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遗产的精髓是“精神诗性”。那么，这种“精神诗性”是怎样炼成的呢？我认为主要来自于宗教的冶炼。
    鲁迅终生挚友许寿裳回忆：1914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买了《瑜珈师地论》，见许寿裳后来也买了，劝他说道：“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许寿裳赞成，从此以后就实行，例如鲁迅买了《翻译名义集》，许寿裳便不买而买《阅藏知津》，少有重复的了。鲁迅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鲁迅为什么称释迦牟尼是大哲？他平常对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哪些？释迦牟尼居然早已明白启示的部分有哪些呢？
    这的确是非常费解的难题。但是近百年的鲁迅研究几乎没有提及，更没有做出比较完满的解答。因为这是一项极其艰深的课题，需要对佛经有全面、深入的细读，对鲁迅也要有系统、深刻的了解，是必须付出很大功夫的。
    我想鲁迅从释迦牟尼那里获得的启悟主要在人生论哲学领域，助他醒悟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借助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进行一下推想——
    一、如何面对死亡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对中国人产生最大的心理冲击、引起最强烈的心灵震撼的就是因果报应论。《后汉记》卷十记载：“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自失。”人既有享受生命的欢乐，又有面对死亡的痛苦。死亡，对人既是森然的恐惧，也是难以超越的归宿。“千古艰难唯一死”，死亡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面对死亡的恐惧，一些士大夫纷纷作“来生之计”，认为“沈冥之趣，岂不以佛理为先”。于是这些人就由服膺儒道转而认同佛教因果报应论了。
    鲁迅始终在思考着面对死亡的人生终极问题，他猛攻佛经时，首先吸引他注意的应该是释迦牟尼所说的生死论，但他青年时代就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不服膺因果报应论，也不像一些士大夫那样作“来生之计”，而是发展为自己独到的生死观：“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在一代又一代生生死死人类进化的链子上，所有的人都是“中间物”。因此，在《忽然想到六》中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但接着又在致青年朋友的《北京通信》中申明：“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意思很明确，就是虽然“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但绝对不能“崇奉逾度”。人生存的目的不是“苟活”，也不是“奢侈”，更不是“放纵”，而是多做些于人有益的事。当意识到自己死之将近时，每想到要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就产生“要赶快做”的想头。失去了现在，就失去了将来，鲁迅是从来不做“来生之计”的。
    二、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
    佛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坠入了“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有超越自我，超越人生，超越生死，转化成佛，才能摆脱烦恼和痛苦，实现永恒的幸福、自由。这应该是对鲁迅启悟最深之处。鲁迅少年丧父，祖父入狱，作为长子撑起了日趋败落的家庭，被人称为“乞食者”，阅尽了世人面目。又屈就母亲的意志与毫无爱情的朱安成婚，过着“古寺僧人”的独身生活。刻了“待死堂”印，在茫茫苦海中只等死的到来。他在绍兴会馆抄古碑，读嵇康，实际上是一种苦海中的煎熬。佛经中对人生苦难的言说，肯定对他是莫大的启悟。但他并不是要成佛，而是青年时代追求尼采的“超人”，后又向往“英哲”和“明哲之士”，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绝不做“末人”！以此超越苦难，超越生死，做一个“真的人”！
    三、灵魂有无
    灵魂的有无是鲁迅始终思考的终极问题。他在小说《祝福》中写沦为乞丐的祥林嫂问“我”灵魂有无的问题，“我”连忙逃开了，实质上就是写鲁迅自己对灵魂有无的思考与疑惑。
    他临终前不久写的散文《死》也写了灵魂有无的问题，不仅提到佛教的轮回说，又说“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但最后确信自己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这说明鲁迅虽然从佛经中看到了灵魂不灭说，对此非常感兴趣，文章中常写，临终前最后一次外出，去看日本友人鹿地亘和池田美子，还和美子大谈中国和日本的鬼，但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并不相信鬼的说法。
    四、对极乐净土的追求
    佛教对极乐净土的追求，对于鲁迅是有深刻影响的。例如他对“无阶级社会”的向往就很有些“极乐净土”的味道，从积极方面看，是渴望人类社会走向幸福与合理，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异，没有阿Q、孔乙己、祥林嫂那些被压迫被侮辱的弱势群众，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解决温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个理想是很好的，鲁迅和千百万诚心为之奋斗的人们都应该受到尊敬；但从消极方面看，这个理想未免带有“乌托邦”性质，是很难实现的。究竟如何实现，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式实现？鲁迅始终没有搞清楚，晚年甚至有所失误。
    鲁迅能够始终如一地为人类进入理想社会奋斗毕生，成为为弱势群众主持正义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来自他具有一种深邃的“精神诗性”、几近宗教的精神层面。在没有宗教的中国，鲁迅这样的作家可以说是孤绝的。这不能不说是他猛攻佛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