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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亮的新作《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新时期小说》是关于新时期小说文体发展嬗变的一部学术著作。在此之前，从文体的角度来研究新时期小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要想很好地切入这样的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是非常必要的，需要选择一个有效而且具有学术生长性的理论基点，而该部著作选择了“文化诗学”作为理论指导来进行研究。具体地说，该书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入手，以“文化诗学”为宏观的理论视阈，注重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为当下新时期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提供了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范本。 在文学研究界，存在着“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所谓分野。这里的“内部研究”主要指从文本自身（如语言、修辞研究）进入研究，而“外部研究”则是从文本外部（如文化、历史、政治等）进行切入。“文化诗学”的研究宗旨就是通过将文学文本放置在民族语境和世界语境的双重视阈中进行研究，通过对东西方批评理论的结合，开创文学批评的新视野、新境界。这无疑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郭宝亮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贯彻了这个原则，他通过对新时期小说发生、发展的本土文化语境和世界性文学发展的梳理，概括出新时期小说发展路向的文本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综观全书，从宏观的视野入手，通过对寻根、先锋、新写实以及9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小说创作的评述和研究，从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角度入手，生发出许多极具理论价值的观点。如从“人的沉沦和抵抗沉沦的喜剧”的角度来研究新写实小说，超越了以往研究止步于单纯的文化研究方式；从具体的语言运用角度研究王蒙小说的“反思疑问句”使用和“亚对话”的文本特质，凡此种种，可谓新意迭出。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具体生动地打通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理论界限。 “文化诗学”作为一个理论基点，贯穿了整部著作。比如作者对先锋小说的研究，首先从语言形式切入，进而追溯这种语言形式背后的文化意味。作者以苏童的《罂粟之家》为例，指出历史的本质作为欲望如何有效地植入文本，从而说明先锋小说不单具有文本实验的艺术品格，同时也深刻地表现出历史发展、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作者在这里的研究角度，冲破了传统对先锋小说的认识。将外部的思想文化研究同内在的文本呈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极其生动地实践了“文化诗学”这一理论基点。 在“文化诗学”的方法论指导下，作者在本书中努力实践多元的批评模式，在注重个案反映的同时又注意到总体性的创作思潮的一致性，有效地避免了研究的孤立，也避免将个案研究视为对理论的单纯印证。在研究格非的《褐色鸟群》时，作者将小说的思维模式定位为现实和虚无两种叙事模式的博弈，拓宽了读者对先锋小说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启发性。又如对刘震云的研究，作者敏感地发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大众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倾向，然后以此为具体的文化语境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故乡面和花朵》等进行比照研究，从中发现其微妙的互文关系，从而对刘震云的创作风格得出结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从文本入手，通过语言的研究来重现作家的生命体验，又通过自己熟谙的历史文化知识的渗透，研析出刘震云独特的小说语言风貌和叙事策略。这样的研究方式，超越了以往对于新时期小说研究路向的一元化选择，从崭新的理论视野生发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理论生长点，这样的研究对于后来者无疑有着启示作用。 当然，郭宝亮研究的理论深度不是来源于外在的理论，而是始终建立在对文本的细读之上的感悟中，是对作品的感悟与理论的契合。因而，这种研究不是套用而是活用，是灵动的鲜活的，很少生硬呆板的感觉。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的说来，《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新时期小说》一书既自觉地贯彻运用了“文化诗学”的批评理论，同时也实践了具有多元性质的新的批评动向，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和新的研究方向。该书的出版无疑将为新时期小说研究提供优良的研究范本，因为作者从方法论和具体实践都体现了对本土文化和外来语境的难得的包容性。《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新时期小说》不愧为一部优秀的关于新时期小说的研究论著。 原载：《文艺报》2008-7-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