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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是继《中国诗史》之后的一部力作。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陆先生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这一部八十二万言的巨著。《系年》的写作年代，正值抗战时期，陆先生在西南各省流徙播迁，生活既不安定，书籍又极缺乏。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系年》只有一些初稿。此后，他不断修改补充，直到他的晚年。 这部著作，上自公元前五三年扬雄生，下迄公元三四○年卢谌死。以年为纲，以人为目，考证了这四百年内一五二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及著作年代，辑录了大量的资料，考证精细，征引丰富。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陆先生朴学方面的功力，也可略见陆先生的治学方法。这一段的作家，大多传记简略或无传记，考论鲜据，不少问题难以搞清。陆先生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疑年”问题，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不少地方突破了旧说。他在资料上钩沉辑佚，补充了史书的失载，也订正了史书上的误记，同时也订正了严可均《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和丁福保《全汉诗》、《全三国诗》、《全晋诗》的误收和失采。 《系年》引书达数百种之多，不仅翻遍了前五史及严可均、丁福保所辑全部诗文，又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录了很多资料。同时还从《三国志》裴松之的注，《世说新语》并注，以及《水经注》、《职官表》及方志中，钩沉稽隐，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对作家的生平、著作史料，本传不足，则求之于别传；本传、别传不足，又求之于他人传记中的资料。对于晋代文学家的系年，唐代纂修的《晋书》不足，则参之于九家旧晋书辑佚。因为文学系年中的著作考和史书中的《经籍志》、《艺文志》关系十分密切，陆先生不仅充分利用了《经籍志》、《艺文志》的资料，还大量使用了《经籍志》、《艺文志》的考证著作及各家的补志、续志。较多的吸收了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惠栋的《后汉书补注》、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姚振宗的《后汉书艺文志》、顾寔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等，再加《三国志》及《晋书》的同类著作，仅此类著作就不下数十种。 对于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刘师培的《扬子法言校补》，唐兰的《马融的一生》，郑鹤声的《班固年谱》等等，陆先生均间有所采。凡有不同看法者，皆一一指出。就连国外汉学家的著作，陆先生也不忽略。佩西奥特（P·Pessiot）的《古文尚书与尚书释文》，马伯乐（H·Maspero）的《左传编著及年代考》，吉斯（Gises）的《中国人名辞典》，库勒尔（Couvreur ）的《中国宗教及哲学史》等（人名译音为笔者所加），亦有所引录。但《系年》一书并不仅仅是汇集资料，有关系年的不同说法，作者有比较、有选择，或择善而从，或力排众说而立新见，拿出自己的看法。资料充足，根据充分的，给以精确的系年，史料不足的，则提出一些推定或假说，从这些方面看，《中古文学系年》是一部资料丰富、考证精细的学术研究著作。 这部书稿可以说是中古近四百年的文学年鉴，如把一个个作家的有关条目合起来，则是一个个作家的简单年谱和作品系年考。作者在最后的《索引》部分，做了这方面的疏理工作，前有详目，后有索引，正文部分是系年考证，很便于读者翻阅，可以作为一部工具书使用。书中辑录了不少作家的生活史料，佚闻轶事，对文学史的研究、作家作品的研究，对年谱和作家评传的撰写，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从全书的情况看，陆先生的《系年》相当精细，有些系年，不但考证出年份和月份，还考证出某日与某时。比如扬雄的生卒年问题，《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载：“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以此处的卒年推断生年，是很简单的问题。但陆先生不满足于史书的简单记载，他要尽量求其详。在“汉宣帝甘露元年（前五三年），扬雄生”条下，在对扬雄的姓氏从＠⑵、从木作了一番考证后，论到扬雄的生年时，《系年》说： 关于生年，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八说：“据此书，雄卒于莽之天凤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则雄生适当宣帝元年戊辰。”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十：“案《书钞》九十四引‘子云以甘露元年二月戊寅鸡鸣生，天凤五年四月癸丑晡卒，葬安陵坂上，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塚’（九十二引目，《艺文类聚》、《御览》五百五十，《长安志》引侯芭作侯苞）称《扬雄家谍》。”据《汉书》卷二《宣帝纪》：元年二月丁巳许延寿卒，四月丙申太上皇庙火，则戊寅当在三月中。又查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天凤五年四月无癸丑，癸丑是三月初四或五月初五，可证《家牒》不可靠，不过他的生年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卒年有人怀疑过（详后）。 民国十三年重修《四川乐山县志》卷二《区域》一：“《府志》：子云，江原人；初迁沐川（今屏山地）；继迁犍为，居子云山，在犍为东南十五里，扬雄故宅在焉；再迁成都金花寺（见《名胜志》，《屏山县志》，《方舆考略》，《蜀水经》）。按当云，再迁乐山，四迁成都。”方志所言常不可靠，姑钞于此，以广异闻。从上引文字可以看出陆先生《系年》的精细，他不满足于史书上的资料，广泛征引类书、方志，深究其详。他使用了《扬雄家牒》的资料，但又加以考辨，凡纪年月日，都一一核对于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历》，他利用这种办法，核对出史书纪年的不少错误。 下面，我们再举出几个例证，以见一斑。 一，关于崔湜的卒年问题。据《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载：“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⑸为备棺槨葬具，袁隗树碑颂德。”这里虽指出建宁中卒，但建宁有四年，崔寔究竟死于何年，尚不得而知。陆先生根据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卷八及练恕《后汉公卿表》，发现杨赐任光禄勋，袁逢任太仆，段＠⑸任少府，只有建宁元年三人的官职是同时相合的，故将崔寔的卒年定于建宁元年（公元一八六年）。这比史书上的记载，更坐实了一些。 二，关于嵇康的卒年问题。嵇康的卒年，旧说有两种：一说卒于正元二年（公元二五五年）；一说卒于景元三年（公元二六二年）。陆先生认为两说皆不可从，他提出嵇康卒年应在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由考证如下： 康卒年旧有正元二年与景元三年之说。《王粲传》注：“臣松之案：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毋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与正元相较七八年，以《涛行状》检之，如本传为审。又《钟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寻文王以景元四年钟、邓平蜀后，始受相国位；若巽为相国掾时陷安，焉得以破毋丘俭年杀嵇、吕？此又干宝之疏谬，自相违伐也，”故正元之说必不可信。 但景元三年也有问题。余萧客《文选纪闻》卷二十四：“《嵇康传》列于《晋书》予每疑其误。康死之日实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月魏禅于晋，则康何有于晋哉！（《湛渊静语》一）”白＠⑺此说，似据《通鉴》卷七十八，不过有两点可疑。第一，康《与山涛绝交书》谓“男年八岁”，而康子绍“十岁而孤”，前后相距二年。书既作于景元二年，则康死应在四年。第二，正如上文所引裴注的话，司马昭于四年十月始受相国位，而吕巽于相国掾任上陷害其弟及康，那当然不能在三年。吕安之狱恐始于四年五月钟会伐蜀之前，故会得进谗于昭，安康之诛，恐当在十月以后，故巽已为掾了。陆先生考定嵇康卒于景元四年十月以后，是比较准确的。 三，纠正史书记事之误的一例。 太始四年（公元二六八年）潘岳条：“潘岳辟司空掾，举秀才，作《藉田赋》。”陆先生考证说： 《晋书》卷五十五《潘岳传》：“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曰：‘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棲棲迟十年。”《文选》卷七岳《藉田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亩，司马掾潘岳作《藉田》颂也。”又：“弱冠辟司空太尉掾，举秀才，高步一时，为众所疾。”孙志祖《文选考异》：“何云：《礼记·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阴阳式法，正月亥为天仓。王氏又云：正月建寅，日月会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则丁未误明也。”陆先生补充说：“本年正月无丁未，丁亥为十九日（《武帝纪》亦作丁亥）。岳迁太尉掾，在贾充为太尉时，尚在八九年后，即所谓‘棲迟十年’。本传误叙于作赋前。汤球辑臧荣绪《晋书》卷十《潘岳传》，移太尉于司徒之前，亦误。”在此条目内，陆先生纠正了两种《晋书》记事之误。 四，关于陆机作《文赋》的年代问题。 陆机的《文赋》作于何年，史无明载，成了历史上的疑年问题。杜甫《醉歌行》有“陆机二十作《文赋》”的诗句，但不知杜甫有何根据。陆先生考证，《文赋》应作于永康元年（公元三○○年），时陆机年四十岁。这是从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中推断出来的。陆先生引《与兄平原书》云： 省诸赋皆有高言，……《述思赋》流深情高言。……《文赋》甚有辞，……《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然《扇赋》腹中愈首尾，……《感逝赋》愈前，……《漏赋》可谓精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重点是笔者所加）陆先生从“兄顿作尔多文”句推断，上引陆机诸赋大约写于同一年内。如果其中可以找到《文赋》以外它赋的系年根据，则《文赋》的系年问题即获解决。其中《咏德》、《感逝》二赋作于三○○年皆有明证。据《晋书》卷三十七《张华传》：“华诛后，〔机〕作诔，又作《咏德赋》以悼之。”张华被诛在公元三○○年，故《咏德赋》作于此年，当不成问题。又，陆机《感逝赋并序》云：“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据此知此赋并序作于三○○年陆机四十岁时。以上考证较“陆机二十作《文赋》”之说为优，比较可信。 此类例证，在《系年》一书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系年》长达八十余万言，体大虑周，广征博引，又有不少推断，所以难免有个别不太准确的地方。现仅就笔者的学习体会，略抒管见。 对于蔡琰《悲愤诗》的系年，陆先生定为建安七年（公元二○二），时间稍嫌早些。对于蔡琰被掠的时间，近代学者多主张在兴平二年。郭沫若、张长弓、余冠英等先生都是主张兴平二年蔡琰被掠。张长弓先生主张《悲愤诗》二首非蔡琰作（见《东方杂志》四十一卷第七号《蔡琰悲愤诗辨》）。余冠英先生主张五言的一首《悲愤诗》为蔡琰所作，骚体的一首是后人伪托（见《汉魏六朝诗论丛·论蔡琰的悲愤诗》）。在《悲愤诗》二章的真伪问题上，陆先生是主真派，在真伪问题上，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系年》在“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条内，有“蔡琰为南匈奴所获”的子目。其根据是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说法： 《南匈奴传》：“灵帝崩，天下大乱，於扶罗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击匈奴於扶罗于内黄，大破之。四年春，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於扶罗佐之。”据史，则匈奴曾寇陈留，文姬所以没也。玩文姬诗词，则其被掠在山东牧守兴兵讨卓，卓劫帝入长安，遣将徐荣、李蒙四出侵掠，文姬为羌胡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时邕尚在，故有“感时念父母”之语；其赎归也，家门灭绝，故有“既至家人尽”语。此当为初平年事，《传》云兴平，非也。兴平则李、郭之乱，非董卓矣。沈钦韩主张蔡琰被掠在初平间，在蔡邕死（初平三年四、五月间）前，并以蔡琰本传所云：“兴平”为“初平”之误，这是很有见地的，陆先生相信沈说。但初平计有五年，蔡琰死前初平间尚有三年，究竟是那一年，沈钦韩没有指明。陆先生定为初平元年，但此年匈奴无寇陈留事，所以蔡琰在初平元年被掠流入南匈奴的可能性不大。详考这一段的历史，惟初平三年春蔡琰在陈留被掠的可能性较大。《后汉书·献帝纪》说： （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辅遣李＠⑼、郭汜、张＠⑽、贾诩出兵击关东，先向孙坚。坚移屯梁东，大为＠⑼等所破。坚率千骑溃围而去。复相合，战于阳人，大破＠⑼军。＠⑼遂掠陈留、颍川。又，《资治通鉴》卷六十《献帝初平三年（一九二）》载： 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辅将兵屯陕，辅分遣校尉北地李＠⑼、张掖郭汜、武威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朱＠⑾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所过杀虏无遗。据此则知董卓的部下劫掠陈留在初平三年春，蔡琰此时被虏，此距董卓、蔡邕之死不过早一二个月。此后李、郭军再未去到过陈留。李、郭军中杂有羌胡兵，蔡琰是被他们掠入南匈奴的。这比《系年》所定，晚了两年。据此，则蔡琰赎归之年应在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悲愤诗》的作年应以建安十年为妥。因为从《后汉书》蔡琰本传的叙事次序看，写作《悲愤诗》在蔡琰赎归经历三件事之后：一、再嫁董祀；二、董祀犯罪，文姬诣曹操请求救董祀，时天寒，应在冬天；三、文姬为曹操缮书四百余篇，“后伤感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以此推断应在赎归之年的次年写《悲愤诗》较为合理。陆先生定为赎归之年作《悲愤诗》似早了一些。蔡琰流落南匈奴十二年，以被掠之年顺推，赎归当在建安九年（与陆先生之说差两年），《悲愤诗》的系年，以建安十年较为合理。（此与陆先生的系年相差三年） 对于左思的作品系年，因资料不足，陆先生的推定，尚有启人疑窦的地方。 如“太始八年（公元二七二年）”条下，陆先生系“左思移家京师，作《招隐诗》二首及《悼离赠妹诗》一首”。左思的入洛之年及《悼离赠妹诗》一首的系年是准确的，从《晋书·后妃传》左芬本传及这首诗本身留下的系年线索可作证明。但《招隐诗》二首，是歌咏隐居的，左思初入洛时，幻想干一番事业，热中功名，少年气盛，与《招隐诗》二首所写不合，这二首诗似为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之后所作，即为晚年的作品。在“咸宁元年（公元二七五年）”条下，陆先生系左思《咏史诗》八首作于此年。但细玩《咏史》八首，其一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及“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之句，这首诗应写于左思入洛之后晋灭吴之前，即公元二七二至二七九年之间，陆先生系在二七五年，大体是对的。但这八首中，并非一时之作，其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反映了左思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的思想变化过程。其中有青年时代的浪漫幻想，有在现实中碰壁之后的感慨和理想受到现实嘲弄后的愤懑不平，有从积极建功立业到“专思著述”、“绝意仕宦”的转变，这种思想变化过程，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如第八首，很可能写于晚年（三○○年之后）。 左思《三都赋》的写作年代，也是个难于断定的问题。《晋书》左思本传与《世说新语·文学》门注引《左思别传》的说法很不一致。本传说：左思完成《齐都赋》的写作之后，就想写《三都赋》，“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创作《三都赋》。赋成之后，皇甫谧“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并为之作序”。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二八二年），他为《三都赋》作序，最晚应为二八二年。根据《三都赋》“十年乃成”的写作过程，此赋应写于二七二至二八二年间。但左思本传又说：陆机入洛之后，曾讥笑左思作《三都赋》，陆机入洛之年在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见姜亮夫《陆平原年谱》），此正是左思得句便疏之时，所以有的研究者据此推断《三都赋》写成约在二九一年或稍后（同上），这时皇甫谧已死近十年，何能为之作序？显然，左思本传的记载前后是矛盾的。《左思别传》又说：“（贾）谧诛，（左思）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⑿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以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贾谧被诛在公元三○○年，据此，则赋成应在三○○年之后。《别传》的作者，为了自圆其说，把皇甫谧为之作序、刘渊林（逵）为之作注的事一概推翻，说：“（左）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⒀。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作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名，故假时人名姓也。”《左思别传》对左思颇多微词，如说他“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同时又揭发他在赋的序注上弄虚作假，恐未必可信，在无其他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别传》未足以推翻本传，《三都赋》写成于何年，目前尚难确定。陆先生《系年》定在太安二年（公元三○三年），说“左思《三都赋》成，避难冀州，寻卒。”时间似嫌太晚，这是完全根据《左思别传》的说法。 《中古文学系年》过去没人搞过，陆先生在空白的基础上，斩荆披棘，自有开创之功。如此大规模的著作，不够完备之处当然会有的，这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我在拜读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仅掌握了许多资料，也学到了一点陆先生的治学方法。 这部书稿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这部书稿送交出版社时，陆先生已经与世长辞了。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在山东大学做研究生，陆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他的这部遗著由我做责任编辑，我感到自己才疏学浅，力难胜任。但是，整理老师的遗著，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遗憾的是，当我发现某些问题之后，不能再向老师请教。对于老师的遗著，我做了一些编辑加工。在核对引文时，我改正了一些错字，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增标了全书中的书名号。《系年》使用的《后汉书》，帝纪之后（即卷一○之后）与中华书局1965年版的校点本距差三十卷，这是因为明监本和清殿本的《后汉书》将刘昭的《续志》三十卷合刻在范晔《后汉书》的帝纪之后。我以中华书局的校点本（以绍兴本为底本）为准，将《系年》所引《后汉书》的卷数一一核对并作了改动。 在陆先生的《系年》手稿中，我看到一张纸条，上面抄有《左棻墓志》及碑阴文字的全文，用解放后山东大学的便条信笺抄录了以下一段文字： 左棻字兰芝，齐国临菑人，晋武帝贵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四月二十五日葬峻阳陵西徼道中。 父熹，字彦雍，大原相弋阳太守。兄思，字泰冲。兄子髦，字英髦。兄女芳，字蕙芳。兄女媛，字纨素。兄子聪奇，字＠⒃卿奉贵人祭祠。嫂翟氏。这个资料，对于研究左思与左芬，非常重要。陆先生抄写时，未注明出处。经我查找核对，此系一九三○年河南偃师所出土，刊于赵万里编《汉魏六朝塚墓遗文图录》中。《系年》手稿原定左芬卒于二九五（？）年，尚未修改。我按照《左棻墓志》，对此条作了修改。一般情况，则保持手稿原貌，不敢妄改一字。 陆先生在生前没有看到《系年》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现在总可告慰于陆先生的在天之灵了。写至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唁师》七律、七绝各一首： 点纂遗编灿有光，音容宛在岂能忘。 三秋侍座频频问，六载守庐郁郁伤。 诗海联珠联月耀，文林比翼比云翔。 灯前掩卷空追忆，鸿著书成献瓣香。 探珠学海不寻常，八十万言铸焕章。 书成人逝诚遗憾，却忻后学有津梁。 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四时脱稿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木字右加怀的繁体字的右半部 ＠⑵原字为找字的左半部 ＠⑷原字为实字的上半部下加是字 ＠⑸原字为匕字下加火字右加页字的繁体字 ＠⑺原字为土字右加廷字 ＠⑼原字为代字的左半部右加榷字的右半部 ＠⑽原字为代字的左半部右加垂字 ＠⑾原字为代字的左半部右上加山字下加隽字的繁体字 ＠⑿原字为商的下半部 ＠⒀原字为跑字的左半部右加束字 ＠⒃原字为马的繁体字右加票字右加寸字 原载：《文史哲》1983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