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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是郭建勋教授近20年来先唐辞赋研究成果的选集，内分楚辞与楚辞学、楚辞的文体学意义、骚体文学研究、汉魏六朝辞赋研究等四个专题。 著者在作为全书纲要的楚辞文体研究中建构了严谨细密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以自觉的文体理论为依据，以语言组构方式（基本句型）为枢纽，以文体本身的演变与文体间的渗透与影响为旨归。郭建勋将对决定楚辞语言组构方式的“兮”字句的精确分析作为楚辞文体研究的切入点，着重阐述了“兮”字衍化派生其他句式的造句功能。在此基础上郭建勋对楚辞体特殊的组构方式——三种主要的“兮”字句句型的特点与用途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以明了其组构特质与相应体制，并指出其衍生其他文体的内在动因。有了这样细密而坚实的论证，郭建勋有关楚辞对文体赋、七言诗、哀吊类韵文、骈文、乐府诗与词等韵文影响的论断也就有了内在的逻辑依据，再加上其擅用的实证分析，自然会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就郭建勋整个先唐辞赋研究的思路而言，是以楚辞文体研究作为基点向纵横两向生发开去的，其横的一向是楚辞对其他韵文文体的影响，其纵的一向则是骚体文学的发展演变。正是从这样纵横延展的逻辑框架出发，郭建勋在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关系研究、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两大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除了善于构建宏观的逻辑体系以外，郭建勋也长于细致精密的逻辑推理，例如第三编中关于骚体的形成与称谓的辨析。而其穷源尽委，明其所以的精细分析也总是置于整个辞赋与整个时代的宏大背景之下，但无论篇幅的长短与问题的深浅，郭建勋都决不作无病之呻吟，而是可长则长，需止即止，并以原创与无征不断作为治学的第一原则。值得附带一提的是，郭建勋在其书中还十数次地张扬心忧天下、志怀高远的君子风范与遗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屈原人格，颂美屈骚磅礴悲壮的浩然之气，这也是郭建勋在学术研究中融入生命体验的见证。 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开辟了楚辞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固守了文学研究的本位。诚如他所言，辞与赋、骚与骚赋、楚歌与楚声之间的关系，历来岐义纷纭，纠结不清（本书第223页）。就辞赋而言，研究者多以辞赋连称或以赋统辞，因此有骚赋、文赋、骈赋之分（见清人陆葇《历朝赋格》，马积高先生《赋史》则分骚赋体、诗赋体、文赋体三类），或与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相提并论而为楚辞体（见元人祝尧《古赋辨体》）。辞赋内部各种分体的来源原本不一，在发展过程中又常常相互交叉，相互浸透，再加上作者标题的随意，选家与批评家对辞赋的分体便纷繁而又难以究诘。但笼统而含混的辞赋观念对精深的研究颇为不利，唯其如此，我们在研究辞赋时，首先便要分辨体裁，以确定研究范围。在郭建勋看来，辞（骚）、赋有别，辞（骚）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为了贯彻文体分类的体式标准，郭建勋将屈宋以后以屈原《离骚》、《九章》、《九歌》等典范的原初楚辞作品为范式，以“兮”字句为基本形式特征的纯楚骚作品、楚歌体、骚体赋等作品全部纳入骚体文学的研究范围，而且有意探讨骚体与他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古代文体演变史中的地位。这样既使辞赋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精细，也打破了楚辞研究以屈宋原初作品为限的箭垛式研究局面，引出了“楚辞去路”研究的广阔天地，恢复了楚辞作品本来具有的生生不息的活力。与此同时，郭建勋的先唐辞赋研究也提醒我们，文学研究当以研究文学为本位。千百年来，人们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法对原初屈宋楚辞进行了全面而精深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二十世纪以来的楚辞研究还兴起过文化学、民俗学、神话学的热潮，这于楚辞研究的横向延展无疑有开拓之功，但其实质终归是对文学的泛化与异化。有鉴于此，文本研究、文体研究才在近年复归学界。郭建勋的先唐辞赋研究以楚辞文体为生发点，探究骚体文学的演变历程与楚辞文体对其他韵文文体的影响，并处处贯之以楚辞文体意识，显然是对文学本位的固守，也是楚辞文体研究的先行。 原载：＜云梦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