性恋权益、艾滋病危机、政界的腐败、宗教信仰的缺失、社会变革等重大社会问题融合到一部戏剧作品里，把个人问题和社会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难怪剧评家奥斯本称之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最雄心勃勃、最有才华”的作品。《天使》使库什纳一举成名，是他写作生涯的分水岭。然而，《天使》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库什纳的创作带来了一些压力。 之后，他创作了《斯拉夫人——对美德和幸福这些永恒话题的思考》、《亨利·波克斯·布朗，又名奴隶制度的镜子》（Henry Box Brown, or the Mirror of Slavery，1998）等，但其反响远不及《天使》，直到他在《居家者/喀布尔》中再一次展示了过人的才华和政治敏感性。 《居家者/喀布尔》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98年8月美国轰炸阿富汗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前后，地点分别是英国的伦敦和阿富汗的喀布尔。剧本第一幕别具特色，舞台布景极尽简约之能事，由一个没有姓名，被称为“居家者”（the homebody）的英国妇女在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堆书籍的舞台上作长达一个小时的独白。她时而朗读一本过时的介绍阿富汗的旅行指南，时而叙述自己的生活片断，时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点评、大发议论。从她的独白中，观众对阿富汗的历史有所了解，也了解到居家者对婚姻的失望，对虽已成人却放浪形骸、居无定所的女儿的担忧，以及无人倾诉的落寞。第一幕落幕时，居家者穿上外衣，毅然奔赴久已向往的喀布尔。居家者的丈夫弥尔顿和女儿普丽西拉为找她也来到喀布尔，但始终没有她确切的下落。有人说她一身西方人的穿着，不戴面纱，头戴耳机听着音乐在喀布尔的大街上闲逛，一群因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而情绪激愤的伊斯兰教徒残忍地将她杀害。也有人说她甘愿做已有妻室的当地一位医生的第二位妻子，因此对弥尔顿和普丽西拉避而不见。弥尔顿整天呆在旅馆房间里吸毒喝酒，而普丽西拉却坚持不懈地到处寻访居家者的下落，并遇到了阿富汗妇女玛拉。玛拉原先是个图书管理员，在喀布尔遭到塔利班迫害。在玛拉的百般恳求下，弥尔顿和普丽西拉通过贿赂边防卫兵把她带回伦敦的家中。剧本正是通过普丽西拉的眼睛展示了阿富汗遭受的苦难，借玛拉之口诉说着事情的真相。 “9·11”恐怖主义活动使阿富汗和塔利班迅速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但早在1997年，库什纳就以其敏锐的政治触角抓住了这个当时不被人们注意的话题。他认为要了解塔利班、要理解阿富汗及西方国家和阿富汗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就必须先了解阿富汗的历史。同时，库什纳对于阿富汗地区的悲惨状况甚为担忧，希望通过剧本告诉西方公众傲慢、挑衅、混乱和流血事件只会使阿富汗地区的情况更加恶化。这部作品于1997年在伦敦发表，但库什纳本人绝对没有料到当剧本在纽约搬上舞台时，美国正沉浸在“9·11”事件后的恐慌、混乱之中，公众的反恐、反阿富汗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库什纳对阿富汗持这样的态度当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由于其特定的时效性，剧本在纽约上演后轰动一时，评论界的反映毁誉参半。然而库什纳并没有对剧本做任何的修改去迎合公众的观点，或使剧本显得与时局更加紧密相关。 剧作中，库什纳试图从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及其周围人的视角来解释阿富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是是非非。在宗教信仰方面，阿富汗人对西方犹太基督教向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民发动的宗教战争耿耿于怀，相信只有安拉才能拯救这个民族，而本·拉登正是利用了阿富汗人民的宗教感情： “阿富汗就是塔利班，我们必须挽救它。” 毛拉（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用他一贯的口吻说道。“别的人没人会来救它，也没人在乎它。英国背叛我们，美国背叛我们，轰炸我们，让我们挨饿……美国和俄罗斯毁灭我们，就像他们毁了越南、巴勒斯坦、车臣和波斯尼亚……联合国拒绝承认塔利班的合法地位。所有人都在反对伊斯兰。伊朗反对伊斯兰。整整四千年了，没有人会拯救阿富汗人民。除了安拉，没有人。我们是安拉的仆人…… 我们也不想这样。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真主安拉的旨意。” 剧中人玛拉指出阿富汗和塔利班一直为美国所利用：阿富汗是美国用来颠覆苏联、结束冷战的工具，在达到目的后，这个工具就被遗弃了。美国为了与伊朗清算一笔二十年前的旧帐，由中央情报局通过巴基斯坦暗中资助塔利班组织，想利用其作为与伊朗之间的缓冲地带。阿富汗始终是在阵地前沿冲锋陷阵的卒子，也是战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有没有发现，这街上遇到的人几乎有一半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当然,塔利班不会甘心自己被利用、被抛弃的命运。在叙述过塔利班的历史后，玛拉警告说：“他们（塔利班）早晚会找上自己的主子。”库什纳写这个剧本时，阿富汗和塔利班很少进入公众的视野，当时也很少有人理会这样的预言和警告。可是，这个剧本于2001年12月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剧场上演时，已经转变了角色，成了对过去的反思了。不管是预言和警告也好，反思也罢，不可否认的是，库什纳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和严肃剧作家的历史使命感抓住了事情的本质：虽然作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美国人当然愿意自认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是自己所遭受的惨剧的始作俑者。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里再次聆听玛拉的这句“美国人，你们不是喜欢塔利班吗？带他们到纽约去啊！别担心，他们就要去纽约了！”对纽约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 当然，库什纳的一贯风格是将多种主题糅合到同一部戏剧里，《居家者/喀布尔》也不例外。它的时效性彰显了阿富汗问题。但《居家者/喀布尔》也是一部关于家庭生活、旅行和逃避的戏剧：居家者为摆脱无望的家庭生活、逃离难以融合的社会环境而来到阿富汗这个西方文化中的“他者”社会。同时，这也是一部关于语言和沟通的作品，指出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很难用语言来沟通：居家者博览群书，说出的话辞藻华丽却让观众听得十分费劲，剧中的一个塔吉克导游相信世界语可以带来人与人的相互理解，给世界带来和平，可当他在伦敦说一口流利的世界语时没人听得懂，他用世界语写的上百首诗找不到一个读者。《居家者/喀布尔》也是一部悬念剧：居家者到底命运如何，是死是活，塔吉克导游交给普丽西拉带回伦敦的到底是世界语写的诗还是出卖阿富汗的情报，剧中都没有给出答案。此外，这还是一部自我剖析的剧作，贯穿全剧的是这样一个主题：世上的一切，包括人、家庭、政府和社会，都是有缺陷的，只有爱、理解和人道主义可以慢慢弥补这些缺陷。 库什纳除了在政治剧创作上卓有成就外，在其他领域也有所涉猎：他改编过多部经典剧作，创作过电影剧本和音乐剧。他的作品有着史诗般宏伟的篇幅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语言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充满睿智。同时，他更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作家。正如有评论家指出，他具有乔治·奥威尔那种“用政治的体温计测一个民族的精神体温”的能力，能够敏锐地抓住、剖开现实，暴露问题的关键所在。他的剧作总是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但又充满着希望。库什纳深受德国戏剧家、表现主义大师布莱希特的影响，认为戏剧应该具有历史意义和政治内涵，对观众起教育和启迪的作用。用库什纳自己的话来说：“对于剧本，我最大的愿望是它能激发人们去思考和讨论——这是我们在娱乐的同时希望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责任编辑：苏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