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1930年，我们就已有了汉译的《比较文学史》，这至少说明我们彼时并非一点“世界眼光”都没有。我更喜欢的，是译者以学术史眼光与史家立场对该著的批评：“……像他这样包罗广泛的文学史，对于所列举的文学作品当然不能逐一都会加以观察，故对于这些作品的本身的批评当然不得不从略，同时关于这些作品的背景的叙述，则不得不增多。又所包罗的范围既广，倘若作者的眼光不侧重在各民族文学的文化背景上，也实在无法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故做这样的伟大的工作，确乎需要非常伟大的魄力；本书作者的魄力原也不能不算大，但终不免犯着顾此失彼的毛病。读者试将他和勃兰提斯（Brandes）去比较一下。勃兰提斯以他那样的博学卓识，却也只敢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里处理半个世纪的文学，而且还只是以英、法、德三国为限，所以成绩毕竟好得多。”（《比较文学史》译序） 这里提出的几点很关键，值得摘出加以辨析。一是文学史撰作与文本阅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二是文化背景究竟应处理到一种怎样的度比较合适？三是文学史撰作究竟该怎样才能既“高屋建瓴”，又“沉稳踏实”？是否只能以放弃宏观建构为代价？ 第一，我以为作为文学研究者而言，文本阅读应是“立身之本”，没有大量的重要文本的阅读经验和批评实践，侈谈文学史撰作只能是“无本之木”，或许可以凭借一时的灵光慧智而博得关注，但绝无法经得起大浪淘沙的学术史检验；而与学有专攻的史家（史料）和哲人（理论）不一样，文学研究者的立身基础则为“文本”。治一段文学史，则必须首先熟悉此阶段内的重要文本，最好每部都能撰作批评（研究更好），可以保有自己的鲜活阅读记忆。在此基础上层层累积起来的文学史撰作，才是比较可靠的。当然，就“竭泽而渔”言，可能永远无法穷尽某个即使是狭窄的领域，所以我此处强调的是“重要文本”。譬如，就德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歌德、席勒、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让·保尔等人的主要文本是必须通读的；如果你想做所谓的“近代文学”（neuere Literatur），那么浪漫派的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瓦肯罗德……则必须在视野之内。再退一步，对通史家来说，如果不能通读，那么每个作家至少应选择数部经典作品阅读批评。 第二，我同意，不把文学史与思想史放在一起，不纳入到整体民族进程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文学史不能呈现其重要意义。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没有学术的意义，但往往会缺乏让学者感同身受的“创造激情”。但这其中必然要有一个张力的维度，也就是说，过分夸大文化史的背景，或将重心彻底转移到此上，并不足取。毕竟，我们是在进行文学史研究，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就决定了它必然有其艺术性的一面。如果讨论文学史，除了将思想史、社会史等诸多维度纳入之外，还应更多加入艺术史的思路，当然，这两者之间如何寻到一个合适的张力点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这点，陈铨的作品可为范例，就思想史而言，很有价值；但就艺术性而论，不值得评价太高。所以洛里哀此书的问题，也正在于它对文学史作为艺术史的一面考虑不多，当然这并不足以构成其致命伤。 第三，恐怕是一切冀望成为“大学者”的研究者的一大难题。再进一步追问，即，学术为何？随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的“规范渐成”，大家都知道不可以再像混沌初开之际的自我作古，一切都由自我立论，而注重学术史研究和学术演进的基本规则。个案研究策略的采纳与对史实考订的重视，对于第一流的学者来说已是基本的学术常识，毋庸赘言。可问题在于，“小处着手”就完了吗？学术研究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还原非常细致的“历史现场”吗？这一点，日本学者表现最明显，他们考证相当精细，然而深入追问其意义何在，往往回答是，为什么要有意义？为学术而学术（或为科学而科学）是西方人提出的观念，可事实上，我们只要细观现代（19世纪以后）西方各国的学术研究（主要指人文研究），其实基本上少有真正的“价值中立”，唯科学而科学。宏观建构的理想，很少为大学者所放弃。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我将其暂区分为三个递进层次的维度：国族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或曰总体文学史）。而其中尤以比较文学史包含层面为多，应包括至少三个层面：双边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多边文学史。双边文学史指处理两个国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的历史，如中英文学关系史、德法文学关系史等；区域文学史指处理由若干国族组成的、具有特定的地理学意义的文学整体史，如东亚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多边文学史则处理三个及以上的国族地区所发生的文学关系的历史，如美、德、中之间围绕歌德阅读《好逑传》等中国小说（如鲁迅的思考）、爱默生同时接受中国古典与歌德影响并流转到中国所发生的思想、文学关系等。当然，从文学史产生的那刻起，就不可能将国族文学史与比较文学史两条路径截然分开；但日后随着大学/学术建制的生成，毕竟区分了这两大基本研究领域。所以比较文学史的提出，就是要以一种跨越民族文化的思路和视野，考察两个及其以上的国族之间文学关系及其整体发展的历史。世界文学史（总体文学史）则又与此不同，它要求在国族文学史与比较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具备世界文学与世界历史的通识意识，具有哲学思考的形而上追求，努力在人类整体的宏观层面把握普遍真理的追求。 如果说国族文学史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泰纳（Taine, Hippolyte Adolphe, 1828—1893）的话（代表作《英国文学史》尚无中译本），那么洛里哀可谓开比较文学史之端绪。比较文学正是在“史家”的维度里，方才更能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演进，传统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都面临莫大的挑战；而比较文学学科创新的困难，也正在于研究范式的难以推陈出新，呼应时代主流。不过在我看来，与其时时都在追逐“创新那条狗”，还不如“坐而结网”，回望历史，或许能获得创新的教益与启迪。在我看来，“史”的维度之引入，可能正是一大契机。“比较文学史”视野的展开，以及“互动研究”的思维，或许可以为“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三个维度中，真正的大家往往都不会以限定的“一隅”而“束手自缚”，而往往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批评实践的展开，乃是最为关键的。我认为，不仅当代文学需要“文学批评”，文学史中的作品研究，也必须以“批评”为基础，再介入史的知识与眼光；而对文学史的梳理与探究，则必然指向理论指导与建构的创新需求。但枢纽处仍在“史家意识”，提出“比较文学史”的概念（或曰重提），既是一种研究行程的需要，也是一种可以操作的策略。 国族文学史（即民族国家的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应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维度，缺一不可，彼此关联。这才是我们治文学史的意义。比较文学史的关注中心，应放在文学关系史、区域文学史两个层面上。也就是说，处理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固然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处理两国、三国甚至以上的区域或关联，也应放入比较文学的视阈，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实际上处理的就是英、法、德三国的区域文学史。洛里哀想要兼及世界，实际上还是主要停止在西方，做的还是一个区域+多边文学史的工作。 而无论是哪个大的领域，我都主张以“问题意识”贯穿史的研究。具体言之，即就目前来看，不宜轻易言撰史（或者明确说明就是编写，而非著述）。在操作方法上，可以“浪漫问题”、“启蒙概念”或“公民社会”等具体主题来带动研究。即以世界范围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择出问题予以梳理，探讨的是具有人类公共意识的学术命题，在具体操作中可考虑重点放在具有代表意义的、相关的、经典性的文学文本的比较研究上。譬如，现代性浪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在文学中有非常好的体现。如果将19世纪以来的各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因子予以梳理，就是很好的题目。当然，这种研究对学者的学养要求很高。前提至少是对两/三个以上的国族文学有比较全面的阅读与认知，并关注多个国族文学的发展情况，有世界文学的意识，懂比较文学的方法。 譬如我关注的“自由”问题，就非常复杂，必须在德国之外，关注法、英的进程。奥国的自由问题是什么？瑞士的自由又是什么？相比之下，中国对自由的理解如何？日本？朝鲜？印度？这样才构成一个西欧/东亚的对峙张力维度。在尽可能多的国族文学史/思想史考察中，以比较文学史视阈勾连参证之，才可能逐渐接近“自由”概念的基本辨析。如此，方可以再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学中对自由的接受是怎样的？西方自由舶入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具体言之：则德、法、英式自由的理解，我可以分别选择文本：席勒戏剧，尤其是《强盗》；雨果小说，尤其是《九三年》；狄更斯小说，如《双城记》。而中国对法国思想的接受，则可理出法、德路径的不同：如法国思想中卢梭、孟德斯鸠、雨果的传播；如德国思想中对康德、歌德、席勒的接受。落实到文学文本中则可选择经典文本，如巴金《激流三部曲》、老舍《二马》等。但不管怎样，一个学者的学力、识力终究有限，如果能彼此沟通、分工合作，则对问题的认知程度又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如“国难”主题，席勒《奥里昂的姑娘》、《威廉·退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老舍的《四世同堂》放在一起反映了什么？有一种张力就呼之欲出。再如德国概念中的“澄悟”（Innerlichkeit），其所内含的心悟、内省、内思等意义，以歌德《亲和力》表现极为突出，而具有普遍人性的境界。用此一角度来思考，则不但如作者所谓的化通境界可得以具体落实，亦同样应了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通”的道理。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实践的不断推进、现代性进程的日益彰显，“世界文学史”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必须呼应的命题。当“世界历史”成为学界回应时代的主流，“世界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世界历史哲学”概念）也日益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世界文学”的命题迟早要进入时代精神的主流。而作为学者，我们首先该提倡的，或许正是一种“世界文学史”的眼光与思维。作为《比较文学史》作者的洛里哀，居然也在结论中向着世界文学迈进，他认为：“无论哪一国的作家，绝不是国界可以拦得住的；他们实在都是全世界的公产……例如伊士奇、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这班人，都可以认为同乡，并不限于哪一个国籍的。他们既把时间和空间的观念都打破了，所以思想界里的畛域也消灭了。”他接着论述道：“思想上的这种世界性，也和人类的大团体一般，是因感情的团结而后发生的；从来这种世界性，没有比现在再见得明白的了。这是由于现代各国的文明比从前益发增进，而且其间相互的影响也愈加密切，所以褊狭的见解，已绝不是时代的精神所能相容。如今这种广大的见地，已经是差不多人人有之，不但是几个知名全世界的人士，就是一般的诗人和艺术家，无论国籍怎样不同，也无不同具这种精神。”（洛里哀，《比较文学简史》，傅东华译，载刘介民编《比较文学译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62）印之以21世纪的历史进程，诚谓此言富洞烛之机也。 中国人著比较文学史的，似乎还很少见；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总比没有好。所以见到这部冠以“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名字的厚厚两册，便禁不住先睹为快。此处既不关注诸如“杨武能”变“杨能武”、“利奇温”变“利温奇”（545页）这类可能的印刷错误，也不苛责其对原文文献的引用欠缺（1056-1065页参考文献中的外文文献明显不足，545页注释中的德文不太规范），而主要看看作者是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独发之见，呼应了前贤的若干主题。从《前言》来看，作者显然有建构理论的雄心，所谓：“东西方比较文学史是从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视域，来研究世界各国文学交流与各自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过程的比较与分析，达到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及其发展规律的掌握。”（7页）这种理论建构，大则大矣，但通观全书，我似乎并未能读出具体作者建构的意识。问题，或许出在撰作的方式上。像这样大规模的撰述，方式可能有两种。一是期待有大家的出现，如韦勒克之撰《近代文学批评史》，勃兰兑斯之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确实让人心生景仪；二是多人集体撰著，但这种撰著，国内的成功范例几乎没有，值得推许的，是“剑桥历史”系列的方法，每个专题均邀本领域专家为之，则庶几可以通过这种“天罡北斗阵”的方式能与独力建构体系的高手抗衡。国内其实应考虑采取这种方式，但成功的范例似乎极少见到。 此书两卷，分十六章。分别叙述四编内容，第一编叙述“古代东西方文学的源流与发展”，内容则以上古—公元前6世纪为限，分别叙述埃及（包括两河流域）、印度、希腊、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倒也基本符合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之说。后三编则将世界文学的进程分别以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概括之。第二编论述公元前6—16世纪文学，其实只谈论了两章内容，分别关注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印度文学与东方文学。此编似太过薄弱，即便要“厚今薄古”，西方文学也不应排除在外；而且，“东方文学”的概念此处似有含混之感。中国、印度究竟算不算东方文学？好在此书的重心在三、四两编，就以此为样本略做探讨。第三编题为“近代文学交流与相互影响”，讨论的是17—19世纪，共分四章：“近代西方文学与中国”、“日本文学与欧美文学”、“17—19世纪的印度文学与欧美文学”、“拉丁美洲文学与欧洲文学”。第四编题为“现当代东西方文学”，讨论20世纪以来的情况，共分六章：“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当代文学”、“日本、东南亚文学与西方文学”、“阿拉伯文学与西方”、“20世纪拉丁美洲与西方文学”、“20世纪非洲现当代文学”。 从以上涉猎的内容来看，可谓视野相当宏阔。作者的雄心也还不仅于此，强调要“从视野转换到思维转换”（8页），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研究主体，都必须改换自己的思维方式，采用一种比较性思维方式，即承认主体间性，理解他人。”而比较性思维“就是辩证思维”，后者则“建立于辩证理性之上，从理性与感性的辩证合一，从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互相契合来研究文学”。甚至将其具体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也指出来，要求“从全球文学的多元性的角度承认异己民族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价值，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与观念”，甚至认为“这是比较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9页）。这段论述，不可谓不“高屋建瓴”、“气势宏大”，但似乎还缺乏具体论述，如何谓“西方思维”，何谓“东方思维”？尤其是在研究过程中的具体操作策略。实际上，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研究范式上的有效的、成功的尝试。中国现代学术建设期的那代学人，如方重、范存忠、钱钟书、陈受颐、陈铨等人曾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学术遗产，至今观去，仍颇为厚重。一方面是那代人的学养，后来者很难企及；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学术态度，总是从最具体而微的一手资料入手，所以立得相当之稳健，让后来者感到确实难以超越。另一种路径，就当代而言，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倒是钱理群先生的一部著作《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作者的外文功底基本欠缺，但却能“别出手眼”，将一个比较文学史/思想史的题目做得“胜意迭出”，主要还当归功于其学术积养与问题意识。由此可见，只要严谨认真，扬己所长，总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研究领域的问题，我素来不以“越界”为忌讳，反而颇主张学者的“越界追击”，因为知识与真理的探索本就不可能以现有的“学科边界”而限制。本着欢迎有相关专业的研究者介入本领域研究的思路，我特别考察了此书里有关中德文学研究的内容。但事实似乎不容乐观，史料发现和运用暂不苛求；就史实和史观而言，都似有可商榷处，譬如“德国文学与中国”一节中，探讨的是德国18—19世纪文学对中国的接受。这就要求研究者能进入德国文学史与社会史的内部，先“从内部省思其轨辙”，再“从外部考量其成因”，则易有通达之见。歌德、席勒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在“古典图镜”的共同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彼此间涉入深度不同（因歌德有晚期的问题），但回应德国思想史本身的命题是一致的。而现有的论述，显然远未能涉猎到这个层面。至于说到“19世纪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与中国文化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深入与广泛。然而，这种交流非但无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相反，早期建立起来的理想中国形象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裂变、大分化、大消解，负面中国形象占据了压倒优势，理想中国时代中国之于德国乃至欧洲的那种精神意义也消失殆尽”（448页），也显然太过笼统，将中德文化/学术认知的复杂性、多元性都完全压抑了。 如此“吹毛求疵”，显然“过于苛求”。这当然还是与我对本项研究寄予厚望有关，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大有可为。但当前或许还暂不到著通史的时候（当然有自认是大家通才的例外），重要的，仍在于采纳“比较文学史”的视野，具备通达之识，从小处入手，进行具体而微的细致研究。这样一种策略，影响研究自然是最好入手处，但又不能仅停留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关注双边影响的“各自主体”，也就是引入平行研究思路；由此而在融通的层面上，达到“互动生成”。即至少具备“国族文学史”与“比较文学史”研究的两种意识和驾驭功力，并努力使彼此之间建立更为有效的关联，事实上本身亦是存在的，关键在研究者如何去潜心发掘。而无论是哪一个部分，都不可能缺少了比较文学史的视野。而此中最为关键的，仍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关怀，或谓“人间情怀”。史家定位，就是要确立史家的人类关怀，没有通达的人类观照和世界意识，而只是死守于自家的“国族本位”，也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大气学问”。能若是，或许我们就可以期待，中国学者将为比较文学史带来何等精彩的贡献？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