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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里，关于中国电影与电视剧的评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站在主创者角度的热情的“鼓励式批评”，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是批评者对作品的解读之纲，导演和编剧的阐释就是批评者的最高阐释，所以哪怕是再差的作品也有其可取之处；还有一类是学院派的客观理性的“理论主义式批评”，批评者挥舞着理论话语和专业术语的利器，剖析着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文本，最后使中国文本沦为西方理论诸流派的合理注脚。而仲呈祥先生这本图文并茂的《审美之旅》打开了另一扇批评之窗，带来一种清凉。他不乏热情与鼓励——一个中国影视业发展３０年艰辛历程的历史见证者与参与者，倾注了对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热爱与关注。他不遗余力地褒其所长，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摇旗呐喊。然而他并没有“一边倒”地倒向“鼓励式批评”。官员身份的背景没能笼罩住一位有着深厚哲学修养和独立学术品格的人文学者，他的批评之刃，锋锐无比，贬其所短，透辟入里，因此他又不乏犀利与深刻。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影视艺术的美学理论与影评剧评的自选集。书里有两辑文字，其中“银坛百年变幻 影人千古风流”，谈的是电影与大师，下辑“荧屏百花绽放?摇电视艺术评弹”，谈的是电视与戏曲。从《黑炮事件》、《红高粱》到《渴望》、《牵手》与《长征》，对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20多部主旋律影片与电视剧的精辟评析，精准地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３０年来影视作品审美风格的流变图：从缅怀恩师——“能看出五步棋”的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先生，到“蔡楚生的‘票房奇迹”和“夏公的担心”，把我们拉回大师辈出、经典纷呈的历史时空。于是这本评论选具有了“批评史”的意味。从《艺术美学与建构和谐社会断想》，到《中国电影百年的断想与反思》，再到《让科学的文艺评论发出声音》，一位影视美学理论家、批评家的美学思想和实践轨迹跃然纸上，于是这本集子同时也就成了“思想史”。 如果说这些作品和大师是散落在中国影视艺术发展长河中的颗颗珍珠，那么串起他们的是仲呈祥先生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与美学观。他说：“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着意引领，构建和谐，此乃定律。文化一味‘化’钱，艺术止于‘养’眼，后患无穷。因为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才能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之，让文化一味‘化’钱，艺术堕为只满足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养’眼，甚至‘闹’心，那么低素质、低境界的人，会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也空耗掉。因此，文艺求美，美在和谐，人类审美的终极目标，在坚守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仲呈祥独到的“‘化’人说”和“‘养’心说”彰显出理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仅在于理论本身的鲜明与响亮，更在于这种理论有着现实的根基，捕捉到了文化潮流涌动的气味，并能做出精当的描述与预测。他还对“红色经典”改编热泼冷水，“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至少各种文科的‘学’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广告学’的影响，‘经典’在不少场合竟成了推销术中的常用语。”“这些改编者没有‘高抬高打’，却‘低取低走’，采取了变红色为桃色、变英雄为凡夫，或变黑色为绿色、变坏蛋为善人的低俗策略。对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不是采取‘细说’，而是采取了‘戏说’，盖在于改编者缺乏应有的历史感和诗意。”仲呈祥用一种带有温度的文字，进行着自己的思想创造。这种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面向广大受众的思想理论创造，用鲜明的人文价值立场，与貌似高深实则是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理论主义式批评”，划清了界限。 类似于钟惦棐先生“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精辟论断，在此书中也时有体现。如载于《文学评论》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关于《红高粱》的评论，“但作为一位意欲‘更上一层楼’的艺术大手笔，面前恐怕还有一座‘我注六经’的艺术高峰需要翻越”。此论断发出后２０年过去了，张艺谋创作上的痼疾顽症仍在于此。批评的透辟在于刀刃的锋利——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也在于刀背的厚度——精深的哲学理论素养，没有这个厚度，也就没有了力度。 光、影一幕幕落下，仲呈祥以一位文字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进行另一种形式的保存与分析，光影的机理在激扬的文字中呈现。感性身体的直觉性与历史理性的概括力互不约束，而是在同一平面中铺排，形成了畅达清晰的观念，使感受与思想保持弹性与活力。若能有幸聆听先生的讲座，其幽默机敏、率真无忌、出口成章的演讲风格，与此书的行文风格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就是它由一篇篇集合成一本书，翻着全书反而不像单篇那样过瘾，能够在某个角度淋漓尽致地深入。这种总体的单薄与单篇的深刻可能是所有选集的一个通病吧。 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与一位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相遇。 原载：《中国艺术报》2008-7-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