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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学界对词学理论的研究渐入佳境，作为其直接源头的唐宋词学论著自然更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中间，产生年代最早、最具系统性与理论性的专著当属宋人王灼的《碧鸡漫志》。一方面，由于它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有些条目常为学者引用，然而，因其通行本在文字上时有讹误，故于引述颇多不便；另一方面，人们对这部专著重要性之体认尚未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有识之士每以为憾。故此，岳珍博士的《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校正》）一书的问世不仅非常适时，亦且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学界的期待。 《校正》意在为学界提供一个准确可靠的新文本，然欲达此目标谈何容易！时日旷远，字句错讹者多在所有，脱文、异文者难明本义，更何况，各种版本星散异地，欲搜集完备就不知要耗费多少心力！前人多有校雠难、考订难之叹，可岳珍博士以女性学者特有的细心与严密，不畏艰辛，不惮繁琐，广搜版本，爬罗梳理，考异补阙，订正错讹，终于还《碧鸡漫志》以本来面目，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善、最可信赖的一个足本，为词论研究做出了令人钦慕的重要贡献。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该书的框架设计与写作旨趣。本来，文献整理类著述有不同的要求与标准，如校正就与点校、笺释等有所区别。校正一类书籍，往往是前有说明，即多半对原书的有关情况、校勘凡例等略加介绍；后有附录，即多半选择若干资料如各版本序跋、参考书目等以附其上；正文各章节出以校记，即多半排列各本异文，一般不作主观性评断。而该书除此之外，于“前言”部分，重点评价《碧鸡漫志》的价值，阐明校理的必要性及其原则，即有意略介绍而重论述；“附录”部分，对参校的十四种版本，一一指出其优长及缺陷。又有《版本考》一文，对版本系统之源流加以考索，而尤可称道者是《王灼行年考》实即王灼年谱。这位两宋之交的重要学者，正史没有为其立传，传世典籍中也没有发现他的碑志墓铭。校正者依据王灼残存的少量作品及相关零星材料，寻隐烛奥，科学判断，终能勾勒出王灼一生行实的基本脉络，首次撰为此谱，是一项相当可贵的成果。这一部分并非客观胪列资料而重在考辨。正文部分，于“校记”中时出按语，或作注释，或进行详细考证。此又并非仅仅排比异文而间作笺证。这样，读者阅完该书，就不但能够了解《碧鸡漫志》的原文全貌、性质与价值所在以及作者王灼的生平大节，而且也从中体察到校正者的写作思路、某些词学观念甚或才识学养。一部理论性著作，首要之事当是考虑整部书稿的框架体系、章次设置与理论要点，《校正》一书能作上述设计，乃别具手眼，颇有可借鉴之处。 当然，最能体现校正者识见与功力的还是对《碧鸡漫志》的校理。在这方面，择其要者，可举出如下几点： 其一，版本搜罗齐备，选择底本得当。《碧鸡漫志》宋五卷本已佚，现存版本为一卷节本与五卷足本两个系统。这些版本分藏于大陆各图书馆，天一阁抄本则馆藏于台湾，校正者将现存全部有参校价值的版本悉数收集，其中的周折与劳苦不难想见。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择底本。岳珍博士经过再三斟酌，决定用知不足斋本作底本。这是因为，校正本要尽可能恢复宋本的原貌，则必须采用五卷足本。而在五卷本系统中，祝抄本是一个选抄本，只存三卷；天一阁本在诸本中应属佳本，但惜为残本，文字缺漏较多；汲古阁本虽为足本，又是钱校一卷本之底本，还保存了王灼的《碧鸡漫志》自序，是今存唯一完整无缺的文本，但知不足斋本却基本留存了汲古阁本、钱校本、唐宋丛书本等版本的文字，是经过著名藏书家鲍廷博校理的刻本，虽其校勘比较粗疏，但从总体上说，该本内容之完善及文字之通畅，均胜于其它传世诸本，后出的五卷本包括现代通行的《词话丛编》本皆以此本为祖本。因此，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以其它十余种版本参校，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版本已全，底本既定，校正者以对校、理校、他校、通校等多种方式精心比勘，钩玄索隐，校异同，定是非，为使《碧鸡漫志》成为足资凭信的完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二，词学宗师唐圭璋先生编辑的《词话丛编》标点本《碧鸡漫志》，是目前学界广泛使用的本子。该本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对少量文字进行过校改，并新加了校语，较前人旧本高出一筹。由于种种原因，盖主要同前者一样，或未能见到也就无法利用祝抄本、天一阁本等其它五卷本加以校勘，故而仍承袭了知不足斋本的不少文字讹误，这也是重新整理《碧鸡漫志》的重要因由。《校正》一书汇集海内外珍本，不仅对通行本的文字有重大校改，而尤其是发抉出了长期以来由于文字讹误被湮没的重要词学理论命题，为宋代词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史料。比如，“汉初古俗犹在”（1。4）条中有“文采有余，情性不足”语；“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1。13）条中有“本之情性，稽之度数”语。其中“情性”一词，知不足斋本、词话丛编本作“性情”，而天一阁等本作“情性”。校正者从版本依据、语源出处、语法结构等方面详加辨析，说明宋本原文应作“情性”而非“性情”；同时又旁征博引，阐释“情性”与“性情”不同的理论内涵，指出，王灼提倡“情性为本”的词体观，并试图以之取代“以声为本”的传统词体观念，这正体现了当时词学思想的主潮。又如，“各家词短长”（2。16）条中有“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异耳”数语，其“不得”二字，知不足斋本、汲古阁本、《词话丛编》本皆无，天一阁本有。校正者按，此乃叙述宋人两种不同的词学观点。以苏轼为旗帜的情性派认为诗与词同本情性，二者不当分异；以柳永为旗手的声律派认为词别是一家，诗词应当分异。王灼之语正是在坚持情性派的观点而驳斥声律派的主张，如脱去“不得”二字，语义正好相反，使上下文意产生矛盾，且完全曲解了声律派的根本观念，事关重大。因此，“不得”二字不可以脱去，必须据天一阁本校补。 其三，《校正》一书改正了历代版刻造成的失误，恢复了王灼本的原貌。其例难以胜举，比如“易安居士词”（2。25）条引温庭筠诗句：“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其“桃核”二字，知不足斋本、汲古阁本、词话丛编本作“桃叶”，天一阁本作“桃核”。校正者征引大量典籍，从诗句出处与语义诠释双重角度进行考察，指明王灼原文定为“桃核”，否则，不仅谬误，也破坏了原诗的意境。再如，“宇文叔通词”（2。30）条中“宇文叔通久留虏中不得归”句，“虏中”，知不足斋本、《词话丛编》本作“金国”，天一阁本、汲古阁本作“虏中”。校正者指出，靖康之变后，宋人行文讳言“金”字，并引述王灼文集有关篇目及其它佚文，证以王灼凡言及金国均称为“虏”，据此可断王灼原文当为“虏中”；知不足斋本的改字，也是因为清人避忌胡虏、夷狄等字样。除此之外，《校正》一书还注意校改王灼原文的史实错误，恢复历史的真实。比如“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1，11）条中有“汉以来，男有虞公”一段话。“虞公”，诸本均作“虞公发”，是知王灼本人已误。证以《艺文类聚》引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哀”句，可判王灼是因误断“发”字属上句而致讹。又如“麦秀两歧”（5。65）条中“唐封舜卿性轻佻”句中，“封舜卿”，诸本均作“封舜臣”，亦王灼原文之误。封舜卿，《旧五代史》有传，《太平广记》之“封舜卿”条亦记其事，而唐末五代大臣也并无封舜臣其人。由上可见，往往一字之差，使文义谬之千里，给后人带来诸多麻烦和理解上的混乱，贻害无穷；而有些错讹，还要到版本之外的诸种典籍中去查考，这就更增加了校勘的难度。 完成一部高质量的文献整理书稿不是件容易事，有时却往往费力不讨好，如果没有献身学术的执着精神和甘坐“冷板凳”的毅力，是难以坚持下去的。岳珍博士历数度寒暑，辛苦劳作，终成此著，实大有益于学林。但任何事情都不会十全十美，本书亦有可商榷之处。比如，书中前言、注文及附录中，重复说明同一问题的文字较多。此可采用适当方式，未必不可以此略彼详；将王灼生年斩钉截铁地定为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虽有不少证据，但并不十分确凿，似应留有余地；引书亦有错字，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论集成》”，“集成”前衍一“论”字；“《诗词曲语词汇辞》”之“辞”，应为“释”字。此盖为排版印刷之误。在编排上，王灼的序文既出“校记”，可否考虑排在目录之后？另外，大陆版书籍一般不附索引，近年偶尔有之。作为文献整理书籍，再版时能否就某项内容作一专门“索引”？如能作一“引得”，则本书可能更加完美。建议是否可行，聊供参考。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