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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还是依照我的习惯，为大家介绍封面上的内容简介（好在不长）：本书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后现代思想怀疑价值判断、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和历史的宏大叙事，是怀疑的、微观政治学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作者把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文化风格，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幻象。本书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它的力量与意义，对西方流行的后现代思潮提供了一种清新的分析视角。 以上所说的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与刘小枫先生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有很多相近之处。不同的是，刘小枫是站在保守自由主义立场对由激进左派、激进右派参与制造的后现代风景冷静解析，（可参见中国文学网，《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读书摘编）而伊格尔顿心里可能就颇不宁静了。他是站在左派立场对他那些误入歧途的同伴——激进左派进行规劝，劝他们不要灰心丧气、自暴自弃、自毁前程。对于这一前程，他虽然也心里没底，但始终抱着坚定的信仰。（可参看中国文学网，伊格尔顿《历史暴风雨中的风雨棚》）这可以看成是伊格尔顿写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主要原因，当然，即使我们对伊格尔顿的立场不认同也没有关系，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基本是客观的，并且他诙谐潇洒的文风也会不时让我们有收获的喜悦。 在《致中国读者》的序中，伊格尔顿首先对后现代主义在概念上作了界定，从文化上说，人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主义本身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应，它远比现代主义更加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民主的和大众消费的市场。它的典型文化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兼收并蓄的和反讽的。它代表了在一个发达的和变形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一般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最终结合；它不喜欢现代主义那种“纯粹的”、自律的风格和语气。某些该运动的倡导者把它看成是一种受欢迎的艺术的民主化；其他的人则把它斥责为艺术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犬儒主义和商品化的全面投降。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并无新鲜之处，关键在于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解读思路，“本书旨在提出一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而不是仅仅提供一种对于它的阐述。它考察后现代主义某些关键的理论信条，对它们具有多少合法性和有用性进行评价。在后现代主义中有多少东西只是流行的和暂时的，又有多少东西具有持久价值？”确实，伊格尔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以他深厚的哲学功底、清晰的理性眼光、诙谐的语言对各种理论信条举重若轻的精辟分析。对于中国读者，伊格尔顿指出，“今天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改变的社会，正在努力寻找用以理解这个历史变化的最佳概念构架。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构架，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了某种兴趣。……我这本书为了把后现代主义放在历史视角中进行观察，努力保持了与它的一段批评距离。如果这个批评被证明对于我的中国读者是有某些用处的，那么我将非常高兴。”这当然是伊格尔顿的过谦之辞。张旭东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开篇就引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的重要论述。 虽然伊格尔顿倾向于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来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因为他在本书中主要关注思想领域而不是艺术文化方面，但他还是在《前言》的第一句话就对这两者分别作了必要的界定。后现代主义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术语后现代性暗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与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后现代性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它的存在有其现实的物质条件：它源自西方向着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向着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压倒了传统制造业（据说全世界每年的美元交易有95％以上属于泡沫经济），经典阶级政治学让位于一种身份政治学的分别扩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 伊格尔顿接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力量部分是它存在着这一事实，而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否如此还是更有争议的。请黑格尔原谅，似乎目前现实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是不现实的。伊格尔顿随即指出，从社会主义观点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有它自己的问题。但他认为，左翼理想虽然遥远，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放弃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想象，要比欺骗坏得多，默许当代世界这惊人的混乱局面也是如此。这不是说我们手头已经拥有代替后现代主义的完全成熟的东西，而只是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伊格尔顿的这番话自然恳切动人，但正义社会是否只剩下一条乌托邦之路可走呢？现代社会固然危机四伏，对现代性的反思也不绝于耳，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就是现代性危机导致的激进反应。贝克认为，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常态，风险与危险相对，而不是与安稳对应。重要的是研究和探察风险的机制及寻求更有效的应对对策。贝克由此提出质朴的现代化和反省的现代化之别。（参看《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读书摘编）这似乎是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路径。 全书除了注释和索引共分六章，第一章《起因》主要是指出后现代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即激进左翼思想的幻灭情绪。“想象一场遭受重大失败的激进运动。事实上，失败如此重大，以至于它在有生之年已不大可能重新兴起，即使曾经有过这种兴起。我心中的这个失败不仅是政治左派所熟悉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受人冷淡，而且是一种如此明确的招致拒绝，以至于似乎使得这类政治学说传统上赖以运作的那些范式名誉扫地。”（1页）伊格尔顿的论调似乎有些过于悲观，《帝国》一书在美国媒体及学界的风行说明左翼思想还没有到达如此悲惨境地。但或许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面对这样一种失败，政治左派可能的反应是什么呢？伊格尔顿作了漫画式的速写：许多人将或是玩世不恭或是真诚地转向右派，其他人会出于习惯或者怀旧之情坚持信仰，焦急不安地墨守一种想象的身份，而冒可能随后患上神经病的危险。于是，后现代主义适时地出现了，带着神秘主义的旧面纱，“这种‘思想’既是十足的乌托邦，为了瞥见在它之外的某种现在不可想象的状态，它枉费心机地去探索语言的极限，同时它又是对真正的政治僵局的奇妙替换。”（11页），也就是说，逻辑僵局被后现代主义取消而不是被解决掉，就像一个人给自己猛灌几瓶烈酒，然后说自己还没醉。人们可以预料一种新身体学的崛起，身体成为革命的主角。同时，语言或者文本性也成为革命的最后自留地。“能指的恐怖和诱惑、它的陷阱、引诱和颠覆：所有这一切都同时表示为一种振奋人心的新颖形式的政治学说，以及一种遭受挫折的政治能量的一种迷人替代物，政治上沉寂的社会中一种代用的偶像破坏。”（23页）也可以说，巴特式的文本的狂欢成为最后的疯狂。刘小枫早已指出审美主义是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内在逻辑。 在第二章《犹豫》中伊格尔顿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丰富同时含混的政治向度。伊格尔顿首先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如果说它们已经开始大谈极其重要的新的政治问题的话，那部分是因为它们已经在老的政治问题上遭受了一场有损尊严的失败。在1970年代早期，人们发现文化理论家们讨论社会主义、符号和性；在19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他们则对符号和性提出异议；到了80年代晚期，他们谈论的是性。今天女权主义和族性主义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并不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因此也就十分适合这个后激进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从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政治骚动中悄然浮出，除了做话语先锋，逐渐变得非政治化。快感已经彻底地重新返回，表示为一种犬儒主义品牌的消费主义的享乐主义，身体正变成最伟大的偶像。（33页）伊格尔顿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路向是从社会政治向话语政治、身体政治的全面退缩。当然，他也肯定后现代主义出产了许多东西。它已经使许多自鸣得意的确定事物走下坡路，公开评判了某些患妄想狂的总体论，玷污了某些被小心地加以保护的纯洁性，倾斜了某些压迫性的规范，动摇了某些看起来已经相当脆弱的基础。（28页）在这一章的末尾，伊格尔顿回到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探究其实质内涵。现代性的哪一个部分已经被留在身后了呢？现代性的某些部分象革命的观念一样，似乎在理论上已经崩溃，但在实践上没有，正如东欧革命事件所证明的。这或许是对后现代主义开的一个玩笑。正当它把政治革命、集体主体等概念抛掷一旁时，这些事情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第三章《历史》评述了后现代主义对小写的历史的推崇和对大写的历史的否定。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偶然的、变化的、不连贯的。但在过分历史化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也会历史化得不足，以它自己多元论原则臭名昭著的侵犯性抹平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如弗朗西丝 马尔赫恩所说的，“历史的结构和事件因此必然在性质上是复杂的，从来不是一种单一模式（连续性/非连续性）或者暂时性的。语境是短暂的和狭窄的（一代人，一场政治危机）但它们同时也是长期的和广泛的（一种语言，一种生产方式，性和性别特权），这些都是同时的。”（60页）比如说，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历史展示了一种相当明显的连贯性——受苦和剥削的顽固持续的现实。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因而是简单化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后现代理论中的阶级－种族－性别三联物同样是简单化逻辑的产物。既然种族主义是不好的，性别主义也是不好的，那么阶级主义当然也是坏东西。但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问题就不能这么简单，比如说，资产阶级在整体上是一个坏东西，但在其上升期，它带给我们很多宝贵财富。伊格尔顿指出，社会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在目标上可能是一致的，但社会主义涉及工具性的行动、明确的目的、真理的观念、知识的准备形式、集体的主体性、某些快感的牺牲，而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不耐烦接受的。 第四章《主体》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的欲望的身体。“过去的列宁主义者现在是彻头彻尾的拉康主义者，每一个人都从生产转向性欲倒错。”（69页）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崇拜物是填补一个不可容忍的缝隙的东西，性已经变成所有崇拜物中最时髦的一个。事实上，自尼采以来，“上帝死了”意味着身体的重新诞生，这种感觉主义的膨胀必然导向对无限制的、自由身体的拜物教。伊格尔顿认为社会主义结合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精华。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是害怕每一个人最终都会信奉同样的事物，共享相同的好生活的概念，这样就压抑了个人行动的自由和多元性。社群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自由主义社会里，人们没有在任何普遍规模上共享共同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是没有根基的、分化的、被剥夺的。相反，后现代主义结合了它们的最坏方面。它把自由看作不受外在限制地自行其是的概念，这就导致其主体可能变得虚无飘渺，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去体验所讨论的自由。（101页）伊格尔顿坚持自决主体的存在，否则，正义也就无从谈起。 在第五章《谬论》中，伊格尔顿仔细辨析了被后现代主义视为等级制度的、本质主义的、目的论的、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合理性因素。首先，伊格尔顿指出，“等级制度”最初代表天使的三个系列，指某种类似优先秩序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等级主义者。民主不是没有等级排列的，相反，它包括给予作为整体的人民利益以特权，凌驾于反社会的权力集团的利益之上。（108页）即使是绝对的等级制度，似乎也没有什么非常令人讨厌的东西。比如，杀一个无辜的人绝对比不杀坏。同样，本质主义并不一定是坏事，反本质主义也不一定是好事。比如，压迫者不一定是本质主义者，他可能从纯粹约定主义的立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然，尽管如此，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也有道理。的确存在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的情况，它们已经在性和种族的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伊格尔顿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有些折中主义，事实上他强调的是对问题的具体化分析。在一定的语境内，事物仍然具有相对稳定的本质，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普遍性也是存在的。马克思坚定地相信一种共同或普遍的人性，但他认为个性化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要个体性和普遍性不断相互作用的一个实例，那么我们只需转向语言现象。正如索绪尔所说，我们每个人的言语的个体性是建筑在语言的普遍性规则之上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并不停留在差异上，那只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在人的相互性或者互惠性的层面上的差异的解放。（137页）总体性问题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忘掉总体性，但总体性不会忘掉我们，比如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总体现实。最后，回到人本主义这个概念。该词并不只有一种含义：从伦理学上说，它意味着应该给予人类同情和尊重的一种信仰；从社会学上说，意味着社会结构最好被视为人的作用的产物；从历史学来说，指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变成学术的中心。因此，一个人完全可以是一个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同时又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非人文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是在主张人应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意义上的反人道主义者，虽然有许多是在认为人最好被看作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一意义上的反人道主义者。”（147）然而，后现代主义与人文主义最尖锐的区分在于是否相信人类因为具有人性而共享大量的、具有伦理和政治含义的某些属性。后现代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断然否决使它处于谬论的境地。 最后一章《矛盾》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注定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它和结构主义一样，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许多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是对抗的，而在经济上则是共谋的。就其挑战仍然需要绝对价值、形而上学基础和自我同一主体的一种制度而言，后现代主义是激进的。但它没有考虑到，如果说这个制度需要法庭上或者投票间的自由主体，那么对于这个制度来说，在媒介或者商场里，这个自由主体毫无用处。（150页）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不利。最后，伊格尔顿得出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 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的态度不妨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后现代主义固然是幻象，但也不乏其真实之处；更重要的是，左翼理想的风雨棚看起来已经风雨飘摇，实质上依然坚不可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