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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宋玉既是我国先秦时期的著名辞赋作家，又是问题最多、最难研究的作家。尽管他与屈原齐名，并称屈宋，可是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之简略，异说之众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文献无征的状况已经使研究者手足无措，而记载的歧异，说法的混乱，更使得有心涉足其间的人望而却步。自汉唐迄于明清近代，关于他的作品真伪、生卒年代、仕途履历，一直都是各执一辞，莫衷一是。这些问题给宋玉研究罩上了重重迷雾，也局限了宋玉研究，以致整个二十世纪，在其它各个朝代作家研究都硕果累累的时候，宋玉研究这一领域却仍是空白一片，情况如此，宋玉研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几乎每前进一小步都得付出比后世作家多出几倍的努力。令人鼓舞的是，在大家的期待之中，湖南科技大学吴广平副教授向学界推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宋玉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9月版），全书29.3万字，凡十六章，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生平与著述”主要运用文献考据的研究方法，论次宋玉的姓字故里、生卒年代、行止交游、著述真伪问题，中编“继承与融会”着重论析宋玉与儒家、道家、纵横家及神巫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屈原的文学承传，下编“成就与地位”论述宋玉在赋史上的地位与对赋体文学的贡献，宋玉作品中的主题、人物形象，宋玉赋与地域文化、宋玉赋与大言小言等问题。三编以外，又以3万余字的“结语”作结，并精心编制了“宋玉研究论著索引”一种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下面试就《宋玉研究》的主要贡献和特色略作评述。 一 该著的主要贡献，首先在于首次全面、系统、深入地考辨了自秦汉以来的宋玉研究资料，基本确定了宋玉作品的真伪，并在此基础上推定了宋玉的字号、生卒年代、故宅坟墓、行止交游，将宋玉研究扎实推进了一步。 宋玉研究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资料寡少，以致绝大部分宋玉研究的基本问题都无法确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从宋玉作品中去寻找内证。只要内证得力，则这些多年纠缠不清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可现在的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过去署名宋玉的十九篇作品，除《九辩》外，其余都被定为或疑为伪作。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宋玉研究的重要问题都无从下手，这恐怕是宋玉研究裹足不前的关键原因。对此，著者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认为今天学术环境如此宽松，不应再象以前，为权威学者所宰制，而应重新审视这些老问题，勇陈个人见解。他综合新时期以来论者所考，充分利用考古学界成果，确定旧题宋玉的十九篇作品有十三篇确为宋玉所作，加上考古发掘出的宋玉《御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宋玉作品有十四篇。 可是，宋玉研究中很多重要问题的结论，都是郭沫若、陆侃如、游国恩、姜书阁等诸老论定的，权威学者的结论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想要推翻，另立新说，且让大家倾向于接受，而不是不以为然，是极为困难的。无论谁来研究，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对著者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需要下很深的工夫，还不一定见效。在论证过程中，著者较好地将外证与内证结合起来，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成效显著，如论《笛赋》为宋玉作，非伪作，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前人说此赋为伪，理由有二，一是马融《长笛赋序》云：“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二是《笛赋》中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之句，宋玉不可能见及荆轲刺秦事。著者则指出，怀疑的两条理由都不可靠。关于前者，他认为其实是大家上了马融的当，如荀子明明作过《蚕赋》，三国吴人杨泉著《蚕赋》，却说“古人作赋者多矣，而独不赋蚕，乃为《蚕赋》。”马融的说法与此同理，都是为了强调自己赋作独一无二而故为大言欺世，并非实情，其说不足信。关于后者，著者据游国恩先生的考证指出，荆轲刺秦事在前227年，宋玉完全可能得见此事，故说宋玉去始皇年代尚远亦不足为据。著者对宋玉《微咏赋》的考辨亦颇精彩。此赋最早见于宋陈仁子《文选补遗》，明刘节《广文选》亦收。明杨慎、胡应麟、陈继儒、张燮都认为陈仁子、刘节等误将宋王微《咏赋》当作宋玉《微咏赋》。著者却发现，唐人陆龟蒙《笠泽丛书》卷一《自遣诗》之十九有句曰：“宋家微咏有遗音。”并注明：“宋玉有《微咏赋》。”明钱希言《戏瑕》、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均谓这一证据的参考价值不容忽视。这是一条过硬的反证，它表明怀疑《微咏赋》为伪，证据不足。 该著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系统地清理了关于宋玉的思想史料，归纳出宋玉的基本思想，并结合运用现代研究方法，论述了宋玉及其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贡献、影响。 以前，多数人都认为宋玉作品可靠的仅《九辩》一篇，其余都是后人依托的伪作，由于认定的可凭信的作品太少，故宋玉的思想研究和宋玉作品的艺术分析都无从谈起。现在，考古新史料的出土，为研究宋玉提供了新的思路，学界开始改变过去那种除《史记》外宋玉生平资料全不可信，除《九辩》外宋玉作品全可怀疑的偏激态度，为开创宋玉研究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用考古材料和现代研究方法，包括西方现代方法，以恢复近真的宋玉形象，挖掘宋玉作品所展示的思想内涵，就成为当务之急。著者依据现存宋玉研究资料，梳理了宋玉与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纵横家文化、神巫文化的关系，所说皆言之有据，不为空谈，且条理井然。其中，论宋玉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一节所做工作尤富开创性。 著者还指出，楚赋的创作虽自屈原发端，但并未将这种文学样式发展到成熟的境地，宋玉继起，将主要精力用于楚赋的创作，终于完成了赋体文学的定型化改造，成为楚赋的代表作家。以此为根据，进一步论述了宋玉及其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对此，著者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认为赋祖是宋玉而非荀况，二是认为赋圣是宋玉而非司马相如。两种说法都与学界通行的说法有异。不管这些观点能否为学界接受，著者这种不囿于陈说，大胆探索求真的精神是值得大力肯定和提倡的。 二 在研究中努力做到传统和现代结合，中西结合，以达到融会贯通的宏通境界，是很多学者的共同追求,也是著者自我树立的崇高学术目标。作为一部探索性很强的著作，《宋玉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著者的学术个性与学术追求。该著最显著的特色，是能熟练使用传统考据和文本分析方法，同时运用语言学、神话学、宗教学、原型批评等现代西方理论与方法解读宋玉及其作品，收获甚丰。 古今中西结合的特色，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文本分析上。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成功的是高唐神女原型的破译一节。著者先据《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本《宋玉集》所收《高唐赋》，与今本《文选·高唐赋》对勘，恢复了《高唐赋》的原貌，以此作为破译高唐神女原型的基础；接着从瑶姬形象入手，指出瑶姬神话是由蘨草神话演变而来的，并引《搜神记》《博物志》《维西见闻记》《滇南新语》等众多文献记载，说明它实质上是一种媚药，并结合民俗学、宗教学的研究结论，说明主动与楚王结合的高唐神女实际上是在神庙中以肉体奉献于神的神妓或圣娼，因此《高唐赋》对云雨的相关描写，本质上反映的是遥远历史时代的楚地民俗风情，高唐神女——瑶姬——神妓或圣娼，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上古宗教时代的产物。著者还用类似方法，从训诂学、宗教学、性心理学等角度，对宋玉作品中的“幸”“御”等性爱术语进行了文化解码。 古今中西结合的特色，也表现在材料运用上。在搜集史料时，著者也不忽视充分利用文化人类学成果与考古学界成果。如宋玉《神女赋》写的是楚襄王梦神女还是宋玉梦神女，这一聚讼纷纭的老问题，除从传世文献中发掘新材料外，也注意到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域外的、原始的、民族的、民俗的材料。又如在解决旧题宋玉《好色赋》的真伪问题时，较好地利用了徐少华、黄家忠两人发现的考古材料。 该著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文献考据功夫扎实。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在宋玉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尽管以往有很多旧学名家研究过宋玉及其作品，但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还远未到完全解决的时候，宋玉作品时代古远，许多语句难以正确断句，不少人名、典故含义不明，文献传刻和后人理解的错误层层叠叠，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扎实的文献考据功夫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在考证过程中，著者能充分利用以往学者的考据成果，并结合运用训诂学、校勘学等研究方法解决一个个具体而微的问题，表现出坚实的实学根基和良好的学风。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宋玉《高唐赋》：“其鸣喈喈，当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随流。”杨义《楚辞诗学》据其中“当年”二字，认为赋中带有回忆口吻，因而断定《高唐赋》为宋玉晚年作。著者指出，“当年”一词并不见于先秦典籍，杨说误，然后引用清人王引之、朱珔的解释，指出“年”为“羊”之误，此“当年”应作“当羊”，“当羊”即“尚羊”，后世书作“徜徉”，为叠韵词，与它后面的“遨游”义近，皆游戏之意。这一结论当然是令人信服的，但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字训诂与校勘学本身，而具有普遍的警示意义，由此也可见宋玉作品的文献学研究还大有可为。 扎实的文献功夫，还体现在对研究资料的发掘上。著者能从传世文献中挖掘出不少有价值的新材料，如论宋玉《大言赋》《小言赋》的历史影响一节，分别从《永乐大典》、《艺文类聚》、《杨文公谈苑》、《说诗晬语》、齐梁文人诗及《全唐诗》中寻觅到新材料，充分说明宋玉辞赋对后代影响的深远和广泛，宋玉此二赋作为古代游戏文学的代表作的重要意义也由此而凸显出来。又如前述“王梦”、“玉梦”之争，引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唐诗》中的十七条史料，证实从梁代虞羲《巫山高》到唐人阎立本、张九龄、王周、齐己，众多的材料都明白地说《神女赋》写的是襄王梦，非宋玉梦，表明至迟到唐五代，人们对其赋作是记“王梦”还是记“玉梦”，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这些材料以前就从未有人这样系统使用过，应当视为著者的新贡献。 对学术史清晰而准确的综述，在此基础上发表己见，得出结论，构成本书的第三个特色。著者无论阐述什么问题，都追求对古今中外所有相关材料的全面占有，陈垣先生所说的“竭泽而渔”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他尤其注意古今各家对于重要问题的不同看法，无论与自己看法同与不同，都总是先简述该问题的学术研究史，择要陈述前此各家观点或说法，然后断以己意。如关于宋玉的姓名与字号，生卒年代，行踪交游、著述真伪、“王梦”“玉梦”问题，都尽量做到这点，使得读者在了解了著者观点与结论的同时，也掌握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史，这对读者的帮助是很大的，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此书的有用之处。 此书的有用性还有两点： 一是“结语”的前半部分对宋玉研究史的阐述简明扼要，便于读者迅速掌握研究概况；后半部分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对今后的宋玉研究提出四点希望，即文献研究与审美研究结合，考古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渊源研究与接受研究结合，精深研究与通俗研究结合，很富前瞻性，对读者尤其是初涉此一领域的新人很有指导意义，能够起到引导方向的作用。 二是后面附录的“研究论著索引”极有用。具体地说，这种有用性有三点：其一，收录的研究资料范围比一般论著要广。不仅备录大陆、港澳台日及前苏联的论著论文，而且收有英德法等西欧国家学者的译著多种，时间跨度涵盖整个二十世纪，直到2004年6月。其二，网罗的研究资料比一般论著要全。举凡论著论文译著报刊杂志，有闻必录，不限于论文但论文尤多。其三，对材料的分类比一般论著要细。索引分著作、论文两大类，论文又以内容为标准，细分21小类，每一小类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该附录的好处集中体现在这些地方。所有这些都是经过著者多年悉心搜罗并精心设计的，充分考虑到索引为读者提供服务的指导功能，所以它编制得比一般索引要有用。 著述永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毋庸讳言，《宋玉研究》也有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如对很多宋玉作品真伪的判断，仅仅是著者的一家之言，很难说是学界普遍接受的结论，可是著者就匆匆据此以论定很多重要问题，所得结论总嫌说服力不够，有时还不免令人生疑，这恐怕是该著难以克服的主要问题（但应当申明，这其中也有史料缺乏造成的问题，如陈寅恪先生所云，治先唐之学者，材料之不足，不足以证其为真，有时候适足以证其为伪）。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要忘记，吴著问世以前，学界尚未见到一本全面系统地研究宋玉的专著，这种情形也更加彰显了《宋玉研究》的拓荒意义，更何况该著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优点突出，对读者极有用，因此，誉之为“宋玉研究的突破性贡献”，可以毫无愧色，该著是当得起这个称誉的。 原载：《岳麓书社》2004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