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往往是节外生枝的。正常轨道下没有故事，只有当异质入侵进来，正常轨道偏离之后，故事才缓缓拉开。文学可资谈起的故事想来不算很多，既有的一些故事很少能引起特别强烈的感受。然而，当其与年轻的电子媒介相遇之时，立即就被媒介震慑、俘获，文学自然就有了投降的念头，然而又有人辩解说文学欲坚壁清野、死守城垣，于是“故事”以及围绕“故事”的争论先后展开。
    

显然，在国内学人眼中，米勒叙述的文学“故事”（即2000年米勒北京之行的发言以及随后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所体现的对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新理解）属于前者，文学因战败而投降，以致泱泱文学帝国被迫走向“终结”。此言一出，多少有些让中国学者不好接受，乃至震惊、恐惧、怀疑，一时间，国内学界沸沸扬扬，赫然演绎成为新世纪初年之一大景观，关于文学“故事”的学界纷争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争鸣、论争是学术繁荣的征兆，此所谓学术之“分”也，学术更需求“合”，即在此纷争基础一个更大的整体性的学术进阶。易言之，纷争需要澄清，需要学界以一个更高的视域收纳、总结，得出新认识，而不能一味各持其词、原地踏步。对于新世纪初年这场纷争的澄清，客观地说，金惠敏教授功不可没，其先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几篇重要文章逐渐让学界认清了米勒所述“故事”的本义及终结论的实质。作为这一思路的系统延伸和全面总结，《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之成书可以说更进一步澄清了这一论争之来由趋向，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了对元故事，即米勒本人思考的文学“故事”的系统思索。

    所以，阅读《媒介的后果》，常常让人感到，这场论争“故事”与文学的真正“故事”并非一个层面的话题，它只是构成作者叙事展开的一个冲动或引子而已。然而，作为引子的故事又常常以潜叙事方式悄然行动，如作者所谓，这一叙事已被置于主体框架内予以哲学的问辩，所以可把它视为暗线、从线，或者叫仆线。
    主线是全书之“骨”，是与媒介相遇时发生在文学身上的故事框架，它意在解决“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马克·波斯特语）的文学命运走向问题，其中的两个主要论题“媒介的后果”与“文学之命运”呈递进式逐层展开。在第一个层面上，本书从经验性感知层面入手，把媒介之后果依次界定为我们每日皆可感同身受的“趋零距离”、“图像增殖”、“球域化”。于是，关于媒介与文学相遇之故事就从这三个方面逐层展开。在这一个层面上，要回答“文学会怎样”的问题，一如作者所言，则首先解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对理论元点的朴素思考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与学界某些故作姿态形成鲜明比照。就本书而言，作者有意回避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形而上学界定，而径直走入“距离”、“深度”、“地域性”几个“文学的生命要素”。据作者介绍，“有了它们不一定就是文学，但没有它们则绝对成不了文学”。所以，媒介之帝国化进程对文学的威胁于是被诊断为对文学这三个要素的致“命”影响。
    

就其对文学“距离”这一要素的影响言之，电子媒介毫不客气地制造了“趋零距离”，而文学，如作者详细论证的，又以“距离”为务，所以三段论逻辑自然推出在“距离”层面上文学命运之不济。当然，对于距离，作者并未简单处理，而是将其置身于多维层面。其一，文学是一种类似于书信的传达，往来于书写与书写对象之间，由是文学之“距离”首先是物理之距离；其二，表现在语言学层面，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有别于认知话语的人类的又一重要叙事话语，它以“操演”（perfomance）为务（非“再现”），所“操演”者，距离也，即在于言对意的穿透与反穿透间来往“返回”的距离，以此作为存在与非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沟通的桥梁。文学陌生化手法、想象、模仿、修辞等皆为“操演”的实例。此一层面之“距离”即文学“言”（试图穿透）与“意”（不可穿透）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语言学“距离”。当然，此距离之产生源于认识论距离，由是，其三，是哲学的“距离”保证了文学的“距离”。哲学源于人类的形而上学冲动和解释学冲动，形而上学与解释学所操持的即是本质（即不为人决定、左右的客观性与自在性）与现象（进入了人的意识、为人所阐释、实践之对象世界）间的距离，它是对二者之间距离的思考、磨合与沟通，所以，不妨这样认为，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之距离促生了哲学，也促生了文学（文学与哲学协调行动，共同实现形而上学的穿透），故而，文学之“距离”，最根本的即是这种认识论意义上主客体之间的形而上学的“距离”。电子媒介对“距离”的攻击由此也是多维度的、是逐层展开的。
    

就其对文学“深度”这一要素的影响言之，电子媒介义无返顾地致力于图像增殖和图像的帝国化进程，在文学内部语言与形象的天平上抑前而扬后，由是解构了与语言相对应的话语“深度”而凸显了形象的直观及由此带来的浅表化、平面感、无深度感（flatness，or depthlessness，杰姆逊语）；并且，更有甚者，形象彻底脱离话语，径直走向自身的独立化运动——拟像的进程之中。这是对人类理性的富有决绝性意义的背弃，并且，在拟像的铁蹄之下，所谓“主体”，干脆连自己的无意识与欲望也拱手托付，以至于最终人类认贼作父、背离存在之本真“家园”。由此，人类所坚守的以语言为意符的话语“深度”开始登上考古学家的案头。当然，这是媒介从文学内部对于语言“深度”的解构。就其外部解构方式言之，新媒介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如主体）而间接改变文学。简单来说，纸质文学（即语言）所对应的主体是理性的和工具的主体，是深度主体，而图像主体则是感性的和非理性的主体，是平面主体（其实，后者已经不是主体了），于是一条显而易见的逻辑是：主体既无深度，文学何谈“深度”？联系拟像主体，主体既已被景观化、去主体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就其对文学“地域性”这一要素的影响言之，电子媒介表示出对时间空间最大程度的蔑视，由此全球化，“首先是指媒介的全球化”。在作者的理解中，全球化并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只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场历史运动有两个维度，即“作为‘现代性’的全球化”与“作为‘后现代性’的全球化”。作者认为，“只有在一个辩证的视野中它们才可能同时或统一地显现出来，……我们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统摄这些论争及其所折射的全球化真实意蕴。”在与汤姆林森的商榷一节中，我们看到，作者的思考再次上升到了一个新视域，试图在哲学框架下建立一个同时超越（或扬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化概念。“全球化”，结合其后现代性理解，作者往往称之为“球域化”（glocalization），意味着大一统的全球化向多元共生、生生不息的动态全球化的转变。所以，就媒介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效果而言，它创造或促生了一个球域互动的全球化事实，由此，其与文学的相遇意味着“脱域”（disembedding，吉登斯语）行为与文学之“地域性”守持之间的相遇与冲突，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终结和一个“全球文学”或“球域文学”的生成。
    暗线虽是仆线，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全书理论推演的一个支点，是全书之“风”。如我们先前所说，暗线主要就德里达、米勒理论的还原及其在本土学界所引生的误读而言。作为本书一个理论火源或导火索，国内学界对米勒的误读一直勾牵着作者作为一理论家的求真良知，《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先生的约稿更是从现实层面上促生了作者的表述冲动。所以，仿佛是“为可怜的米勒老人说些什么”，或者是为给学界以正本清源，作者置身于米勒与德里达的语境之中，从中得出德里达之文学终结论乃其整体解构战役之一部分，是哲学之形而上学最终解构了自己。也仿佛是为了找到现实案例而不至于使自己的理论在纯理论层面演绎穿梭，德里达最终与媒介相遇，并视其为自己形而上学终结论的一个现实证据。至于米勒，所谓的终结论“只不过表达了对文学在全球化时代之前景的某种忧虑罢了”，米勒也多次坦言印证。所以，对于米勒，重要的不是终结论，而在于其对于文学的忧思；更为重要的是，联系米勒的贡献，如作者所言，又不在其忧思本身，“而在其于忧思之同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之永恒性或者现实性在电信改写中仍然有效的坚定信念和情感偏执”。这也即米勒“修辞性阅读”概念所体现的一种对于文学劫后余生的抚慰、操持和回归，一种开放性的面对媒介扩张的宽容和收纳态度。米勒的这一关于文学命运走向的探讨和回应比较贴近文学实际，是可兹借鉴的，然而这一点，即最为重要的一点，恰恰是国内学界所漠视的。
    总之，就学术意义而言，《媒介的后果》一书其不言自明的首先在于它澄清了一场发生在新千年之初预兆中国学界开始真正（从内在而非外在层面）与西方学术接轨、对话、共鸣，并积极融身铸造世界文论大潮的历史性纷争，给“第二媒介时代”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这场中西碰撞所生发的论争“故事”予以定位、定性。
    然而其更大的理论意义在于作者没有在此论题上过多停留，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遵从思考的自然法则和逻辑驱动，自然而然地，由学界对米勒之误读这一冰山一角深入到那个莫测其巨的冰山——也即米勒所深入思考的问题。作者自忖，作为批评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的米勒先生在此问题上走得并不深远，许多问题未得以系统、深入的论证。就其学理性而言，不能过分苛刻，当然亦不能自囚于他的理论视域。作者据此拓展开来，由对学案的清理工作不自觉转向问题本身，转向人文精神的深层忧患和探索思救，由此建构了媒介与文学相遇的系统化叙事框架，并在其中注入哲学问辩之基因，形成一种具有启导性的理论模式。某种意义上，不妨大胆认为，金惠敏先生的研究的确超越了米勒。所以，本书的学术意义决不仅仅停留在对论争的澄清这一层次，更重要的在于其开拓了一条本土化文化哲学视野下的媒介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范式，走向一种多学科（哲学/社会学/传播学/文艺学）交叉互补的研究理路、一种强调文论对现实的“操心”以及结合现实考察文学本质与走向的探索模式。难怪前国际美学学会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称本书为媒介与文学关系探讨方面的“筚路蓝缕之作”。足见，澄清不是其首功，乃启迪之末耳。
    

《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作者金惠敏，现为河南大学河南省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研究员，哲学博士。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