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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主体性的生长方式，可能是研究晚清以来历史的所有领域的共同支点。文学领域自然不例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往往聚焦“强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当然，不否认“强国文学”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制约性促发。但是，从晚清以来，中国/西方之间的对应是多层次的，多渠道的，更重要的是多心态的。也就是说，中西对应的方式除了中国“压迫性”地输入“强国文学”外，至少还有一种方式：中国“主动式”地输入“弱势民族”的文学。这是鲁迅以来所开创的传统，也是《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宋炳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提出并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中西对应的文学关系研究中，要么以强国文学为唯一，要么就是在以强国文学为主来研究的时候，捎带论述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状况，比如郭延礼先生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是研究翻译文学的力作，也提到了弱小民族文学在中国的绍介翻译，但是在全书的框架中，不可能对此做系统的研究。对晚清以来中国主动式地输入弱势民族文学做整体性地研究，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生长，乃至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的生长，《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做了开拓性的学术探讨。 《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一书整体性地描述了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好的学术著作，一般都有“史”的知识谱系作为根基。全书的第二、三、四章，以时间为线索进行了相对细致的梳理，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如匈牙利的裴多菲、挪威的易卜生、波兰的显克微奇、丹麦的安徒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瑞典的斯特林堡等，但更多的是我们非常陌生的名字，如芬兰的阿霍、保加利亚的伐佐夫、捷克的穆拉淑维支等；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许多国家如塞尔维亚、南非、立陶宛、秘鲁、罗马尼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葡萄牙、爱沙尼亚等，它们的文学在解放以前就已经介绍翻译到中国。这体现了作者对史料的整体性把握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当然，整体性把握并非是无一遗漏，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资料的全面整理，没有十年冷板凳的功夫、没有上百万字的篇幅，恐怕难以显现其全貌。《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是尽可能地丰富一些。在“史”的梳理过程中，作者揭示了各个阶段译介的不同特色。比如，在20年代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人，往往有留学日本和俄国的知识背景或者中国本土成名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他们译介的思想起点是把中国被凌辱的近代历史和现实与弱势民族的被凌辱的事实互为镜像。在30年代，关于译介弱小民族文学在内部发生了分化，比如鲁迅与林语堂对此的不同态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南京政府意志之下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弱势民族文学的介绍，使得对于中国对于弱势民族文学的理解更为复杂。对于这些事实的梳理鉴别，体现了作者十分辩证的研究态度。 《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选取泰戈尔作为个案分析。泰戈尔处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认同西方又反抗西方，对“民族概念”解构的同时又形成新的“民族主义”观点，《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以此为线索，看到了1924年批判泰戈尔文化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处境。就研究的方法看，《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中个案的分析，融合了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后成功的文学研究范例。 以“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为题的思路，暗含了一个潜在的二元对立：强势民族文学在中国。那么，在“弱势”和“强势”之外，或者在“弱势”和“强势”之间，有没有第三种可能的方式？《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一书的第六章“世界语理想与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对此做了别开生面的探讨。对于20世纪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语言领域的关注可能多一点，而文学领域就实在太少。《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一书把从世界语翻译的弱势民族文学作为话语场，揭示世界语内涵的世界语主义，即消除民族隔阂趋向世界大同的政治诉求。在这个基础上，描述了世界语的双层意义：在世界语运动的现实层面上，世界语经历了参与晚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到与二三十年代工人运动结合的转化；在翻译文学的层面上，以此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建构民族意识的内在理路。世界语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制，同时也是在一种“弱势”心态下创造的，恰好契合了19世纪末以来所有弱势民族的共同心态，但是，世界语的世界主义理想是否仍属于“弱势”对“强势”的一厢情愿？不过，中国作家不仅用世界语来翻译弱势民族文学，同时也用来翻译强势民族文学，如果把这种翻译看成是沟通强弱的追求，那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种追求背后所要建构的民族意识会有怎样的形态，《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原载：《文艺报》2008-4-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