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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思潮在俄罗斯泛起，一度成为主流思潮，影响着俄罗斯社会发展和人们的行为。但从90年代中期起，就已经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俄罗斯退潮凸显，俄国形成的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模式，自由主义思潮也并不能完全融入机制运转。21世纪初，基于俄罗斯文明和传统的东西，对自由主义进行改造和反扑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从俄罗斯的现实来看，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与俄罗斯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自由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付诸实践的道路非常曲折。自由主义的俄国化，便是这种曲折的必然体现历史上看，在17世纪开始出现早期的自由主义萌芽，19世纪出现一些现代自由主义主张。自由主义思潮或西学在俄国也经历了涨潮和退潮的现象。这种涨潮和退潮似乎成为当代的有历史传承的一种俄国固有的特殊规律性现象。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潮在俄国会水土不服能？ 一、自由主义无法摆脱俄国个人专权的传统，从而体现二位一体的特征 彼得大帝在按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社会时，大力提倡欧洲文明，并采取许多改革措施，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改革派。但是，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并没有触及俄国的皇权思想和专制制度。许多当时在英国、荷兰等国已经实行的公民平等、权力划分、立法和选举等等，并没有被推崇西学的彼得大帝所采纳。彼得大帝仍然采取措施，巩固和扩大无限的君主制。一般来讲，西学在俄国传播和付诸实践，都有一个俄国化的过程。彼得大帝将舶来思想逐渐与俄国文明溶化在一起，不管俄国后来实行了什么体制，也不管自由主义在俄国如何受到排挤，但它已经融化在俄罗斯文明中的那部分仍然在起作用，而其他不能融入俄国文明的部分则自然退之。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出现启蒙倾向，提倡法治，但这仅限于贵族圈内[1]，叶卡捷林娜的个人专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早期自由主义，掀起自彼得大帝以来最大的改革浪潮，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引进资本主义因素，被称为“解放者”。但是，“俄国经典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保留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专权制度没有受到任何动摇。这就使亚历山大三世能够利用这种专权制度，来恢复被亚历山大二世改掉了的一些制度。尼古拉二世在某个时期认可斯托雷平的改革，但当这种改革威胁到皇权时，改革就被终止了。20世纪初的二月革命，以革命的手段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但很快就被十月革命所取代，斯大林后来搞起了苏维埃式的集中体制。赫鲁晓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没有解决集中体制问题。叶利钦想照抄西方模式，搞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个人专权的倾向和机制仍然存在。1993年宪法实际上把总统的个人专权和自由主义的西方框架的框架绑在了一起，西方模式并没有得到完善，只是取其框架而已，运行仍然是俄国式的。叶利钦的专权机制，既有沙皇特色，也有苏维埃遗风。普京执政后，个人权力的效力实际上比叶利钦时期更大，从上到下一直贯穿到整个垂直的权力体系。普京更注重俄国文明对自由主义的制约和改造。 二、自由主义思潮依靠政权来传播并实现其实践功能 为什么自由主义会与个人专权为伍呢？问题在于，俄国的自由主义是靠皇权和政权来传播的，沙皇和总统是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主体，正是沙皇和总统的专权，才赋予自由主义以实践的功能。否则仅仅呈现为思潮而已，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传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自由主义变化的特色在于，把社会自由解释为平权，把企业自由解释为反垄断和实行自由竞争，主张扩大国家的权力，甚至认可国家干预社会。[2]俄罗斯当代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国家的作用，这一点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可以相衔接。 新世纪自由主义的消退与普京主张回归传统文化、治国方略凸显本土化也不无关系。普京主张依靠政权来推行改革。他认为，与欧美不同，在俄罗斯，国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的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政权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恰恰相反，它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3] 新世纪前后，自由主义传播者自身队伍也在变化。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老牌民主派都已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民主派已表现得不那么激进。与老牌民主派不同，他们在赞成西方道路的同时，也主张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例如，激进的老牌民主派代表亚辛，早在1994年就主张运用专制手段来管理国家，垮田也多次主张限制公民自由。 当代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种改革往往由上层开始，由上至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层革命”。[4]这种推进方式，造成自由主义在俄国对政权的依赖。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既兴旺于政权，也消退于政权。历史经验也证明这一俄罗斯社会文化思潮在俄国传播的特色。彼得大帝的改革是靠皇权来推动的，自由主义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是由皇权来规定的；沙皇统治的其他时期也是这样。对此，俄罗斯一位学者分析了个中原因。这位叫阿弗列克的学者认为，尽管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在增长，但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沙皇制度。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还没有很强的竞争力，需要国家经常加以支持，需要国家对工业进行保护，实行保护性税收。事实上，俄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这样的保护，沙皇政府通过保护性政策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5]其实，叶利钦时期也是靠政权的力量来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这一点已不用多说。 自由主义的消退，也与政权相关。亚历山大三世终止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从而造成自由主义的消退；勃列日涅夫终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普京对叶利钦的改革也有一定的调整，从而使激进的自由主义转向温和和保守的自由主义。 三、自由主义的传播体现为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保守性相互交替 当代自由主义的传播往往采取激进的方式，试图实现革命性变革，但最终都以保守的退却和部分合乎俄罗斯文化和文明的部分被纳入传统，使传统适应新的形式而告终。俄罗斯的200天计划和500天计划，是自由主义在俄罗斯传播过程中走向激进实践的一次尝试。“炮打白宫”更是自由主义采取了暴力的激进形式。自由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初期，大都采取激进的方式，甚至采取极端和革命的方式。为什么呢？一方面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俄罗斯性格中的极端行为方式相互结合，使激进自由主义的传播对旧的传统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尼古拉二世时期和叶利钦时期的激进改革，都伴随极端的革命方式，对传统的社会制度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激进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出现，往往遇到制度危机或全面危机的环境，因此客观上具有用激进方式摆脱危机的需要。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极端性相结合，对社会制度的转换具有革命性作用。 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自由主义往往与俄国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发生联系，它们的结合，促使激进的自由主义渐渐消退，自由主义的保守性便呈现出来，从而使激进的自由主义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所取代。因此，新世纪前后，自由主义的消退与俄国本土文明的保守性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是激进的自由主义采取极端方式对苏维埃制度进行毁灭性打击、建立新制度框架的时期。90年代后期，特别是普京执政以后，新世纪提出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革命的阶段走向结束，激进让位于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色彩便突出起来。俄罗斯独立的社会和民族关系研究所所长戈尔什科夫所作的一项调查，可以成为上述观点的论据。这项调查表明，在问及什么是20世纪的主要教训问题时，25％的人认为，俄罗斯不能以革命方法来改变生活，70％的人认为，革命的概念使人产生不快的感觉。与此同时，对叶利钦十年改革的评价也有了很大变化。1995年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询问者都支持叶利钦的改革，而2000年的调查则显示，2/3的人一致反对叶利钦的改革。[6]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叶利钦十年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因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四、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播采取共存和互动方式 当代俄罗斯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体系。它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找到可以互相吸纳和互相影响的领域，成为自由主义思潮消长的关键。在历史上，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偏重自己的理想和浪漫色彩，而轻视与俄国现实相结合的实践。H·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人文主义者，而不是执掌政权的国家主义者。[7]许多学者认为，俄国的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它并不保护某个集团和阶层的利益，而是宣扬全体人们的利益和共同的文明以及全人类的价值。这些学者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俄国总是遭到失败的原因。 在自由主义价值观进入俄罗斯后，传统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在21世纪，价值观的多元化已不可扭转，传统价值观的许多阵地丧失，而为自由主义的或其他的价值观所取代。但是，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部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具有与其他价值观共存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个核心部分，包括秩序、社会集合、皇权主义等等。在沙皇时期，历次自由主义改革都没有改变秩序等核心价值观的优先地位，相反，在俄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里，却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秩序这个价值观。在苏维埃时期，秩序也是价值观的主要表现之一，秩序并没有因为实行改革而丧失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秩序等核心价值观受到冲击，主要是在激进主义与社会危机互相作用的时候。例如，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期，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各种激进主义就起了重大作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也处于危机之下，各种激进和极端的价值观又起了重大作用。当危机接近尾声时，激进的自由主义便开始消退，传统的价值观也开始回归。20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非常推崇法治对政治的优先地位。例如，俄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B·索洛维耶夫提出“以法的力量反对力量的法”的思想原则，强调“法律秩序是符合道德发达的人的需求的社会状态”。[8]可见，俄国自由主义的内核也渗入了俄国传统价值的核心成分。俄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奇切林也强调秩序，认为“所有公民都要服从一个法律”。[9]上述引证说明，俄国化了的自由主义，对秩序持肯定的态度。但在叶利钦改革的初期，激进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把秩序放在首位，而将自由和民主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 那么，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俄罗斯的情况又如何呢？看来，秩序等核心价值观仍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并向绝对自由的观念和无政府的观念开战。普京是打着秩序的旗帜走上政治舞台的，他不是像叶利钦那样高喊着民主的口号登上总统宝座的。为什么呢？因为秩序已成为十年改革后人们的第一需求。普京强调要搞“法律专政”，要用国家权力来恢复和保障秩序，并批评所谓缺乏秩序就是民主的错误观念。[10]普京这样做，是有牢固的社会基础的。有材料表明，即使在叶利钦实行激进改革的十年里，俄罗斯传统价值中的秩序观仍然十分顽强地表现出来。有关的社会调查表明，从1991年到1998年，赞成秩序的人一直占60％以上，这说明俄罗斯核心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在此期间，赞成不受拘束（自主）这种价值观的人数也没有变化，始终保持在20％左右。[11]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秩序是传统价值观和自由主义价值观都可以接受的。 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的“革命时代”已经结束。然而，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答案也可能各种各样。自由主义没有本地土壤也不可能顺利植入俄罗斯，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命运如何，就在于它能否适应俄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明。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和苏联传播长期不衰，就是列宁已将其俄国化，形成列宁主义，适合俄国和苏联的特点点，植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中。 五、自由主义的传播缺失社会文化价值载体的匹配 自由主义文化上的核心价值是个性和个体，而俄罗斯缺失这种自由主义传播的文化价值载体，俄罗斯的文化价值反而阻碍自由主义的传播。 首先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传播受到至今影响广泛的村社意识和村社文化制约。俄国村社历经数百年而不衰退，即使村社的组织形式消失以后，其思维定式仍然在影响俄国的社会发展。这说明，村社的基本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有所体现，这种体现，既表现在思想方面，也表现在组织方面。 封闭和保守，是俄国村社的一个重要特征。俄罗斯民族在地缘文化方面属于内陆民族，与外界相对隔绝，其文化具有较强的自发性。俄国的村社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起来的农民共耕组织，它实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农民集中居住，自我发展，村社就是“世界”，是最好的形式。直至18世纪末，俄国还没有面包的交易。这种自耕、自给和自足的村社，养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立发展的习惯，有明显的封闭排他性。村社意识和村社文化与社会主义却又有一定的联系，当年的斯拉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断言，村社与社会主义可以相关联。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形式上可与初级阶段相吻合；俄国社会的初级阶段是村社所有制，俄国社会的高级阶段则是联合人们之间的生产；因此，利用俄国村社可以跨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共有的村社比私有的家庭农场更容易转向高级的社会劳动形式，所以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坯胎。俄国的民粹派（社会民主主义）也认为，村社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村社排斥私有、排斥个性的能力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萌芽，他们主张以村社为基础，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农业组织。民粹派极力推崇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指责沙俄政府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瘟疫。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也主张土地国有，强调“国家和人民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国家可以将部分土地让地方社会使用，地方社会应在有村社所有成员参加的会议上选出全权代表” 苏联时期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所以能够顺利实行，是有其社会文化价值基础的。苏联解体后，这种基于村社文化的价值仍然发挥作用。农庄和农场的改革后，虽然每人有土地份额，但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份额是哪块土地。 其次是当代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受到集合文化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制约。集合文化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俄罗斯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基石。无论是苏联解体前后，还是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以前时期，集合和集体主义均是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 在当今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对社会发展仍然颇有影响，而且成为官方弘扬的价值观之一。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重新提出集体主义问题。他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我们且不去回答这样做是好还是坏。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视。”[12]可以预见，自由主义那种以个性和个人活动为核心的价值观，不能取代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存。这种状况，也使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不能通过激进方式来最终实现，而只能转入渐进状态，并带有俄罗斯的特色。 普列汉诺夫当年认为，俄国社会发展的矛盾是共同体和自由个性的矛盾，俄国只有两个阶级，那就是农民村社和被剥削的个人，东正教的集合精神与村社集体生产方式的结合，使集体主义成为俄罗斯精神，集合活动则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方式。其实际情况是，村社的财产归集体所有，家庭之间讲究互相帮助，强调村社集体的内聚力和团结，从村社到整个社会，个性和个性自由缺乏社会土壤和市场。俄国社会崇尚集体主义的传统，在苏联时期不但得到延续，而且发展到了顶峰，苏联解体后至今这种集合精神渐渐成为反击自由主义的精神和文化武器。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首先体现为社会文化思潮，受到部分政治精英推崇，并试图推向实践。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俄罗斯社会转型相联系，在危机的情况下往往采取激进方式，危机过后往往呈消退态势。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受到俄罗斯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严重制约，因此，始终无法原原本本地复制于俄罗斯的实际。因此，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的作为思潮的传播功能大于自由主义作为体制机制的实践功能。 [1]H·拉宾：《俄罗斯的道路》，莫斯科2000年版，第58页。 [2]л·诺维科娃、H·希杰姆斯卡娅：《俄罗斯发展的三种模式》，2000年莫斯科版，第210页。 [3]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罗斯《独立报》 [4]л·诺维科娃、H·希杰姆斯卡娅：《俄罗斯发展的三种模式》，2000年莫斯科版，第66页。 [5]A·阿弗列克：《俄罗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俄罗斯《历史问题》1989年第2期。 [6]http://www.nns.ru/analytdoc。 [7] H·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199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页。 [8]л·诺维科娃、H·希杰姆斯卡娅：《俄罗斯发展的三种模式》，2000年莫斯科版，第219－220页。 [9]л·诺维科娃、H·希杰姆斯卡娅：《俄罗斯发展的三种模式》，2000年莫斯科版，第233－235页。 [10]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俄罗斯《消息报》 [11]H·拉宾：《俄罗斯的道路》，莫斯科2000年版，第143－144页。 1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