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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 张英进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末，英国作家彼德·阿克洛依德准备为伦敦作传时发现，有关伦敦的著作已有两万多部，这些书籍几乎涵盖了一个城市的自然、生态、经济、制度、人口、日常生活、象征体系等等所有领域，就连伦敦的石头、伦敦的夜晚、伦敦的流言也可以书写成书。可见，城市具有无法限量的可解释性，因为，巨型城市超出了人的认识界限，越来越成为难以识读的对象，每个人都可以或者命中注定不得不只能抓住城市的某个碎片，像盲人摸象般对城市作一番解释，正如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拼盘，对城市的界定也必须由各种解释拼接，多重声音组成。也正是这些极具个性化的解释，最能显示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这个迷人空间的种种隐秘幻想、欲望、迷惑和认知的渴望。 在我看来，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1996)，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碎片感和解释视角的新颖。本书覆盖的时间跨度是晚清(19世纪末)到民国后期(20世纪40年代)，同时也涉及了社会主义时期到新时期(截止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写作。但是，千万别以为它是一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发展史，而是通过对三个时期具有典型性的文学作品以及电影的重新解读，拼连出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北京、上海进行“文学构形”的图画。因此，本书的结构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关于中国小镇、北京和上海的文本的碎片构成的，其研究的重心也不是城市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中的城市”；不是城市如何影响了文学，而是文学、电影如何通过对城市的“构形”成为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生产形式。作者有意绕开文学中的城市再现的真实性及其与现实城市的关系这一难题，而是强调文学与电影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如何象征性的构筑“真实的”或“想象性”的城市生活，如何使城市成了一个问题，而且使城市成了一种“负面形象”。如此，便赋予了文学以主体地位。正是通过鲁迅对于绍兴的反复描绘，这个地方才成为我们熟知并在今天去探访、应证的地方。不过，鲁迅通过无数碎片为我们建构起来的是一个荒凉的、寂静的、单调的、无生气的、冷漠的、不祥的、黑暗的城镇，问题在于这些界定已经先在地深深扎根于我们关于现实绍兴或鲁镇的认识之中。《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将鲁迅、沈从文、师陀笔下的小镇纳入“文学中的城市”视野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把小城看作牧歌田园、原始生命力的源泉，还是看作稳定、封闭、衰落、腐朽的结合体，不论是叙述者以启蒙者的立场揭露其触目惊心但被其居民视为当然的黑暗因素，还是带着宽容的心态进行民俗学的描绘，都反映了作者从有形或无形的现代视野对于远离时代变革潮流的小镇所承载的传统生活及价值体系的复杂感情。 从小镇到古都北京，作者强调的是北京“构形”的“空间形象”。的确，没有古老的宫殿、城墙、牌坊、庙宇、城门、被岁月磨蚀了的狭街胡同，靠什么彰显一个城市的悠久呢？但是对于老旧事物的迷恋的前提是赋予古旧和时间以庄严神圣的价值，正如文艺复兴的一些英国人硬是抹杀伦敦的罗马血统而将其说成是特洛依的翻版。尽管现代时期不断书写着北京的中国作家们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如老舍、张恨水，但在张英进看来，这些作家在北京的塑形中，似乎更迷恋老北京的形象——“故都景象”，除了那些标志性的地方外，茶馆、胡同、私宅、公园、杨柳、池塘等等自然景象的展现，表现的是对故都文化成就和自然美的诗意感受。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即使到了30年代，北京依然是传统的、乡村化的，但它也面临着如何面对现代的问题。 不同于北京表现中所凸显的“空间形态”，上海的文学再现则更加强调“时间”的涵义。正如作者所说，在100年的时间里，上海逐渐获得了流动、变迁、不稳定、转瞬即逝、幻想、光怪陆离、沉醉、幻灭等涵义，其中都包含着时间主题，与此相应的是文学中空间结构的变换。从《海上花列传》中固定在妓院和旅馆的空间模式，到《市声》中空间的多元化、不稳定，再到30年代电影《压岁钱》中随着一枚银圆的流通，按照时间的顺序描述纷繁的空间转换，以此反映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并表现出描绘上海地图的愿望。在我看来，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现空间的变迁，在空间变迁中展现时间的力量，对城市空间的迷恋是许多城市文学作品的特点，描绘城市地图的愿望，恰恰反映了对于无法认知的城市的把握。 强调时间也罢，突出空间也好，性别结构似乎是所有城市文学中无法逃避的。两性关系的变迁是价值观念最直接的反映，而女性作为城市风景中最重要的景观，则构成了男性观看城市、认识城市并与城市发生联系的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城市作为欲望的场所，不得不依赖女性来体现这一本质，因此，城市的性别化和女性的被欲望化便是城市构形中必不可少的一大主题，中外文学莫不如此。本书的作者不仅分析了小镇、北京及上海文学中女性、性别与城市形构的关系，而且通过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分析，探讨了看城市的女性视角。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09-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