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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声言说郭沫若早期诗学的氛围里，伍世昭的新著《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以下简称伍著）于2003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心灵诗学”的命名，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心灵诗学”是作者把郭沫若早期诗学放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五四大背景下进行观照的成果。郭沫若早期正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传统文论和现代诗学激烈碰撞与糅合的五四时期，而如何在如此复杂的文化网络中仔细辨识和体认郭沫若早期诗学的脉络，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意味的学术难题。 伍著通过对中西文化、文论的检视与分疏，觉察到郭沫若早期有意地对理智、“外在律”、“目的性”诗学观点的漠视和回避，它紧紧抓住由灵感、自然流露、“内在律”统摄而成的“情感论”这一核心概念，从而归纳出“心灵诗学”的结论。这凸现了郭沫若之于同时代文论家的特殊个性，是对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以“情绪”概括创造社（含郭沫若）文学价值构成的理论的超越。 严格说来，郭沫若早期诗学并不是一个诗学理论家自觉构筑的一套完整的诗学体系，伍著是通过仔细的爬梳和整理，发现了郭沫若早期诗学的许多闪光点。其中之一就是郭沫若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文学家对诗学理论的高度敏感性，可以说，他的诗学“自悟”（自我感悟）更大于对诗学系统的有意建构，这样也就更贴近郭沫若本人性格气质以及其早期诗学的实际。伍著重点抓住传统文化、时代背景与西方文化三因素，让郭沫若置身于其中，观察他对多种诗学因素进行怎样的选择和重构。正因为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前结构”的潜入，加之时代需要的制约，并适应其气质个性，就决定了郭沫若对西方文化、诗学总是施加有意或无意的改造，像阐释老子的歌德化，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同化表现主义的“抽象表现”，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比附精神分析学说的梦论等。这一批评实践，就把郭沫若早期冥想、感悟、沉思的零星片段、点滴感受联结、深化而成了一种极具郭沫若“个性”的比较完整的诗学体系———心灵诗学。 就西方文化、文论对郭沫若早期诗学的影响研究，一般学者喜欢把它的独特性简单归纳为尼采“超人式”的主观与弗洛伊德式的冲动的结果，即使开列出一长串西方文论家的名单，往往点到为止，未加深究。伍著却从西方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学说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等诸种文化中比较全面地检阅了“心灵诗学”，细心发掘上述西方文论内部的联系性、共同点，强调的是诸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对于“心灵诗学”的功能与作用，恰恰是这一点，切合了郭沫若早期感觉式、诗意化的非理性的诗学理论的真实状况。 另外可贵的是，伍著不是以西文或传统文化因素的“预设”理念去解释或印证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所表露出来的细微暗示、蛛丝马迹，它是从郭沫若诗学的“夫子自道”的“告白”中，用西文和传统文论的已有成果，加上自身的创见去认识和建构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体系，这是伍著比较诗学、文化互释方法具体实践与充分展开的必然结晶。抓住了郭沫若“夫子自道”的理论原点，伍著在经过大量的材料辨析与方法论的展开之后，获得了对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把握的自信和自在。 关注郭沫若的早期诗学，不能忽略郭沫若作为文学家的另一重“身份”。伍著用自己条分缕析细细爬梳而来的“心灵诗学”去诠释郭沫若早期创作，让郭沫若诗学与创作“互见自证”。伍著对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含新诗、旧体诗）、小说、戏剧作了整体性解读，从中分析出其创作实践与诗学理论的相互发现与相互悖离：针对一些认为郭沫若早期小说“不能节制”的批评，伍著通过对《残春》《叶罗提之墓》《歧路》等小说的文本细读，结合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中灵感、无目的、情感自然流露等重要观点，得出了“在叙事理性的节制中，让感情无节制地放纵奔流，恰好是郭沫若早期小说的显著特征”的比较合乎情理的结论。 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互相证明，避免了用浪漫主义泛论的概念去简单归纳郭沫若乃至创造社同仁的宝贵的艺术个性。郭沫若早期由灵感、情绪之“体”到语言形式之“相”、“相体一如”的诗观，相比强调情感与想像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显然有别，这也说明了郭沫若在中国传统文化（如王阳明“心学”等）指引下，怀着自我扩张的文学理想，对西方文化、诗学进行选择时，既有接受的一面，也存在疏离的一面。通过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对其创作的“自证”，伍著的结论又多了一份坚实的创作实践的支持。 伍著别有新意地发现了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自悟”、“自道”、“自证”的鲜明特点，这不仅是对一个现代诗学个案的成功解读，而且对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有诸多启示。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艺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而真正把握处于思想激烈交锋时代的诗学话语本质并对之重新审视，有意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的努力又不多见。一些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即便是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看似是“无目的”论的唯美主义诗学理论，其实如康德所言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功利主义的诗学内涵已潜藏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里。所谓“物极必反”，声称最唯美的可能最后走向最功利的。因此，以郭沫若早期诗学作为建构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个案进行解读，显然是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