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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 》（陶敏，陶红雨 校注 ），岳麓书社,2003年 本编采用编年的形式，将全部诗文按写作年代分编为20卷，诗文编年大都依据作品及有关史料考定，其注释力求准确详明，征引古籍均核对原书。诗文之后附有“附录”。 陶敏、陶红雨校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已由岳麓书社出版。在我看来，一部诗文别集编年校注稿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收录诗文的齐全程度和可靠性；提供的校勘异文是否完备、对异文是非判断是否正确；注释有无缺误、是否准确；诗文编年是否真实可信。 一、收存完备、存真去伪 该书于正集之外，举凡集外诗文、医学著作、谈话录等全部收入。《传信方》据《政和证类本草》诸书重辑。《刘宾客佳话录》以嘉靖刊《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王仁俊、唐兰、罗联添诸家著述考订真伪，并据《永乐大典》诸书补辑佚文。《嘉话录》涉及刘氏交游，都富有参考价值。此外，广收传记、评论、著录、同时代人有关诗文等资料；并在各篇诗文注释后设“集评”、“附录”二目，分别收录前人评论及同时唱和之什。对所收诗文的真伪，做了仔细分辨，伪作或疑伪之作，另编为“备考诗文”。 二、校勘能广搜博采，用工既勤且细 在本集的版本对校上，除使用几种大家知道的善本外，还参阅了国家图书馆藏清冯浩手操本（上有冯浩、何焯校语），如《和浙西李大夫伊川卜局》“阙塞通潜径”一句中之“阙”字底本原空，他本作“绝”，即据冯本过录之何焯校语改。该书校注在利用他书有关资料进行校勘上，能广搜博采，如《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即以此碑今存的石刻拓片和《金石萃编》的录文校勘。由于本书广泛地利用了各种校勘资料，所以提供的校勘异文较为完备。在对异文是非的判断上，本书取审慎态度，凡无他本可据者，一律不改动底本文字，凡对底本文字有所改动必出校，凡遇义得两通之异文，皆出校而不改动底文字。这样做，无疑可减少或避免出错。 三、注释祥明准确 注释工作是本书的重点和难点。刘禹锡的诗文大量用典并且精于用典，曾对自己《祭杜中丞文》中“事吴”一典为前人所未曾用过而深感自豪，所以典故注释也就成为本书注释中的一个难点。本书注释的另一个难点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注释。刘禹锡今存诗八百多首、文两百余篇，其中提及的同时代人物甚多，因此要将他们一一考出非易事。陶敏精于唐诗人物的考证，著有《全唐诗人名考证》，在本书的人物考证上也取得突出的成绩。 四、编年信而有征 本书努力从诗文中涉及的史事、人物及其事迹的考订上来寻找编年的根据，所以能做到信而有征。如《泰娘歌》：“久之，（泰娘）为蕲州刺史张荪所得。其后荪坐事贬居武陵郡。荪卒，泰娘无所归……。”本书《册府元龟》考出张荪元和五年贬为朗州（武陵郡）长史，从而定此诗当作元和八年左右。又如《酬扬州八副史将赴湖南途中见寄一绝》，芩仲勉《唐人行第录》谓杨八为杨仪之，诗作于贞元中；本书考定为杨敬之，诗作于长庆中，订正了前人之误。 原载：岳麓书社2004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