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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品读》 鲍鹏山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建国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在今天看来已经很多了，比较有名的不仅有早期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有近期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么多的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以正统的文学史著作出现，告诉读者文学史上发生了什么。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学术性，即它们都以学术著作出现，以一种完整的体系出现。 但文学毕竟是富于想象的，文学是心灵的窗户，因此，文学史的写作应该也是心灵对文学的品读。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有了鲍鹏山这部《中国文学史品读》。 这部文学史品读一改过去那种知识介绍性质，改变那种学理性研究，代之以个人的品读，这其中包含着作者对文学史现象的深层的思考。鲍鹏山对于文学史的界定是独特的，他说:“文学史就是心灵史。”作为心灵史的文学史，其品读自然也就充满了心灵的感悟。首先，作者把心灵中对于文学史现象的疑问摆在了台面，让人们再次对文学史产生疑问，如《诗经》的编撰，鲍鹏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大雅·板》、《大雅·荡》、《大雅·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献诗说一直是关于《诗经》收集的一个被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但是，鲍鹏山以他思想的敏锐，看到了这个说法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于《诗经》诗歌收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诗经》作用的认识，因为在《国语》中，记载的是王可以通过“公卿”“列士”献诗而了解天下，诗歌具有裨补时政的作用。而这一说法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文学的功用。 这部书中还充满了个性化的思想，对文学史的个性化的品读。如关于《诗经》的一个典故，谢玄以为《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最佳，历来的评论家也都受此影响，都认为这是《诗经》中的名句，在诸多文学史著作中也都引以为《诗经》艺术特色的标志。而鲍鹏山却说:“这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诗经》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说:《陈风·月出》。”接着，作者以自己的感悟，叙述了为什么《月出》是最美的一篇。这就是个性化的阅读，个性化的感悟，至少，他没有人云亦云，他按照他的思想情感的感悟去把握文学，他看到了他心目中的文学的本来面目。 类似这样的个性思想的表露，在这部《中国文学史品读》中比比皆是。再如对于桐城派的评价，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独特观点。桐城派历来被认为是清代散文的一大流派，评价一直也比较高，其所主张的义理、考据、辞章，被认为是散文创作的要素。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在文学史上也被赋予很高的地位。鲍鹏山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散文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认知能力的体现、道德情感的体现，那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不能不说，绵延二百多年的桐城派文章，于提高民族的认知能力了无作用，了无贡献，甚至，它还起着相反的作用，那种陈腐的、僵化的文风与道德观念麻痹了人们的思想，麻木了人们的道德情感，障碍着人们的认知。 这也正是从思想的高度对桐城派作出的评判。其实，桐城派文章所说的义理，于思想史发展来说，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宋代理学的再次延续，这种思想，对于长期处在封建制度之下的中国社会来说，确实是太陈腐，太缺乏创新了，不，应该说是根本就是腐化、落后的，是禁锢人们思想解放的东西。桐城派所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对文学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形式，一种禁锢人们思想解放的工具，可以说它并不能列于文学之林。“文学固然离不开描摹现实，但文学更多的是表达愿望，表达和引导向往，因此，想象力是文学的重要的元素。恰恰相反，桐城派文章毫无想象力:无文学想象力，无生活想象力，无理想想象力，这样的文章，乌得谓之文学？”鲍鹏山看到了桐城派文章的实质，对桐城派作出了合乎文学的评价。 在这部著作中，鲍鹏山一再强调，文学需要想象，文学是心灵的体现。也许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人，在对于文学的本质作进一步认识的时候，他发现了我们学术界存在的解构文学的现象，发现了我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特点。因此，这部文学史品读就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它引发我们对文学史作新的思考，对古典文学作出符合自己个性的解释。鲍鹏山对中国文学史作出了全新的阐释，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史，是中华民族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的渊薮”，文学研究，“乃是对文学最高价值的认知，并且，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力，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当下的文学研究，很多是越来越远离普通百姓，对于提高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能力已经没有多大帮助。鲍鹏山的这部著作，对于改变文学研究的现状，无疑有着一定的意义。 当然，以一己之力撰写文学史，不可能做得完全合乎所谓的规范的文学史。本书也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历代作家的把握不全面，一些在文学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作家，如韩愈、陆游等，在这部书中都没有见到。其次是各部分所用力度不均，一些小节较长，一些较短，一些优秀作家如李白之类，所占篇幅反而不及一些小作家。第三，全书的体例不太统一。这些问题，其实也更突出了个性化的特征。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5-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