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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思想史稿》 步近智 张安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年伊始，收到张安奇大姐寄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稿》(下称《史稿》)，这是她和她的先生步近智教授继《顾宪成高攀龙评传》《好学集》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全书近七十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学术思想属于理论思维活动的范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学术大师，他们构建了我国独有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模式，对世界的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有关“国学”的讨论，众说纷纭，各有所见。著名学者吴江先生在《国学再议》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元丰富而又互相吸收互相交融，其领域又极其广大。所谓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而言。”(见《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27日)毫无疑问，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是“国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这部体系完整、简明扼要、文字活泼的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史，可以说是近年来国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步近智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师从我国著名的思想史专家侯外庐先生。他研究范围涉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各个阶段的学术思想领域。其中如参加撰写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宋明理学史》《明清实学思潮史》等都获得学术界的高度好评。 张安奇原是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1994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华文明史》，她参加了其中的“学术思想”撰写工作，又担任了全书的编委和第八卷(《明代卷》)的总纂，并撰写了《卷首语》。以后又与步近智合作撰写《顾宪成高攀龙评传》，199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进入新世纪，他们夫妇又出版了近七十万字的《好学集——中国思想史学术论文选》。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史稿》就是他们长期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心血结晶。 《史稿》分四大编:先秦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代。以往研究学术思想史一般都遵循——自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至宋明理学、乾嘉汉学而进入近代“新学”的思潮阶段。《史稿》在撰写前参考以往同类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构思，认为“思潮”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所以，在构思撰写时，除“原始思维”外，先秦称“诸子之学”，下为两汉“经学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儒佛道多元汇合”、宋明“理学思潮”、明清“实学思潮”、近代“新学思潮”。并且强调“实学思潮”是由“理学思潮”到近代“新学思潮”的发展阶段。《史稿》首次提出“实学思潮”并将其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这是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步近智和一批思想史学者对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步近智撰写了十多篇学术论文，论证了提出“实学思潮”的合理性。他又参加撰写三卷本的《明清实学思潮史》，担任中卷的主编。现在，“实学思潮”这一概念已为学界所接受。《史稿》中又将“实学思潮”分为三个阶段:由明末顾宪成、高攀龙首开实学思潮之端绪，至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为代表的高潮时期，为第一阶段；乾嘉汉学以“实证求是”的方法论为特征，创造了文字训诂和文献整理的辉煌，而“经世”精神则相对处于低潮，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嘉(庆)道(光)时期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兴起到龚自珍为实学思潮最后的辉煌与终结。《史稿》在总体构思方面，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指导，立论精辟，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自成一家。 作为学术专著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中国学术思想的论著，但刻意标新立异者多，有些人追逐所谓“时尚”，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却极为随意。而《史稿》在综合中有所创新，若干篇章颇有功力。比如，学术界以往常常将东林学派与东林党混为一谈，对东林学派多加否定和贬低，说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帮凶，明代的灭亡是因为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造成的……《史稿》作者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把东林学派的宗旨、思想和实际表现联系当时整个国家社会的矛盾，联系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背景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坚持客观立场，努力排除过去各种片面的观点。作者指出，在明末清初，理学思潮向实学思潮演变的历史潮流中，东林学派继承了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和程朱理学理性精神的思想影响，突破了理学教条，崇尚实学，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色彩，开启了明清实学思潮之端绪，为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四大师为代表人物的实学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思想资料和思想准备。 吴江先生在《国学再议》一文又说:如何界定“国学”的内涵和外延，“这里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情况。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尝试写一部较完整的国学概论出来，要做这件事是很难的。”张安奇说，他们不敢说《史稿》是一部较完整的“国学概论”，但可以说是一部较完整的“国学概述”。他们已经年逾七旬，撰写《史稿》是他们有生之年的心愿，是他们一生的学术总结。“以史为训，可以辨是非；以史为励，可以知进退；以史为鉴，可以明荣辱。”如果人们将《史稿》作为“国学”读本，继承传统，光大学术，爱我中华，兴我中华，则愿足矣！诚哉，斯言！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04-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